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41）

钟灵毓秀之文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09日 14:18 北京 122人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上卷目录

序言两篇

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再版序言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本书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借本卷再版的机会，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

曾经历南宋灭亡又目睹元朝兴起的史学大家胡三省，对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良苦用心有深切的体会。自宝佑四年（1256年）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手稿在战乱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对《资治通鉴》的深远意义说得透彻：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 “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象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20世纪40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的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会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尼克松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宋明、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起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庞大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大陆的分裂及由此引发的各国混战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的崛起并称霸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严肃思考20世纪初期奥地利和世纪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在21世纪降落中国，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已着手准备《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卷的写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我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最终完成的时候，读者便会从中看到一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力量分布及其互动的坐标系：上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国家和北美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近现代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东西横向互动的坐标横轴；中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同期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南北纵向互动的坐标纵轴。由此我们可在这个坐标系中进一步找出中国及其未来发展的坐标位置及其力量伸展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而这正是我今后将要开展的写作任务。

张文木

2011年3月

自序：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小时候给人帮忙，人家留下吃顿饭。开始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后来悟出“干活吃饭”是一种在尽责后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尊重别人的劳动，则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这用于观察国际事务，我们发现，现在中国成长了，还进了WTO，给世界干了不少活，但结果我们得到的回报却远不足以补偿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支出。我们用自己已十分稀少的资源和辛勤劳动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庞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西方人表扬中国人“勤劳勇敢”；但当我们的国内资源已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进口的时候，西方人就说“中国威胁”。这就不公平了。干活吃饭，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放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人的“自由贸易”理论就不见“普世性”了。其实，中国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唯一国家，当年英国就是这么对待美国的。现在美国人又学着当年英国人的样子不公正地对待中国，教训中国。说千道万，意思无非是让中国尽量多地在外边干活而尽量少地在外边吃饭或不吃饭，他们说这样对中国最“安全”。这也是很不讲道理的。因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学者就应当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说话，就是为公平正义说话。寻求公平正义是需要手段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与早年美国的经验一样，当代中国也意识到，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能保证稳定的能源进口，中国迫切需要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可已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制海权的美国人这时却忽悠咱中国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制海权；如需要，中国可以依托美国的海上力量寻求海外安全；中国应向西部内陆发展，那里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带。远的不说，单就日益临近高危期的台湾问题而言，这种理论就包含着巨大的陷阱。因为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国制海权不足的问题。1943年斯大林就开辟第二战场地点的分歧，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斯大林这里说的“识别能力”是指用英国人所擅长的以地缘政治理论判断世界事务的能力。这话转用于回答上述说法就是，正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制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深远意义，那也是错误的。这里我说的“识别能力”，是指英美人擅长而中国人刚起步的用地缘政治和海权理论分析世界事务的能力。本书不仅研究这一理论，而且还要与中国人民一起提高用这些理论分析和处理世界政治的能力。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事，是出远门时要多带些干粮。后来明白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这种来自饿肚子的经验，使我形成了现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家发展规模必须与资源规模相匹配的理论，以及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并运用的国家力量伸缩极限与底线的理论。小时候爱看世界地图，那时以为国家边界是像电影上那样谈出来的，边界线是像写描红一样画出来的。后来看了历史书才知道，国家边界是打出来的，边界线是血染出来的。不然为什么资源丰富地区的国家边界就犬牙交错，而资源贫乏地区的国家边界就多是直线？国际政治多是资源政治的倒影。正如树木本身的高低决定其倒影的长短一样，不管各国外交多么变化莫测，也不论各国战略研究报告说得如何振振有词，国家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力伸缩总有其不可超越的底线和极限。基于特定资源支撑的一国人民对其生存权的捍卫态度决定该国必须坚持的战略底线，国家主权边界大体就是这条底线的终极反映。国家的资源占有水平及基于并运用这种资源实践其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决定国力伸展的战略极限。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作超级大国，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在战略底线和极限间，后者是战略学研究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小时候常玩“勾皮筋”游戏，那时能将一根皮筋圈翻勾出12个花样，最后解不开对方花结的是输方，当然前提是不能将皮筋拉断。长大了才知道，国际政治也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游戏，不管各国外交如何花样翻新，其极限就是不能将“皮筋”拉断。不然，国家博弈的成本就会被推向极端，那就是世界大战。国力收缩的底线是不能受到严重入侵。只要研究出极限和底线这两个点，我们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游戏规则犹如国际体系，近世有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中，法国拿破仑、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日本的东条英机等，都是硬将“皮筋圈”扯断的人；而梅特涅、美国的两位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则是另建游戏规则的人。打破游戏规则多需勇气，而建立这种规则却需要哲学。打破游戏规则的多是在这场游戏中所获甚少的国家，也有的是野心过大的国家。对于前者，国际社会尚可包容，比如苏联，它既是凡尔赛体系的打破者，又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者；对于后者，则往往因其失道寡助而终成国际和平力量团结一致镇压的对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日法西斯的结局就是这样。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实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国在“丢手绢”游戏中不断博弈的世界。在20世纪末那场游戏中，“手绢”轻轻地丢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苏联很廉价地被忽悠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是在“五大三粗”时倒下的。苏联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乱将北约边界推到东欧并乘科索沃战争的胜利继续向中亚挺进。此后西方人又摆好了第二轮“丢手绢”游戏，并在开始时将“手绢”轻轻地丢在中国的后面。当时中国人还真相信“与国际接轨”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没有上当。后来欧洲人又顺其“反恐”高调将“手绢”轻轻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国深陷中东沼泽，欧洲国家纷纷从伊拉克撤军并由此获得新的机会。国际政治，不管其变化如何诡谲，说到底还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锻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柏拉图对此说得精辟：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同年发生的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其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的道理，他们视国事为儿戏，也拿出了当年麦卡锡和凯南“反共”的劲头，以“反恐”画线。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犹如一场闹剧。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因不学习而失去了哲学。 但是，美利坚民族是有智慧的，尤其在困难的时候美国人往往会迸发出大战略的思想光芒。想必美国人会通过尼克松前后的历史经验，很快认识到尼克松哲学对于美国的巨大意义。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辛丑条约》签订和日本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 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这种貌似“中立客观”和“普世性”的哲学，如引导中国战略学研究，那就会使我们既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对手的战略哲学，导致的只能是没有根本利益诉求的战略。这对国家而言，无异于又一场国难的开始。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中国宋朝倾国就是从哲学与刀子分离开始的。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丢掉刀子，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赞赏的这些“粗人”都是一些将哲学与刀子结合得很好的政治家。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向经验互证的过程。一方面，不仅要认识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础上，不仅要认识本国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本国实现这些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多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部著作就是我这种学术理念的结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我学术研究的主线。2005年下半年起，我确定了下列研究计划：（1）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2）在前项研究的基础上，从大国博弈及其兴衰历史中寻找当代主要国家力量伸缩的实际而非仅仅战略文件上提出的极限和底线，并在其间找出符合实际经验而非仅仅符合纸面逻辑的中国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完成祖国统一为核心目标的基于全球视野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我们知道，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是资源普查。知道资源可能供给的总量，就能确定国民经济可增长的规模。我们还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研究的准备是从世界各地收集人类化石标本开始的。当时，化石是支撑进化论观点的最硬的证据，拿出这些证据，也就拿出了进化观点的基本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前两卷就是为第三卷的主题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战略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我要尽力从世界范围找出“最硬的证据”来支撑第三卷的结论。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全书的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在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博弈规律。太平洋地区及其中的以台湾问题为重心的中国国家统一是本卷研究的重点。后两卷将研究：（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能力的底线与极限；（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存在，而写作则是知识劳动者实践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我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不再经历刚刚摆脱的百年屈辱、为了中国获得与其他大国平等的政治和贸易地位、为了中国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最后我不能忘记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卷的写作曾得到国家科技部软科学计划的资助，得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的帮助和鼓励，在出版方面得到山东人民出版社李运才、高以芹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拿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以回报国家对我几乎是终生——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的无偿培养以及父母、老师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关心和帮助。



