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长征（7） 懋功会师

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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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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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懋功会师

第一节 进入岷江流域

　　一、迎接党中央

　　在土门战役后，徐向前指挥许世友率领的红9军和程世才率领的红30军先头部队进占茂县。随后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一部直逼向西南占汶川、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4军、31军一部，则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北进的这一路，本想占领松潘县城 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屏障茂、理。但是胡宗南部抢先一步，占领了松潘。松潘城厚，防守坚固，红军缺乏有效的炮火，遂退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对峙，阻止其南下。4军、31军另一部在北川、片口一线地域东面的川军。为两军会师做好充分的准备。

　　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茂县召开各军领导会议，决定派遣先遣队，开往小金川地区，迎接党中央，策应一方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5月下月，方面军命令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第9军军长何畏率领第30军第88师和第9军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参加了此次会议。大家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两军汇合指日可待，异常兴奋。

会议决定，从9军抽三个团、30军抽两个团，西渡岷江，南下宝兴、芦山，扫清敌人，开辟道路，迎接中央红军。30军抽的是88师的两个团、9军25师的一个团、27师的两个团，共计五个团的兵力西进理番、懋功，搜索接应中央红军，总部派电台跟随。

会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都作了讲话，说明此次会师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动员，奋勇杀敌，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给养和慰问品，以实际行动热烈欢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特别强调，“会师后一定要搞好团结，一切行动要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李先念在《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忆懋功会师》一文中记载，“接受任务后，我和李天焕同志(30军政治部主任)立即同25师师长韩东山等同志，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具体行动计划，动员部队尽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随后，我带少数部队，从茂县赶到理番，又向 88 师师长熊厚发和政治委员郑维山等同志传达总部的命令和部署。经过讨论确定熊厚发同志率263团留在理番继续同敌人作战，郑维山同志率师 265、268团和我们一起行动。”郑维山在《土门、北川河谷战斗》一文中有相同内容记载。

先遣队分两路出发，一路是9军27师一部（80、81团），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击由巴郎山方面西进的敌人；一路是9军25师（274团）和30军88师（265、268团），分别从汶川、理番出发直取懋功。

时任9军第25师师长的韩东山赶往总部领受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夹金山，为中央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总指挥徐向前对“会师前后的注意事项，尤其是如何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和搞好和中央红军的团结，指示得非常具体，反复强调了多次。”并明确指示，“以后的具体行动，将由30军政委李先念指挥你们。”这样一来，李先念率领的往懋功方向的一路将由三个团组成，另一路由两个团组成。根据以上资料，这一路由9军军长何畏率领。他们自汶川先后经耿达、三江、卧龙西进，执行迎接中央红军的任务。

何畏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参加过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2年随张国焘、陈昌浩进入鄂豫皖。张国焘非常器重他，1933年任命他为第9军军长，何畏感激张国焘的知遇之恩，坚决服从拥护张国焘下达的一切指令，成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其性格十分暴躁。到陕北后，何畏作为张国焘的忠实拥趸，受到批判。他自我检讨“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但在1937年4月19日深夜，他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后追随张国焘分别在国民党军统和中统任职。此后，关于他的一切变得扑朔迷离，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解放后何畏回到家乡海南，对往事绝口不提。

　　不久，徐向前又当面指示川陕苏维埃副主席、政治保卫局局长余洪远，“带领省政府、省级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赶去懋功一带，为迎接中央和一方面军做物资准备，主要是筹粮。”余洪远在《光荣的使命》一文中回忆，这支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机关一部分，妇女独立1团3营、2团1营、省工农医院、省革命法庭、省戒烟局等”共五千人组成的筹粮队，于6月初由北川出发，向西翻越红桥山，在东起两河口、西抵绰斯甲、南达懋功、北至金寺，方圆200余里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筹粮活动。”他们克服了国民党勾结反动土司、土官和头人的欺骗宣传和疯狂破坏带来的困难，争取了藏民人心，取得了绰斯甲喇嘛庙战斗的胜利。这一仗“歼敌700余，俘敌1500余，其中军阀武装300余，土司武装1200余。解放群众四五百人。缴获大量步枪、藤枪、青稞、肉干、奶渣、酥油、糌粑、皮仓、帐篷、马匹、牛羊、牦牛等。”筹粮队先后在绥靖、崇化、马尔康建立起数个粮站。两军会合后，朱德总司令专门前来看望余洪远率领的这支特殊队伍。

