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宝岛台湾往事，从马关割台到国府迁台

它山夜話

1、马关割台

在日本本州岛的最西端，有一座三面环海，风景秀丽的城市，名叫下关。

下关是日本有名的“河豚之乡”，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最地道的河豚料理。

从下关车站出来，乘公交车沿着一条沿海公路行驶约15分钟，就到了下关市的著名景点赤间神宫。

在赤间神宫旁，有一间背靠小山丘的旅馆，在这里可眺望漂亮的关门海峡。

走近这间不起眼的小旅馆，会看到一块题字碑，“春帆楼”三个汉字潇洒飘逸。

题字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明治时代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被誉为日本自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后的“第一人”。

下关，旧称马关，这个以河豚之城著称的城市，正是甲午战争的终点。

这座春帆楼，也就是100多年前《马关条约》的签署地。

不过春帆楼的古迹已在1945年的美国空袭中被炸毁，现在的建筑是原址重建的。

在春帆楼的一旁，建有“日清议和纪念馆”以留纪念。

走进纪念馆，在复原当年谈判现场的房间里，可以看到陈列的谈判桌和两方代表的椅子。

其中有两把是软靠椅，分别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专座，其他则为硬靠椅。

中方代表的椅后分别放有木牌，上面用毛笔字写有“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头等参赞官马建忠”等字样。

在中方代表位置的旁边，还放着两个绘制有花纹图案的瓷痰盂——这是当年日方专门为已经73岁高龄的李鸿章“贴心”准备的。

会议物品的周到摆放无不展示着日方对这场谈判的重视。

根据馆中陈列的日方当年拍摄的会议照片，在这幅以日方角度拍摄的照片中，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面对镜头正襟危坐，胜利者姿态表露无余。

而镜头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方人员只有一个背影和侧面，画面中的李鸿章显得老态龙钟，恰似当年在列强侵略中步履蹒跚的末代清王朝。

中国代表团中除了李中堂和他的养子李经方，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伍廷芳。

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早年在香港读书，后自费去英国念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洋务运动开始后，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

虽然伍廷芳在民国年间外交场上的叱咤风云为他赢得了举世赞誉，但他在甲午年间的所作所为却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

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接触时，伍廷芳多次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非常珍视这份友谊。

作为朋友，伍廷芳很够意思，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

不得不说日本人对当时清国的“统战”工作做的非常好——已经将“汉人”跟“清政府”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化。

日本人抛出了“驱逐满清，帮汉人复国”等颇具迷惑性的说法。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孙文等人都往日本跑。

马关谈判过程中有个小插曲。

在谈判前，日本狂热青年枪击了李鸿章，李中堂差点命丧日本。

一顿抢救之后，为了保障李鸿章安全，日方专门为他开辟了一条“小道”。这也成了谈判后国内清流们批评李鸿章“贪生怕死”的铁证。

因为这一枪引起的巨大国际舆论压力，日方把3亿两白银的赔款降到了2亿两。

一枪，一亿两白银。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代表团与国内的电报通信完全被日方破译，对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敕命李鸿章的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

因此除了这一枪带来的让步，李中堂的谈判技巧并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换个知县去谈估计也一样。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

大清帝国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予日本，造成往后五十年的台湾日治时期。

条约中文原本现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文原本则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

《马关条约》签署后，李鸿章明白自己一生的功业至此扫地。

1895年4月18日李鸿章登上返回中国的轮船，他异常悲愤，发誓此生再不踏足日本的土地。

1896年李鸿章访美归来，要在日本横滨换船。

他无论如何都不肯踏上横滨的码头，人们只好在美国轮船和他要换乘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

年迈的李鸿章就踩着这块跳板，颤颤巍巍地换了船。

割台之后，有人引用描述台湾的一句谚语“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创作改写为“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台湾所做的评语”；被引用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义，女无情，瘴疠之地，割之可也”。

但根据目前所有可见史料档案，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纪录。

相反，在当年的谈判记录里可以找到李鸿章关于“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等等说辞。

谈判的另一个主角，伊藤博文，在甲午之后成了日本上可以沟通天皇，中可以制约军部，下可以团结民众的领袖式人物。

历史往往被小人物改写。

因为一个日本中尉侮辱了朝鲜王后，惹毛了卫队长安重根，一幕刺杀了伊藤博文的大戏1909年上演在哈尔滨火车站。

伊藤博文身中三枪，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临死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浑蛋”。