张文木

2008年1月于北京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1日 07:29 北京

第一章：大国崛起的逻辑与中国国家战略能力的塑造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世界上能够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较强的包括治理世界的能力在内的国家战略能力及其塑造理论。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绝对有益的。

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逻辑

一、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

“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逻辑支撑的，逻辑支撑是要有历史内容的。

孟子对“大国”概念有一个很好的表述，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讲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国力是资源的转换——比如从木材到煤碳，再到石油，从自然能到电能等。这样，大国首先就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并对其资源有较强的转化能力的国家。孟子讲的是古代国家，但对现代国家崛起的研究，其道理基本是一样的。

人总是要吃饭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是以血统皇权维系的，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国家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关于“大国崛起”理论的逻辑起点。国家的崛起是需要资源来支撑的。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国际民主和主权民主等系列概念。概念是逻辑演绎的“纽扣”。

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在吃饭的同时，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人的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即在绝对冲突的同时又在各自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地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二、大国崛起的辩证法

辩证法是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当然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但是，国家军事力量是有边界的和不可透支的。这是因为国家可控资源是绝对有限的，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拥为己有。但这样就会出现一国与所有国家相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对已崛起的大国而言，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为正比。德国俾斯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不惜铁血，但在统一后，尽管德国已有了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时德国外交却表现出少有的温和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国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放弃了与大国交好的温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扩张和无限透支武力的道路，这使德国在大战后惨被肢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表现出全球武力扩张的倾向，朝鲜和越南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并由此造成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果断从越南撤兵，收缩国力，此后美国国力再次恢复并持续上升。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次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扩张的覆辙，继1991年和1999年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在新世纪初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国力再次出现衰落迹象。

这些历史经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有用的。尽管中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使用是果断有力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也只是一种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限度，中国的崛起就是可持续的。为了主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应当敢于使用武力；同样为了尊严，中国也不能轻易使用武力。现在我们再回头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理解这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所作出的对中国未来崛起边际的理性限定。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最困难的也许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际，而规定这个边际的则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国力限度。

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目前拉美国家发展所走的是依附于西方资本的道路。拉美国家放弃了反霸斗争，依附霸权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利益和民族市场为代价，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本国经济丧失自主循环的条件，最终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历史上，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在南北战争中，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20世纪30年代，中国蒋介石政权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大规模向国际资本出让利益，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了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五项原则，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受到了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尊重和欢迎。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大国的国际威信形成的过程，而支撑大国国际威信的基础是其自主发展道路。



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我们研究大国崛起，是为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逻辑不可能没有中国的特点。那么，中国崛起的逻辑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中国在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尽到其义务的同时，按自由贸易原则，也要获得平等分享国际资源权利，这是贯穿中国崛起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性的。但在国家统一及与“台独”分子斗争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对中国来说，是无限的、绝对的和不妥协的。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第二，资源是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但对目前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的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21世纪初，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发生在石油贮量丰富的中东地区。中国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国可控资源又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将迫使中国产生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并向国际社会要求更加民主的资源分配体制。但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在完全和平条件下实现的，除非这个国家选择没有前途的有和平而无崛起的发展模式。如果再考虑台湾因素，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临强力崛起的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中国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国际民主制度与国家民主制度的统一。

现存的国际资源短缺是绝对不平等的国际资源控制和分配体系的结果。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中国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尤其是资源分配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美国在反对英国霸权的过程中提出的并以武力相捍卫的政治诉求，1918年美国总统T.W.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便是这种诉求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在对国际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平等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份额以及有安全保障的自由利用海洋运输通道的权利。但这些国际民主权利往往受到已崛起并异化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压迫和无理限制。国际体系，本质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迄今为止，这个体系仍是由大国暴力确定并由霸权国家维持，因而是不民主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现存不平等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提出带有民主权利诉求意味的挑战。国际民主，首先是主权民主，它本质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主权权利体系。世界上绝少有国家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市场短缺而不是矿物质资源短缺是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多为殖民市场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各国经济发展满足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同时又造成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短缺，及由此造成日益严重的部分南方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如果再考虑到新能源开发技术因资金短缺而受到制约的因素，这种资源的外部依赖使一些南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主权民主及相应的平等共享国际资源权利。



国际民主和主权民主本质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兰曾压迫英国的崛起；英国强力崛起后又反转过来压制美国崛起；美国强力崛起后，又学着英国去压迫比如苏联、中国等大国崛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在强力迎接挑战中崛起并获得了既定的国际资源配额，这种配额比例又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现在亚洲随中国崛起而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国家，这更突显了国际资源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性；与此相应，南方国家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民主诉求日益强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民族斗争。历史上，与暴力相对立的国家理性，从而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联合国，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权力。对中国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不仅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家主权统一的问题。这都涉及仅靠口头宣誓而不能捍卫的安全底线。因此，中国的国际民主权利必然同时也是一个非强力而无法保障的主权民主权利。

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的。中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支撑，同时还需要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的前提下，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国政体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专政阶段。在相当的时期中，阶级专政甚至成了这些国家推进经济的手段：英国有克林威尔专政；法国有拿破仑专政； 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它对国内工人阶级镇压也是出奇得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其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缓和，居民的阶级成分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体。英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及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等，从立法上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公民权利从文件到真正进入公民生活，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这些国家实现海外扩张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润回流后才逐步实现的。

中国崛起的逻辑，自然要有自我演绎的概念体系。

“公民国家”是中国崛起逻辑的核心概念。在“公民国家”语境中，主权国家诞生后，“民族”概念就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已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在这时已不是一个法权或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你也可说自己是其他民族，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不触及法律；但说你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及和触犯法律了。“民族自治”也成了一个突出特定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是突出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在“公民国家”语系中，当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的人权的主体即个人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当宗教权利和义务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选择；当民族选择权（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自动消亡）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由此，笔者认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用“分裂国家”代替“民族分裂”的概念，是现代法权国家的一般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不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

公民身份是“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自觉让渡给国家主权后的产物。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在对国家尽其依法纳税和效忠义务的同时，国家对其权利也担负着依法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互相制约和依赖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公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对国家目标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在通过实现从专政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赢得国内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曾经历过“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其间的居民身份也曾以阶级“成份”来划分。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开始依法治国的探索，依法治国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此相应，国家居民身份从以往的“阶级成份”向公民身份转变，国家政体由阶级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似乎成了既可与世界文明对话又能最大限度调动中国活力的必经之路。

