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北山街84号院30号楼，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起草地。

陈建新

浙江省杭州市北山街84号院30号楼，距离西湖咫尺之遥，这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地旧址，也是现在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以下简称“五四宪法陈列馆”）北山街馆区。

1953年12月24日晚，一趟专列载着毛泽东及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悄然驶出北京站。在这趟前往杭州的火车上，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自此至1954年3月，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西子湖畔秘密工作了77个日夜，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初稿，史称“西湖稿”。

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确定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在“西湖稿”起草期间，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柜子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其中既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他亲自参加讨论，对草案反复进行研究和论证，许多条款都是他修改确定的。他还从1918年苏俄宪法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序言”这个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当时，“西湖稿”起草的环境是保密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件资料也是保密的。这些密件或内部资料的形成部门严格落实了一系列保密措施，确保了相关信息的安全和起草工作的顺利推进。

1954年3月初，起草小组经过几次通读通改，拿出“四读稿”，完成了宪法起草第一阶段任务，同时，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并于3月17日启程回京。

2016年12月4日，为普及宪法精神，也为纪念西子湖畔这段制宪奠基的历史，五四宪法陈列馆于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建成开放，成为全国第一家宪法类纪念场馆。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每天，五四宪法陈列馆都要接待大量市民和游客的参观。展馆中，除了陈列着大量的文字和影像档案，还有很多实物展示。这里的会议桌、办公桌、书柜还有毛泽东休息的卧室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貌。

抵达杭州后，毛泽东和部分随行人员住在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宪法起草小组的整个工作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的。他为起草宪法确定的思路是：“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宪法文风的要求是：“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让老百姓都能理解宪法。”

那段时间里，每天午后三时，毛泽东便从刘庄出发，乘车绕道杨公堤，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楼办公。这里有一幢平房和一幢二层楼房，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他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在毛泽东当时的办公室中，复原了他当年起草宪法时的办公场景。“西湖稿”从构想到成稿的77个日夜，历历在目；背后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神，处处显现。

办公室中没有多余的家具，办公桌、会议桌、方桌、书柜、陈列柜，摆放整齐，极为简朴。桌上、柜子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译本，成为“搞宪法是搞科学”最直接的见证。

“搞宪法是搞科学”，是毛泽东在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有人认为，毛泽东不同意在宪法中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等条文，表现了他的伟大谦虚。对此，毛泽东说：“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这句话其实也包含着另一方面内容，即毛泽东领导起草宪法草案，完全是按照科学态度认真进行的。

从序厅向左，顺着一层走廊到东侧最顶端，就来到了毛泽东当时的休息室。“房间里的床、三门衣柜、斗柜都是主席当年使用过的原物。当时的负责同志原本打算将这间休息室加以改造，但主席要求不做任何改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暖气片，是主席来后这间屋里唯一新增的物件——因为是深冬时节，主席又总在夜里工作。”工作累了，毛泽东就在这间屋子里临时休息一会儿，展厅中还有他当年使用的毛毯、被子、睡衣等物品。

主题陈列的第一单元“制定五四宪法的历史背景”中，展出了1931年至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延安等地制定的宪法大纲、施政纲领等宪法类文件。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在五四宪法诞生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人民在几年时间里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53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2人，一幅关于新中国宪法的历史画卷自此徐徐展开。

驻足照片资料前，阅读毛泽东的批示手稿，便能深深感悟其背后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神，以及法治力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

在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于西子湖畔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同时，刘少奇和其他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也在为宪法的诞生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往往是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出来，就派交通员送到北京。北京方面立即安排讨论，把讨论后的修改意见反馈到杭州，杭州再根据北京来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后的稿子再送北京。京杭两地互动，共同完成了为五四宪法奠定基础的宪法草案初稿。这部初稿也因此有了一个浪漫的名称——“西湖稿”。

展厅中，可见1954年杭州与北京两地往来的电报和信件手稿的复印件。仔细阅读其中的一字一句，细节之处尤为动人：

1954年2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交二读稿，要求印发各同志阅看；而仅仅两天后的2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等，提交三读稿。两封信的落款处，毛泽东写下的时间，都是“上午二时”。

一件件展品仿佛在无声地讲述，当年起草小组的成员们，是如何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之中，而把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压缩到最少、最少。

回京后，毛泽东于3月23日主持召开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宪法草案初稿。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97名代表，1197张同意票。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结果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了纪念这一盛事，当年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叫“宪法”，一时之间，“李宪法”“王宪法”遍及大江南北。

从此，宪法的种子播下了。五四宪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和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