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国棉三厂：我当“红娘”的那点儿事

一日一议

作者/苏小蒙 众所周知，纺织行业是女工的世界。就拿我们郑州国棉三厂来说，近万名职工，女工就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你到厂里走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几乎全是女工，男工可以说寥寥无几。 因此，对于社会上，尤其是在男多女少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少男的在解决婚姻大事上，往往把目标瞄准甚至定位在纺织厂里，本不足为奇。 我就从这点儿事说起一一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郑州国棉三厂当工人时。有一次，我应邀去好朋友老孟家做客。看见他的独生子愁眉苦脸，满腹心事，一问，原来这孩子已经二十七八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不久前好不容易“谈”了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又谈“崩”了。 我安慰他说，何必这样呢，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天涯何处无芳草？你放心，你的事我“包”了！ 我这样说，当时只是想安慰安慰他，信口开河而已。没想到老孟却当了真，一下子接过我的话题，对他儿子说，你王叔叔在郑州国棉三厂工作，那里女孩子多，帮你找一个还不容易？尤其是第二天，老孟和他儿子竟提着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登门造访，让我真有点儿始料不及。 俗话说，礼轻人意重，这件事我不得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想前思后，突然想起小鞠一一我们车间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她是1968年进厂的。和她一块进厂的，大都早已当上了妈妈，而她不知什么原因，婚姻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的，如果与老朋友老孟的儿子喜结良缘，我觉得倒挺般配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一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一天，在班中吃饭休息时，我同小鞠谈起这个问题，没想到她倒挺大方，同意见一见……从此，小鞠和我朋友老孟的儿子你来我往，很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喜结连理。 在结婚典礼上，爱凑热闹的一大群年轻人非让我这个“红娘”以介绍人的身份讲讲话不可。为了增加喜庆气氛，我拿出自己平时会写小说的那点儿本事加油添醋地胡吹乱侃一通，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把我这个“红娘”的名字越传越神、越传越响……从此，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找我帮忙，有的是为儿子，有的是为朋友，有的就是他们自己。 更让我出其不意的是，他们大都拿我的朋友老孟的儿子与我们车间那个小鞠为例子，异口同声地一口咬定：就找你们厂的！ 那时，我们郑州的纺织工人，在社会上是顶吃香顶吃香的。如果谁找了我们郑州国棉三厂一位纺织姑娘作媳妇，用他自己的话说，连他亲朋好友的脸上都有光！ 人都说，吹牛不贴印花。我这一吹牛，没想到竟招惹来那么多“粉丝”。 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我在郑州国棉三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身份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虽然在社会上被人看作“工人作家”，能说会写，不过那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工厂是搞生产的，没人会把我当盘菜，我哪有这个本事？ 但是，看到人家那信任的恳切目光，我心又软了，只好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 正当我为此左右为难时，没想到我们郑州国棉三厂工会女工委员会主任王秀芝王大姐找到我，竟给我了一番大大的夸奖和鼓励。她告诉我，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往年下乡的知青全部返城，我们厂先后也进了一大批新工人，其中当然女孩子居多。由于在农村呆的时间长，大都耽误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年纪。帮这些大龄女青年解决婚姻大事，让她们安心工作一一无疑成了工会女工委员会当前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 如今你这个“红娘”大名在外，你可得帮帮我的忙一一她边说边打开身边的一个笔记本：清花车间的某某某、某某某，细纱车间的某某某、某某某，筒拈车间的某某某、某某某，准备车间的某某某、某某某，布机车间的某某某、某某某，整理车间的某某某、某某某……一下子给我唸了一大串“闺中待嫁”的名字。 王大姐的女工工作做得真细致啊！ 面对王大姐对我的委托，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也正好顺坡赶驴。 其实，也是赶着鸭子上架啊！ 过去，每逢节假日，我不是坐下来写点儿东西，挣几个稿费改善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就是帮助妻子打扫打扫家里的卫生，洗洗衣服，常被妻子夸为“模范丈夫”。如今，我不得不把这些时间全都用在了帮我们厂那些大龄女青年介绍对象上。 那时不像现在，家家有电话、网络，人人有手机，方便联系。往往一大早，我只有骑着一辆自行车满街跑，有时找张三，有时找李四，有时到街头巷尾的婚姻介绍所打听消息……如果能介绍一两个，或者发现可以牵线搭桥的一两对，我就如释重负，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如果没有一点儿收获，弄不好还会莫名其妙地对妻子发一两句脾气。妻子常常生气地说：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图个啥哩？ 说起图啥，我可真不图啥。时间长了，总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每当看到我们厂经我介绍的大龄女青年喜结良缘，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认为这是办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俗话不是说，成人之美，胜造七级屠浮吗？！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不少人为了表示感谢，常常给我送些喜烟喜酒，当然大鲤鱼没少吃。说心里话，我实在不愿意让人家这样做，但盛情难却，也只好一次次的声明“下不为例”。 不过，为了当好“红娘”，我也没少“破费”。且不说那段日子，我牺牲过多少个节假日，光自行车带，就补过二三十次。有一次，我为我们厂整理车间的一位“美女”先后介绍过三个，一个是区委机关干部，一个是国企工人，一个是颇有点儿名气的民营企业家，咋说她都看不上眼。我只好自己掏腰包，帮她在当时发行量挺大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个“征婚启事”，光这一次，就是50块钱，这在那时，可不算一笔小数字。 当然，这位“美女”后来死拉硬拽非要还我，都是工友，我咋会好意思要呢！ 补记 上边说的这些事，大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距今已过去40多年有余。 前几天闲着没事，在家里翻箱倒柜打扫卫生，发现我当年在郑州国棉三厂工作时当“红娘”的这些事儿，曾经应我们郑州发行量很大的《郑州晚报》和共青团河南省委机关报《青年导报》之约，写过两篇稿子一一 给《郑州晚报》写的题目是《我给人家当“红娘”》，写的是我自己；给《青年导报》写的题目是《王大姐当红娘》，写的是我们郑州国棉三厂工会女工委员会主任王秀芝王大姐是如何支持、帮助我干这件好事的。 经过岁月的洗礼，报纸已经发黄，但唤起了我在郑州国棉三厂当工人时，那一段美好又充满生活乐趣的记忆。 说实在的，我在这个厂也工作了几十年，除了人人每月都有的那几十块生产奖外，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奖励。这一年，王秀芝王大姐任主任的郑州国棉三厂工会女工委员会例外地给我评了个“女工之友”光荣称号，奖给我了一件印有“女工之友”几个大红字的T恤衫，让我感觉美滋滋的。那想到穿在身上，竟引起工友背后的嘲笑和窃窃私语……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记得还是时任我们车间的工会主席靳云礼靳主席，扯着我的耳朵说：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一一怎么穿个女式的！ （选自苏小蒙即将出版的纪实文学集《想当年，我们为祖国织锦绣一一郑州国棉三厂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