值得说明的是，“公民国家”的概念比“公民社会”的概念更有益于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 对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它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潜意识，从而使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在理论上就发生动摇。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宗教自由权利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自然有中国的特点。与西方有些国家不同，而与小自耕农居多的法国“公民权”的实践在早期侧重于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的经验相似，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仍然要居于基础性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伸。质而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公民国家，本质上仍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石，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国家。鉴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在推进国家转型过程中失去工农支持而垮台的经验教训，对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而言，用国家的力量绝对保护国家公民中的主体部分——这在中国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和平发展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1日 19:58 北京

第一章

第二节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

“国家战略能力” 是政府基于特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今天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现在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我们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21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推进这种经济运行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往往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因而显得无比脆弱。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却无法创造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无限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的浅显道理，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苏联倒下时，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消解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20世纪初中国清朝灭亡、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二、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国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人们发现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现在发现，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糖尿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所以说，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清朝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宋朝之于北方契丹部落，明朝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即使在解体的前夕，苏联军事上却仍可与美国叫板。但结果是苏联已成往事，而美国仍在横行。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正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度大转弯，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挨了打。2004年10月，美国对伊拉克核查报告出炉，结论是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故事说狼要求羊为了和平，羊必须向狼交出牧羊犬，而羊群为了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羊却成了狼群的大餐。1918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一封信中借这则寓言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结果半个世纪后美国成了强大的国家，而戈尔巴乔夫和萨达姆则主动扮演这种被“视为笑柄的角色”，结果很快就成了狼群的大餐。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弱的关键不仅是硬件的比较，更是软件的比较。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固化的软件技术而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国家战略能力。历史上凡是被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整垮。这时他们才不管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武器的批判”，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批判的武器”，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构成的呢？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敏锐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和升华了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领袖及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是由于他拥有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反观中国清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清朝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罗斯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京，俄罗斯便迅速复兴。还是毛泽东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三、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的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迅速下降。其特点是那里的政客们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日益衰落。美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英国人。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那时候的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现在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些爱放空炮的人。他们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尼克松是现实主义者，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布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今天的美国几乎是在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还说“全城为上”，进入21世纪的美国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在全球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强劲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4）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5日 22:2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研究和制定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既要着眼于区域的利益守成，也要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利益拓展。近现代史中，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典型的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三段式案例。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的美国，在历史上一刻也没有忘记介入欧洲事务，利用欧洲大陆各国间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外交空间并最终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的目标。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也面临着与当年美国相似的压力，同样也面临着与当年美国相似的由压力产生的机遇。因此，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崛起的规律，是有益的。我们先从北大西洋的东岸说起。

第一节 欧洲崛起、欧洲霸权及其否定因素的形成

一、国家间财富大规模转移本质是依托暴力实现的政治过程

大国的崛起是一个体系，英国的近代崛起带动的是西方欧洲霸权体系的兴起和东方中世纪华夏皇权体系的最终衰落。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从欧洲封建堡垒中打开了缺口，同时也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地位。正如苏联诞生确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源头地位，因而更需要极顽强的力量巩固并确立有利于苏联的世界体系的道理一样，由于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第一代崛起的源头国家，英国资本主义诞生也需要极强的力量反抗霸权并建立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世界体系。17世纪、18世纪，中美洲和南美洲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北美洲的大部分则主要是英、法、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则到19世纪中叶才进入衰落期。这时的英国面临巨大的来自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压力。16世纪初，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都不及法国和西班牙，在海外贸易方面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日趋尖锐，这迫使英国必须直面来自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挑战。1588年7月，英国在两天之内打败西班牙由130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并由此初步确立其对大西洋的制海权。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12年休战条约，实际上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西班牙霸权由此衰落，并让位于荷兰。17世纪中叶，荷兰在航海、殖民、贸易等方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荷兰的远航商船已达好望角、马六甲和北美洲东岸并在南美洲、巴西等地拥有据点和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海外利益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决定再次直面这次来自荷兰的更大的海上霸权压力。英国与荷兰前后进行了三次海上战争，最终击败荷兰并赢得海上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主动权。英国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在欧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商品，只有在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上才能运入英国领土。荷兰拒绝接受，于1652年至1654年爆发了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并被迫承认《航海条例》。1664年，英荷再次发生战争，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1686年改名纽约）。1672年至1674年英荷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荷兰战败，此后荷兰一蹶不振。到18世纪初，荷兰已丧失了海上优势及相应的贸易垄断地位。如果说，16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西班牙赢得了海权，17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荷兰赢得了海上贸易垄断权，那么，在18、19世纪，英国与法国和俄国争夺海外市场则最终赢得世界霸权。恰好这个过程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过程相一致，这说明国家间财富的大规模转移本质并不是交换过程，而是依托于暴力的政治过程。

二、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为英国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距英西海战整整100年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发生，胜利了的英国资产阶级上台之后面临的是在都铎王朝（1485-1603）、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1599-1658）时期通过一拨拨战争打下的已是比较宽松的海上安全环境。除此之外，英国还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与19世纪日本面对的亚洲局势完全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是一个已为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公元800年基本统一，却又极不幸地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三分天下的破碎的欧洲。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同时它也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埋下了一个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英国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实施“均势战略”天然有利的外围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杜绝了日本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中得到反证；同样，我们也可从美国在北美的主体板块使昔日利用欧洲分裂而崛起的英帝国最终向美国交出霸权之棒的史实中得到再次反证。对此，曾任华盛顿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团长、制宪会议成员、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有清醒的认识。他极力为美国的联邦制辩护并担忧美国出现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他写道：

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本国的衰弱和分裂，会招致外国的威胁；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内部的团结、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更能保护我们免遭威胁了。这个问题内容丰富，不容易探讨清楚。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这样一个岛国的人民应该是一个国家，虽然这对常识说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我们发现，他们长久以来分为三个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几乎经常发生争吵和战争。虽然他们的实际利益同大陆国家的利益是真正一致的，然而由于那些国家的策略、政策和惯例，使他们之间的互相嫉妒一直处于加剧状态。多年来，他们彼此造成的不便和麻烦，远超过了彼此的互相帮助。假如美国人民分为三四个国家，难道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难道同样的嫉妒不会发生，不会以同样方式存在吗？代替它们“友好联合”和“利益”一致的是，猜忌和嫉妒很快会使信任和友爱销声匿迹。它们的政策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将是每个邦联的局部利益，而不是整个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和其他大多数互相接壤的国家一样，它们不是经常卷入领土争夺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于惟恐发生领土争夺和战争的状态之中。

下篇待续

三、美国是法国拿破仑煅造出的英国世界霸权的“掘墓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5）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6日 19:13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三、美国是法国拿破仑煅造出的英国世界霸权的“掘墓人”

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环境为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较后来的美国、日本等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这又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然产生的英国资本的世界扩张及由资本扩张带动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工业革命又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市场和投资的需求，这不可避免地又使英国与法国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时代扩张的海外利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方向就是北美和亚洲。

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涉足北美，伊丽莎白女王曾把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特许状赠给吉尔伯特和瑞黎，但不成功。1607年，伦敦公司（后称弗吉尼亚公司）来到詹姆士城，后来发展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年，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马萨诸塞海湾，建立了新普利茅斯移民区，奠定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基础。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已建立了13块殖民地。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向北美殖民。1604年，法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移民区罗雅尔港。1608年，法国殖民又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成了法国在北美扩展其殖民势力的基础。1682年，法国殖民者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直达河口，宣布沿河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那。法国在北美由北向南、英国由东向西的扩展，使两国在空间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英国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纽芬兰的阿卡底亚地区。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惨遭失败，不得不把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东岸地区割让给英国，西岸地区让给西班牙。