考虑到中央红军转战中可能遇到的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等困难，徐向前总指挥在30军、9军先遣队临行前特地要求“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88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

　　从理番到懋功有三百多里，中间还要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红桥山，这是红四方面军首次翻越大雪山。

6月初，前锋部队9军25师在韩东山师长的带领下，三天就赶到懋功，一路上不断受到敌人骚扰纠缠。到达懋功东北抚边时，受到邓锡侯部的拦阻，夜间25师强渡抚边以北的大河，随后歼灭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反动武装七百多人。8日，红军攻占懋功，并乘胜派出队伍向达维进发。达维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小镇，居民大多是藏民，生活很贫困，对红军了解也不多，25师只能冒着寒冷露宿野外。次日拂晓，74团团长杨树华率领第3营向夹金山出发，准备一方面警戒东面的灌县（今都江堰）之敌，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

红74团第3营行进到巴郎地区时，曾与一股敌人相遇，战斗中营长陈玉清等六十多人牺牲。这是两个方面军会师前的最后一仗。

　　二、不和谐的插曲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北进，穿越彝民居住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期间，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特委”，30日又在理番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张任“西北特区书记和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熊国炳、刘百成任副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委员共48人。张国焘以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事后有人认为，在两军即将会师之际，张国焘这样做是想今后在与党中央打交道时能占据主动。本文认为这一说法是对的，但仍有人对此存在模糊认识，有必要作如下梳理：

1、关于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提出。

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江油附近召开各军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西进岷江地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会上，张国焘针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多的特点，建议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根据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会议“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5月16日张国焘在茂县城内召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开会，决定组建“西北特委”和“西北联邦政府”，并担任西北特区书记和西北联邦政府主席。

2、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和《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的主要内容。

《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 ；“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救穷人的政府。”

《布告》宣告“ 西北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遵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正式宣告成立。”不知其中的“中央政府命令”具体内容或是否存在，但这句话明确了“西北联邦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总体而言上述内容都没有太出格之处。

《布告》还称“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坚决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26军、陕南红25军、川南红93军，并团结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除了数字夸大外，这一段主要问题是，将红26军和25军纳入“西北联邦政府”领导之下，这就是自说自话，给自己授权了。

《布告》最后宣称，“本政府是西北一万万五千万工农和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的政府，一切对穷人和弱小民族有好处的事情，本政府誓以全力实行，一切危害和侵犯穷人和弱小民族利益的匪类，本政府坚决消灭之。”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与江油会议提出设立“西北联邦政府”的初衷一致。民族问题是红军在西北生存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但事实是，在“西北联邦政府”当中，“所有成员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没有党组织，也没有少数民族代表。”

最离谱的是“西北特委”在《祝辞》中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旗帜的树起，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围绕这一旗帜的周围，有中央六十万西征大军，有陕南红25军，陕北红26军，有萧、贺红二、六军团，……”，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红2、6军团、25、26军都应该围绕在这一旗帜周围，“西北联邦政府”俨然成了中央政府。

3、关于凯丰的《列宁论联邦》和《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内容。

1935 年 6 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两河口会议，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发展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6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第2期和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分别发表了《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列宁论联邦》。

《列宁论联邦》主要精神是讲苏维埃革命，是推翻沙俄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调和式的联邦政府。这篇文章有照搬苏俄经验之嫌，对张国焘刺激最大的是《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凯丰在这篇长文中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挑战中央权威。张国焘于是找到张闻天等，质问文章是否根据中央决定所写，并对凯丰的批评感到愤怒和不满。张闻天回答“当前一、四方面军急需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后来的事实尽管证明凯丰是对的，只是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当时的处境，不宜捅破这层窗户纸。

