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25）

钟灵毓秀之文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09日 14:18 北京 122人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上卷目录

序言两篇

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再版序言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本书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借本卷再版的机会，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

曾经历南宋灭亡又目睹元朝兴起的史学大家胡三省，对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良苦用心有深切的体会。自宝佑四年（1256年）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手稿在战乱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对《资治通鉴》的深远意义说得透彻：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 “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象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20世纪40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的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会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尼克松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宋明、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起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庞大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大陆的分裂及由此引发的各国混战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的崛起并称霸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严肃思考20世纪初期奥地利和世纪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在21世纪降落中国，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已着手准备《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卷的写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我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最终完成的时候，读者便会从中看到一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力量分布及其互动的坐标系：上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国家和北美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近现代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东西横向互动的坐标横轴；中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同期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南北纵向互动的坐标纵轴。由此我们可在这个坐标系中进一步找出中国及其未来发展的坐标位置及其力量伸展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而这正是我今后将要开展的写作任务。

张文木

2011年3月

自序：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小时候给人帮忙，人家留下吃顿饭。开始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后来悟出“干活吃饭”是一种在尽责后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尊重别人的劳动，则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这用于观察国际事务，我们发现，现在中国成长了，还进了WTO，给世界干了不少活，但结果我们得到的回报却远不足以补偿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支出。我们用自己已十分稀少的资源和辛勤劳动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庞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西方人表扬中国人“勤劳勇敢”；但当我们的国内资源已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进口的时候，西方人就说“中国威胁”。这就不公平了。干活吃饭，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放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人的“自由贸易”理论就不见“普世性”了。其实，中国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唯一国家，当年英国就是这么对待美国的。现在美国人又学着当年英国人的样子不公正地对待中国，教训中国。说千道万，意思无非是让中国尽量多地在外边干活而尽量少地在外边吃饭或不吃饭，他们说这样对中国最“安全”。这也是很不讲道理的。因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学者就应当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说话，就是为公平正义说话。寻求公平正义是需要手段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与早年美国的经验一样，当代中国也意识到，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能保证稳定的能源进口，中国迫切需要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可已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制海权的美国人这时却忽悠咱中国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制海权；如需要，中国可以依托美国的海上力量寻求海外安全；中国应向西部内陆发展，那里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带。远的不说，单就日益临近高危期的台湾问题而言，这种理论就包含着巨大的陷阱。因为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国制海权不足的问题。1943年斯大林就开辟第二战场地点的分歧，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斯大林这里说的“识别能力”是指用英国人所擅长的以地缘政治理论判断世界事务的能力。这话转用于回答上述说法就是，正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制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深远意义，那也是错误的。这里我说的“识别能力”，是指英美人擅长而中国人刚起步的用地缘政治和海权理论分析世界事务的能力。本书不仅研究这一理论，而且还要与中国人民一起提高用这些理论分析和处理世界政治的能力。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事，是出远门时要多带些干粮。后来明白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这种来自饿肚子的经验，使我形成了现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家发展规模必须与资源规模相匹配的理论，以及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并运用的国家力量伸缩极限与底线的理论。小时候爱看世界地图，那时以为国家边界是像电影上那样谈出来的，边界线是像写描红一样画出来的。后来看了历史书才知道，国家边界是打出来的，边界线是血染出来的。不然为什么资源丰富地区的国家边界就犬牙交错，而资源贫乏地区的国家边界就多是直线？国际政治多是资源政治的倒影。正如树木本身的高低决定其倒影的长短一样，不管各国外交多么变化莫测，也不论各国战略研究报告说得如何振振有词，国家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力伸缩总有其不可超越的底线和极限。基于特定资源支撑的一国人民对其生存权的捍卫态度决定该国必须坚持的战略底线，国家主权边界大体就是这条底线的终极反映。国家的资源占有水平及基于并运用这种资源实践其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决定国力伸展的战略极限。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作超级大国，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在战略底线和极限间，后者是战略学研究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小时候常玩“勾皮筋”游戏，那时能将一根皮筋圈翻勾出12个花样，最后解不开对方花结的是输方，当然前提是不能将皮筋拉断。长大了才知道，国际政治也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游戏，不管各国外交如何花样翻新，其极限就是不能将“皮筋”拉断。不然，国家博弈的成本就会被推向极端，那就是世界大战。国力收缩的底线是不能受到严重入侵。只要研究出极限和底线这两个点，我们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游戏规则犹如国际体系，近世有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中，法国拿破仑、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日本的东条英机等，都是硬将“皮筋圈”扯断的人；而梅特涅、美国的两位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则是另建游戏规则的人。打破游戏规则多需勇气，而建立这种规则却需要哲学。打破游戏规则的多是在这场游戏中所获甚少的国家，也有的是野心过大的国家。对于前者，国际社会尚可包容，比如苏联，它既是凡尔赛体系的打破者，又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者；对于后者，则往往因其失道寡助而终成国际和平力量团结一致镇压的对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日法西斯的结局就是这样。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实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国在“丢手绢”游戏中不断博弈的世界。在20世纪末那场游戏中，“手绢”轻轻地丢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苏联很廉价地被忽悠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是在“五大三粗”时倒下的。苏联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乱将北约边界推到东欧并乘科索沃战争的胜利继续向中亚挺进。此后西方人又摆好了第二轮“丢手绢”游戏，并在开始时将“手绢”轻轻地丢在中国的后面。当时中国人还真相信“与国际接轨”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没有上当。后来欧洲人又顺其“反恐”高调将“手绢”轻轻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国深陷中东沼泽，欧洲国家纷纷从伊拉克撤军并由此获得新的机会。国际政治，不管其变化如何诡谲，说到底还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锻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柏拉图对此说得精辟：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同年发生的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其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的道理，他们视国事为儿戏，也拿出了当年麦卡锡和凯南“反共”的劲头，以“反恐”画线。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犹如一场闹剧。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因不学习而失去了哲学。 但是，美利坚民族是有智慧的，尤其在困难的时候美国人往往会迸发出大战略的思想光芒。想必美国人会通过尼克松前后的历史经验，很快认识到尼克松哲学对于美国的巨大意义。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辛丑条约》签订和日本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 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这种貌似“中立客观”和“普世性”的哲学，如引导中国战略学研究，那就会使我们既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对手的战略哲学，导致的只能是没有根本利益诉求的战略。这对国家而言，无异于又一场国难的开始。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中国宋朝倾国就是从哲学与刀子分离开始的。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丢掉刀子，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赞赏的这些“粗人”都是一些将哲学与刀子结合得很好的政治家。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向经验互证的过程。一方面，不仅要认识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础上，不仅要认识本国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本国实现这些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多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部著作就是我这种学术理念的结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我学术研究的主线。2005年下半年起，我确定了下列研究计划：（1）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2）在前项研究的基础上，从大国博弈及其兴衰历史中寻找当代主要国家力量伸缩的实际而非仅仅战略文件上提出的极限和底线，并在其间找出符合实际经验而非仅仅符合纸面逻辑的中国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完成祖国统一为核心目标的基于全球视野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我们知道，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是资源普查。知道资源可能供给的总量，就能确定国民经济可增长的规模。我们还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研究的准备是从世界各地收集人类化石标本开始的。当时，化石是支撑进化论观点的最硬的证据，拿出这些证据，也就拿出了进化观点的基本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前两卷就是为第三卷的主题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战略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我要尽力从世界范围找出“最硬的证据”来支撑第三卷的结论。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全书的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在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博弈规律。太平洋地区及其中的以台湾问题为重心的中国国家统一是本卷研究的重点。后两卷将研究：（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能力的底线与极限；（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存在，而写作则是知识劳动者实践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我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不再经历刚刚摆脱的百年屈辱、为了中国获得与其他大国平等的政治和贸易地位、为了中国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最后我不能忘记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卷的写作曾得到国家科技部软科学计划的资助，得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的帮助和鼓励，在出版方面得到山东人民出版社李运才、高以芹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拿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以回报国家对我几乎是终生——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的无偿培养以及父母、老师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关心和帮助。



张文木

2008年1月于北京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1日 07:29 北京

第一章：大国崛起的逻辑与中国国家战略能力的塑造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世界上能够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较强的包括治理世界的能力在内的国家战略能力及其塑造理论。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绝对有益的。

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逻辑

一、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

“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逻辑支撑的，逻辑支撑是要有历史内容的。

孟子对“大国”概念有一个很好的表述，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讲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国力是资源的转换——比如从木材到煤碳，再到石油，从自然能到电能等。这样，大国首先就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并对其资源有较强的转化能力的国家。孟子讲的是古代国家，但对现代国家崛起的研究，其道理基本是一样的。

人总是要吃饭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是以血统皇权维系的，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国家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关于“大国崛起”理论的逻辑起点。国家的崛起是需要资源来支撑的。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国际民主和主权民主等系列概念。概念是逻辑演绎的“纽扣”。

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在吃饭的同时，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人的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即在绝对冲突的同时又在各自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地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二、大国崛起的辩证法

