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七五

毛朝久

毛朝久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我已走过了七十五个春秋，进入古稀已过半。我，1950年农历正月十六出生在綦江县东溪古镇水口寺猴子巷的一个普通家庭。

我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修建过襄渝铁路、参军当过兵。在工厂，当过工人、团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在保卫科、纪委、组织科、工会、党办当过干事，当过车间党支部书记，当过宣传科长兼厂报主编、分厂党总支书记兼副厂长，主厂物业公司经理兼房改办主任，主厂厂长助理兼党政办主任等，大专毕业、高级政工师职称。

回望过去的历程，我们这代人同我们的祖国一样经历了不少的苦难。我的一生，普普通通、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勤俭持家、孝敬父母、为人真诚善良。

东溪古镇位于渝南，与贵州交界的大娄山脉，左边是琵琶山，右边是牛心山，东丁河、福林河穿镇而过。有五桥三瀑、三宫八庙……。东溪古镇历史上叫万寿场，已建场2200多年，建镇1300多年，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水口寺在大金银洞上面，这里原来有座横跨东丁河的“水口寺桥”，左边桥头有座“水口寺”庙，它们都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水口寺”庙1953年改作东溪粮站仓库，1958年吃集体伙食时是东溪镇一居民的集体食堂，1966年被拆除。水口寺桥为五墩平孔石桥，木栏杆。1976年3月重建为现在的双孔石拱桥“东溪桥”。东溪桥下面的河滩，以前是镇上多数居民挑水、洗衣服的地方。

猴子巷在大金银洞上面、水口寺桥旁边，是从水口寺通往太平桥的过路通道，右边是墙，左边是民居。背后是通往新市场的公路，旁边是东溪镇粮站的仓库。邻居有家姓金，是卖豆芽的；有家姓佘，是卖白糕、熨斗糕的；有家姓李，是卖皂角油的；有家姓蒋，是我的保爷、保娘；有家姓张、有家姓漆……。

1958年，镇里要在水口寺猴子巷那儿建酒厂，我们就搬家到了庙坝子新建路37号居住。

庙坝子是东溪万寿宫所在地，赶场、集会活动主要场所。万寿宫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系江西会馆，解放后是东溪镇粮站库房，1999年被拆除建为街房，2006年为发展古镇旅游，又将街房拆除，原址建为万寿广场舞台。

我家是在一个一米来宽的巷子里面，木结构瓦房。巷子里居住有陈吉福、胡二娘、吴四孃、余孃孃、蔡孃孃(搬走后是吴昌绪)、张孃孃、张婆婆、李福书和我们十家人。巷子后面是一个坝子，有几个猪圈，围墙外是镇政府办公楼。

这么多家人居住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邻里互帮互助、相处很和睦。在这里，我一至居住到1969年上山下乡。

我父母生有7个子女，有5个都因生病无钱治疗离世，只留下我(老五)和妹妹(老七)。

小时候，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我父亲在镇食品公司、供销社工作，母亲时常去下力背东西(搬运物资)作贴补。母亲有时得到十里外镇紫街去背东西，走小路要近很多，但得经过观音岩脚下的野坟场，爬坡翻过观音岩。天黑后，那坟场鬼火一闪一闪的，很吓人。母亲很多时候都回来很晚。妹妹小，就坐在床上哭，我抱着妹妹安慰她“别哭”。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家里的日子勉强能过，我们没有饿过肚子，穿的衣服虽有补丁，但整洁，该上学的时候，父母就送我们去上学。

在猴子巷，邻居小孩经常在一起玩耍，藏猫猫、捉迷藏，还算快乐。记得小时候水口寺河里的鱼很多，佘家是卖白糕、熨斗糕的，佘家哥哥带我们去钓鱼，钓到鱼就到他家用油炸了吃；中秋节晚上，小伙伴围坐在后面粮站旁的坝子上，盯着天上的圆月看月华，期盼南天门打开，看看天宫里敲锣打鼓，结新媳妇的热闹场景……。

