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龄时代

陈国义（晨艺国画）

　　看到今天校园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教学大楼和无忧无虑、专心致志读书的中小学生们，每每勾起我学龄时代的回忆。

忆写我的初小校园

自制土坯加向日葵秆的课桌

　　一九五六年我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一九六五年，入本村小学读书。学校条件非常简陋，一栋土墙秫秸顶的校舍，一对简易的篮球架和一座露天公厕，几乎就是学校的全部家当。没有课桌，老师领着我们把向日葵秸秆用麻绳穿成帘子铺在两摞土坯上，固定好再抹一层黄泥替代。没凳子，学生从家里搬。没有黑板擦，学生在家里拿来破毡袜。没有刷黑板的墨汁，学生回家刮锅底灰。没有篮球，拳头大的小皮球就是老师领着我们在篮球场追逐、争抢、投篮的稀罕物。学校穷，学生家里也穷。正常年景，每个社员每天能收入二、三毛钱。有一年不但不挣钱，反而给队里倒找钱。按工分找，每个工分倒找六厘。出工出力越多的人，倒找钱也就越多。一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这算不算是“按劳分配”。社员们就靠这样的收入来养活六、七口甚至是八、九口之家。七分钱的作业本，很多学生是拿不出现钱买的，只能拿鸡蛋到供销社去换。一个鸡蛋换一个本。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每家也就养五六只、六七只鸡，好像没见过谁家养十几只、二十几只鸡的。鸡可能是因为吃的不好闹情绪吧，都不情愿为主人多产蛋。就是这样的几只鸡，除了给学生买文具，也是一家人买油盐酱醋等生活品的主要货币来源。每人两元五角的学杂费，对于有几个学生的家庭来说是很难支付得起的。当时在同学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诶呀我的天啊，破鞋露脚尖啊，老师让我交学费呀，我说等几天啊”。教室不够用，两个年级用一个教室分上下午轮流上课。后来又两个年级同室同时上课。老师给左边的一年级讲课时，右边的二年级自习；给右边的二年级讲课时左边的一年级自习。露天公厕的间壁墙矮了点，一个淘气的男生隔墙朝女厕方向小便，尿水越过隔墙，正好浇在一个正在如厕的女生身上。弄的女学生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上厕所……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老师总是想方设法带领我们去克服困难，维持着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有一天，我背着书包来到学校。没看到老师，只看到师哥师姐们在忙着贴大字报。满屋满墙都贴着或挂着打倒xxx，炮轰xxx的黑字白纸。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上学不用背书包了，只背一个用红布特制的红宝书小包即可。白天在学校里，我们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学校要求每人都得熟练地一字不差地把老三篇背下来。后来又增加两篇，背诵老五篇。晚上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家各户说快板，唱红歌，跳忠字舞，揭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宣传文革的大好形势。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但这时学制缩短了，小学由六年缩为五年，高中由十二年缩为九年、十年。生产劳动也成了学生的一门主课。学期除了一周固定的农忙假（学校停课，学生回到各自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以外，生产队长还随时都可以把我们拉到田间地头。

那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日子挺不好过的。我虽然是富农子弟的子弟，但还是有同学提议不让我入伍红小兵。看到同学们都是红小兵，我即羡慕又自卑。为了阶级阵线分明，队里要求成分好的人家在房门边挂块红木牌，写上贫农或下中农，成份不好的人家挂黑木牌，写上地主或富农。生产队在打谷场里分口粮，队长指令贫下中农分上风头的，而地主富农分下风头的（那时谷物在场院脱粒后用木锨扬场，靠自然风力吹去谷物中的杂物，上风头的颗粒饱满，下风头的瘪粒多）。村小安排老师，宁可安排小学毕业的贫下中农子弟，也不用初中甚至是高中毕业的地主富农子弟。年轻姑娘找对象也不愿意选择家庭出身不好的人。“x你妈臭富农”成了有的人特别是某生产队长的口头语。我有个“富农分子”的四舅爷，平时挨骂是常事，有段时间还反复挨批挨斗甚至挨打，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天，我母亲从外面回来，一面慌慌张张地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两小木箱发黄的线装旧书往锅灶里塞，一面对奶奶说：“红卫兵破四旧来了”。奶奶惊慌地问：“你四舅又怎么啦”？听母亲解释后，奶奶才松了一口气。当然，成分不好也不总是坏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生产队经常有外派“民夫”修水坝、建矿山的任务。因条件艰苦没人愿意接这等差事。我父亲这个富农子弟，就成了每次“民夫”必不可少的人选。一九五八年，队里又接受支援矿山建设的任务，队长又点了父亲的名字。就这样我父亲来到临江铜矿。“民夫”任务结束时，矿里有条政策，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哪来回哪。就这样我父亲留了下来，成了全村人人都羡慕的矿山工人。有一次我父亲回家探亲时，在村头遇上了那位生产队长。他对我父亲说“陈xx，你能有今天得感谢我啊”。队长说的是实话，一点儿都没错，真应该感谢队长。不但应该感谢队长，更应该感谢那个“臭富农”家庭出身。