辩证法是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当然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但是，国家军事力量是有边界的和不可透支的。这是因为国家可控资源是绝对有限的，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拥为己有。但这样就会出现一国与所有国家相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对已崛起的大国而言，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为正比。德国俾斯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不惜铁血，但在统一后，尽管德国已有了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时德国外交却表现出少有的温和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国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放弃了与大国交好的温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扩张和无限透支武力的道路，这使德国在大战后惨被肢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表现出全球武力扩张的倾向，朝鲜和越南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并由此造成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果断从越南撤兵，收缩国力，此后美国国力再次恢复并持续上升。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次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扩张的覆辙，继1991年和1999年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在新世纪初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国力再次出现衰落迹象。

这些历史经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有用的。尽管中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使用是果断有力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也只是一种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限度，中国的崛起就是可持续的。为了主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应当敢于使用武力；同样为了尊严，中国也不能轻易使用武力。现在我们再回头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理解这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所作出的对中国未来崛起边际的理性限定。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最困难的也许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际，而规定这个边际的则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国力限度。

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目前拉美国家发展所走的是依附于西方资本的道路。拉美国家放弃了反霸斗争，依附霸权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利益和民族市场为代价，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本国经济丧失自主循环的条件，最终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历史上，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在南北战争中，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20世纪30年代，中国蒋介石政权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大规模向国际资本出让利益，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了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五项原则，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受到了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尊重和欢迎。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大国的国际威信形成的过程，而支撑大国国际威信的基础是其自主发展道路。



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我们研究大国崛起，是为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逻辑不可能没有中国的特点。那么，中国崛起的逻辑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中国在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尽到其义务的同时，按自由贸易原则，也要获得平等分享国际资源权利，这是贯穿中国崛起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性的。但在国家统一及与“台独”分子斗争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对中国来说，是无限的、绝对的和不妥协的。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第二，资源是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但对目前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的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21世纪初，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发生在石油贮量丰富的中东地区。中国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国可控资源又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将迫使中国产生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并向国际社会要求更加民主的资源分配体制。但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在完全和平条件下实现的，除非这个国家选择没有前途的有和平而无崛起的发展模式。如果再考虑台湾因素，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临强力崛起的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中国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国际民主制度与国家民主制度的统一。

现存的国际资源短缺是绝对不平等的国际资源控制和分配体系的结果。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中国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尤其是资源分配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美国在反对英国霸权的过程中提出的并以武力相捍卫的政治诉求，1918年美国总统T.W.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便是这种诉求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在对国际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平等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份额以及有安全保障的自由利用海洋运输通道的权利。但这些国际民主权利往往受到已崛起并异化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压迫和无理限制。国际体系，本质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迄今为止，这个体系仍是由大国暴力确定并由霸权国家维持，因而是不民主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现存不平等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提出带有民主权利诉求意味的挑战。国际民主，首先是主权民主，它本质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主权权利体系。世界上绝少有国家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市场短缺而不是矿物质资源短缺是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多为殖民市场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各国经济发展满足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同时又造成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短缺，及由此造成日益严重的部分南方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如果再考虑到新能源开发技术因资金短缺而受到制约的因素，这种资源的外部依赖使一些南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主权民主及相应的平等共享国际资源权利。



国际民主和主权民主本质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兰曾压迫英国的崛起；英国强力崛起后又反转过来压制美国崛起；美国强力崛起后，又学着英国去压迫比如苏联、中国等大国崛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在强力迎接挑战中崛起并获得了既定的国际资源配额，这种配额比例又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现在亚洲随中国崛起而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国家，这更突显了国际资源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性；与此相应，南方国家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民主诉求日益强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民族斗争。历史上，与暴力相对立的国家理性，从而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联合国，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权力。对中国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不仅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家主权统一的问题。这都涉及仅靠口头宣誓而不能捍卫的安全底线。因此，中国的国际民主权利必然同时也是一个非强力而无法保障的主权民主权利。

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的。中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支撑，同时还需要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的前提下，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国政体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专政阶段。在相当的时期中，阶级专政甚至成了这些国家推进经济的手段：英国有克林威尔专政；法国有拿破仑专政； 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它对国内工人阶级镇压也是出奇得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其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缓和，居民的阶级成分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体。英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及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等，从立法上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公民权利从文件到真正进入公民生活，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这些国家实现海外扩张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润回流后才逐步实现的。

中国崛起的逻辑，自然要有自我演绎的概念体系。

“公民国家”是中国崛起逻辑的核心概念。在“公民国家”语境中，主权国家诞生后，“民族”概念就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已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在这时已不是一个法权或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你也可说自己是其他民族，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不触及法律；但说你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及和触犯法律了。“民族自治”也成了一个突出特定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是突出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在“公民国家”语系中，当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的人权的主体即个人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当宗教权利和义务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选择；当民族选择权（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自动消亡）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由此，笔者认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用“分裂国家”代替“民族分裂”的概念，是现代法权国家的一般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不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

公民身份是“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自觉让渡给国家主权后的产物。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在对国家尽其依法纳税和效忠义务的同时，国家对其权利也担负着依法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互相制约和依赖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公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对国家目标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在通过实现从专政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赢得国内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曾经历过“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其间的居民身份也曾以阶级“成份”来划分。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开始依法治国的探索，依法治国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此相应，国家居民身份从以往的“阶级成份”向公民身份转变，国家政体由阶级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似乎成了既可与世界文明对话又能最大限度调动中国活力的必经之路。

值得说明的是，“公民国家”的概念比“公民社会”的概念更有益于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 对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它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潜意识，从而使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在理论上就发生动摇。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宗教自由权利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自然有中国的特点。与西方有些国家不同，而与小自耕农居多的法国“公民权”的实践在早期侧重于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的经验相似，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仍然要居于基础性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伸。质而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公民国家，本质上仍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石，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国家。鉴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在推进国家转型过程中失去工农支持而垮台的经验教训，对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而言，用国家的力量绝对保护国家公民中的主体部分——这在中国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和平发展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1日 19:58 北京

第一章

第二节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

“国家战略能力” 是政府基于特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今天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现在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我们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21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推进这种经济运行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往往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因而显得无比脆弱。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却无法创造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无限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的浅显道理，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苏联倒下时，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消解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20世纪初中国清朝灭亡、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二、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国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人们发现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现在发现，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糖尿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所以说，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清朝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宋朝之于北方契丹部落，明朝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即使在解体的前夕，苏联军事上却仍可与美国叫板。但结果是苏联已成往事，而美国仍在横行。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正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度大转弯，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挨了打。2004年10月，美国对伊拉克核查报告出炉，结论是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故事说狼要求羊为了和平，羊必须向狼交出牧羊犬，而羊群为了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羊却成了狼群的大餐。1918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一封信中借这则寓言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结果半个世纪后美国成了强大的国家，而戈尔巴乔夫和萨达姆则主动扮演这种被“视为笑柄的角色”，结果很快就成了狼群的大餐。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弱的关键不仅是硬件的比较，更是软件的比较。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固化的软件技术而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国家战略能力。历史上凡是被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整垮。这时他们才不管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武器的批判”，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批判的武器”，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构成的呢？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敏锐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和升华了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领袖及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是由于他拥有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反观中国清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清朝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罗斯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京，俄罗斯便迅速复兴。还是毛泽东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三、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的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迅速下降。其特点是那里的政客们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日益衰落。美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英国人。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那时候的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现在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些爱放空炮的人。他们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尼克松是现实主义者，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布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今天的美国几乎是在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还说“全城为上”，进入21世纪的美国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在全球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强劲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4）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5日 22:2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研究和制定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既要着眼于区域的利益守成，也要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利益拓展。近现代史中，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典型的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三段式案例。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的美国，在历史上一刻也没有忘记介入欧洲事务，利用欧洲大陆各国间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外交空间并最终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的目标。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也面临着与当年美国相似的压力，同样也面临着与当年美国相似的由压力产生的机遇。因此，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崛起的规律，是有益的。我们先从北大西洋的东岸说起。

第一节 欧洲崛起、欧洲霸权及其否定因素的形成

一、国家间财富大规模转移本质是依托暴力实现的政治过程

大国的崛起是一个体系，英国的近代崛起带动的是西方欧洲霸权体系的兴起和东方中世纪华夏皇权体系的最终衰落。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从欧洲封建堡垒中打开了缺口，同时也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地位。正如苏联诞生确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源头地位，因而更需要极顽强的力量巩固并确立有利于苏联的世界体系的道理一样，由于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第一代崛起的源头国家，英国资本主义诞生也需要极强的力量反抗霸权并建立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世界体系。17世纪、18世纪，中美洲和南美洲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北美洲的大部分则主要是英、法、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则到19世纪中叶才进入衰落期。这时的英国面临巨大的来自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压力。16世纪初，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都不及法国和西班牙，在海外贸易方面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日趋尖锐，这迫使英国必须直面来自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挑战。1588年7月，英国在两天之内打败西班牙由130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并由此初步确立其对大西洋的制海权。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12年休战条约，实际上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西班牙霸权由此衰落，并让位于荷兰。17世纪中叶，荷兰在航海、殖民、贸易等方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荷兰的远航商船已达好望角、马六甲和北美洲东岸并在南美洲、巴西等地拥有据点和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海外利益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决定再次直面这次来自荷兰的更大的海上霸权压力。英国与荷兰前后进行了三次海上战争，最终击败荷兰并赢得海上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主动权。英国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在欧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商品，只有在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上才能运入英国领土。荷兰拒绝接受，于1652年至1654年爆发了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并被迫承认《航海条例》。1664年，英荷再次发生战争，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1686年改名纽约）。1672年至1674年英荷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荷兰战败，此后荷兰一蹶不振。到18世纪初，荷兰已丧失了海上优势及相应的贸易垄断地位。如果说，16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西班牙赢得了海权，17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荷兰赢得了海上贸易垄断权，那么，在18、19世纪，英国与法国和俄国争夺海外市场则最终赢得世界霸权。恰好这个过程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过程相一致，这说明国家间财富的大规模转移本质并不是交换过程，而是依托于暴力的政治过程。