但若说是凯丰的文章导致后来张国焘的南下，则言过其实了。以张国焘的野心，和两河口会议上他的主张，这几乎是必然的。根据会师后的6月15日红2师给朱德的报告，红四方面军约十万人，一方面军只不过三万人。此前张国焘、陈昌浩一直以为起码三十万（《西部联邦政府布告》中，达到了惊人的六十万），遭到徐向前的反对，但后来的欢迎标语上仍是三十万。其实自从迫不得已撤离川陕根据地至两军会师，张国焘的态度总体是前恭后倨，就像一个落难的人想去投奔富裕的亲戚，最后却发现亲戚连自己都不如，于是张国焘头脑中的军阀思想开始滋生发展，以为自己实力强大，公开与中央叫板。

张国焘会师前成立“西北特委”、“西北联邦政府”，看似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却无少数民族代表参与，其实更多是嘴上花活，没落到实处；上述《宣言》、《布告》中的某些说辞，看似表示服从党中央领导，但更多是面子工程，或是为了麻痹大多数人。《祝辞》和《布告》中的部分内容，最终还是暴露了他的野心。

张国焘后来辩解说，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紧急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不得不首先考虑生存问题，与各地苏区的联络处于中断状态，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马上就恢复了对于白区的领导。

第二节 懋功会师

　　一、先头部队相遇

　　5月底，中央红军从大渡河和泸定桥渡过大渡河，一路追击川军。6月7日，进占天全，然后突破杨森部设置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开往跷碛，准备翻越常年积雪的夹金山，红2师4团奉命担任先头部队。 6月12日下午，4团完成翻越，到达北面山脚下。

　　当天，正在25师师部的韩东山师长突然接到74团报告，74团和中央红军会师了。

韩东山马上将此喜讯报告给了李先念。根据李先念回忆文章，“6月12日，我和88师部队进驻懋功后，接到韩东山两次电话报告，说9军25师的先头团和1军团2师的先头团，在达维以南、夹金山北麓的木城沟胜利会师了。”25师的先头团就是74团，李先念和韩东山的回忆文章均未提及会师的一方面军具体部队。李先念将此消息报告给了红四方面军总部。

与此同时，88师也在懋功发动当地群众，腾房子，扫街道，筹备给养，编节目、写标语、集中慰问品等，准备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由汶川前往卧龙方向的红9军第27师第80团，此时也正在向夹金山方向寻找中央红军。12日，他们与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2师先头第2营和4团团部（当时第3营营长曾庆林在，故 3营可能也在），意外地在达维东南相会。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关于四方面军，当时，我们只知道他们在岷江边的理番、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他们到了夹金山北麓。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军委早就提出来了，我们抢渡金沙江，夺取泸定桥，就是向着这个既定的目的前进的。哪知，我们翻过雪山就意外地遇到了亲人啊。”由于4团团部携带了电台的缘故，这一消息被及时上报到2师师部。当天，师长陈光专门致电中革军委汇报4团与80团取得联络的情况。

2师电报内容与李先念、韩东山的说法似乎形成了矛盾，如何解释？

先头红4团翻越夹金山后，进入陌生地区一般都会分路行动，以便相互掩护。杨成武的回忆录中未提及1营，本文推测正是第1营在达维南面与25师的74团会师，4团团部和第2、3营在达维东南与27师80团会师，这也符合80师布置在74团东的实际。当时，1营没有携带电台，会师的消息由74团电话报告25师师长韩东山，韩报告30军政委李先念，李再报告红四方面军总部。

查阅《红军长征史料》（综述、大事记、表册）和文献（3），6月2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致电党中央，已派李先念率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联系，汇报红四方面军情况。但在文献部分，未发现中央回电。6月12日，张国焘给中央电中也有“望立即恢复电报交通，经我懋功电台派发”。当天徐向前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及“电码密本亦编好告知，便灵通消息”。直到13日始有电经李先念飞转朱德、周恩来、毛泽东，16日中央致电四方面军，贺两军会合。同时，杨成武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意外相遇”一说，也佐证了当时通讯没有恢复。

由于四方面军总部与中央红军通讯联络不畅问题，所以四方面军没有如2师那样的电报留存也就不难理解。因而，综合现有资料证据，最大的可能是74、80团都参加了迎接，但是很难判断是74团，还是80团，谁先迎接到中央红军。

现在有些文章甚至所谓史料，只提74团参加，不提甚至否定80团参加是不对的，除了红2师的电报之外，《红四方面军战史》也保留了80团参加这一说法。除非有分量不低于该电报和战史的证据，才能否定80团参加会师，这是原则。但不管是谁，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红军的胜利！