在庙坝子，坝子边有棵高大枝繁叶茂的黄葛树，最近才知道那是我邻居朱一珍孃孃小时候栽的，朱嬢嬢现已九十多岁了。小时候，我们小伙伴经常爬上去玩耍、摘黄葛泡吃。

印象最深的是赶场天或过年过节，特别是春节，打铁水使劲往天上打，铁水花飞溅而下；放鞭炮的，啪啪叭叭高兴得很；喷焰火的，跟随着舞龙者、舞狮者，对着直喷；玩火龙、舞狮的左右奔跑、上下跳跃……；我们小孩子跟着放鞭的跑，捡拾没有炸的哑炮。那场面热闹非凡。

我的学生时期，是在东溪镇幼儿园、建国路小学、綦江二初中度过的。

幼儿园班主任是卢昌庆老师。小学老师有陶长贵老师、杨伯安老师……。初中校长是曹曙中，老师有艾宣德(教语文)、张欣欣(教数学)、李崇修(教化学)、王仲清(教历史)……。

学生时期是快乐的，德志体美劳都得到了成长，同学间的情谊亲蜜单纯，有很多往事都还有记忆。

小学四年级前，我们班特别调皮。换了好几个老师。到五年级，好像突然懂事了，我们班各个方面都走在了年级前面，我也顺利的考入了綦江二中。

綦江二中是一所有光荣历史的学校，它的第一任校长和我们读书时的曹曙中校长都是老地下党员。老师的教学水平也都很好，我们的学习也较轻松。放学后还经常去大操场旁的篆山打泥巴仗，去教室后面的悬崖钻狗钻洞，有时也偷偷下河去游泳……。

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勤劳、家庭和睦，印象中父母没吵过架。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持家、要吃苦耐劳、要为人诚恳善良。七、八岁时，母亲就让我搭个櫈子学做饭。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时，母亲就带着我去太平桥义务背焦炭。稍大一点，我就学着去给军属、给孤寡老人挑水做好事。

上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镇上居民粮食供应搭配的红苕要自己去农村背。那地方叫狸狮，有十多里地。那天，秋雨淅淅沥沥，黄泥巴路很滑，稍不注意就要滑倒。我和母亲又冷又饿又累，一步一滑、艰难地行走……。

小时候，东溪的美食很诱人，桂银清的烧腊、王老乡的锅贴、吴鬼的瓜子……，我最爱吃水口寺坡坡的油炸碗豆饼，又脆又香，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吃到那个味的。

小时候我还算听话、勤快。但从小生活在河边，我喜欢下河游泳，父母又不准许，为此挨过几次打。大金银洞每年都要淹死人，下午三点过后晒不到太阳，有些阴森，对面山上的石板板就有一个泰山石敢当朝着那。有次在那游泳，我裤子被人偷了上不了岸。过了很多，遇见一个邻居大哥哥，借了条裤子才上岸回了家。

1966年，我初中毕业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热血青年，我也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破四旧、抄地富反坏右的家，写标语、写学校老师的大字报，还刻钢板编印造反派小报……。大串联，父母不同意，不给钱，几个同学一起便悄悄地跑了出去，去了贵阳、成都、绵阳……。

后来就在家做零工，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到太平桥坐拉拉渡过河，去七、八里地外的陈家坝火车货场或洋蹄洞火车站背河沙石子。从河边运到铁路上工地。每次要挑70多公斤，要背八、九十公斤，一天挣一元左右。有时也做平工，一天可挣一元贰角钱。

为省钱，我还去适中煤矿用三轮车拉过煤炭。有40里地远，半夜出发，到煤矿天还未亮，下午到家。回来到东溪与赶水之间的三道拐时，又饿又累，还偷吃过路边的嫩南瓜……。

1969年1月，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插队到东溪镇永乐公社心安四队当知青。这是我步入社会，独立生活的开端。

我下乡才四个多月，1969年5月，父亲因病在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三江)去世，享年55周岁。得到消息，我立即赶回，和两个搬运社工人一起搭货车赴医院（距离约70里），办完手续连夜步行用板车把父亲运回安葬。

父亲去世后，我在农村当知青、妹妹还小、母亲没有工作，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这是我家最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我母亲快60岁了，只得隐瞒年龄去做些零工维持家里生活。