二、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为英国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距英西海战整整100年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发生，胜利了的英国资产阶级上台之后面临的是在都铎王朝（1485-1603）、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1599-1658）时期通过一拨拨战争打下的已是比较宽松的海上安全环境。除此之外，英国还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与19世纪日本面对的亚洲局势完全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是一个已为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公元800年基本统一，却又极不幸地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三分天下的破碎的欧洲。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同时它也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埋下了一个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英国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实施“均势战略”天然有利的外围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杜绝了日本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中得到反证；同样，我们也可从美国在北美的主体板块使昔日利用欧洲分裂而崛起的英帝国最终向美国交出霸权之棒的史实中得到再次反证。对此，曾任华盛顿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团长、制宪会议成员、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有清醒的认识。他极力为美国的联邦制辩护并担忧美国出现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他写道：

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本国的衰弱和分裂，会招致外国的威胁；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内部的团结、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更能保护我们免遭威胁了。这个问题内容丰富，不容易探讨清楚。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这样一个岛国的人民应该是一个国家，虽然这对常识说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我们发现，他们长久以来分为三个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几乎经常发生争吵和战争。虽然他们的实际利益同大陆国家的利益是真正一致的，然而由于那些国家的策略、政策和惯例，使他们之间的互相嫉妒一直处于加剧状态。多年来，他们彼此造成的不便和麻烦，远超过了彼此的互相帮助。假如美国人民分为三四个国家，难道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难道同样的嫉妒不会发生，不会以同样方式存在吗？代替它们“友好联合”和“利益”一致的是，猜忌和嫉妒很快会使信任和友爱销声匿迹。它们的政策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将是每个邦联的局部利益，而不是整个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和其他大多数互相接壤的国家一样，它们不是经常卷入领土争夺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于惟恐发生领土争夺和战争的状态之中。

下篇待续

三、美国是法国拿破仑煅造出的英国世界霸权的“掘墓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5）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6日 19:13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三、美国是法国拿破仑煅造出的英国世界霸权的“掘墓人”

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环境为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较后来的美国、日本等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这又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然产生的英国资本的世界扩张及由资本扩张带动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工业革命又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市场和投资的需求，这不可避免地又使英国与法国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时代扩张的海外利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方向就是北美和亚洲。

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涉足北美，伊丽莎白女王曾把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特许状赠给吉尔伯特和瑞黎，但不成功。1607年，伦敦公司（后称弗吉尼亚公司）来到詹姆士城，后来发展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年，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马萨诸塞海湾，建立了新普利茅斯移民区，奠定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基础。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已建立了13块殖民地。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向北美殖民。1604年，法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移民区罗雅尔港。1608年，法国殖民又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成了法国在北美扩展其殖民势力的基础。1682年，法国殖民者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直达河口，宣布沿河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那。法国在北美由北向南、英国由东向西的扩展，使两国在空间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英国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纽芬兰的阿卡底亚地区。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惨遭失败，不得不把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东岸地区割让给英国，西岸地区让给西班牙。

17世纪始，印度逐渐成了英国与欧洲列强角逐的重要场所。15世纪以来，首先到印度的是葡萄牙人，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12年击败葡萄牙舰队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登陆，建立了第一个商站。1614年英国人再次击败葡萄牙人，获得印度洋的制海权。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马德拉斯（1620年）、加尔各答（1633年），17世纪80年代占领孟买。法国1604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但在1668年才在苏拉特地区设立海外商站。10年后法国在卡里阿提加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据点。17世纪晚期，法国人占领孟加拉的昌德纳果尔。在印度，英法也展开争夺。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印度是重要战场之一。法国失败。根据《巴黎和约》，除少数城市作为商站外，法国几乎丧失全部印度殖民地。在北美和印度的失败，又燃起法国持续高涨的反英情绪及由此产生的法国人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同情。为了报“七年战争”失败的一箭之仇，路易十六不惜巨资援助北美独立战争，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率先承认美国独立并与美国结盟打击英国。拿破仑时期，法英矛盾激化，这里既有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抵御英国资本的性质，又有与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性质。为了打败英国，法国督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世界战略并几乎倾其全部国力实现这个战略。

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从东西两线即印度和美国用釜底抽薪即切断其外围市场以打击英国的战略。他说“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笔者注）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末，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堡、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业已丧失了……法兰西需要有能抵得上美洲殖民地的新的大殖民地”。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他认为“要在（印度——笔者注）这样遥远的战场打胜仗，就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六百法里，离马拉巴尔（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笔者注）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进攻基地。法国如果能够在（埃及——笔者注）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的主人。广大的东方贸易也会回到红海和地中海这条古道上来。这样，一方面，埃及会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成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兵站”。“牢固地占领（埃及——笔者注）这个国家是远征印度整个计划的基础”。“出兵印度的日期一决定，一支包括十五艘主力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五艘大运输舰的舰队，就应装载五千名兵士和大批粮食弹药从布列斯特出发”。1796年拿破仑进攻意大利，败奥地利并入侵埃及。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拿破仑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

另一方面，拿破仑也从北美入手打击英国。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者。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由因美国与英国的和解而产生对美国的怨恨转向迅速与美国和解。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由此扩大近两倍。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即法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英国传统的均势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永远的对手。对出售路易斯安那的目的，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耳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但这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路易斯安那加上美国原来的13个州，美国竟兵不血刃地将领土扩大了近两倍。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拨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

尽管法国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培植起了“掘墓人”，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出现已使英国看到自己的克星，而继法国之后俄国又进一步托起这颗欧洲的“克星”。

下篇待续

四、拿破仑失败后，英俄矛盾成为贯穿19世纪欧洲政治的主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6）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8日 06:55 北京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四、拿破仑失败后，英俄矛盾成为贯穿19世纪欧洲政治的主线

拿破仑失败后，在列强分赃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在制陆权和英国在制海权方面分别获得最大利益。俄国依恃其“功臣”身份，竭力扩大在欧洲大陆的领土：与列强瓜分波兰，获波兰绝大部分土地；继续占领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领土）。而英国这时则尽可能地扩展制海权：继续占领马耳他、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路西亚（均位于西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印度洋），并从荷兰手里夺取南非开普敦殖民地和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要塞。1815年9月，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导下，俄、奥、普三国君主在巴黎发表宣言，缔结“神圣同盟”，不久所有的欧洲大陆君主国先后都参加了这个同盟，俄国沙皇取代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盟主”，并在欧洲进一步扩张俄国的势力范围，压缩英法在欧洲大陆的政治空间。19世纪20年代，在沙俄策划下，神圣同盟镇压西班牙革命；30年代，沙皇派出12万大军镇压波兰起义；1828年至1829年对土耳其战争中，占领了克里米亚、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大片土地；在北面，沙皇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在西面，沙皇则获取华沙公国的大部分土地，又从罗马尼亚割走比萨拉比亚。其势力抵至巴尔干半岛，并由此引起英法的警惕。1853年至1856年，俄国为控制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与英国、法国等在克里米亚发生大战。俄国战败，这反倒给5年后美国南北统一战争的胜利预留了机遇。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为了打通南下通道，俄国试图从中亚打开进入海洋的大门。1865年，俄国占领塔什干，1867年，布哈拉汗国和浩罕国被强行并入俄国版图。1873年，沙俄大举进攻希瓦汗国，当年签订迫使希瓦汗国为俄藩属的条约。俄国力量直逼阿富汗，这立即引起英国的堵截。1878年11月，英印军队三万多人侵入阿富汗，直到1893年才迫使阿富汗与其形成宗主国依附关系。然而，东天不亮西天亮。就在英军陷在阿富汗战场之际，1877年，俄国再次掉头巴尔干，打着解放斯拉夫人的旗号，对土耳其宣战，挥军越过多瑙河，进逼伊斯坦布尔。英国和奥匈立即对俄国提出警告，俄军不得不停止进攻并与土议和。为了遏制俄国，英国破天荒地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越过欧洲，在太平洋西岸与日本于1894年和1902年签订条约，建立同盟关系，试图从远东地区牵制俄国对英国的压力。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俄日战争中俄国失败、伊朗国内爆发革命，再加上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些迫使俄国与英国妥协并于1907年8月31日签订协约，协调各方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利益。这个过程与20世纪苏联与美国先近东，再中东，最后中亚的争霸路径大体一致。