我们临屯“揪出”一个“国民党员”，一顿皮鞭过后不但自招，而且还“供出”了下线，而下线又供出下线……在短短几天内，一个不足百户的屯子里就“揪出”了六、七个“国民党员”。一时间，闹的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揪出”的是不是自己。

小学四年级时，我们转到大队部所在地读书，每天要步行往返十四里多地的路程。春夏秋三季还好过，到了冬季实在难熬。当时由于生活困难，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既没有内衬又没有外罩的棉衣过冬。我们每天放学都得顶着嗖嗖作响的西北风回家。冷风顺着棉衣前襟缝隙钻入袄内，让我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寒风刺骨。为了减轻寒风侵袭，我们只能倒退着行进在回家的路上。这还不算，在学校里我们还要遭受“坐地户”同学们的欺凌。领头的那位，手里天天都攥着一根小木棒，雄赳赳，气昂昂的。看我们谁不顺眼就往身上敲，稍有反抗就遭群殴。找老师解决也没什么效果。其实这时老师们也在互相打斗中，根本没人把我们的事当回事。没办法，我和我的伙伴们只好辍学在家。多日后经过母亲与那位领头同学的家长沟通，我们才得以复学。

　　1970年，我家搬到了临江铜矿。我也随之转入铜矿子弟中学读书。入学的第一天，石头砌墙木片瓦铺顶的四合院校舍、教室里的白色墙壁、玻璃门窗、单人课桌课椅、漆黑平整的黑板一一映入我的眼帘，又听说老师们都是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感到无比的新鲜和惊奇。

忆写临江铜矿中学校园

　　临江铜矿中学每天的第一节课（晨读时间），班长喊起立，在其领诵词引导下，全班同学先齐声三呼万寿无疆再齐声三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坐下听班长读报纸。天天如此，雷打不动。平日里还要积极参与名目繁多的政治活动：写决心书、撰批判稿、开批判会。批刘批邓，批林批孔批宋江，批读书无用论，批读书做官论，批白专道路，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潮流，当闯将。一时之间黄帅、张铁生又成了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学校有位老师因为在日记里写了“……我要把太阳锁在山洞里……”而遭到全校老师和学生轮流批斗。轮到我们班级时，班主任安排我为发言人之一。我在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里写了当时最时髦、最能表达忠心的两句话：“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到我发言时，由于紧张，竟然把亲读成拼，把拼读成亲。两句话都读完了，我才猛然缓过神来，顿觉体温升高，心跳加速，脑袋里一片空白。但奇怪的是同学和老师们没有任何反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时，我提起此事，同学们都说没听出来呀，不知道啊。一个班级里四五十人竟然都没听出来，真是万幸！

虽然是矿山子弟中学，但学生的 劳动任务一点也不比我农村老家学校轻。学校不但开设了农业常识课，而且每到农忙时节，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山上去支农。公路不平发动学生修路。矿山井下缺支撑木，发动学生上山砍伐和运搬。矿里建俱乐部，发动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林场植树任务紧张，就把学生带到远离矿区的深山里驻扎植树。为了解决冬季学校取暖问题，每年的初冬时节都要发动学生上山砍柴。冬季里学生轮流起早到教室生煤炉……别看我们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但我们个个都是生产劳动的能手。

那时，听说敌特活动很猖獗。人们互相传说着我家房后的老黑顶子上经常有敌特打信号弹。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但也将信将疑，有点胆战心惊的，作梦都梦到过敌特闯入我家，用枪指着我脑袋的情景。有一天早上我刚进教室，学校就通知全校师生到操场集合。集合完毕，校领导讲话说敌特在距离学校七八里远的一座大山上藏有电台，让全校师生去搜寻，并提醒大家：电台可能会伪装成石头的模样 ，要认真检查每一块石头。师生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气喘吁吁爬上一个长满灌木丛和遍地乱石的大山坡。大家立即在这里仔仔细细地展开搜寻。结果寻找了大半天，根本就没见到电台的踪影。

当时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发明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学生还有另一项政治任务，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有些人家在山脚河边种些玉米、黄豆、豆角之类的农作物。每年当禾苗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一次拔苗活动。矿里有个老工人，因家里养了几只羊和几十只鸡而被批斗。

我上“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又停止了文化课，办起专业班。我被编入钳电班。每天从早到晚与工人师傅一道拆线圈，修电机，轮铁锤，拽金不落铁链（由几组滑轮组成的人工起重设备）。每天累的精疲力尽。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吃了半肚子中学文化知识夹生饭的我，又手捧“高中毕业”证书，头戴“知识青年”桂冠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