在农村，环境很艰苦。我住在一户社员堆放柴灰肥的土墙茅草屋里。后面是牛圈和猪圈，中间只隔了一道没有到顶的墙。夏天蚊子特别多。下雨时，满屋漏雨，做饭的灶用草帽、蓑衣搭在上面；睡觉的床，用塑料布钉在墙上，展开拉下遮住床，床前放个桶，一场大雨可以接大半桶水。

烧火做饭全得靠自己。没菜的时候，只能放几颗生产队分的杂豆在饭里将就吃。柴禾不够烧，得去十多里外的镇上去挑煤来烧。

在生产队干农活，男劳力最高8分，女劳力最高6分，我是6分。挑粪按重量记分，我能挑80斤，可记8分，我便经常去参加挑粪。冬天，我还被生产队派去修过水渠。修水渠，生产队要补助粮食。那时候，肚子里没有油水，到工地的那天晚上，一人煮了一斤米，结果被大家吃得一干二净。

在农村，我肯干吃苦，和社员一起劳动生活了一年多，24个农时节气，春播秋收、犁田插秧我都干过，也都会干。

1970年6月，我在农村参加重庆民兵师綦江民兵团去四川广安修襄渝铁路。后来母亲到小渔沱双溪机械厂做民工，15岁的妹妹到万盛丛林沟晋林机械厂做民工。为谋生活，一家三口各在一方，干的都是开山挖土搬运沙石之类的苦累活。

襄渝铁路，当时是一条战备铁路，是三线建设重要工程。当时条件差，我所在的东溪营永乐连驻在双河场附近一河沟旁的坡上。住的是楠竹和稻草搭建的低矮工棚，一间住三、四十个人，夏天很热。上班，开山放炮、筑路建桥主要靠人工。我上班的第一天就是抬石头修建双河大桥，四个人抬一块石头，刚开始，步调很不协调……。大桥完工后又参加了修建高顶山火车站……。

刚开始，我在一排当民工，抬石头、和水泥、打炮眼放炮、推运土石、锤石子、铺铁轨都干过，后来在连部当文书。

那时候，人年轻，工作不怕苦和累，劳累了一天，睡一觉又干劲十足。

因思念母亲和妹妹，我曾请假回去看望过她们。在母亲那儿，她给我打了份回锅肉，还托人找工业卷花120元钱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看到母亲那瘦小苍老的身驱，看到妹妹年纪这么小就出来做民工，我心里很不好受。

在下乡当农民和修建襄渝铁路的艰难苦累的劳动生活中，煅炼了自己，也同那个贫穷的小山村和那里勤劳吃苦，朴实厚道的乡親结下了单纯的情谊。回城后，我曾多次携夫人和女儿前去看望，还专程去给他们挨家挨户拍过全家福……。

1972年4月招工，我进了重庆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简称“无专厂”)。该厂是电子工业部在西南地区的无线电专用设备定点生产国有企业。主要生产精密剪板机、玻璃车床、氢气发生设备、封阳极机、弧拉管机、中央空调、洁净室、超净工作台等。厂址在万盛区孝子河三元桥旁边。

进厂当工人，这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的梦想，我就曾主动放弃过去重庆卫校、重庆二师读书从医、从教的机会。进厂学技术、学操作，加工机器零部件，集体食堂、单工集体宿舍、集体澡堂，业余文体活动……，陌生的、新的生活，新的开始。

新工人进厂，经过两个月的劳动(挖防空洞)、学习后，我被分配到三车间学铣工。

那时候厂里生产任务繁忙，有不少出口任务，白班、中班机器轰鸣。学徒期间除跟师傅学以外，我购买了一些技术书籍自学，很快很多零部件我都能独立上机器操作加工了。

到年底，车间的同事还没认得全，招兵开始，我应征入伍去当了兵。

我1973年入伍，1977年复员。四年多的军旅生涯给我留下了很多记忆。我所在部队属北京军区空10军某雷达团，团部在石家庄机场(第四航校也在此)，连队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