下篇待续五、对英国霸权产生基础性动摇的力量在北美大陆形成，并在关键时刻得到俄国的支持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7）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9日 00:25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五、对英国霸权产生基础性动摇的力量在北美大陆形成，并在关键时刻得到俄国的支持

1860年11月，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方南卡罗来纳州于12月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又有6个州步其后尘。1861年2月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公开打出分裂旗帜。由此爆发美国南北战争。5月13日，英国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是承认南方同盟为独立国家的重要步骤。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金钱、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英国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与今天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辙。

与拿破仑一样，沙皇俄国也曾对美洲有着强烈的扩张野心。早在1799年就成立“俄美公司”殖民机构。计划将俄国控制范围从俄属阿拉斯加扩张到加利福尼亚。182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白令海航行敕令》，宣布俄属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在北纬51度，规定在北纬51度以北的沿岸100海里以内的地区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航行。俄美关系曾为此一度紧张。1824年俄国放弃对北美西北海岸54度40分以南的土地要求后，两国关系趋于好转。1853年到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受到英法联军的打击，俄英关系严重恶化。这促使俄国“希望强大、统一的美国成为抗衡英国的力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与英国完全对立的支持北方统一国家的立场，并于1863年9月派两支舰队分别驶入美国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纽约和旧金山，成功阻止南方同盟舰队对旧金山海上攻击的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出于同拿破仑出售路易斯安那一样的扶持美国以牵制英国的战略考虑，俄国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1865年南北战争一结束，俄美就此商谈加速；1866年沙皇还为此铺垫说：俄美“两国人民没有可记忆起的伤疤”。

美国方面也意识到阿拉斯加的战略意义。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纳尼尔·班克斯认为，“阿留申群岛这一“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吊桥”，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新的权势，它将成为“各国命运与人类进步的控制器。”也有议员认为，“购买阿拉斯加等于‘把英国雄狮关进笼里’，使‘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世界两大强国’这一天早日到来。”美俄双方最终于1867年3月30日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绝对多数表决批准该条约，次年，国会则以113：43通过该条约。现在说起来成为笑谈的是，事后得知“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但不管怎样，此时的美国已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尽管以英国为龙头的近代资本中心没有终结，但其丧钟已开始在其外围由美国人敲响。

下篇待续

六、简短的小结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8）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0日 10:2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六、简短的小结

由上可见，在大国兴衰史中，新兴大国崛起往往是霸权国家压迫的结果，压迫愈烈，崛起的力度及相应的扩张规模就愈大。与俄国的经历相似，英国曾是一个崛起难度极大，因而也是扩张范围极广的国家。当时英国的压力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君主国家：16世纪是来自西班牙、17世纪是来自荷兰挑战，18、19世纪又是来自法国拿破仑所施加的几乎是灭顶的压力，以及随后而来的与俄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冷战”。其结果是英国通过打败西班牙赢得了制海权，通过打败荷兰赢得海上贸易垄断权，通过与法国和俄国的交手最终赢得了世界霸权。欧洲也在与英国的冲突和磨合中既改变了英国——使英国从反霸国家异化为霸权国家——也改变了自己，即完成了它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欧洲大陆在英国的拉动下率先卷入发轫于英国的资本经济全球化，并与英国一道形成最初的资本中心国并由此形成对资本外围地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这种殖民压迫及其内在矛盾的展开又在资本外围地区培植起欧洲的“掘墓人”，并由此展开了欧洲资本中心的“否定之否定”即从反霸到称霸，最终再到被反霸国家打倒的完整过程；北美在被欧洲殖民、欺负、剥削中形成独立的利益和独立国家，美国利用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矛盾最终成为颠覆整个欧洲殖民体系的决定性的力量。

下篇待续



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9）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1日 00:02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尽管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在初期是伴随着屈辱和泪水的。

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为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从独立战争初期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在国家版图倍增的同时，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对此美国第一代开国领袖有极清醒的判断，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为《独立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

有种种迹象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的冒险精神，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国感到不安了。它们似乎对我们在运输业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扰感到忧虑，而运输业却是它们航海业的支柱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基础。几个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国家，担忧地期待着我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预见到，自己在美洲的领地由于邻近美国而可能遭受威胁的危险；美国有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拥有一切手段。这种想法自然会表示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于8日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

此外，对美国崛起产生恐慌并试图对其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刚刚在克里米亚联合打败俄国的英国和法国拉上西班牙签订了联合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从南部美国继南方叛乱之后再强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与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出兵朝鲜形成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势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远征军登陆墨西哥，后因与法国不和，英、西撤出，法国则单独以重兵对墨西哥发起攻击，至1863年6月7日法国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马克西米连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签订《米拉马协议》，规定：法军留驻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国统一战争结束，北方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欧洲大国对美国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又鉴于俾斯麦（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拿破仑三世才被迫于1867年3月将法军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

下篇待续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0）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2日 05:58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尽管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在初期是伴随着屈辱和泪水的。

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为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从独立战争初期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在国家版图倍增的同时，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对此美国第一代开国领袖有极清醒的判断，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为《独立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

有种种迹象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的冒险精神，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国感到不安了。它们似乎对我们在运输业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扰感到忧虑，而运输业却是它们航海业的支柱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基础。几个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国家，担忧地期待着我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预见到，自己在美洲的领地由于邻近美国而可能遭受威胁的危险；美国有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拥有一切手段。这种想法自然会表示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于8日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此外，对美国崛起产生恐慌并试图对其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刚刚在克里米亚联合打败俄国的英国和法国拉上西班牙签订了联合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从南部美国继南方叛乱之后再强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与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出兵朝鲜形成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势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远征军登陆墨西哥，后因与法国不和，英、西撤出，法国则单独以重兵对墨西哥发起攻击，至1863年6月7日法国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马克西米连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签订《米拉马协议》，规定：法军留驻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国统一战争结束，北方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欧洲大国对美国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又鉴于俾斯麦（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拿破仑三世才被迫于1867年3月将法军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

下篇待续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1、12、1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3日 07:39 北京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1、12、1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3日 07:39 北京 标题已修改 21人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二）欧洲人对美国内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三）欧洲人编织“文明的冲突”

（四）欧洲人的“邪恶轴心”论

（五）欧洲人也抛出“美国威胁”论

（六）简短的小结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早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来到美洲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还处在原始阶段。从1603年到1733年，英国人进入北美并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和屠杀，建立了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狭长地带的13个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中落到生活底层的穷人，特别是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

这样，在欧洲人眼中的大西洋两岸便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观：位于欧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选民”，北美一方则代表“上帝的弃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较早提出这些偏见的，有些不是神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如法国自然学家布丰、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这些人不顾美洲大陆各地区差异，将北美的自然条件概括为：寒冷、潮湿和盐化。他们用这里的动物重量、体长和特征试图证明——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发展。布丰在《动物的退化》一书中论证北美人种与整个北美动物一起处于一种“退化”状态。伏尔泰挖苦说，如果人们对美洲会出现苍蝇不感到奇怪的话，为什么对美洲会出现这一群人感到惊讶。

为此，杰弗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两个印度的历史》的作者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雷纳尔大谈一通美国人种怎么不行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作者。雷纳尔笑笑，很尴尬。

汉密尔顿则以犀利的笔调揭露欧洲实行的文化殖民的本质在于欧洲想作“全世界的主人”，他并号召美国人民联合起来，“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他写道：

我简单地说：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国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独特的利益。对其他三部分来说，不幸的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军队和谈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骗，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三部分施展统治。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作为渊博的哲学家而受人称赞的人，曾直截了当地把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归于自己的居民，而且郑重声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在美洲是会退化的，就是狗，只要在我们的空气中呼吸一会儿，也就不会叫了。事实是长期支持欧洲人这种妄自尊大的借口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不联合会给它的胜利增加新的牺牲品。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同心协力建立起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并且还能提出新旧世界交往的条件！

（二）欧洲人对美国内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人是在以贵族式的轻蔑眼光在矮化和丑化美国人的话，那么，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人则更是幸灾乐祸并等待林肯落井而后下石。

美国南北战争起始阶段，除了我们已熟知的英国直接干预外，法国政府对北方怀有敌意，倾向于所谓“南方联邦”，法国外交部也认为，“一场持久的战争，由于积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帝国的观望等待政策就是来源于这个‘预见’：一方面，南方并不追求胜利，而是更倾向于一种自治；另一方面，北方无法战胜南方，而且更不知道怎样长久地控制南方。根据这种逻辑，就出现了既不帮助南方获胜也不阻止北方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政策。一场如此天昏地暗的恶战，如果不借助外力，只能导致联邦的解体，而这正是有利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只要交战双方不断怒火冲天就可以了，并谨慎鼓励英国进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法国自己是不愿去干的。”

