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长征路（二十六）：遵义（一）

苍山一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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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湘江河夜色

贵州·遵义 我们在夜色中走进遵义。

当年红军渡过乌江，也是在夜幕中开进城中。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这位两个月前曾智取城口镇的红军将领故伎重演，带领部下换上黔军的衣服，诈开了遵义城门。1935年1月7日的凌晨，遵义在嘹亮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

　　遵义，是我们长征途中到达的第一座大都市。高楼林立的遵义，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对于一路在中小城镇和乡村间穿行的我们来说，突然进入一座灯红酒绿的大都市，所带来的惊奇和讶异宛如当年的红军。

一位红军战士跟着队伍行军四十里，从团溪走到遵义，有些凌乱的遵义城立刻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和热情，不顾长途跋涉的疲累，将遵义城走了个遍，然后和同伴兴致勃勃地品尝独特的辣子鸡丁。接下来几天，他给自己做了套新衣，还参加篮球比赛、跳舞，晚上住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翻看从土豪家拿来的报纸，美好的生活突然来临让他恍如隔世。

遵义—湘江河夜色

遵义城也因为红军的到来而热闹起来，满大街贴着标语，张灯结彩，各行各业都生意红火，欢笑声回荡在大街小巷。

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

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王树增《长征》）

贵州人吃辣是出了名的，我们却不敢吃，在酒店附近的小饭馆里点了一份清汤蹄花，味道鲜美，再来一小瓶习酒，唇齿间便充满了遵义的味道。

清汤蹄花

住在湘江河边可桢桥附近，从这里步行到遵义会议会址只需十几分钟。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杨柳街，游客如织，远远超过了我们走过的很多红色景点，或许是星期天的缘故，又或许是遵义的红色遗迹太过出名。

　　人们排着队进入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纪念馆也在这里。管理很严，进入前要经过全面的安全检查，不仅打火机不能带入，连我们随身携带的一把水果刀也被没收。有人扯起横幅拍照，不知什么原因也不允许。

尽管如此，景区内的管理还是让我不明所以，很多地方没有标识说明，比如气派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就没看到标牌，遵义会议会址的标牌也没有，问了管理人员才知道纪念馆旁的二层小楼就是会址。我记得“遵义会议会址”几个字还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不知挂在何处。还有会址二楼因年代久远，目前已不具备对外开放条件，所以未能看到，有些遗憾。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原是国民党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中央红军到遵义时总司令部驻于此处。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的二楼会议室召开，史称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邓小平作为《红星报》主编参加，会上补选为中央秘书长，李德和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两项：一是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红军战士杨家华被调到柏公馆担任警戒任务，他所在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会议室内的情形。博古先做报告，周恩来接着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然后讨论开始了，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是：“博古的发言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有个习惯，他一般都是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发言，可这次不一样，张闻天刚说完，毛泽东就跟着发言，说了很多，有一句话杨家华记得清楚，就是“哪个不晓得，两个拳师对阵，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开头就露出了自己的全部招数，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第二天，会议到最后，周恩来站起来作总结，末了用激动的声音大声说：“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和王稼祥一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赞同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当时只有何克全（凯丰）支持博古，不过两个月后他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彭德怀会开了一半离开，因为红三军团六师在遵义以南警戒，遭国民党的进攻，他要赶回前线指挥战斗。会议上最辛苦而又最尴尬的是伍修权，他不停地翻译，口干舌燥，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大家不能与李德直接交流，都盯着伍修权，似乎把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面对激烈的批评，李德心情糟糕透顶，不停地抽烟，伍修权坐在旁边呛得直咳嗽。

会议室

遵义会议最终作出四项决定：一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同时，改变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

　　历史对遵义会议作用和意义的表述几乎是一致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此后再没离开过，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陈独秀曾经坚决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意欲保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他没做到，毛泽东做到了。

担任警戒任务的红军战士杨家华没有参加会议，却亲眼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他兴奋异常，花光了自己口袋里的钱买了30个茶叶蛋，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庆祝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

20天前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从会议室走出来，晚风拂动着他的长发，平静的神情掩饰不住内心的澎湃，几年来他从未离开革命的浪潮，却又似乎始终游离于边缘，不知在忧虑和焦灼中度过了多少无眠的夜晚。当毛泽东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住处，贺子珍迎上来急切地问：“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毛泽东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

