<p class="ql-block">《公社化时期的公共食堂》</p><p class="ql-block"> 今天是祖国母亲诞辰七十五周年的生日。作为比共和国大几岁的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几十年跟随着祖国母亲经历了无数次风风雨雨的洗礼，走过了多少坎坎坷坷的道路，一庄庄一件件，历历在目好象是发生在昨天一样。</p><p class="ql-block"> 今天我要写的是《公社化时期的公共食堂》，文章记述了本人的亲身经历的小故事，纯属个人的回忆录。</p> <p class="ql-block"> 把时光拉回到一九五八年。是年，我刚满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备考升初中。</p> <p class="ql-block"> 那一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史称北戴河会议）。会议提出：高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广阔的农村中大搞公共食堂，号召大家放开肚皮吃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东村社员可到西村食堂用餐而且吃飯不用钱，社员每月还可以按出勤工分领到相应的工资。</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为深入贯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政策，铲除资产阶级滋生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暴发户，不准农民开荒种菜，不准养三禽六畜，不准分自留地，取消农贸市场交易，农民成了名付其实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割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官僚主义作风迅速蔓延。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濒临滩涣。到一九六零年由于南涝北旱的自然灾害，加上苏修迫债，全国人民步入饥荒年。</p><p class="ql-block"> 我们村共有二千多人口，四百多户人家。全村分成三大自然片区（新楼，顶寨，大楼），按上级的指令每个自然片区只能建一个公共食堂，全村共建三个大食堂。按当时政策规定，社员不准在自家生火做饭，各家各户的锅鼎全部上缴公共食堂，灶台一律锄除。食堂的餐厅由几个祖祠打开通道联起来，指定位置每户摆一张餐桌，社员只好每日三餐到公共食堂就餐。</p> <p class="ql-block"> 一九五九年，食堂人均基本口粮每月九斤米，每人每天不足四两米。食堂的铁锅是特制的，约一公尺方圆五十公分深。每餐炊事员放满一锅水，淘进几斤米和一大箩筐包菜叶，熬上一个多小时，那粥是烂得看不到米痕。就餐人员各自提着一个大瓷缽，排长龙由食堂人员根据你家的人口多少分派稀粥。由于僧多粥少，每餐至少要排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喝到稀粥。最可怕的是冬天，北风呼啸，稀粥在木桶里拆腾个把钟头，打上已经凉掉一半，能保持50度的温粥就不错了。</p> <p class="ql-block"> 我的父亲半年前在汤溪水库劳动时患上慢性胃炎，吃上食堂的冷粥后胃就阵阵发痛。我母亲多次向队长乞求，让我父亲的口粮退回家自煮。开始队长是不同意的，母亲要求多了，队长拗不过母亲的乞求，只好同意只退我父亲一人的口粮，并且定时每月只退一次。</p><p class="ql-block"> 记得一九五九年夏天， 有一天中午，我提着篮子到食堂退米。食堂总务大鼻陈国光（因他是酒糟鼻，人称大鼻）第一次皮笑肉不笑地给我打招呼，并很快地称好米交给我。我也不管他是善意还是恶意，反正米退完就走。当我走到大门口时，正在纳凉的邻居加客叔公和福桃叔公二人关心地问我父亲的病情，并顺手接过我米篮子，问我退多少斤米，我顺口说：九斤。加客叔公把篮子簸了一簸说，这米那有九斤。他拿到总务室一称，怒气冲冲地抓住大鼻总务的衣领说，你给阿弟称多少斤米。大鼻国光心中有鬼说，是不是称错了。加客叔公把手一推，另一个手握紧拳头说，你敢吃掉阿弟二斤米，你要知道，他的父亲病重在家等这点米去救命，这二斤米你能吃得下吗？福桃叔公也凑上去说：“大鼻亚，做人要讲点良心，欺负一个小孩算什么英雄”。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在门口捡了一块石头冲上去要和他拼命，加客叔公更是拳头掐出汁就要打他，大鼻国光马上承认错误，向我们三人检讨同时在米缸里称二斤米还我。在二个前辈的帮助和劝说下，我把他臭骂一顿原谅了他，其实也没他办法。</p> <p class="ql-block">我回到家里，把此事与父亲说，气得他脸红耳赤。父亲说，要不是我生病他哪敢欺负你，记住，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出这口恶气。从此以后，我每次去退米，大鼻国光都是如数称还我。</p><p class="ql-block"> 公共食堂持续了二年半时间到一九六一年初全面解散，恢复各家做饭。</p><p class="ql-block"> 时光一晃就六十五年过去了，退米这件事深深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每当我回故乡探亲时，总要去看看当年公共食堂的遗址，一股辛酸的味道不知不觉由然而生，有时还偷偷的滴下几点眼泪。</p><p class="ql-block">2024年10月1日</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