与此同时，法国人担心美国南北统一，将导致美国成为一个“独裁”国家：“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邦，而将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只有主人和附庸的联邦”，“这种独裁最终将可能发展成为帝国，或一个独夫政府”。这种对美国“独裁”的指责，为欧洲人肢解美国的企图在做理论准备。一些人认为：“如果民主制度被保存，让美国国土缩小也在所不辞。”北美分裂国家，分成多少块？《论坛报》在1861年年初就把分裂看成既成事实，后来继续认为有一部分州可能不会回到北方，但希望这些州的数目越小越好。一些更大胆的分析家倾向于把这块美国蛋糕分割成三块。在最盲目乐观的时候，有的政府媒体甚至把美国分成五块。同年3月《祖国报》文章则大胆预测：“美国将被分割成北方、南方、中部、西部和太平洋五个共和国”。即使到了1863年，北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法国《新闻报》还认为：“把一个分裂的联邦用武力统一起来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可能。”一家还是亲北方的《两个世界的杂志》也认为：一个被占领的南方将是新世界的“艰难时世的爱尔兰，匈牙利或波兰”，战胜者永远的肉中刺，一块永无宁日的被占领土。战胜的北方也意味着失败的联邦，并将使北方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因其盗火行为而受到天罚。

在英国，尽管态度不如法国那样明朗，但希望美国南北分裂也是主流意见。1862年，一个美国南方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约翰·A．罗巴克在英国下议院说：“北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南方倒是我们结交的对象。他们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的弃民。”当时影响英国政策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邦制恢复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别是在布尔溪战役之后，分裂的灾难已被认为是在所难免了。许多人认为，因为英国将不得不与南部邦联同处于一个世界，所以不与它交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如果能帮助北方承认南方不可避免的结局进而结束战争，那将是一件真正的好事。1862年，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格拉斯通在公开场合不无惋惜地说，北方的民众“还没有喝下这杯苦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们必须把这杯苦酒喝下去”。“格拉斯通演讲虽然激起了美国的愤怒——这种态度被看成是亲南部邦联的，但他只不过是说出那些最了解情况的英国人的观点。”

（三）欧洲人编织“文明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北方胜利后欧洲又出现与今天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相类似的观点。1862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埃德温·德莱昂写的《美国联邦国的真实情况》，将美国国家统一战争解释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竭力谋求在美洲大陆建立霸权的一场斗争，他写道：“一场战争可以隐藏另一场战争；号称解放的战争将一个巨大的征服阴谋掩盖起来；为了解放黑人而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拉丁族的惩罚性远征；那些自称是种族解放者的人实际是在策划对所有种族的绝对征服。”1864年1月12日法国《国家报》载文认为，美国“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从种族来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被非常远的距离分割开，在不同的地区生活，从事的职业也不同。这两个民族互相认为彼此是竞争对手”，北方如果成为胜利者，它将成为一个重塑的“美国盎格鲁”民族，将专门从事对别国的征服。

当时推动这种“文明冲突”论的还有另一本名为《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的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未来的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俄罗斯对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统治对欧洲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只要欧洲维持现状，遵守纪律而自身强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只能在亚洲发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开欧洲的大门”。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如果说英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比较文明的一面的代表，美国则代表了该民族对其他文明进行破坏的侵略的另外一面。与其说它顽强不如说它顽固，比狂暴稍好一点，美国人是这个民族中比较有本领的学徒。就像世界的压路机，他们把“美国南方的森林破坏殆尽”，将整个大陆都平整过来；他们“随意创造城市”；“他们制造民族”。他们用同样的手段破坏一切，“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消灭或想要消灭所有其他的人：赫德森河边的荷兰人、德拉华的瑞典人、密苏里、 密歇根、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亚拉巴马的法国人，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们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对于红种人和黑人，他们把第一种人消灭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们彻底边缘化；而第二种人，在北方，他们对待黑人非常冷淡并用一种社会等级式的傲慢与之相处，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邻居为耻。在南方，他们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关系则按照更加社会化的方法来管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两个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高卢—拉丁民族冲突，而以林肯为首的美国北方人则是这场冲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敌人！

（四）欧洲人的“邪恶轴心”论

欧洲还将美国人描写成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刽子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美国人也曾利用同样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对手即苏联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维奇和它认为是敌人的民族和国家。《泛拉丁主义》一书认为，美国北方人“已经当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对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清洗”。对这些无心无肺的人，“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的历史中寻找例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是在北方佬的身边和新近历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不是将红种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个不留地屠杀掉了吗？”该书大声疾呼：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敌人！。

有意思的是，当年欧洲人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还掺加了类似今天美国政客攻击东方国家的所谓“邪恶轴心”内容。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指责，1863年6月19日，《美国邦联国的真实情况》一书的作者德莱昂在致本杰明的信中认为“林肯和沙皇的专制主义相互表现出来的友好让整个欧洲吃惊”，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的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1867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

（五）欧洲人也抛出“美国威胁”论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崛起。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1893年，埃米尔·巴比埃写了一本《在金元帝国旅行》指责美国商品——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国的葡萄酒——已充斥欧洲。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从一件令人好奇的东西变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东西”，美国“已成为旧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

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对抗在所难免。“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

（六）简短的小结

欧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杀毕竟没有吓倒美国人，相反，美国人在欧洲的重压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奋斗反而强力崛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年至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增长尤为显著。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铁路增加14万英里。从国家独立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美国从在半个多世纪前版图仅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地带的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美国，这个被欧洲丢弃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在欧洲人无名的恐惧中，终于长大了。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4）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5日 07:3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尽管如此，此时，甚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还不是美国的世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基本上还是由欧洲主宰的。进入20世纪的美国人对欧洲人，尤其是对欧洲的大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仍有相当的压力，欧洲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而彻底解除欧洲威胁仍是美国人关注的主要安全问题。

一、“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

（一）少年欧洲遭遇“粉碎性骨折”

前面讲过，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欧洲三分天下，这无异于将欧洲在成长之初就使其脚跟部遭遇粉碎性骨折，由此造成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板块。而这又恰好为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得以以所谓“均势战略”加以利用：先是由英国利用，美国强大后，也利用欧洲这种天然破碎的格局介入继而主导欧洲事务。换言之，正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天然破碎性，才为英国、继而美国提供了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条件。

（二）拿破仑战争：杰斐逊趁“危机时刻向英国背上捅上一刀”

19世纪初，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杰斐逊与拿破仑之间似乎有两国联合从大西洋两岸削弱英国的默契。当时杰斐逊在与汉密尔顿的争论中确实表达过这种意思。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惟一真正的政策是与英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杰斐逊反问汉密尔顿：“美国是否也应与拿破仑一起制衡英国呢？”杰斐逊等人的理由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英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英国的舰队是能够对美国采取行动的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英国的商人，在其祖国的支持下，拥有在伦敦融资的便利，在世界各地与美国的利益竞争。两个大陆国家，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北美，可以共同限制英国的抱负；同时，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可以把欧洲大陆国家稳妥地限制在大西洋的己方一侧。”杰斐逊的想法与大西洋对岸的拿破仑不谋而合。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次年与法国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此后美国便事实上与法国联手从大西洋东西两岸削弱英国。1806年和1807年，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针对英国实行大陆贸易封锁政策，1806年，在杰斐逊的鼓动下，国会开始考虑同英国打一场经济战的可能性，4月通过了与法国封锁政策默契的《禁止进口法》并为杰斐逊即予签署。此后，杰斐逊派前联邦党人威廉·平克尼协助美国驻伦敦公使詹姆斯·门罗，并给他们开出英国根本无法接受——其实杰斐逊也不想让他们谈成——的条件去与英国谈判。12月30日，美英签订《门罗—平克尼条约》。结果由于“条约违背了美国总统的指示”，杰斐逊没有将该条约提交参议院批准。1807年6月22日，英国舰艇袭击美国帆舰“切萨皮克”号，激起美国人激愤。12月14日美国开始实施《禁运法》，12月22日，又通过《封港法案》。“这些法案停止对英国贸易，因此实际起到支持和补充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的作用。”1808年3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补充法案，除其他目的外，它禁止陆海两路的出口贸易，通过限制英国殖民地加拿大而进一步打击英国。1809年3月杰斐逊于任期结束之际，不顾国家备受经济萧条之苦及各地的反对声浪，促使国会通过《禁止通商法》。尽管作用有限，但“切断了来自英国的进口”。这一年拿破仑粉碎了英奥组成的第五次反法联盟，1810年拿破仑几乎控制了除俄国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其事业达到顶峰。1810年杰斐逊趁“危机时刻向英国背上捅上一刀”，：11月2日，宣布断绝同英国的贸易。美国1811年占领——似乎也是美法双方的默认——还处在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属地佛罗里达半岛。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正式宣战。由于此时拿破仑野心过于膨胀，轻率远征并败于俄国——这与20世纪40年代的已开始全面对华战争的日本又向美国发动且败于太平洋战争，由此使中国抗战出现转机的结果相似——才使英国逃掉法美双向合击下的毁灭命运。事后杰斐逊痛苦地写道：拿破仑兵败俄国，“这给我国带来了灾难”，使英国军队腾出手来对付美洲，并激起了其向那些在危机时刻向英国背后捅一刀的人实施报复的欲望。与日本如果能预见到希特勒失败，它就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一样，曾签署1812年战争法案的杰斐逊的后继者麦迪逊总统多年后坦言，倘若他能够预见法国的失败，他就不会支持1812年6月18日签署的对英战争法案。1812年，英国打入美国并于1814年攻陷美国首都，美国人英勇抵抗并于1814年8月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美国人称此次为“第二次独立战争”，这话听起来像曹操刚从“华容道”跑出来的感觉。