割台的消息传到台北府，“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自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后，经过一系列洋务改革，当时台湾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已经领先于很多内陆省份。

在自己不能主宰命运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

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方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

此后台湾人民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

日本派来台湾的前三任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局面。

在乃木希典看来，日本统治台湾得不偿失。

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得从甲午战争赔款中拿出1千2百万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

于是乃木大将萌生出卖台湾的想法，并说动了当时的首相松方正义。

经过一系列幕后活动，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把台湾卖给法国。

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为日本首相，在他主持召开的军政要员会议上，乃木希典正式提出了他的卖台论，日本外务省也坚决支持卖台主张。

这时，被誉为“明治第一智将”的时任内务大臣儿玉源太郎起立发言，他反对道：“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乃木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是我们管理的官员无能。”

会上，儿玉毛遂自荐担任台湾总督。

之后几年间，儿玉源太郎治下的台湾日趋稳定，在台湾留下了深刻的日本烙印。

他也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大功臣。

台湾总督府厅舍，启用于1919年。在2015年著名的“两岸领导人会见”时，我方领导人曾向马英九询问“你们的总统府，就是日本时候的总督府吗？”

2、日据台湾

儿玉源太郎在“治台”的同时，也不忘给清朝找麻烦。

1897年11月上旬，在儿玉的支持下，陈少白等人在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并逐渐打开局面。

当时，儿玉源太郎等总督府的高层经常与同盟会一起筹划“起义抗清大计”。

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领导起义，儿玉源太郎不仅提供武器，还从日本殖民政府名下的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的金库中取了三百万两银子给孙中山。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双方约定，孙中山在惠州举义的同时，儿玉就出兵攻打厦门。

“日孙联合”，上下夹击。

后来因日本内阁改组，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遂叫停了台湾总督的计划，惠州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起义失败后，参与革命运动的日本人山田良政与多位兴中会会员惨遭满清杀害。

孙中山则于11月10日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儿玉副手）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航往日本。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人前往大陆并不受限制。因此许多台湾的上层汉人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

台湾原本单薄的文化土壤，更加流失殆尽。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铲除了原有的建筑物。

日据台湾的后期，日本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

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同时“皇民”也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

在侵华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作战，除了有名的“波田支队”，其余成建制的部队不多。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大量征用台湾人参军。

比如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就战死在菲律宾，后葬在靖国神社。

回看10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一个人是一样的。

人有“时来运转”，国有“国运不济”。

国运不济之时，覆巢之下，没有完卵。

近年来，好事者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赌国运”。

比如在当下的中国，“小镇青年”想发大财就要会“赌国运”。赌赢了，长安街上就有你的一栋大楼；赌输了，你的大楼就会被别人接管过去。

100多年前，东瀛之上，日本明治开化以来的一批狂热的社会精英，以整个国家的命运为赌注，连着对清国、俄国、美国三个庄家豪赌了三次。

其影响之深远，也一直到今天。

台湾日据五十年间一共有十九位总督，其中唯一葬在台湾的总督叫明石元二郎。

石元二郎是日本陆军大将，天才特工，台湾日据时期的第七任总督。

他在日俄战争期间资助列宁发动俄国1905年革命，把俄国腹地闹的天翻地覆，被称为一人可抵十个师团的人物。

当年他在俄国孤军奔走，面对俄国反情报人员跟踪追捕时，曾抄写了许多汉诗表示心境。

其中有一首他最喜欢的——“友爱情深忘故乡，追随到处凌风霜，别离休说断肠事，成败回头梦一场”。

几十年后，日本几代人豪赌的成果，伴随着“一亿国民总玉碎”的口号，在美军的燃烧弹下化成灰烬，成为了真真切切的“梦一场”。

而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二战的一场灰烬，让日本又获得重生，败而不败。

二战后期台湾驻有二十万日军，是日本“拱卫本土”的重要基地。

按道理讲，台湾是难逃战火摧残的。

不过幸运的是，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提出了著名的“跳岛战术”，被麦克阿瑟采纳。