　　同一天赶到懋功的红88师领导，得知喜讯后也专程赶至达维，与红4团会面。杨成武回忆，红88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和红265团前来达维看望红4团，并送了不少粮食，做面葫芦慰问4团指战员。晚餐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糊糊，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全都忘掉了雪山途中的疲劳。晚上还在达维镇的大坪举行联欢会，庆祝会师。演唱了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二、中央进入达维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到达达维25师驻地，受到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紧紧相拥，欢声雷动，响彻整个达维镇。

在当地一座喇嘛庙里，毛泽东等接见了25师师长韩东山，向他详细了解部队情况、当地情况、军民关系等。

15日晚，两军举行联欢会，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分别讲话。

中央领导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军委文工团和25师为大会演出了精彩节目，四川、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各地民歌山歌，一个接着一个。晚会中，大家热情洋溢，歌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落。深夜散会后，漫山遍野的歌声还久久不息。

就在当天中午，25师师长韩东山“接到通知说晚上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要开联欢会，并指定由我代表四方面军讲话”，欢迎中央红军。韩东山未提及接到谁的通知，很可能是四方面军总部的通知。据说何畏见到衣衫褴类的红一方面军时，曾说是“一群叫花子”。假如这是真的话，那么这看似蹊跷的安排，可能有深意。查《红军长征史料》（综述、大事记、表册），1935年5-6月，9军军长是孙玉清。与《红四方面军战史》记录不一致，但有的资料显示，1935年8月毛尔盖会议后，孙玉清才被调任红9军军长。里面似乎藏着端倪。本文推测以上或都与何畏后来叛变有关。

现在有的文章讲，何畏是迎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总指挥。其实从上述事实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其率领指挥的人数规模，或是在迎接会师中发挥的作用，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

　　三、伟大的会合

　　6月15日、16日，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互相致电，祝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离开达维。红25师一部和红5军团37团担任掩护和后卫。18日，党中央开进懋功县城，这座清乾隆年间因移民设屯而来的边陲小城一下子热闹起来。街道早已被88师的战士们和当地群众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张贴着欢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标语，各种慰问品也早集中在一起。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先遣队88师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被安排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当晚，两个方面军驻当地的部队，共同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热情的藏民，跳起了欢快的锅庄，欢迎这支从遥远的南方，跨越千山万水走来的队伍。指战员们欢欣鼓舞，又百感交集，懋功成了歌声、笑声和泪水交织的海洋！

　　中共中央《红星》报先后于6月15日第21期、20日第22期、27日第23期、8月3日第26期分别刊发社论“伟大的会合”，和“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赠给四方面军的弟兄们”、“接二连三的晚会——两个联欢会”、“ 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热烈慰劳”， 盛赞此次会师，报道会师的场面，颂扬兄弟情谊。

聂荣臻在《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回忆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从上到下,自发地从精神到物质上多方面安慰和慰劳一方面军的同志，更使大家深受感动。一方面军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也使四方面军的同志赞不绝口。就这样，两支兄弟部队在懋功及附近地区进行了多种热烈感人的联欢活动。”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红四方面军准备慰问物资时，这样写道：“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指战员普遍学会了剪皮衣服、撕羊皮、捻毛线、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点点滴滴无不体现了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兄弟般的情谊。

不在小金川地区的部队也纷纷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位于岷江以东的31军一批就送去了衣服五百件，草鞋一千四百双，毛袜五百双，毛毯一百条，鞋子一百七十双，袜底二百双。

红四方面军考虑到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和战斗，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还主动提出并经中央批准，调拨了三个团，约三千八百人，充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讲，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给予了中央红军最无私最慷慨的支持，假如没有他们的接应和帮助，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后来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将困难得多。

　　懋功会师，意义非凡。 两军会合，正值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涨的前夜，两支大军的胜利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各个击破，消灭一、四方面军的企图，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士气和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两军会合后，部队和地方党政部门组织和发动群众，先后在懋功、崇化、绥靖等地建立起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领导广大群众展开分配土地、牛羊和拥护红军活动。这也为红四方面军后来南下取得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谢谢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