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父亲的错

沐沐

春节将近，想念父亲了。

想起父亲健在时家里过年时的热闹情景，凭窗眺望遥远的星空，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墙上那面嘀嗒走着的老钟，犹如一座历史的时光机将我带回那遥远的年代。

我1964年上小学。不到两年后，文革爆发了。一天放学后，班主任老师将我和班主席留下来，拿出两张红小兵申请表让我们带回家，让家长帮助填写后交回来，并说你俩就是我们班的第一批红小兵了。

很难相信，当时我们是全班五十位同学公开投票选举出来的班干部，票数最多的一位自然就是中队主席了，我是中队委员。我三步并做两步高兴的回到家将表格递到父亲的手中。父亲看了看表格儿，又看了看我，忧郁了片刻，面有难色的说，“还是把表儿退回给老师吧，我们家不够条件，谢谢老师吧。”

爸爸是我最崇拜的人，按现在的流行语说，那就是我心中的男神。爸爸虽然只有初小的文化，但在我心目中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如在外面遇到什么不明白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家问爸爸。

听了爸爸这话，我没有做任何反驳，顺从地又不无遗憾地将表格儿放回了书包，但在心里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儿，“爸爸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人缘儿也很好，总是告诫我们遇事要先替别人着想，他既不是什么走资派，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会有什么问题让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小兵呢”，我想，这一定不是爸爸的错。

自此，红小兵好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再也没有提及过此事。直到小学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的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还是在毕业前加入红小兵吧，不然上了中学对你加入红卫兵，共青团都会受到影响”。我想，原来的班主任一定和现在的班主任沟通了此事。于是，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红小兵。

一个深秋的下午，看公用电话的来传呼要我父亲去接电话，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人，爸爸去上班了，于是我去接了电话。对方说他们是北京部队的，来找我父亲搞外调。那时，我的一个堂哥在北京部队当兵。我将他们带到了居委会，后来他们又去了派出所和父亲的单位。春节，堂哥回家探亲，我听到了父亲和他的对话，“你的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吧，是老伯耽误了你的前程，对不起了。”“没有关系，以后会有机会的。”

堂哥退休之前是大校军衔师级干部。提及此事只是想以此告慰远在天堂的父亲，堂哥很优秀，您并没有耽误您侄子的前程，那本不是您的错。

1976年，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片警找到妈妈，说让我去帮助他整理居民档案。坐在派出所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看着眼前一册册泛黄的线装档案，按照警官交代的要求开始了我的工作。

几天后，按顺序终于翻到了父亲的那一页。“担任过国民党时期的警察”那一行字在那有些褪色的文字中，显得是如此的刺眼。原来这就是父亲的历史问题，我手心冒出了冷汗。因为看到“国民党”这仨字立刻就会联想到电影里的特务。

回到家后，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过了几天，在家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偷偷问了妈妈一句，“爸爸怎么是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呢？”出乎我意料，妈妈很冷静、淡定的回答，“那时候是国民党当政，给政府做事由的都算是吧，那是解放前的事啦，现在共产党来了就都为共产党工作了。”

好在不久党中央就揪出了四人帮，终于结束了10年动乱那荒唐的年代。

母亲作为一名家庭妇女、文盲，对父亲在解放前所从事的职业做出如此理智，甚至富有哲理的评判，现在想想都有些难以置信。

也正是母亲的回答，更坚定了我，“不是父亲的错”的想法。父亲是个好人，凭他的性格和做人的品行，不管做什么工作，我坚信父亲一定会坚守他职业道德的。

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罄竹难书不堪回首，而我家的这点小事实属微不足道，生活可以说过的还算得上是风平浪静。而父亲这十年一直背负着对家庭的自责和愧疚，是可想而知的。二姐在河北省插队十年，三次被选派去参加考试上学，考试是全县的前三名，最后都因父亲的这一纸档案问题没被录取。最后是19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才办病退回来的。母亲说，“你二姐遭受的打击太大了，精神上没受到刺激，能正常的回来太好了。”

作家冯骥才先生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中写道，“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而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墙上的那面滴答、坚定的向前走着的老钟，不仅记载着我们过往的历史，也时刻在告诫我们: 一直往前走，历史的车轮不能倒退，愿悲剧永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