有个连队在山西海拔3000米的交城关帝山上。交城是华国锋抗战时打游击的地方。关帝山一带地理环境恶劣，粮食以土豆为主，高粱、小麦都很少，老百姓很穷。这个连队的生活供给很困难，常年有半年下雪封山，车辆上不去，没蔬菜吃，储备的水用完了，只能融雪取水。

新兵入伍，我们从重庆乘轮船到武汉，转乘闷罐火车到河北定县，再转乘大卡车一路颠簸，于12月26日晚到达河北阜平新兵连。 当晚（到部队的第一顿饭）吃的是大米饭，很白、还有点糯，很好吃（后来才知这是天津小站稻，是部队在天津的靶场军粮城农场自己种的）。有大白菜炒肉丝……，还有泡辣椒（这个重庆人很欢迎），饭随便吃，管饱（那时候城市居民的粮食、副食和猪肉、菜油等都是凭票计划供应，很多人不够吃，农村就更是吃不饱）。

第二天清晨起床，白茫茫一片，那雪有5、6公分厚。天气寒冷，滴水成冰，从井里打水若是光着手掌去握铁摇把，手就会被粘上，后果很严重。我们南方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大家打雪仗，堆雪人……很是兴奋。

那时部队粮食供应是大米、小麦、玉米各三分之一。基本是早上小米稀饭、玉米发糕；中午大米饭；晚上面条。我们那年的新兵来自广东、重庆、河北。早上的玉米发糕大家都不喜欢，中午的大米饭大家都爱吃，还发生过三个地方的新兵抢米饭的事。

后来下连队，才知道连队的伙食普遍都很好，比团机关好，他们自己有种蔬菜、养猪。

新兵集训结束，按专业我们学雷达操作的在河南安阳雷达连培训。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石家庄团部修理所，后来到北京西三旗北空修理厂学习培训了半年。

我们修理所主要负责全团的雷达、柴油发电机等设备的维修，保障连队战备值班。

所里干部、战士十几个人，来自山东、天津、江西、河北、广东、四川等地。所长袁广朝、指导员李殿芝、所长助理阿拉木萨……。

那时的部队，风清气正，干部战士和睦团结，学业务、干工作都很认真。我们经常下连队，从没人叫苦叫累。我们金工班还就地取材，自制了一台剪板机，受到了团部的嘉奖。至今，金工班的刘方北、刘方胜，油机班的黄广星、李枚生、甘棣康，雷达班的张连印、邱宏亮、门振文等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都很清晰。

1974年底，空10军组织拉练，从石家庄出发，经井陉、山西寿阳到昔阳。进入山西，漫天大雪，部队改坐车为步行。我们雷达团还演练了开辟阵地、架设雷达等科目。

在寿阳的一个偏远小山村，那里抗战时八路军曾去过，以后就再没见到过人民军队。老乡很穷，但他们象当年对八路军一样对待我们。村里宰羊送我们，房东拿出最好的东西，酸菜绿豆汤、油炸小米糕……招待我们。我们则把包好的羊肉馅饺子送老乡……。

拉练途中，我们还参加当地农村的学习大寨活动，帮老乡推车运土，平整土地，改土改田。

在昔阳，我们参观了大寨。那时的大寨，七沟八梁九面坡已是层层梯田，大寨人改天斗地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令人敬佩。

在大寨招待所，刚视察西藏回来的陈永贵副总理接见了我们。他着一身当地农民的黑色棉衣裤，腰上系一根白布带。他还请我们军政委，我们团长、政委等在大寨招待所吃午饭，桌上全是大寨自己种的玉米窝头、蓝瓜干……，和自己酿的酒。团长说那蓝瓜干好吃，有嚼劲……。

1975年新兵集训，我去当班长带过新兵。有一年团机关搞黑板报比赛，由我负责排版、写文字、画刊头插图的我们修理所的黑板报获得了第一名。

在这期间，妹妹在东溪酿造厂因勤劳肯干表现好，被调到綦江县委办公室工作，母亲也回家里生活。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我锻炼成长，受到团嘉奖一次、支部嘉奖两次，1976年入了党。因始终思念着母亲，牵挂着家，我主动放弃了三次提干的机会，于1977年复员回厂。

