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的渭南兵

黄河岸边

　　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人生中美好的年华，但是青春的时光却充满艰辛，含辛茹苦。作为“西藏高原的渭南兵”的一员，我和我的战友们的青春是在雪域高原度过的。每每回忆在西藏魂牵梦萦的青春岁月，总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陕西是西藏军区的优质兵源地。1968年渭南地区还有渭南县、临潼县和富平县进藏分配到其他部队的战友，这里说的是分配到五十三师的渭南兵。 “西藏高原的渭南兵”，指的是一九六八年西藏军区从渭南地区蒲城、大荔、合阳、华县四县征集的一千名新兵，这批兵全部分配到西藏军区五十三师，分布在多个边防驻守地。这一千名渭南籍高原兵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一起经历了五十三师重组的艰苦时光，继承发扬了五十三师的传统作风，为西藏边防建设付出了青春的奉献。

我们是1968年春夏之交进藏的，离家后先是在甘肃定西集训，集训结束后坐火车到西宁，开始了奔赴西藏的行程。在那条件艰苦的环境，进藏先需过气候适应关，闯“生命禁区”。那时青藏公路是砂石路面，路况很差，起伏不平，有时走着走着就没路了，只能顺着前车的车辙行进，坐在大篷军车上颠来簸去半个月才到达拉萨。那种叫“大依发”的柴油大卡车在缺氧的高原由于燃油不完全浓烟滚滚，同随风卷起的砂土串入车厢尘砂弥漫，气味呛人，下车休息时大家只能看见相互的眼睛，对面不相识。从西宁出发不久每个人就有了高原反应，缺氧引起嘴唇发紫，两眼无光，食欲减退，胸闷头痛，浑身无力，越走海拔越高，越高反应越大。到五道梁和唐古拉山的时候就有人撑不住了，不得不留兵站休息治疗。据兵站的同志介绍，五道梁位于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和西部高山地区，一般高原反应会在五道梁处非常显现，因海拔和地势，空气不流畅，又因这一带土壤含汞量较高，植被较少，造成空气中含氧量很低，被认为是青藏线上最难的地段，很容易发生高原反应。唐古拉山公路海拔五千多米，是世界上公路海拔最高的点，每年新兵进藏都有人翻不过唐古拉，闯不过五道梁。过五道梁前带队干部作了思想动员，随队医生讲了注意事项，我们每个人能做到的就是坚定自信，强吃饭多喝水，少说话少运动，闭住眼睛裹紧皮大衣躺在车厢里面信天由命了。庆幸的是除了个别战友因反应严重就地留兵站外，我们都平安闯过了五道梁，翻越了唐古拉。一般说来，过了这两道坎，进藏路上就没有问题了。

（王生民 供图）

　　老部队每年新兵到部队只是补充老兵退伍的缺额，保障部队的新陈代谢，像到了家一样，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年五十三师重新组建，接兵干部都是军区从其他部队抽调的，把我们带到拉萨后交给五十三师。新组建的五十三师的步兵团多是原五十三师的老部队归建，炮团和师直属单位则是重新组建，我们这一千名渭南兵，合阳县和大荔县的大部分到炮团，蒲城县的分到工兵营和高炮营，华县的和大荔的一部分到通信营、防化连、喷火连、侦察连、警卫连和后勤部等单位。新组建的单位除了兄弟部队调来的骨干和武器装备外，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没有营地，没有营房，部队住在曲水一仓库大院里，有的一个排几十号人住一间库房，有的一个连百十号人住一个大仓库，木板搭的通铺住满了人，连排班同屋生活。新部队没有后勤基地，只能靠内地供应的物资生活。那时的连队伙食根本没有新鲜蔬菜，更谈不上平衡营养，天天吃“干菜”。所谓“干菜”就是内地专门给西藏部队加工的脱水菜，常吃如同嚼木，难以下咽，反起胃来，阵阵作酸。有时干菜断顿就喝“盐巴水”，把虹豆或黄豆放进高压锅里煮熟，放入盐巴浇在大米饭上当菜吃，入口只有咸味，别无味觉。外出执行任务就啃压缩饼干，水壶里的水冻死了倒不出来就喝雪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好多人口舌生疮，视力下降，上级调来维生素药丸，发给大家每天服用，以维持体力。我们这些渭南兵也闹过笑话，有时连队为改善伙食用餐时每人发两个皮蛋，我们闻不惯皮蛋又臭又香的味，就让给四川籍战友，自己吃白米饭。令我们这些关中平原土生土长的渭南人难以承受的是部队每日三餐都吃的是大米饭，一星期只吃两顿面食，老觉得腹空没吃饱。有趣的是逢吃面食，便偷偷地把馒头塞进口袋带回宿舍藏起来以便冷啃充饥。记得连队为此多次搞紧急集合，“搜”出冰硬的馒头交炊事班。后来有家属来队探亲，部队允许单独开伙，周日老乡们聚在一起下锅酸菜罐头面条，吃顿干菜罐头饺子，就是难得的美食了。部队没有条件建浴室，洗澡的事想都不想，在西藏洗热水澡是很奢侈的事，当兵几年没有洗过热水澡的大有人在。部队的确是个大学校，在老兵的传授下，我们很快学会了洗衣服，补衣服，洗被子，缝被子等生活技能。 直到五六年后，部队的营地才确定下来。四面八方汇聚来的指战员中能人不少，泥水匠，石匠，木匠应有尽有，大家自己动手打土坯，做门窗，铺地垒墙，硬是盖起了营房和礼堂，住上了自己的营房。有了营地，就自己开垦荒地，养猪种菜，挖建菜窖，从此吃上了土豆、萝卜、莲花白等高原能生长的新鲜蔬菜，连队伙食有了很大改善。