17世纪始，印度逐渐成了英国与欧洲列强角逐的重要场所。15世纪以来，首先到印度的是葡萄牙人，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12年击败葡萄牙舰队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登陆，建立了第一个商站。1614年英国人再次击败葡萄牙人，获得印度洋的制海权。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马德拉斯（1620年）、加尔各答（1633年），17世纪80年代占领孟买。法国1604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但在1668年才在苏拉特地区设立海外商站。10年后法国在卡里阿提加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据点。17世纪晚期，法国人占领孟加拉的昌德纳果尔。在印度，英法也展开争夺。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印度是重要战场之一。法国失败。根据《巴黎和约》，除少数城市作为商站外，法国几乎丧失全部印度殖民地。在北美和印度的失败，又燃起法国持续高涨的反英情绪及由此产生的法国人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同情。为了报“七年战争”失败的一箭之仇，路易十六不惜巨资援助北美独立战争，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率先承认美国独立并与美国结盟打击英国。拿破仑时期，法英矛盾激化，这里既有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抵御英国资本的性质，又有与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性质。为了打败英国，法国督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世界战略并几乎倾其全部国力实现这个战略。

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从东西两线即印度和美国用釜底抽薪即切断其外围市场以打击英国的战略。他说“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笔者注）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末，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堡、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业已丧失了……法兰西需要有能抵得上美洲殖民地的新的大殖民地”。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他认为“要在（印度——笔者注）这样遥远的战场打胜仗，就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六百法里，离马拉巴尔（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笔者注）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进攻基地。法国如果能够在（埃及——笔者注）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的主人。广大的东方贸易也会回到红海和地中海这条古道上来。这样，一方面，埃及会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成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兵站”。“牢固地占领（埃及——笔者注）这个国家是远征印度整个计划的基础”。“出兵印度的日期一决定，一支包括十五艘主力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五艘大运输舰的舰队，就应装载五千名兵士和大批粮食弹药从布列斯特出发”。1796年拿破仑进攻意大利，败奥地利并入侵埃及。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拿破仑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

另一方面，拿破仑也从北美入手打击英国。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者。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由因美国与英国的和解而产生对美国的怨恨转向迅速与美国和解。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由此扩大近两倍。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即法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英国传统的均势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永远的对手。对出售路易斯安那的目的，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耳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但这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路易斯安那加上美国原来的13个州，美国竟兵不血刃地将领土扩大了近两倍。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拨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

尽管法国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培植起了“掘墓人”，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出现已使英国看到自己的克星，而继法国之后俄国又进一步托起这颗欧洲的“克星”。

下篇待续

四、拿破仑失败后，英俄矛盾成为贯穿19世纪欧洲政治的主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6）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8日 06:55 北京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四、拿破仑失败后，英俄矛盾成为贯穿19世纪欧洲政治的主线

拿破仑失败后，在列强分赃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在制陆权和英国在制海权方面分别获得最大利益。俄国依恃其“功臣”身份，竭力扩大在欧洲大陆的领土：与列强瓜分波兰，获波兰绝大部分土地；继续占领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领土）。而英国这时则尽可能地扩展制海权：继续占领马耳他、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路西亚（均位于西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印度洋），并从荷兰手里夺取南非开普敦殖民地和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海上要塞。1815年9月，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导下，俄、奥、普三国君主在巴黎发表宣言，缔结“神圣同盟”，不久所有的欧洲大陆君主国先后都参加了这个同盟，俄国沙皇取代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盟主”，并在欧洲进一步扩张俄国的势力范围，压缩英法在欧洲大陆的政治空间。19世纪20年代，在沙俄策划下，神圣同盟镇压西班牙革命；30年代，沙皇派出12万大军镇压波兰起义；1828年至1829年对土耳其战争中，占领了克里米亚、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大片土地；在北面，沙皇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在西面，沙皇则获取华沙公国的大部分土地，又从罗马尼亚割走比萨拉比亚。其势力抵至巴尔干半岛，并由此引起英法的警惕。1853年至1856年，俄国为控制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与英国、法国等在克里米亚发生大战。俄国战败，这反倒给5年后美国南北统一战争的胜利预留了机遇。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为了打通南下通道，俄国试图从中亚打开进入海洋的大门。1865年，俄国占领塔什干，1867年，布哈拉汗国和浩罕国被强行并入俄国版图。1873年，沙俄大举进攻希瓦汗国，当年签订迫使希瓦汗国为俄藩属的条约。俄国力量直逼阿富汗，这立即引起英国的堵截。1878年11月，英印军队三万多人侵入阿富汗，直到1893年才迫使阿富汗与其形成宗主国依附关系。然而，东天不亮西天亮。就在英军陷在阿富汗战场之际，1877年，俄国再次掉头巴尔干，打着解放斯拉夫人的旗号，对土耳其宣战，挥军越过多瑙河，进逼伊斯坦布尔。英国和奥匈立即对俄国提出警告，俄军不得不停止进攻并与土议和。为了遏制俄国，英国破天荒地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越过欧洲，在太平洋西岸与日本于1894年和1902年签订条约，建立同盟关系，试图从远东地区牵制俄国对英国的压力。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俄日战争中俄国失败、伊朗国内爆发革命，再加上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些迫使俄国与英国妥协并于1907年8月31日签订协约，协调各方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利益。这个过程与20世纪苏联与美国先近东，再中东，最后中亚的争霸路径大体一致。

下篇待续五、对英国霸权产生基础性动摇的力量在北美大陆形成，并在关键时刻得到俄国的支持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7）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19日 00:25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五、对英国霸权产生基础性动摇的力量在北美大陆形成，并在关键时刻得到俄国的支持

1860年11月，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方南卡罗来纳州于12月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又有6个州步其后尘。1861年2月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公开打出分裂旗帜。由此爆发美国南北战争。5月13日，英国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是承认南方同盟为独立国家的重要步骤。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金钱、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英国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与今天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辙。

与拿破仑一样，沙皇俄国也曾对美洲有着强烈的扩张野心。早在1799年就成立“俄美公司”殖民机构。计划将俄国控制范围从俄属阿拉斯加扩张到加利福尼亚。182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白令海航行敕令》，宣布俄属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在北纬51度，规定在北纬51度以北的沿岸100海里以内的地区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航行。俄美关系曾为此一度紧张。1824年俄国放弃对北美西北海岸54度40分以南的土地要求后，两国关系趋于好转。1853年到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受到英法联军的打击，俄英关系严重恶化。这促使俄国“希望强大、统一的美国成为抗衡英国的力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与英国完全对立的支持北方统一国家的立场，并于1863年9月派两支舰队分别驶入美国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纽约和旧金山，成功阻止南方同盟舰队对旧金山海上攻击的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出于同拿破仑出售路易斯安那一样的扶持美国以牵制英国的战略考虑，俄国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1865年南北战争一结束，俄美就此商谈加速；1866年沙皇还为此铺垫说：俄美“两国人民没有可记忆起的伤疤”。

