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的陨落

孤独的老狼

　　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宛如一条奔涌流淌的长河，那么，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就像这条河流的源头，涓涓细流中不失质朴的清澈；先秦的诸子百家好比河流的上游，喧腾飞溅中孕育着生机的磅礴；汉唐的雄健包容宛若河流的中游，奔涌咆哮中展示着豪迈的气魄；宋明的含蓄内敛恰如河流的下游，恬静淡雅中蕴含着哲思的深刻；而满清的迂腐懦弱则成为河流的尾声，压抑沉闷里慨叹着岁月的蹉跎。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质和风骨。早在上古时代，尧帝想要将自己的帝位禅让给贤士许由，许由听到以后不仅不感激尧帝，反而认为这样的世俗名利是对自己品性的玷污，于是跑到颖水边掬水洗耳。好友巢父牵牛路过，批评许由洗耳是招摇过市、追求名声，认为洗过耳的颖水受到了污染，于是牵牛到上游饮水。这种超脱世俗、淡泊名利的洒脱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都是高洁之士的人格追求。

　　夏商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极为简略，难考其详，但可以确定的是夏人“政尚忠朴”，这种忠诚敦厚的气质对商周制度、文化、礼仪的影响都极其深远，孔子就以自己懂得的夏代礼俗为荣；殷商“有册有典”，敬鬼神、重商贾，坚守诚信和契约，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载，无法深入地了解殷商时期人们信守承诺的风采；周朝充分吸收了夏商遗留的文化精髓，以“礼乐”治理天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贵族文化。周天子会见宾客时，无论是诸侯还是公卿、大夫、士族都是天子先行揖礼，然后臣属回礼。《周礼》记载：“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这样的君臣之礼得到了后人的赞叹和羡慕。

　　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精神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侠士”文化最灿烂的时期。那时的人们救危扶困，生死相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重信义，轻生死”是侠士们最令人敬慕的风采。先秦时期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心中的政治抱负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便是参见国君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每每以帝王师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置于权势之上，合则肝胆相照，不合则拂袖而去，那时国君们常说的话是“先生何以教我？”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不仅是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即便是备受诟病的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也绝不像后世的那样孱弱迂腐，而是充满着刚健清新、勇猛有力的豪迈精神。孔子周游列国时，不畏旅途艰难，不恋高官厚禄，不屈君王权威，一心推行自己的学术思想，并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壮语。而孟子更加锋芒毕露，公然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主张。这样的君臣之礼备受儒家推崇，千百年来，虽然在世俗层面强调对皇权的尊重和服从，但在精神层面更加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时代。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秦国依旧延续了“法、术、势”的思想体系，将君主集权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从中央集权开始，身为天下至尊的皇帝不再像战国时期的君主那般礼贤下士，皇帝只会向自己的授业恩师行礼，称呼上“国君不名卿老”以示尊重。对于那些劳苦功高的臣子，赐座论道便是礼敬，以字相称即为恩宠，“入朝不趋”、“剑履上朝”已是臣子能够享受的极度“殊荣”。在这种环境下，独立的思想受到束缚，人格的尊严受到压制。渐渐失去了春秋时卓尔不凡的精神求索、超脱物欲的自我放逐、肝胆相照的生死相许、大义凛然的从容不迫、披甲持戈的纵横捭阖、高洁自由的浪漫情怀。也是从中央集权开始，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高度繁荣的局面。

　　自秦之后，贵族精神虽然逐渐暗淡但并未断绝。六国寂灭，韩国贵族张良散尽家财，带刺客埋伏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为韩国复仇。失败后矢志反秦，辅佐刘邦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奠定大汉基业之后功成身退隐居山林，成就一世名节；楚汉争霸，项羽本可以杀死刘邦，但贵族出身的项羽始终放不下该有的气度和风雅，最终放走了刘邦。垓下之战后，逃到乌江的项羽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深感愧对八千子弟，选择自刎了结一生。作为最后的贵族，项羽得到了更多的崇敬，作为失败的英雄，他也获得了更多的同情。

　　汉唐期间，贵族精神在雄健豪放的社会氛围下得到了新的焕发。十七岁的霍去病第一次率军出征就深入匈奴腹地数百里，斩杀匈奴左贤王、相国等数千人，因功卓著受封“冠军侯”。二十一岁率五万轻骑北进两千余里鏖战瀚海，在狼居胥祭天封礼，以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太原公子”李世民十八岁随父起兵，先后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枭雄，为推翻隋朝建立大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年轻的霍去病和李世民不仅展现出“舍我其谁”的担当和气概，也演绎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历史传奇。

　　由于宋朝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国策，文人士大夫从政的热情空前高涨，社会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一大批文人自愿自觉地将自身命运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杰出代表更是胸怀天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名句既是宋代士大夫家国情怀、忧寄苍生的体现，也是其贵族精神最好的诠释。

　　大明王朝二百余年间，尽管皇帝怠政、特务横行、贪腐盛行、灾害频仍的现象贯穿始终，但明代的文臣们却秉承了铁骨铮铮的气质，他们心中江山社稷大于乌纱官位也大于皇权威严，为了劝谏皇帝专注政事清除弊端，大臣们甘愿冒着被廷杖的风险奔赴皇帝寝宫跪伏在地，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进行激烈劝谏，即便被恼羞成怒的皇帝当众廷杖依旧骨气凛然绝不低头，被廷杖的铮臣也往往被学子们敬仰称赞，特别是东林党人出现之后，这种“伏阙进谏”的方式更是频频上演，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奇观。

　　清朝入关后，“剃发易服令”羞辱了汉民族的心理，大屠杀消灭了反抗者的肉体，“文字狱”禁锢了文人们的灵魂，“八股文”束缚了天下学子的创造力。这种从心理、肉体和思想上的多重摧残使得人们逐渐丧失了家国情怀和血性担当，“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最终沦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安。传承千年的君臣之礼更是荡然无存，皇帝对臣子直呼其名，臣下在皇帝面前的自称也从“微臣”变成了“奴才”，汉臣的地位更是低下，甚至都不配以“奴才”自居，当真如孟子所言“君之视臣为土芥”。

　　满清二百多年的奴化统治，导致贵族精神的陨落，一声声“奴才遵命”的逢迎，打断了文臣的膝盖，抽掉了武将的脊梁，禁锢了学子的心灵，扭曲了荣辱的观念，削弱了民族的尊严，摧折了文化的自信，丧失了独立的思想，丢掉了自由的精神。奴性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样貌，上层的权贵谄媚而功利，心中那根无形的辫子促使着他们不自觉地卑躬屈膝，根植于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来提升虚无的安全感；底层的人民在生活的重压下早已变得懦弱迟钝麻木不仁，丝毫没有了主人翁的气度和舍我其谁的责任。二百余年间，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清澈的眼神、洋溢的自信，挺直的腰杆、沸腾的血性、骄傲的气度、高贵的灵魂，所以，在清朝灭亡之际“臣视君如寇仇”便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