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年度工作报告的“高、深、新”

广陵杂陈

年度工作报告，是对过去一年工作情况全面回顾和来年工作规划部署，通常被称为大报告。岁末年初，大报告是各单位的“必修课”，也是“笔杆子”们的“重头戏”。

大报告质量要求虽无有一律，但约定俗成标准，似乎不外乎“高、深、新”三字，即“高度”“深度”“新意”是也。由是，一些大报告为了体现所谓“高度”和“政治站位”，不惜连篇累牍照搬高层文件和领导讲话；为了凸显“深度”，热衷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炫耀大词、热词、造词；为了在标题上“语不惊人死不休”，过度滥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而陷入“新八股”。

作为承载上年工作和下年规划的文本，大报告当然需要“高度”“深度”“新意”。然而，“高、深、新”绝非单指文本形式上的“花拳绣腿”，更是要求内容上的“顶天立地”。“政治站位”不是简单重复高层文件和领导指示，而应将高层“几句话”原则精神，落实细化成本单位“几件事”才是“高度”；将本单位“几件事”，提炼升华到符合高层“几句话”精神才是“深度”；将本单位工作置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统筹部署科学安排才是“新意”。

《淮南子》云：“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郑板桥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强调的文道都是，作文应当用最朴素语言概括最深刻道理，用最简单话语涵盖最深邃思想，用最简洁表述说明最复杂问题，用最精炼文字表达最广阔内涵。文章“短贵简美”，古今皆然。中国史上诸多传世名篇，无论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诸葛亮的《出师表》《后出师表》，抑或贾谊的《过秦论》等，都是言简意赅而又意蕴隽永的佳作代表。可见，仅就好文章标准而言，大报告也大可不必本末倒置，将“高、深、新”要求变异为纯粹字斟句酌的文字游戏。

邓小平的文章讲话，可谓朴实无华，平易近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伟人虽然不刻意讲究文采，不喜引经据典，不讲空洞大道理，但说的都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白话，赋能的却是直入人心撬动历史的磅礴力量。若论文章境界，这才堪称得“高、深、新”三昧的出神入化。

“真佛只说家常话，妖怪才嗜对仗句。”现下一些大报告不说“人话”“俗话”“白话”，喜欢说对仗句、排比句和绕口令，完全背离“人”的记忆规律，压根儿不共情听众的主观感受，无论“笔杆子”们如何在“高、深、新”上绞尽脑汁搜肠刮肚，让他们过犹不及大失所望的是，结果殊途同归，庶几不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讲得文采飞扬听得万念俱灰，便是台下听众以玩手机“无声抗议”或打呼噜“有声抗议”。

范文澜在《反对放空砲》指出：“写文章不是因手痒了，嫌纸太多了，而是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大报告在“高、深、新”上走偏，折射的是文风偏差。高层历来强调改进文风，要求在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上下功夫。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文风不正贻害无穷。“文者，贯道之器也。”从内容上检视，不良文风表现为不触及实际问题，不共情公众感受，不回应群众关切；从形式上反省，不良文风表现为投上所好哗众取宠。

大报告在“高、深、新”上走偏，表现为文风症候，根子在作风病灶。防范规避之，当然还得从正风入手。

作者简介：陈庆贵，高级职称，曾任某地文联（社科联）副主席。1984年始发表诗歌、散文、时评、杂文等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瞭望》《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杂文报》《杂文月刊》《经典杂文》《杂文选刊》、香港《大公报》《信报》、美国《侨报》等境内外数百家媒体。曾获各类奖项数十次，其中，全国评论、杂文奖24次，杂文《痛打“狗心理”》获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三文分获2013、2014、2015年江苏省报纸副刊杂文一等奖。多篇作品入选多版本全国年度杂文年选，已公开出版个人杂文集《红楼关得很沉重》《鹰眼守望》《苍生人话》《思路话语》《世相杂陈》五部。创作成就、自传入书《中国当代杂文家》《走近杂文家》）。个人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美篇：《广陵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