美国方面也意识到阿拉斯加的战略意义。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纳尼尔·班克斯认为，“阿留申群岛这一“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吊桥”，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新的权势，它将成为“各国命运与人类进步的控制器。”也有议员认为，“购买阿拉斯加等于‘把英国雄狮关进笼里’，使‘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世界两大强国’这一天早日到来。”美俄双方最终于1867年3月30日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绝对多数表决批准该条约，次年，国会则以113：43通过该条约。现在说起来成为笑谈的是，事后得知“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但不管怎样，此时的美国已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尽管以英国为龙头的近代资本中心没有终结，但其丧钟已开始在其外围由美国人敲响。

下篇待续

六、简短的小结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8）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0日 10:2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六、简短的小结

由上可见，在大国兴衰史中，新兴大国崛起往往是霸权国家压迫的结果，压迫愈烈，崛起的力度及相应的扩张规模就愈大。与俄国的经历相似，英国曾是一个崛起难度极大，因而也是扩张范围极广的国家。当时英国的压力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君主国家：16世纪是来自西班牙、17世纪是来自荷兰挑战，18、19世纪又是来自法国拿破仑所施加的几乎是灭顶的压力，以及随后而来的与俄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冷战”。其结果是英国通过打败西班牙赢得了制海权，通过打败荷兰赢得海上贸易垄断权，通过与法国和俄国的交手最终赢得了世界霸权。欧洲也在与英国的冲突和磨合中既改变了英国——使英国从反霸国家异化为霸权国家——也改变了自己，即完成了它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欧洲大陆在英国的拉动下率先卷入发轫于英国的资本经济全球化，并与英国一道形成最初的资本中心国并由此形成对资本外围地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这种殖民压迫及其内在矛盾的展开又在资本外围地区培植起欧洲的“掘墓人”，并由此展开了欧洲资本中心的“否定之否定”即从反霸到称霸，最终再到被反霸国家打倒的完整过程；北美在被欧洲殖民、欺负、剥削中形成独立的利益和独立国家，美国利用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矛盾最终成为颠覆整个欧洲殖民体系的决定性的力量。

下篇待续



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9）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1日 00:02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尽管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在初期是伴随着屈辱和泪水的。

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为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从独立战争初期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在国家版图倍增的同时，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对此美国第一代开国领袖有极清醒的判断，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为《独立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

有种种迹象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的冒险精神，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国感到不安了。它们似乎对我们在运输业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扰感到忧虑，而运输业却是它们航海业的支柱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基础。几个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国家，担忧地期待着我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预见到，自己在美洲的领地由于邻近美国而可能遭受威胁的危险；美国有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拥有一切手段。这种想法自然会表示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于8日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

此外，对美国崛起产生恐慌并试图对其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刚刚在克里米亚联合打败俄国的英国和法国拉上西班牙签订了联合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从南部美国继南方叛乱之后再强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与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出兵朝鲜形成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势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远征军登陆墨西哥，后因与法国不和，英、西撤出，法国则单独以重兵对墨西哥发起攻击，至1863年6月7日法国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马克西米连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签订《米拉马协议》，规定：法军留驻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国统一战争结束，北方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欧洲大国对美国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又鉴于俾斯麦（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拿破仑三世才被迫于1867年3月将法军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

下篇待续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0）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2日 05:58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尽管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在初期是伴随着屈辱和泪水的。

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为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从独立战争初期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在国家版图倍增的同时，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对此美国第一代开国领袖有极清醒的判断，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为《独立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

有种种迹象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的冒险精神，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国感到不安了。它们似乎对我们在运输业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扰感到忧虑，而运输业却是它们航海业的支柱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基础。几个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国家，担忧地期待着我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预见到，自己在美洲的领地由于邻近美国而可能遭受威胁的危险；美国有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拥有一切手段。这种想法自然会表示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于8日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此外，对美国崛起产生恐慌并试图对其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刚刚在克里米亚联合打败俄国的英国和法国拉上西班牙签订了联合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从南部美国继南方叛乱之后再强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与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出兵朝鲜形成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势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远征军登陆墨西哥，后因与法国不和，英、西撤出，法国则单独以重兵对墨西哥发起攻击，至1863年6月7日法国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马克西米连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签订《米拉马协议》，规定：法军留驻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国统一战争结束，北方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欧洲大国对美国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又鉴于俾斯麦（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拿破仑三世才被迫于1867年3月将法军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

下篇待续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1、12、1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3日 07:39 北京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1、12、1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3日 07:39 北京 标题已修改 21人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二节 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二）欧洲人对美国内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三）欧洲人编织“文明的冲突”

（四）欧洲人的“邪恶轴心”论

（五）欧洲人也抛出“美国威胁”论

（六）简短的小结

（一）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早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来到美洲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还处在原始阶段。从1603年到1733年，英国人进入北美并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和屠杀，建立了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狭长地带的13个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中落到生活底层的穷人，特别是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

这样，在欧洲人眼中的大西洋两岸便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观：位于欧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选民”，北美一方则代表“上帝的弃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较早提出这些偏见的，有些不是神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如法国自然学家布丰、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这些人不顾美洲大陆各地区差异，将北美的自然条件概括为：寒冷、潮湿和盐化。他们用这里的动物重量、体长和特征试图证明——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发展。布丰在《动物的退化》一书中论证北美人种与整个北美动物一起处于一种“退化”状态。伏尔泰挖苦说，如果人们对美洲会出现苍蝇不感到奇怪的话，为什么对美洲会出现这一群人感到惊讶。

为此，杰弗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两个印度的历史》的作者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雷纳尔大谈一通美国人种怎么不行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作者。雷纳尔笑笑，很尴尬。

汉密尔顿则以犀利的笔调揭露欧洲实行的文化殖民的本质在于欧洲想作“全世界的主人”，他并号召美国人民联合起来，“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他写道：

我简单地说：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国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独特的利益。对其他三部分来说，不幸的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军队和谈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骗，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三部分施展统治。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作为渊博的哲学家而受人称赞的人，曾直截了当地把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归于自己的居民，而且郑重声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在美洲是会退化的，就是狗，只要在我们的空气中呼吸一会儿，也就不会叫了。事实是长期支持欧洲人这种妄自尊大的借口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不联合会给它的胜利增加新的牺牲品。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同心协力建立起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并且还能提出新旧世界交往的条件！

（二）欧洲人对美国内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人是在以贵族式的轻蔑眼光在矮化和丑化美国人的话，那么，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人则更是幸灾乐祸并等待林肯落井而后下石。

美国南北战争起始阶段，除了我们已熟知的英国直接干预外，法国政府对北方怀有敌意，倾向于所谓“南方联邦”，法国外交部也认为，“一场持久的战争，由于积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帝国的观望等待政策就是来源于这个‘预见’：一方面，南方并不追求胜利，而是更倾向于一种自治；另一方面，北方无法战胜南方，而且更不知道怎样长久地控制南方。根据这种逻辑，就出现了既不帮助南方获胜也不阻止北方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政策。一场如此天昏地暗的恶战，如果不借助外力，只能导致联邦的解体，而这正是有利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只要交战双方不断怒火冲天就可以了，并谨慎鼓励英国进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法国自己是不愿去干的。”