（三）林肯在关键时刻赢得俄国支持

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国北方统一南方的行动首次遇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列强的联合抵制。但美国还是利用法国“在英国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是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心理，以及英法之间“从来没有谁相信过谁”这种欧洲政治的“十分有趣的纠缠状态”，千方百计与英法缓和，同时，林肯利用俄国要报克里米亚战败之仇的心理，在关键时刻赢得了俄国海军支持，不仅最终获得国家统一的胜利，而且还在内战结束后获得俄国沙皇同意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

（四）只有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

19世纪末，美国开始向远东进发。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当时欧洲大陆都把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看做是侵略，美国则利用英国当时相对孤立的处境，希望美国在其与法德俄斗争中给予支持的心情，赢得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的立场。事实上，此时的英国正在准备次年发动的英布战争和应付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法绍达于9月引起的冲突。战争开始前，西班牙女王曾向其姨妈、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求救，法国和德国等列强也讨论出面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可能，但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合作，致使这些努力无果而终。当得到英国人宣布他们“将完全遵循总统的意愿”后，麦金莱总统委婉地拒绝了欧洲列强调停的建议并于4月29日签署了宣战声明。“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5）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6日 09:46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进入20世纪的世界政治，北美行情明显看涨：1898年，美国夺得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菲律宾，并由此进入远东地区，提出“门户开放”，要求与列强一起瓜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3年美国唆使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并取得驻军和运河控制权。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期间（1901～1909），美国逐步夺取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财政监督权。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时期（1917～1921）于1914年和1916年两次武装干涉墨西哥，同期又将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在北大西洋的东岸，欧洲各大国战云密布，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势不两立，大战在即；在北太平洋西岸，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危险关头，民族民主革命方兴未艾。而这时的美国蓄势待发，从受欧洲压迫转入与欧洲争夺世界阶段。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对欧洲来说，20世纪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吉祥的世纪：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继1882年5月德奥意三国同盟之后，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出现、1905年、1911年因德法关系紧张引发的两次摩洛哥危机、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引发欧洲陷入全面大战。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同盟国战败。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我们研究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的角度看美国参战的意义。除此之外，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出兵将“胜利近在咫尺”的德国一举击败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再次恢复很可能为德国人改变的有利于美国的德、法、英之间传统均势——这个均势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却总能使美国在每次重大关口逢凶化吉。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通过“道威斯计划”和 “杨格计划”重新培植起德国抗衡英、法的力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将已被美苏打倒的英法再次扶起以抗衡苏联一样，并由此再制造新的“欧洲的灾难”以重新获利。

总之，“美国扩张的历程，突出的是实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许多人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德或道义原则的作用”。美国就像古罗马观看角斗的主人，将战败的角斗士养壮，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是为观赏下一场角斗。这是老英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重要经验，作为老英国大弟子的美国，还没上场就已对这份经验心领神会并玩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要不要学在其次，但不能不懂。套用斯大林讽刺丘吉尔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大西洋东岸向西岸转移。战争期间，美国工业公司1914年所获纯利润为39.4亿美元，1918年增至83.62亿美元。钢产量1913年为3180万吨，1918年增至4510万吨。大战期间，美国一方面供给欧洲各交战国以武器和粮食，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抢占欧洲的世界市场。对外贸易激增，从而积累了大量资本。大战结束时，全世界黄金储备1/3集中在美国。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的“花旗银行”在国外只有一家分行，1919年底增至74家。美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大肆夺取销售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地，美国已取代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转到了纽约。”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上面只是美国历史上合纵连横与欧洲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头几场剧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小高潮，但还不是剧终。因为这时的世界还是由欧洲主宰的世界，美国的外交这时还只不过是欧洲规则下的外事活动。下一步，对美国而言，就是由世界金融中心，取代英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还是位于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和欧洲大陆。

但是，与亚洲和北美洲不同，欧洲大陆破碎的国家板块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有更大的外围地区支撑。因此，从“农村包围城市”，即釜底抽薪，从外围压挤欧洲，尤其是英、法的生存空间，是削弱欧洲的终极方式。这是拿破仑曾用以打击英国的方式，现在美国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打击欧洲：从世界范围“解放”英法殖民地国家，让它们独立，从外围截断支撑英法国家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美国又从欧洲大陆内部通过支持苏联占领东欧，从欧洲大陆内部挤垮支撑西欧列强在欧洲大陆的生存空间。

最终让美国拉下世界霸权更替剧幕的时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轴心国败局已定的1943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主要对手是欧洲。雅尔塔协定既是打败法西斯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力量布局削弱欧洲的产物。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快胜利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西方的同盟国家和苏联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裂痕”。英美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法国的处置；殖民地的民族自决；第二战场开辟地点。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1943年3月丘吉尔派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去见罗斯福，首次谈论有关战后安排事宜。罗斯福告诉艾登，“解放法国的军队应该无限期治理法国，管理法国本土各地方当局以及该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此前，罗斯福同苏联莫洛托夫讨论时，曾把法国列入战后应解除武装的国家之一。当莫洛托夫特别问到法国重建为大国的问题时，罗斯福说“那是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也许可能”。在卡萨布兰卡时，他责备罗伯特·墨菲向自由法国作出的把法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归还法国的承诺。他还同墨菲和艾森豪威尔讨论大幅缩小法帝国的计划。为此，罗斯福长期冷落和不承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关于苏联，罗斯福表示他“并不反对寇松线，这意味着将苏联边界大幅西移，并以东普鲁士补偿波兰。对苏联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苏芬边界，罗斯福没有异议。他甚至不反对苏联重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尽管他希望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考虑，最好能有一场全民公决装饰门面，即使受操纵的”。罗斯福的这种对苏立场，《罗斯福传》的作者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有精彩的分析。他说：“罗斯福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幼稚看法，对东欧也并非感情用事，苏联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罗斯福期望它因此而得到补偿；他还就此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美国将一劳永逸地摆脱孤立主义，并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其实，“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对这时的美国来说还是一个目标而不是现实。而实现这个目标则是需要平衡欧洲和苏联之间力量的智谋和手段的。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据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实际上，丘吉尔在1943年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支撑英国和法国国家利益的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而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6）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7日 11:44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自己“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其实，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向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区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 • 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是为了“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声称：“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对此，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英国一再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据有关材料分析，英国是着眼于维持和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东地区正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东，才能确保苏伊士运河通向远东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对英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把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尔干，英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结束时控制地中海、巴尔干和南欧，保住自己的传统利益。二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方面的利害冲突，英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苏联，企图通过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力量。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

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

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这用罗斯福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如果苏联能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为美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对美国的传统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由此大幅压缩欧洲列强的战略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但是，罗斯福也是一位为避免损失而两边下注的谨慎之人。他颁布命令，宣布其亚洲盟友中国为一个大国，可以分享对战后世界的共同管辖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这既可在联合国里制衡英国和俄国，在地缘政治上也可利用中国从南部抵挡俄国的影响力。最后“倘若苏联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足够的合作，罗斯福还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备用的更为可怕的武器——原子弹”。曾有科学顾问及一些原子科学家提议与苏联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而“罗斯福愿意与英国分享情报而对苏联实施封锁”，以防“如果苏联人蜕变到像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之前那样令人讨厌，美国还是有办法对付的”。“罗斯福确定要保持美英两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其想法是英国仍然是平衡苏联力量的一个重要国家”。当然在德黑兰会议前后罗斯福的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削弱战后欧洲而不是苏联。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等的影响。但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 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斯大林也看穿了丘吉尔的意图，赞同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掉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7）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8日 12:2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而是美国。“苏联最远的新的支配地区离其国境600英里，美国最远的新的支配地区离其国境7000英里。”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是，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压缩欧洲，亚洲尚未崛起，就这样美国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布局。“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借助布鲁塞尔条约联合起来，旨在保护自己免遭苏联、如果需要也免遭一个复兴德国的侵略，希望美国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因为他们深知美国的力量对他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简而言之，后来的北约及欧洲的联合，与其说是欧洲自觉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苏联和东欧压迫的产物，而这种“压迫”又恰恰是由美国人安排好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任务是反对欧洲霸权。而美国的霸权则是从和苏联对阵后才开始的。所以真正导致欧洲衰落的是美国人；极而言之，欧洲的衰落，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人联合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对欧洲人落井下石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已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它们时而特立独行，时而相互合作，努力探索创建秩序和自己与友邦安全的道路”。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的短视的买卖人。”其实，除马歇尔等少数人外，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从长计议”的政治视野。