　　在逆境中坚持、抗争，毛泽东的字典中从来没有“逆来顺受”这个词。10岁的时候，他就以逃学的方式反抗粗暴苛刻的老师，怕挨打不敢回家，在外流浪了3天，最后回到家，出乎意料的是父亲没有责怪，老师的态度也温和了些，因此毛泽东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罢课”。13岁时的“跳塘”事件更是让他认识到，每当公然反抗保护自己的权利时，父亲就会缓和下来，如果软弱驯服只会招来变本加厉的打骂。倔强而又桀骜不驯的种子，也许那时就埋在了毛泽东的心里。

父亲毛贻昌很会做生意，他滚雪球般积累财富，这个韶山冲的农民送儿子去念书，是希望将来帮他记账，可真正激发毛泽东继续学业的却是一本书——《盛世危言》，此后毛泽东开始关注政治和苦难中的中国。

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刺激着少年毛泽东的神经，可他的思想还处于初期的混沌中。16岁那年，他到离家50里的湘乡上学，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娘家，毛泽东在这里读了与康有为维新运动有关的书，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两个人成了毛泽东的偶像。后来他又从韶山冲徒步120里走到长沙，从《民立报》上知道了广州反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于是激动不已，写了一篇文章公开贴在学堂墙上，鼓吹将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让康有为做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那时的毛泽东并不清楚自己能干什么，他弃学从军，但当了半年兵后又想去读书，先报了警察学校，接着又想去学做肥皂，但很快再次改变主意，准备学法政，后又改为商业学校并被录取，不过选择的却是另一家商业学校，但只上了一个月就退学，最后去了省立第一中学，这次上了6个月。在认真思考自己的前途后，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于是报考了湖南师范学校，五年后拿到学位。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却没什么兴趣，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觉得极度乏味。有一回图画课，他画了一幅“半壁见海日”，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圆。图画考试他画了一个椭圆名为鸡蛋，结果得了40分没及格，不过他的社会科学课却门门优秀。

遵义会议纪念馆

在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对毛泽东极为赞赏，最后把女儿杨开慧嫁给了他。那时的毛泽东青春热血朝气蓬勃，曾与人结伴徒步横穿湖南，足迹踏遍所经过的5个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想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献身的人，结果得到三个半人的答复，一个是罗章龙，后来他加入共产党又背叛了党，还有两个人成了极端反动分子，“半”个答复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达意见的青年，这个人叫李立三，李听完毛泽东的话就走了，他们之间似乎从来没有发展出友谊来。

　　尽管如此，时间长了毛泽东周围还是团结了一批思想先进的学生，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成为知名的共产党人，如罗迈（李维汉）、何叔衡、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他们在一起谈论有关人类、国家和世界的大事，还热衷于体育锻炼，除了徒步行走外，在烈日炎炎下脱掉衬衫暴晒，美其名曰“日光浴”，霜降后仍然睡在室外，甚至冬天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锻炼增强了毛泽东的体质，使得后来他能顺利走完艰苦的长征路。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此时他的偶像不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描述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奇怪组合”。

古城街道

毕业后毛泽东来到北平，在杨昌济的推荐下结识了李大钊并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馆员，那时他又赞成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主张。毛泽东在北平和上海两次见到陈独秀，陈独秀成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1920年，毛泽东在组织工人运动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建立并坚定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再未动摇过。

　　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一大”13名代表之一。13人中有7人叛党或脱党，4人牺牲，只有两人坚持到最后，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感谢造化，在极度动荡和残酷的风云浪潮中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农民的关注最早始自少年时期所读的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和文学故事，他发现这些故事的主角没有一个是农民，作为在中国占绝对多数的群体被忽视了。1924年冬天，在中共中央执行局工作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委员的毛泽东因病回到湖南，他开始将湖南农民运动组织起来，并取得成效。尽管农民阶级斗争和土地问题一直未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但毛泽东却一直负责农民部相关的工作，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经过考察，毛泽东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烈要求在农民运动中执行新的路线，并在后来的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上讨论大范围开展土地再分配运动，却被中央否决，甚至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的土地斗争主张都没有提交大会讨论。不过，会后还是组建了全国农民协会，毛泽东成为第一任负责人。

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加上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自此走上“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组织了秋收起义，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了。

　　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建立了稳固的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的数次围剿，可毛泽东的很多想法并未被党内认可，他的不妥协态度使其被排挤至领导核心之外，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走上战略大转移之路。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劫难后，终于在贵州北部那个叫遵义的地方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贺子珍感叹道：“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比任何人都能更深地感受到毛泽东的变化，他变得更加沉着、练达，思维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这是个人的命运，也是中国革命的命运，还有谁能像毛泽东这样把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

湘江河

（未完待续......）

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