与此同时，法国人担心美国南北统一，将导致美国成为一个“独裁”国家：“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邦，而将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只有主人和附庸的联邦”，“这种独裁最终将可能发展成为帝国，或一个独夫政府”。这种对美国“独裁”的指责，为欧洲人肢解美国的企图在做理论准备。一些人认为：“如果民主制度被保存，让美国国土缩小也在所不辞。”北美分裂国家，分成多少块？《论坛报》在1861年年初就把分裂看成既成事实，后来继续认为有一部分州可能不会回到北方，但希望这些州的数目越小越好。一些更大胆的分析家倾向于把这块美国蛋糕分割成三块。在最盲目乐观的时候，有的政府媒体甚至把美国分成五块。同年3月《祖国报》文章则大胆预测：“美国将被分割成北方、南方、中部、西部和太平洋五个共和国”。即使到了1863年，北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法国《新闻报》还认为：“把一个分裂的联邦用武力统一起来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可能。”一家还是亲北方的《两个世界的杂志》也认为：一个被占领的南方将是新世界的“艰难时世的爱尔兰，匈牙利或波兰”，战胜者永远的肉中刺，一块永无宁日的被占领土。战胜的北方也意味着失败的联邦，并将使北方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因其盗火行为而受到天罚。

在英国，尽管态度不如法国那样明朗，但希望美国南北分裂也是主流意见。1862年，一个美国南方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约翰·A．罗巴克在英国下议院说：“北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南方倒是我们结交的对象。他们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的弃民。”当时影响英国政策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邦制恢复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别是在布尔溪战役之后，分裂的灾难已被认为是在所难免了。许多人认为，因为英国将不得不与南部邦联同处于一个世界，所以不与它交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如果能帮助北方承认南方不可避免的结局进而结束战争，那将是一件真正的好事。1862年，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格拉斯通在公开场合不无惋惜地说，北方的民众“还没有喝下这杯苦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们必须把这杯苦酒喝下去”。“格拉斯通演讲虽然激起了美国的愤怒——这种态度被看成是亲南部邦联的，但他只不过是说出那些最了解情况的英国人的观点。”

（三）欧洲人编织“文明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北方胜利后欧洲又出现与今天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相类似的观点。1862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埃德温·德莱昂写的《美国联邦国的真实情况》，将美国国家统一战争解释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竭力谋求在美洲大陆建立霸权的一场斗争，他写道：“一场战争可以隐藏另一场战争；号称解放的战争将一个巨大的征服阴谋掩盖起来；为了解放黑人而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拉丁族的惩罚性远征；那些自称是种族解放者的人实际是在策划对所有种族的绝对征服。”1864年1月12日法国《国家报》载文认为，美国“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从种族来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被非常远的距离分割开，在不同的地区生活，从事的职业也不同。这两个民族互相认为彼此是竞争对手”，北方如果成为胜利者，它将成为一个重塑的“美国盎格鲁”民族，将专门从事对别国的征服。

当时推动这种“文明冲突”论的还有另一本名为《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的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未来的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俄罗斯对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统治对欧洲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只要欧洲维持现状，遵守纪律而自身强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只能在亚洲发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开欧洲的大门”。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如果说英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比较文明的一面的代表，美国则代表了该民族对其他文明进行破坏的侵略的另外一面。与其说它顽强不如说它顽固，比狂暴稍好一点，美国人是这个民族中比较有本领的学徒。就像世界的压路机，他们把“美国南方的森林破坏殆尽”，将整个大陆都平整过来；他们“随意创造城市”；“他们制造民族”。他们用同样的手段破坏一切，“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消灭或想要消灭所有其他的人：赫德森河边的荷兰人、德拉华的瑞典人、密苏里、 密歇根、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亚拉巴马的法国人，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们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对于红种人和黑人，他们把第一种人消灭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们彻底边缘化；而第二种人，在北方，他们对待黑人非常冷淡并用一种社会等级式的傲慢与之相处，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邻居为耻。在南方，他们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关系则按照更加社会化的方法来管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两个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高卢—拉丁民族冲突，而以林肯为首的美国北方人则是这场冲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敌人！

（四）欧洲人的“邪恶轴心”论

欧洲还将美国人描写成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刽子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美国人也曾利用同样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对手即苏联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维奇和它认为是敌人的民族和国家。《泛拉丁主义》一书认为，美国北方人“已经当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对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清洗”。对这些无心无肺的人，“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的历史中寻找例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是在北方佬的身边和新近历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不是将红种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个不留地屠杀掉了吗？”该书大声疾呼：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敌人！。

有意思的是，当年欧洲人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还掺加了类似今天美国政客攻击东方国家的所谓“邪恶轴心”内容。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指责，1863年6月19日，《美国邦联国的真实情况》一书的作者德莱昂在致本杰明的信中认为“林肯和沙皇的专制主义相互表现出来的友好让整个欧洲吃惊”，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的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1867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

（五）欧洲人也抛出“美国威胁”论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崛起。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1893年，埃米尔·巴比埃写了一本《在金元帝国旅行》指责美国商品——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国的葡萄酒——已充斥欧洲。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从一件令人好奇的东西变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东西”，美国“已成为旧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

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对抗在所难免。“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

（六）简短的小结

欧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杀毕竟没有吓倒美国人，相反，美国人在欧洲的重压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奋斗反而强力崛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年至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增长尤为显著。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铁路增加14万英里。从国家独立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美国从在半个多世纪前版图仅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地带的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美国，这个被欧洲丢弃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在欧洲人无名的恐惧中，终于长大了。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4）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5日 07:3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尽管如此，此时，甚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还不是美国的世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基本上还是由欧洲主宰的。进入20世纪的美国人对欧洲人，尤其是对欧洲的大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仍有相当的压力，欧洲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而彻底解除欧洲威胁仍是美国人关注的主要安全问题。

一、“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

（一）少年欧洲遭遇“粉碎性骨折”

前面讲过，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欧洲三分天下，这无异于将欧洲在成长之初就使其脚跟部遭遇粉碎性骨折，由此造成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板块。而这又恰好为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得以以所谓“均势战略”加以利用：先是由英国利用，美国强大后，也利用欧洲这种天然破碎的格局介入继而主导欧洲事务。换言之，正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天然破碎性，才为英国、继而美国提供了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条件。

（二）拿破仑战争：杰斐逊趁“危机时刻向英国背上捅上一刀”