千百万美国人心目中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巴顿，就是看不透其中事理的美国人之一。巴顿是一员天才战将，天生敏锐，“不幸的是，巴顿一遇到政治问题就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巴顿比较早地看出坦克战在未来战争中的独特作用，他也是最早看到苏联将与西方发生对抗的军人之一。但当他的敏锐与简单的政治头脑结合起来，那就成了美国的克星。巴顿率军进入欧洲时心里始终是以苏联而不是以纳粹德国为对手。当他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苏军还远在几百英里之外时，他对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停下来把布拉格留给苏联人极为恼怒。1945年8月11日，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想要他的上司相信，“战败的德国人不再是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蒙古人’”。“为了让德国重新成为对抗苏联的屏障，他继续大量使用曾经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当地官员。”他对马歇尔的亲苏政策极为愤怒，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副官约瑟夫·麦克纳尼中将的电话中咆哮道：“为什么我们不趁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完好无损的时候，猛踢他们的屁股，在三个月内把他们赶回莫斯科去？有归我们控制的德军的协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可以装备他们。他们恨这些蒙古杂种！”巴顿不理解马歇尔，却与英国人掺和一起，“在欧洲那些硝烟弥漫的暗淡日子里，巴顿和蒙哥马利最终达成了某些共识：即西方联盟和苏联之间终将爆发战争，而且这种危险很快出现”。1945年7月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艾德里（Clement Attle，1883～1967）当选首相，丘吉尔下野。巴顿为此情绪激烈并挑起“一场大论战”，事后有当事人回忆说：“我记不起都说了些什么，将军的理论是：‘给我下达命令吧，我会把那些苏联人赶出维斯瓦河。’”同一天，巴顿还详述了他对苏联人的见解：“我们理解苏联人的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这个事实，所以考虑问题会出现偏差。”艾森豪威尔曾警告巴顿不要做那些追悔莫及的事情，并将此事向马歇尔写信作了汇报，说：“实际情况是，巴顿的个人信念与目前所持的‘艰难和平’观念格格不入。他做不到闭上嘴巴，因为他是巴顿。”9月16日，艾森豪威尔去看望巴顿，“讨论他们的前途而不是德国的局势”。12月，巴顿被一军车撞击身亡。美国作家赫什森在其研究著作《巴顿将军》一书中认为，“巴顿姑息纳粹分子的行为，而不是他对苏联人的仇恨，导致了他的陨落。”其实，巴顿对纳粹分子的姑息态度与他对苏联的仇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对苏联的敌对态度又是与他对马歇尔利用苏联制衡欧洲的大战略不理解相联系的。因此，不懂美国大政治才是巴顿陨落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艾森豪威尔则是对马歇尔战略思想理解和执行得比较好的高级将领，同样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战后仕途再上层楼。比较而言，前者只是军人，后者则是军人兼政治家。

乔治 • C. 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他把英国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他站在罗斯福后面，不事张扬，但却像一位外科手术医生肢解并重新安排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由此实现了使美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1945年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马歇尔可以说是推动这场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角色“和平演变”的最重要幕僚。而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并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合作，而是美国与自己未来的对手苏联的合作，换言之，不是美国一家，而是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最终击败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帝国的。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在广州时曾在日记中说：“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及抵南昌，又续记说：“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其实，上述“权谋”也正是美国一直在各种文件中最讳莫如深且“决不能记载”的“事实”部分。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8）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9日 08:35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 4．欧洲的衰落 / （三）简短的小结

4．欧洲的衰落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合作不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而且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还在英法力量没有退出的重要地区继续发挥作用。比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就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美苏共同出兵，制止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而“美国同情埃及人的抱负，对纳赛尔印象甚佳，并渴望赢得他的友谊，因此主张英国主动撤离”。美国在联合国与苏联联合一致谴责英国和法国。尽管以色列向艾森豪威尔作出自由进出亚喀巴湾的保证，英国、法国最终还有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撤退。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美国大为不满。对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解释道：美国应当填补英法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并将苏联的影响排除出这个地区”。与此同时，美国仍坚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与苏联的默契，“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任由苏联对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及较早的波兰的“自由主义运动”采取强力干涉和军事镇压。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准备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去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因为那里的利益对苏联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苏联人肯定会为此而战”。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势力范围”是罗斯福、马歇尔为了击败欧洲帮着苏联人在德黑兰会议及雅尔塔会议上争得的。英法退出中东后，欧洲由此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对于这个结果，欧洲人也早是心知肚明，但只是无能为力。其中看得最明白的，除了英国人外，还有总是从欧洲分裂中受益的俄国人。1897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与来访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谈到美国对欧洲的新威胁时断言：“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变成一个被文人雅士仰慕过的曾经美似天仙而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妇人了。”德皇问：“那末，依您看，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这种状况呢？”维特正面回答道：

陛下设想如果欧洲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各国之间不花那么多的财力、资源、鲜血和劳动来相互竞争，这些国家不拥有千百万军队来进行角逐，欧洲不象现在这样由于各国彼此害怕邻国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兵营；那么，欧洲就会富强得多，文明得多，它确实将成为全世界的主人，不至于因为互相竞争、互相敌视、互相残杀而衰败下去。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力求在俄、德、法三国之间建立巩固的同盟关系。一旦这些国家建立起牢固稳妥的联盟，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无疑也会趋附这个中心联盟，从而形成一个大陆总同盟，它能使欧洲摆脱它本身为了相互厮杀而造成的沉重负担。到那时，欧洲就将成为伟大的欧洲，就能东山再起，它在全世界所起的主宰作用将强而有力，并将长期保持下去。否则，欧洲和欧洲各国就会有大难当头的危险。

维特的这种后来发展为“欧盟”的看法为当时的欧洲各大国视而不见。欧洲果然在几十年后便“大难当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俄国人算是看透了欧洲人的没出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经历西方国家矛盾内幕的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比维特的话说得更透。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斯大林的这句话，既是对他在1940年与德国人及1943年在德黑兰与美国人的交往经验的高度总结，又是对西方阵营的所谓“民主和平”论的辛辣讽刺。

（三）简短的小结

纵观历史，美国的表现显然不够厚道。美国学者孔华润先生对此总结得比较深刻，他说：“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然而一旦机会出现，这种诉求并不能使它获得对帝国主义流毒的免疫力。”历史的真实是，当英法霸权在世界范围为美苏两家彻底挤垮并对美国形成绝对依附后，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才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后来，美国又联合中国和欧洲在这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打败了苏联霸权，继而反转联合欧洲通过推动东欧政治“巨变”和科索沃战争夺回了西方在德黑兰会议上被迫让渡给苏联的巴尔干地缘政治利益。“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罗斯福在雅尔塔勉强承认，长期以来被莫斯科视为它生死攸关的利益——就这样消失了。”基辛格说：

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

基辛格对俄国的地缘政治特点的概括是相当精辟的。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要不是俄国，美国也不可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要是俄国过于衰弱，美国还会失去这个世界。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9-20）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30日 07:06 北京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一、占据大陆

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

以史为鉴，不仅可以知兴衰，也可知未来。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埋下了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大政治家，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现在我们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分析了国家统一对于美国拥有强大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

早期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而且不惜一切手段维护国家统一。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的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

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自觉的性质。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和西班牙的失败和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总结说：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稳定中国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稳定亚洲的责任。未来中国绝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孙子肢解法国在欧洲的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在亚太就是美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及其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天然传承于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1）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1日 07:04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欧洲毕竟是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较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使得欧洲在崛起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海外空间。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欧洲内部大国之间因近距离挤压而被抵消了的扩张力量。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崛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不仅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而且还更加压缩和抵消了欧洲的整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法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安全压力导致拿破仑三世在占领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将军队完全撤回欧洲以准备与德国的军事冲突；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西班牙属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又将菲律宾和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并于次年加入远东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在远东地区，正是由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列强从中国调头回欧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将展开的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冲撞，其结果则是整个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读史至此，让人扼腕：欧洲真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内斗最终导致全体毁灭的范本！这大概也是今天欧洲人决心——不管再困难——走向合作的原因。让我们将视野从大西洋东岸移至西岸的美国。美国在其诞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各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的局面，全力扩张以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尽可能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雅尔塔体系”提升苏联的力量以在欧洲大幅压缩英、德、法安全空间。尽管英国曾是美国的死敌，但在欧洲大陆衰落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使之处于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苏联屈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之间，美国又给昔日的敌人英国以特殊战略伙伴地位，这样可使英国成为美国“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这样一道防波堤”。同种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用于日本：在击败日本的同时又扶持日本，使之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中国、俄国屈服，并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抵挡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力量东进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这一观点也得到当代日本学者的承认和不恰当的发挥。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 1996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就有观点认为：“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现在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到西岸的中国。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则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为亚洲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地理板块和对东亚影响深远的儒家主体文化板块。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苏联东南腹下的中国如果出现延伸至南中国海的类似东欧和中亚式的破碎地带，至少出现划长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这将有利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毛泽东1949年率军渡江打败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后，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对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最有利的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到三个有利于美国实施类似英国对付欧洲大陆的“均势战略”的政治板块。美国人曾这样想也这样做过。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化为泡影。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培植日本，发动朝鲜战争，扶持台湾当局以反制中国。如果说，利用苏联压缩欧洲是罗斯福及马歇尔战后对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东北亚，造成类似欧洲大陆之于英国的，并有利于美国操纵东亚大陆政治的“均势”板块，则是美国战后对东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1950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中国崛起，乃至对东亚崛起，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奠基意义——才使美国分裂东北亚、苏联利用雅尔塔条约分割中国东北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实施建立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所谓意在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但由于中国所据有的大陆主体板块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与英国不同——在亚洲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加上战后日本夹在俄国、中国，当然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这几个巨型地理板块之间，尽管它能量很大但难有作为。其次，从中国周边看，中国东、南两向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特点是中国崛起的天然优越条件。比较欧洲，正如西半球英国东面的破碎型大陆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道理一样，在东半球中国与欧洲相反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国外，环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则是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破碎型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美国南北统一后，英国已不能再用处理欧洲事务的“均势”方式对待美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也不能再将纵横于欧洲的“均势”外交简单地套用于东亚。美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冲入东北亚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岛大败而归的经验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使其不一定会望洋兴叹，但至少也是无可奈何。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亚洲再建地缘政治均势板块的目标，它一定要通过“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别研究认为：