盟军最终采取了攻占菲律宾群岛和冲绳岛等诸多小岛、跳过日占台湾以及其他东南亚占领区的方案。

没有步步为营，而是直扑日本本土。

因为“跳岛战术”，台湾“躲过一劫”。

除台北台南等几个大城市遭到了美军轰炸外，基本保留了几十年来建设的社会成果。

从马关割台至今，台湾和大陆“相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

1945年10月15日，国军在基隆港登陆，台湾人咏诵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热烈欢迎。

当时还有人谱了一首歌，歌词是：

“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然而不久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表现便令台湾民众大大的失望。

国军人员不仅纪律败坏、贪腐横行，而且限制民间经济活动，将在台湾所接收的物资无偿运往中国大陆，投入内战。

台湾完全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一块“小殖民地”。

由于大量物资粮食被运走，导致岛内通货膨胀严重。

不仅诸多民众饿死街头，治安状况也比日据时期大幅下滑，盗贼横行。

这一系列的矛盾，最终导致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台湾全岛反抗政府的二二八事件。

许多曾经热切期待国府统治和反抗日本的岛内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中惨遭国民政府杀害。

此次事件后，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好感度降至冰点，一股“怀念日据时期”的思潮开始蔓延。

直到今天，“二二八”都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伤疤。

每逢选举，民进党总会把二二八事件重新翻出来，煽动民众对国民党的仇恨，算老蒋的旧账。

台湾光复后，大批原先在台湾生活工作的日本人返回日本本土。

许多生活中朝夕相处的人，一时间分隔两地。

1945年的12月，一位日本籍教师在遣返船高砂丸号上，一字一句写下了给他台湾籍女学生兼爱人小岛友子的七封情书。

之后两人另组家庭，这七封情书也没能真正寄出去。

几十年后，后人们发现了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海角七号》。

台湾人对于日本的这种“复杂感情”，在艺术作品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3、国府迁台

对于历史人物，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只关注他在历史舞台上的那一段时间，而将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故事遗忘掉。

比如拿破仑，大家只会讨论奥斯特里茨，讨论加冕，讨论滑铁卢……谁又会关心他流放圣赫勒拿的岁月呢。

在台湾桃园中心城区南边十几公里处，有一个小镇叫做大溪镇。

大溪镇后山有一个呈牛角形的人工水库，水碧山青，叫作“慈湖”。

慈湖旁边有个不大的四合院，掩映在树林之中。

今天，在这能看到络绎不绝的大陆游客，却鲜有当地的游览者。这里就是著名的“慈湖蒋陵”。

若干年前，落草台湾的蒋介石走到此处，意外发现大溪镇的景色和奉化溪口镇老家相似，思乡心切的蒋公遂将此处作为行馆，称为“慈湖宾馆”。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却并没有下葬。

根据蒋本人遗愿，其灵柩暂厝在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陵寝，以待时机，归葬大陆故土。

1949年初，国民党自知大势已去，开始安排分两路撤退。

“海路”向大本营台湾撤退；“陆路”向四川、云南一带撤退，重走“中国远征军”老路。

从中缅印战争开始，国民党先后派出两批几十万远征军，不少人流落在缅甸一带，有的甚至在缅北终老。

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还来到密支那的云南同乡会馆，向3名国军老兵颁发抗战奖章。

“陆路”撤退缅北的国军最终也没成什么气候，除了部分军官士兵撤回了台湾，大多数人流落在了异国他乡。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

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

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乱世之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

在两百万人溃退台湾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太平轮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在这一场流浪中，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士兵，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

和残兵败将一起的，还有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他们都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我的后半生”。

离开大陆后，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们，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

这时，曾经的“西北王”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胡宗南飞到台湾后，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

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

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

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

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过大陆的土地。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其他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

当初在大陆时，他这个院长也没啥用；现在到了台湾，自然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不久，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阎锡山在民国时代的“辈分”是很高的。

他是清朝的步兵科举人，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时就是山西都督。

操劳了大半辈子，到台湾后，阎开始了平民般的生活。

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

半年后，他又带着十几名山西一路跟来的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身先士卒，风餐露宿，就地取材，插竹为墙，泥巴干草挡风，上盖石棉瓦。

山上无水无电，如同原始社会一样。

台风一刮，茅草房东倒西歪，石棉瓦不翼而飞——这让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

于是他带领侍从开山取石，定制红砖，购买水泥；仿照家乡冬暖夏凉的窑洞，结合日本和西方建筑的优点，建成“种能洞”。

蒋介石有一次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

赋闲后，阎锡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

有一年防空警报响起，侍卫们要“绑架”阎锡山进防空洞，阎锡山却笑着说：“钟鼓楼上的鸟，习惯了。”