19世纪初，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杰斐逊与拿破仑之间似乎有两国联合从大西洋两岸削弱英国的默契。当时杰斐逊在与汉密尔顿的争论中确实表达过这种意思。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惟一真正的政策是与英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杰斐逊反问汉密尔顿：“美国是否也应与拿破仑一起制衡英国呢？”杰斐逊等人的理由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英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英国的舰队是能够对美国采取行动的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英国的商人，在其祖国的支持下，拥有在伦敦融资的便利，在世界各地与美国的利益竞争。两个大陆国家，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北美，可以共同限制英国的抱负；同时，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可以把欧洲大陆国家稳妥地限制在大西洋的己方一侧。”杰斐逊的想法与大西洋对岸的拿破仑不谋而合。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次年与法国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此后美国便事实上与法国联手从大西洋东西两岸削弱英国。1806年和1807年，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针对英国实行大陆贸易封锁政策，1806年，在杰斐逊的鼓动下，国会开始考虑同英国打一场经济战的可能性，4月通过了与法国封锁政策默契的《禁止进口法》并为杰斐逊即予签署。此后，杰斐逊派前联邦党人威廉·平克尼协助美国驻伦敦公使詹姆斯·门罗，并给他们开出英国根本无法接受——其实杰斐逊也不想让他们谈成——的条件去与英国谈判。12月30日，美英签订《门罗—平克尼条约》。结果由于“条约违背了美国总统的指示”，杰斐逊没有将该条约提交参议院批准。1807年6月22日，英国舰艇袭击美国帆舰“切萨皮克”号，激起美国人激愤。12月14日美国开始实施《禁运法》，12月22日，又通过《封港法案》。“这些法案停止对英国贸易，因此实际起到支持和补充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的作用。”1808年3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补充法案，除其他目的外，它禁止陆海两路的出口贸易，通过限制英国殖民地加拿大而进一步打击英国。1809年3月杰斐逊于任期结束之际，不顾国家备受经济萧条之苦及各地的反对声浪，促使国会通过《禁止通商法》。尽管作用有限，但“切断了来自英国的进口”。这一年拿破仑粉碎了英奥组成的第五次反法联盟，1810年拿破仑几乎控制了除俄国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其事业达到顶峰。1810年杰斐逊趁“危机时刻向英国背上捅上一刀”，：11月2日，宣布断绝同英国的贸易。美国1811年占领——似乎也是美法双方的默认——还处在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属地佛罗里达半岛。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正式宣战。由于此时拿破仑野心过于膨胀，轻率远征并败于俄国——这与20世纪40年代的已开始全面对华战争的日本又向美国发动且败于太平洋战争，由此使中国抗战出现转机的结果相似——才使英国逃掉法美双向合击下的毁灭命运。事后杰斐逊痛苦地写道：拿破仑兵败俄国，“这给我国带来了灾难”，使英国军队腾出手来对付美洲，并激起了其向那些在危机时刻向英国背后捅一刀的人实施报复的欲望。与日本如果能预见到希特勒失败，它就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一样，曾签署1812年战争法案的杰斐逊的后继者麦迪逊总统多年后坦言，倘若他能够预见法国的失败，他就不会支持1812年6月18日签署的对英战争法案。1812年，英国打入美国并于1814年攻陷美国首都，美国人英勇抵抗并于1814年8月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美国人称此次为“第二次独立战争”，这话听起来像曹操刚从“华容道”跑出来的感觉。

（三）林肯在关键时刻赢得俄国支持

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国北方统一南方的行动首次遇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列强的联合抵制。但美国还是利用法国“在英国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是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心理，以及英法之间“从来没有谁相信过谁”这种欧洲政治的“十分有趣的纠缠状态”，千方百计与英法缓和，同时，林肯利用俄国要报克里米亚战败之仇的心理，在关键时刻赢得了俄国海军支持，不仅最终获得国家统一的胜利，而且还在内战结束后获得俄国沙皇同意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

（四）只有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

19世纪末，美国开始向远东进发。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当时欧洲大陆都把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看做是侵略，美国则利用英国当时相对孤立的处境，希望美国在其与法德俄斗争中给予支持的心情，赢得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的立场。事实上，此时的英国正在准备次年发动的英布战争和应付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法绍达于9月引起的冲突。战争开始前，西班牙女王曾向其姨妈、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求救，法国和德国等列强也讨论出面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可能，但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合作，致使这些努力无果而终。当得到英国人宣布他们“将完全遵循总统的意愿”后，麦金莱总统委婉地拒绝了欧洲列强调停的建议并于4月29日签署了宣战声明。“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5）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6日 09:46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进入20世纪的世界政治，北美行情明显看涨：1898年，美国夺得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菲律宾，并由此进入远东地区，提出“门户开放”，要求与列强一起瓜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3年美国唆使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并取得驻军和运河控制权。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期间（1901～1909），美国逐步夺取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财政监督权。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时期（1917～1921）于1914年和1916年两次武装干涉墨西哥，同期又将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在北大西洋的东岸，欧洲各大国战云密布，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势不两立，大战在即；在北太平洋西岸，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危险关头，民族民主革命方兴未艾。而这时的美国蓄势待发，从受欧洲压迫转入与欧洲争夺世界阶段。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对欧洲来说，20世纪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吉祥的世纪：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继1882年5月德奥意三国同盟之后，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出现、1905年、1911年因德法关系紧张引发的两次摩洛哥危机、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引发欧洲陷入全面大战。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同盟国战败。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我们研究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的角度看美国参战的意义。除此之外，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出兵将“胜利近在咫尺”的德国一举击败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再次恢复很可能为德国人改变的有利于美国的德、法、英之间传统均势——这个均势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却总能使美国在每次重大关口逢凶化吉。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通过“道威斯计划”和 “杨格计划”重新培植起德国抗衡英、法的力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将已被美苏打倒的英法再次扶起以抗衡苏联一样，并由此再制造新的“欧洲的灾难”以重新获利。

总之，“美国扩张的历程，突出的是实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许多人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德或道义原则的作用”。美国就像古罗马观看角斗的主人，将战败的角斗士养壮，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是为观赏下一场角斗。这是老英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重要经验，作为老英国大弟子的美国，还没上场就已对这份经验心领神会并玩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要不要学在其次，但不能不懂。套用斯大林讽刺丘吉尔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大西洋东岸向西岸转移。战争期间，美国工业公司1914年所获纯利润为39.4亿美元，1918年增至83.62亿美元。钢产量1913年为3180万吨，1918年增至4510万吨。大战期间，美国一方面供给欧洲各交战国以武器和粮食，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抢占欧洲的世界市场。对外贸易激增，从而积累了大量资本。大战结束时，全世界黄金储备1/3集中在美国。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的“花旗银行”在国外只有一家分行，1919年底增至74家。美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大肆夺取销售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地，美国已取代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转到了纽约。”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上面只是美国历史上合纵连横与欧洲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头几场剧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小高潮，但还不是剧终。因为这时的世界还是由欧洲主宰的世界，美国的外交这时还只不过是欧洲规则下的外事活动。下一步，对美国而言，就是由世界金融中心，取代英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还是位于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和欧洲大陆。

但是，与亚洲和北美洲不同，欧洲大陆破碎的国家板块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有更大的外围地区支撑。因此，从“农村包围城市”，即釜底抽薪，从外围压挤欧洲，尤其是英、法的生存空间，是削弱欧洲的终极方式。这是拿破仑曾用以打击英国的方式，现在美国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打击欧洲：从世界范围“解放”英法殖民地国家，让它们独立，从外围截断支撑英法国家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美国又从欧洲大陆内部通过支持苏联占领东欧，从欧洲大陆内部挤垮支撑西欧列强在欧洲大陆的生存空间。