边防形势多变，部队任务繁重。部队組建后的首要任务是适应高原气候，苦练军事技术，提高作战能力，边组建边投入边防战备执勤。组建不久，炮团、高炮营和工兵营部分部队就驻守亚东前线山口阵地。我们这批兵中青年学生居多，朝气蓬勃，上进心强，很快就成为基层的工作骨干。在我所在的指挥排，四个班长都是百良中学的同学。部队的驻守地分布在日喀则地区的各重要边防点，有长期担任前线备战任务的，有修建战备设施的，也有在边防哨所长年值守的。在边防前线，我们先后参加了“1210”计划等多次军事行动，经受了实战锻炼。

悲壮的“尼木事件”发生在1969年6月13日，工兵营程栓锁、王万龙、武拴虎、兰海燕等四名蒲城籍战友在尼木县执行任务时，寡不敌众，被匪徒用野蛮手段残忍杀害。噩耗传来，千名渭南兵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纷纷请战剿灭匪徒。“四烈士”长眠于尼木烈士陵园，血染尼木玛曲河，魂留尼木琼穆岗嘎峰，在西藏高原立起永远的丰碑。每年6月13日这一天是个特殊纪念日，是我们怀念牺牲战友的日子。2020年6月13日，杨立池等四位战友专程前往尼木烈士陵园，代表渭南千名战友缅怀烈士，告慰英灵。“四烈士”的牺牲是千名渭南兵心头永远的痛，是千名渭南男儿心上永远的爱，是千名渭南好汉心中永远的华山风骨。

（王生民 供图）

　　在那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从渭南到西藏驻地信件需半个月，航空信也需十天才能收到。在依恋故土的渭南人眼里，西藏很高，海拔四五千公尺，是在半空，在天上；西藏很远，相距三四千公里，是在天涯，在天边。我们在西藏从军，家人在渭南悬悬在念，牵肠挂肚。当兵时我尚未满十六周岁，离家后在定西集训时，我的父亲给部队领导写信，说明我的年龄情况，请求让我回家。部队领导同意送我回家征求我的意见，我决定随队进藏。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当兵的第二年，我的母亲思儿心切，买了一大包红枣、柿饼等欲寄往西藏，邮局工作人员反复好意提醒，说邮寄费比东西贵得多不要寄了，母亲还是坚持寄出。在我们的战友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回渭南休假时要去战友家探望，了解战友家的近况，介绍部队情况，军属们见到家人的战友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后来亦有不少随军家属进藏生活，与丈夫同甘共苦，共献青春，参加西藏的地方建设。在我们当兵期间渭南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军属优抚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时光飞逝。我们陆续离开西藏回到了家乡，虽然在藏时间不同，其中有几年，有十几年，有二十几年，不少人脸上长出了“高原红”，很多人终身留下了高反后遗症，但同心共胆的是将青春的光彩洒在了西藏军营，把青春的身影留在了西藏边防。我们这批在西藏当兵的渭南人，以渭南人吃苦耐劳，朴实憨厚著称，为渭南父老增光，为渭南青年添彩，深受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喜爱和尊重，先后有一百多人提拔为干部，一人晋升少将。我们中间或战士，或干部，或将军，竭力为五十三师重组和守卫西藏边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退役回渭南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继续为家乡的建设增砖添瓦。

人们常说：“青春是用来奉献的。”

是的，我们这一千名西藏高原的渭南兵把青春献给了西藏，献给了祖国，无悔，无怨，无尚荣光。

“摘自《在黄河与雪域高原之间》一书”

‍“作者简介：田海龙，祖籍山西运城，1952年出生于陕西合阳，1968年服役西藏军区，1970年8月至1971年9月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1979年转业供职渭南市公安局，资深警官。曾整理出版其父遗稿《平易〈伤寒论〉铨稿》一书，出版有散文集《在黄河与雪域高原之间》”

（王生民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