石家庄机场的环境很好，大院里果树很多，营房周围是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还有足球场、游泳池和各种运动器械。我们修理所有两个乒乓球台、一个蓝球场，旁边还有很多飞行员的运动器械，每天大家都要运动运动。星期天也会蹬上三轮或骑单车到市里转转。

那个时候电视机很少，我们就自己动手安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爱好摄影，还学会了安装收音机……。

离开部队已40多年了，部队的生活工作总是令人难忘，常思念那些曾朝夕相处的战友。1987年，我出差石家庄回部队看望了尚在部队的战友和老乡。1991年出差北京，去总参看望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阿拉木萨和他的爱人（那时他已调任北京某电子对抗团任团长）。1995年天津的战友张连印出差重庆，我们聚了聚。以前和邱宏亮（江西）、甘棣康（广东）有联系，后来也失联了。

现在，每当在电视里看到人民空军和雷达兵的发展进步，心里就为他们由衷高兴！

复员回厂后，我先在三车间当铣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提干任厂保卫科、纪委、组织科干事、厂团委书记。

那时，因文革中断十年的高考已恢复，它燃起了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渴望。1984年，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刘同飞(原我厂同事，当时在万盛区文化馆工作)、李凡(区机关幼儿园园长、吴晓明(区人民医院办公室工作)、刘明方(我厂工会干事)和我组成一个自学小组开始自学，第一科是哲学。

不久，得到厂里准许参加电大考试的消息，我便准备复习参考。

复习需要教材，刘明方是本地人，找学校老师借。时间短，只有20多天，我们只是初中毕业，高中课程没学过，看一遍教材的时间都紧张。晚饭后，我们就到办公室去复习，经常是晚上十一、二点过才休息。最后，我高出录取分数线50多分考上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党政干部基础专修班。

我们电大的校址在重庆无线电厂，老师来自西南政法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学院，同学来自市电子企业，年龄差异最大的比最小的大24岁。大家都很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专心听课，认真笔记，相互讨论，我的毕业论文获得优秀。

脱产学习两年毕业回厂，先后在厂工会从事青工培训、任三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办公室秘书、厂宣传科科长(兼厂报主编)。分设重庆江北主厂和万盛分厂后，任万盛分厂党总支书记兼副厂长、党政办主任，主厂物业公司经理兼房改办主任、主厂厂长助理兼党政办主任。2006年企业破产。我退休后在破产清算组一至工作到2018年12月。

历史上无专厂也曾辉煌过，产品曾援外出口，年年是市电子行业先进。文体活动很活跃，蓝球、乒乓球、桥牌成绩很好，宣传队很有名，曾排演话剧《于无声处》到市、区巡演。

在厂里当工人期间，我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每次厂里组织理论考试，我是全厂前三名。有一次，经选拔，我曾和另一位车工代表我厂去参加市电子行业的技术比赛。年年是车间先进个人。

在厂团委工作期间，我们组织团员青年学文化技术，开展青年突击手活动，开展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组织适合青年特点的外出参观学习等。多次获市电子局先进团委，我个人曾获市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先进个人。

在三车间当党支部书记时，我和工人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一起劳动，每到月底天天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后。车间是先进车间，党支部是先进支部。我们车间还在全厂开了个先河，带领全车间100多职工去云南旅游。我在车间短短一年时间，还发展了三名新党员。

我爱好摄影和新闻写作，有时也写点小论文，偶尔有艺术、新闻摄影照片和文字新闻、小论文在《重庆日报》、《西南信息报》、《中国电子报》、《工人日报》、《工厂管理》等报刊杂志发表。

在厂宣传科，我们的《重庆无专报》主要围绕企业的中心工作宣传报道，特别是一线工人的先进事事迹，如青年工人省劳模郑长江，市优秀党员杨开祥……，受到电子工业部、电子行业企业和厂里车间科室职工的欢迎。

在厂里，我工作过的科室部门多，不论干啥都踏实认真、无愧于心。

2018年12月，我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从上山下乡到退休回家，为生活工作忙碌了四十多年。现在，终于开始过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