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这种战略到70年代后演化为尼克松主义。到了90年代末，亨廷顿也看出亚洲问题的实质，但对此开出的却不是尼克松而是麦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说：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这里，笔者可以明确告诉亨廷顿的是，远距离挑战或直接出兵对抗据有大陆主体板块并有较大安全外围的国家，是历史已反复证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数。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西岸移至整个亚洲，站在世界屋脊观看中国，我们又会发现，与美国不同，尽管中国有亚洲的主体大陆地理板块，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大陆主体板块国家。确切地说，它是处于俄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国。美国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并获得一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英国应用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应用于整个欧洲的“均势战略”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构成在俄、中、印之间相互制约的“均势”条件并不充分，西方人从中获利的机会——尼克松似乎是个例外——也并不多。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印度、俄国三国之间有广大的缓冲空间，与欧洲英、法、德不同，尽管也有复杂的边界纠纷，但历史上的中、俄、印三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频繁且愈演愈烈，规模愈演愈大的战争冲突。第二，中国、印度、俄国三国的安全重心不是直接交叉重叠，而是错落互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重心在东部和东海，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中国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国经济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欧洲，苏联解体使俄国国力大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约东扩是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从北方山区移向南方印度洋。这一点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尼赫鲁、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极深刻的认识和专门论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事——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几百年海上亡国的教训，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对其印度洋安全的担忧。他们不会不明白：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印度洋将是印度安全的绝对重点。从文化上看，中国、俄国、印度三国社会文化尽管不同，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却十分近似。它们都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与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中国与俄国还有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经历，这在它们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标及与此目标相符合的政治内容。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临终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而又对其无力阻止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并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下篇待续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2）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2日 13:00 北京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100多年里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年至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于太平洋上发动与西班牙的太平洋战争，此举受到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谴责，但却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打开通往远东门户的战争。20世纪初，美国面对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行“光荣孤立”，兼发战争财。但在战争后期，美国却在力渐不支的同盟国身上猛踩一脚，一举成为战胜国并大获战争红利。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想实行“一战”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战争。面对战争带来的风险，美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合作，但到战争胜利在望时，美国则将目标从打败法西斯转到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标决定盟友。此后美国在与英国、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却在战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与苏联达成战略默契，趁英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削弱之际，“渡过卢比孔”，从诺曼底打击德国的同时，也对英法欧洲实行最后的一击，放苏军进入东欧，以此大面积挤缩欧洲地缘政治空间。此后，美国在因苏联占领东欧而日益拥挤的欧洲大量驻军，名义是抗苏，实则是控制欧洲，从此欧洲霸权一蹶不振，欧洲对美国的传统安全压力也由此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苏争霸，美国又联合欧洲，到70年代又联合中国遏制苏联霸权，并于90年代利用戈尔巴乔夫农夫般的善良和叶利钦的右派“幼稚病”，临门一脚，促成苏联解体。

21世纪初制约欧洲的苏联因素的消失使欧洲地缘政治空间大幅向东扩展，此后，欧洲开始向美国叫板。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美国在击败苏联的同时，也在欧洲打开了原本让苏联压着的美国宿敌，即西欧这个“潘多拉盒子”。这反过来又增大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东岸，美国不仅要应付俄国，而且还要对付欧洲；在太平洋西岸，苏联解体使美国将矛头对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国，其结果也与欧洲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与中俄对阵的同时，也在亚洲打开了曾痛击过美国的并压在“雅尔塔”山下的日本这个东方“潘多拉盒子”。与苏联解体后欧洲东扩的后果一样，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将它收回去就难了。目前美国外交已陷入几乎与世界所有大国作对的外交沼泽之中，恶兆逼近。这是后话。

国家重大外交行动须与至少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而不管这种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大国成功崛起的重要规律。且不说英国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间合纵连横，不仅成功地操纵着欧洲大陆及其他区域，而且还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屡化险为夷。我们只要看看俾斯麦的外交纵横所赢得的统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和平发展。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下篇待续

四、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3日 07:29 北京

四、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以及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他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下篇待续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4）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4日 09:03 北京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 四、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上）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上）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

明白这个原则，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外交谈判就会变得简单明快。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的主要敌人是英国人，为此他需要与俄国人妥协。妥协就是要划分势力范围。1807年6月25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涅曼河上谈判。两人见面行简单礼节后，亚历山大开宗明义地告诉拿破仑：“我同您一样仇恨英国人，您在为反对英国人所做的一切中，将得到我的协助。”拿破仑即回应道：“这样，一切都能解决，和平已经实现。”就这样，“他们几句话就把世界重新划分了。”在核心利益直接交换过后，拿破仑则找来机敏的塔利朗，亚历山大找来洛巴诺夫和库拉金亲王，去研究和撰写协议的具体细则。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并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象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有应的那样，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说：

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末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

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英国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 ……90％　　

（ 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纸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字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时只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斯大林是一位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位在当时苏共内最懂盎格鲁-撒克逊谈判句式的人。丘吉尔是一位著名的对共产主义持死硬反对立场却不会说“共产主义”话语的政治家，但这两位人物不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们国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外，还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尔熟悉的句式与丘吉尔进行谈判，结果反弄得丘吉尔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结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思维的罗斯福的认同。英、苏、美三方的利益认同对于尽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积极的作用。认同不仅是道义的认可，更是利益的交换。交换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前进的“恶动力”。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有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传》既是人们聚义的故事，同时也是人们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观念逻辑不同，结论自然不同，面对中国式的儒家逻辑，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蒋经国在其“自述”中对斯大林充满愤慨、屈辱和不解。其实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逻辑不同。蒋经国用东方儒家的诚信，斯大林则用的是商人的逻辑。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倨傲”、“露骨”与“滑稽”，而斯大林则对小蒋满口“废话”不耐烦。文不对题，当然互不理解。

待续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下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5）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5日 07:07 北京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下）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纪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则以礼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发布“宽政令”。主要内容是：外国船员漂流到日本，应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请示是否遣送长崎。发现外国船，应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调查。如果对方不拒绝调查，应尽可能温和地加以处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员登陆并加以看管。日本“‘宽政令’是幕府首次把对外国船的习惯做法成文化”。1798年日本幕府发布指示，告诫官员，“不要对外国船采取过激措施”。1806年3月1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诸藩“尽可能温和地使外国船返航，对遇风暴的漂流船，适当地给予食物、淡水和木柴后，使之返航”，“如果外国人在一再告知后仍拒绝返航，应按照1791年的规定予以驱逐，而不必请示”。该命令成于文化年间而被称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国第一艘抵日舰船“蚀”号进入长崎并为日方警戒包围。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舰无偿提供60船淡水、猪、100磅干鱼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还武器和火药后，将美舰拖出海港。

然而，农夫的善良往往经不住毒蛇一次次咬伤。在经历西方人一次次炮舰先行，威胁在后的入侵，尤其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并签订日本第一个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不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全面“脱亚入欧”：放弃东方儒道转采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的军国主义体制。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仅仅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五海上强国。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主力，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05年底，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本“保护”，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时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评价说“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日本的做法与当年美国迫使日本开国虽然如出一辙，但在实施上却有过之无不及”。1938年8月20日，日本陆军大臣对海军大臣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得明明白白：

英国的外交并不是根据信义和感情行事，而是根据彻头彻尾的利害得失行事，因此，不管你对英国怎样客气，也不管你已加强同德意的关系，英国总得寸进尺，能捞进多少就捞进多少。我退一步，它就进两步，这一点早已看穿。它过去的外交史已经告诉人们，对强者采取怀柔和妥协态度，对弱者则以恫吓获取实利。

好好一个大和民族，就这样被西方的大炮教坏了，教得只知动粗而不知人语并为西方人认为同道的民族了。对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还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单方面提前终止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最终导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斯大林发表讲演，用日本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出兵支持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他说: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已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果然它击毁了俄国的三艘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7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的若干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采取敌对态度的时机，并依靠它们又来侵犯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四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参崴附近哈桑湖一带侵犯我国，目的是要包围海参崴，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区，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

读这篇旧文，看当今世界，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让日本人纠缠个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利用清朝垮台前的形势“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谁最后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1897年11月23日。俄国外交大臣给沙皇的奏折说得也毫不含糊：“历史的经验教导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及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

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够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联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毛泽东是有丰富政治，尤其是残酷政治经历的政治家，他对西方“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原则并不陌生。尼克松访华后，基辛格在一次访华时曾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据基辛格回忆：“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的，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