侍卫们面面相觑，阎锡山又指着空空如洗的蓝天说：“他们在飘纸条子呢！”（指两岸敌对时相互利用气球空飘传单和小用品。）

阎锡山死后，他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地区后面。

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他的部下张日明，至今仍守护着老长官的墓园，已有60年。

今天的台湾，随手问路人，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阎锡山，老年人也回想半天才说好像有这么个山西人。

正如有人所说的：世界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问题。在时间面前，一切都将被淹没。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狡猾”的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

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是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西安事变”时，亲日的何应钦准备讨伐张学良，从而要了蒋介石的小命，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

现在来到台湾，在大陆张牙舞爪的各个派系反而都成了寄“蒋”篱下，国民党第一次没了派系斗争。

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

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也是颇为讽刺。

“改造”结束后，何应钦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

何应钦闲不住，于是参与了“国际冷战”。

当时有一个反共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何应钦不知道怎么就联系上了这一组织，还把他们邀请到台湾访问。

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

也就短短几年之前，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是何等荣耀。

如今，这个籍籍无名的民间小团体，竟成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新舞台。

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赴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

当时李宗仁是中华民国代总统，一场内战，民国连总统都输没了。

1950年，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最终选择了回大陆。

在美国度过六年后，不甘寂寞的他于1965年7月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

李宗仁这种大咖可是学术界的宝贝啊。

李还在美国的时候，美籍华裔的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唐德刚经常前去采访他。

唐德刚当时正好负责“口述历史计划”的中国部分，有时会带“一批教授”去和李宗仁“谈民国历史”。

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

后来唐德刚回忆道，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想想也是，诸如李济深、宋庆龄、陈绍宽、卫立煌、唐生智、龙云、傅作义……

大家坐在一起“复盘”天下大势，找找谁是“狼人”，谁是“预言家”，多么有趣。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

1969年，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因为“大哥”李宗仁回了大陆，日子更加难过。

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

蒋介石曾说：共产党是皮肤病，擦擦药就好了；白崇禧是心脏病，随时要我命。

早在1953年，白崇禧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

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在是台湾落寞终老。

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他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

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几经波折。

1955年，孙立人因僚属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这便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

孙立人将军还活着的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

多少年了，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

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自发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

最后我们聊一下故事的主角——蒋介石。

其实“介石”是他的字，也就像“润之”一样，“中正”才是他的名。

在台湾，当你说“蒋介石”，很多人会反应不过来。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此后数月之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

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下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好在，外交的失败，还不足以致命。

政权方面，蒋介石年事已高，蒋经国势力已大，现在交接，已是顺理成章。

蒋经国当时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严家淦有职无权。

蒋介石想趁自己在世时，让儿子名正言顺地当上“行政院长”，为将来接替总统职位打下基础。

严家淦也十分知趣，自觉让贤。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

在这些文告中，仍然是那些早已听厌的高调：“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决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蒋介石发表这些文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病，还是台湾的统治者。

蒋住院期间，对外高度保密。

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却一直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1973年7月，他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他还与他们合照，让报纸公开刊载，以向公众证明他的健康状况。

一直到1975年3月，蒋介石病情转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

自知时日无多，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口授遗嘱。

遗嘱由秦孝仪记录，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等签字，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口口口口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相左右。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儿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

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

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

1975年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化，只能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晚11点5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医生仍在抢救，注射心脏刺激剂，将电极直接刺入心肌，但已毫无作用了。

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

按照浙江老家奉化的惯例，在大殓前，蒋经国亲自为父亲穿衣服。

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所得三枚最高勋章，有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

仪式后，依照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的“慈湖”。

李连杰有一部电影叫做《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

电影的最后，激昂的背景音乐响起，船慢慢驶去。

黄飞鸿在码头岸上把青天白日旗扔给了已经上船的孙中山，然后孙中山扯开旗，说了两句歌颂陆皓东的诗：

但愿朝阳常照我土，

莫忘烈士鲜血满地。

回顾从清朝末年开始的求亡图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大家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每年国庆节，孙中山的画像还会摆在天安门广场上，其意义不言而喻。

转自：世界值得你我珍惜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