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让温文尔雅，心胸宽厚的周恩来总理，都用“坏”来形容的女人

孙启随

到了1966年下半年，聂元梓是全国范围内无可争议、独一无二的造反领袖。到了年底，这个地位逐渐为另一个造反派头目蒯大富所取代，聂元梓不甘落后，让她的军师们出谋划策，干几手漂亮的，争回自己的领先地位，他们决定要抢三个“头功”。

第一是“揪叛徒”的头功。



康生曾指示聂元梓他们“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记住了这个茬，1967年4月14日，在一次大型集会上，聂元梓主动走到康生身边，亲热地叫了一声“康老”。

“我们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也就是‘除隐患战斗队’，专搞揪叛徒斗争。”

康生眼睛一亮，侧过身去。

聂元梓汇报说：“前一阶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困难，进展迟缓，请康老给予指示。”

康生眼珠一转，用指甲抹了一下胡子，掏出笔来，当下写了一份“手谕”：

“…… 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材料，康生。”

聂元梓如获至宝，组织了“揪叛徒兵团”。

聂元梓事先同几个主要被调查的人谈话，作了安排，捏造假材料，并向康生汇报，诬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同志先后被捕入狱。其中 北京市市委书记刘仁双手被铐达5年之久，最后被折磨致死。

这时，一向不爱说别人好话的江青居然当众夸奖道：“聂元梓立了两大功：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叛徒集团。”

第二个抢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头功。



1967年1月，聂元梓决定由新北大公社同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联合发动对朱德的诬陷。他们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等三篇文章，刊登在《新北大》上，发行55万份，流毒全国，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抢的第三个功，是对邓小平总书记的诬陷以及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

孙逢一起草，聂元梓签名，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印行的“罪行录”之类的诬陷材料更多。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是北大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也被他们非法拘禁，开除党籍，刑讯逼供，最终被他们迫害得终身残疾。



从聂元梓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发难起，校内的反对派活动就从没有停止过，到1967年夏，各类反对聂元梓的组织大小不下20 个，原来跟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的6个人中，也有的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

聂元梓对付反对派的手段，比起反聂派要高明得多。她组织了专案组，从反聂派队伍中揪出一个个“反革命小集团”。

双方斗争白热化。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解决不了问题，自然而然地要借助于拳头，棍棒、长矛以至于火枪。



1968年春，经聂元梓同意，聂家兵制造了长矛等武器。3月28日夜，北大两大对立派终于武斗起来。那天聂元梓正在临湖轩，手下的几员大将跑来请求武力解决。她沉吟良久，终于把牙根一咬说：“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3月29日凌晨，反聂派被聂家兵打得从被窝里钻出来，光着身子跳楼逃窜。本来反聂派就是一盘散沙， 连个统一的组织机构也没有，武斗起来，不堪一击，不久就丧失了战斗力，不少人被抓走当了俘虏，蒙上眼睛接受审讯。

有两名没有参加武斗的学生被聂家兵刺死，其中一名是清华附中的学生。

武斗打得不能收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解除了双方的武装。

战斗状态结束后，这是1968年秋。这时候的聂元梓已失去了全北大造反派领袖的地位，她只能代表两派中的一派。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人几度更易，但始终没有作出有利于聂元梓的任何安排。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就被分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回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武装警察向聂元梓出示了逮捕证，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将其逮捕。

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述同样罪状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聂元梓曾把那么多人打入牛棚和监狱，最后自己也坐进牢房。

造反，让她付出了莫大的代价。这与她给国家、人民和社会造成的灾难和不幸是无法比拟的。可是一旦失去利用的价值，便被“四人帮”一脚踢开，最终成了“四人帮”的殉葬品的命运。使她一步步迈进牢房时，泣不成声：“我傻，我傻，我太傻了……”。

1986年，聂元梓因病假释出狱，但无钱、无房、遭人鄙夷的她，晚景十分凄凉，后靠着北京市民政局发放的生活费艰难度日，这也算是她的报应了。

2019年8月28日，聂元梓在北京去世，终年98岁。这个让温文尔雅，心胸宽厚的周恩来总理，都用“坏”来形容的女人，走完了她充满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