最终让美国拉下世界霸权更替剧幕的时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轴心国败局已定的1943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主要对手是欧洲。雅尔塔协定既是打败法西斯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力量布局削弱欧洲的产物。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快胜利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西方的同盟国家和苏联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裂痕”。英美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法国的处置；殖民地的民族自决；第二战场开辟地点。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1943年3月丘吉尔派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去见罗斯福，首次谈论有关战后安排事宜。罗斯福告诉艾登，“解放法国的军队应该无限期治理法国，管理法国本土各地方当局以及该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此前，罗斯福同苏联莫洛托夫讨论时，曾把法国列入战后应解除武装的国家之一。当莫洛托夫特别问到法国重建为大国的问题时，罗斯福说“那是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也许可能”。在卡萨布兰卡时，他责备罗伯特·墨菲向自由法国作出的把法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归还法国的承诺。他还同墨菲和艾森豪威尔讨论大幅缩小法帝国的计划。为此，罗斯福长期冷落和不承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关于苏联，罗斯福表示他“并不反对寇松线，这意味着将苏联边界大幅西移，并以东普鲁士补偿波兰。对苏联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苏芬边界，罗斯福没有异议。他甚至不反对苏联重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尽管他希望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考虑，最好能有一场全民公决装饰门面，即使受操纵的”。罗斯福的这种对苏立场，《罗斯福传》的作者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有精彩的分析。他说：“罗斯福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幼稚看法，对东欧也并非感情用事，苏联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罗斯福期望它因此而得到补偿；他还就此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美国将一劳永逸地摆脱孤立主义，并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其实，“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对这时的美国来说还是一个目标而不是现实。而实现这个目标则是需要平衡欧洲和苏联之间力量的智谋和手段的。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据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实际上，丘吉尔在1943年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支撑英国和法国国家利益的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而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6）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7日 11:44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自己“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其实，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向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区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 • 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是为了“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声称：“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对此，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英国一再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据有关材料分析，英国是着眼于维持和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东地区正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东，才能确保苏伊士运河通向远东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对英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把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尔干，英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结束时控制地中海、巴尔干和南欧，保住自己的传统利益。二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方面的利害冲突，英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苏联，企图通过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力量。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

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

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这用罗斯福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如果苏联能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为美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对美国的传统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由此大幅压缩欧洲列强的战略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但是，罗斯福也是一位为避免损失而两边下注的谨慎之人。他颁布命令，宣布其亚洲盟友中国为一个大国，可以分享对战后世界的共同管辖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这既可在联合国里制衡英国和俄国，在地缘政治上也可利用中国从南部抵挡俄国的影响力。最后“倘若苏联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足够的合作，罗斯福还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备用的更为可怕的武器——原子弹”。曾有科学顾问及一些原子科学家提议与苏联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而“罗斯福愿意与英国分享情报而对苏联实施封锁”，以防“如果苏联人蜕变到像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之前那样令人讨厌，美国还是有办法对付的”。“罗斯福确定要保持美英两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其想法是英国仍然是平衡苏联力量的一个重要国家”。当然在德黑兰会议前后罗斯福的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削弱战后欧洲而不是苏联。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等的影响。但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 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斯大林也看穿了丘吉尔的意图，赞同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掉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7）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8日 12:27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而是美国。“苏联最远的新的支配地区离其国境600英里，美国最远的新的支配地区离其国境7000英里。”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是，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压缩欧洲，亚洲尚未崛起，就这样美国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布局。“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借助布鲁塞尔条约联合起来，旨在保护自己免遭苏联、如果需要也免遭一个复兴德国的侵略，希望美国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因为他们深知美国的力量对他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简而言之，后来的北约及欧洲的联合，与其说是欧洲自觉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苏联和东欧压迫的产物，而这种“压迫”又恰恰是由美国人安排好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任务是反对欧洲霸权。而美国的霸权则是从和苏联对阵后才开始的。所以真正导致欧洲衰落的是美国人；极而言之，欧洲的衰落，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人联合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对欧洲人落井下石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已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它们时而特立独行，时而相互合作，努力探索创建秩序和自己与友邦安全的道路”。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的短视的买卖人。”其实，除马歇尔等少数人外，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从长计议”的政治视野。

千百万美国人心目中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巴顿，就是看不透其中事理的美国人之一。巴顿是一员天才战将，天生敏锐，“不幸的是，巴顿一遇到政治问题就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巴顿比较早地看出坦克战在未来战争中的独特作用，他也是最早看到苏联将与西方发生对抗的军人之一。但当他的敏锐与简单的政治头脑结合起来，那就成了美国的克星。巴顿率军进入欧洲时心里始终是以苏联而不是以纳粹德国为对手。当他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苏军还远在几百英里之外时，他对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停下来把布拉格留给苏联人极为恼怒。1945年8月11日，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想要他的上司相信，“战败的德国人不再是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蒙古人’”。“为了让德国重新成为对抗苏联的屏障，他继续大量使用曾经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当地官员。”他对马歇尔的亲苏政策极为愤怒，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副官约瑟夫·麦克纳尼中将的电话中咆哮道：“为什么我们不趁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完好无损的时候，猛踢他们的屁股，在三个月内把他们赶回莫斯科去？有归我们控制的德军的协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可以装备他们。他们恨这些蒙古杂种！”巴顿不理解马歇尔，却与英国人掺和一起，“在欧洲那些硝烟弥漫的暗淡日子里，巴顿和蒙哥马利最终达成了某些共识：即西方联盟和苏联之间终将爆发战争，而且这种危险很快出现”。1945年7月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艾德里（Clement Attle，1883～1967）当选首相，丘吉尔下野。巴顿为此情绪激烈并挑起“一场大论战”，事后有当事人回忆说：“我记不起都说了些什么，将军的理论是：‘给我下达命令吧，我会把那些苏联人赶出维斯瓦河。’”同一天，巴顿还详述了他对苏联人的见解：“我们理解苏联人的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这个事实，所以考虑问题会出现偏差。”艾森豪威尔曾警告巴顿不要做那些追悔莫及的事情，并将此事向马歇尔写信作了汇报，说：“实际情况是，巴顿的个人信念与目前所持的‘艰难和平’观念格格不入。他做不到闭上嘴巴，因为他是巴顿。”9月16日，艾森豪威尔去看望巴顿，“讨论他们的前途而不是德国的局势”。12月，巴顿被一军车撞击身亡。美国作家赫什森在其研究著作《巴顿将军》一书中认为，“巴顿姑息纳粹分子的行为，而不是他对苏联人的仇恨，导致了他的陨落。”其实，巴顿对纳粹分子的姑息态度与他对苏联的仇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对苏联的敌对态度又是与他对马歇尔利用苏联制衡欧洲的大战略不理解相联系的。因此，不懂美国大政治才是巴顿陨落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艾森豪威尔则是对马歇尔战略思想理解和执行得比较好的高级将领，同样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战后仕途再上层楼。比较而言，前者只是军人，后者则是军人兼政治家。

乔治 • C. 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他把英国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他站在罗斯福后面，不事张扬，但却像一位外科手术医生肢解并重新安排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由此实现了使美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1945年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马歇尔可以说是推动这场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角色“和平演变”的最重要幕僚。而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并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合作，而是美国与自己未来的对手苏联的合作，换言之，不是美国一家，而是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最终击败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帝国的。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在广州时曾在日记中说：“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及抵南昌，又续记说：“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其实，上述“权谋”也正是美国一直在各种文件中最讳莫如深且“决不能记载”的“事实”部分。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8）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29日 08:35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 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 4．欧洲的衰落 / （三）简短的小结

4．欧洲的衰落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合作不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而且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还在英法力量没有退出的重要地区继续发挥作用。比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就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美苏共同出兵，制止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而“美国同情埃及人的抱负，对纳赛尔印象甚佳，并渴望赢得他的友谊，因此主张英国主动撤离”。美国在联合国与苏联联合一致谴责英国和法国。尽管以色列向艾森豪威尔作出自由进出亚喀巴湾的保证，英国、法国最终还有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撤退。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美国大为不满。对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解释道：美国应当填补英法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并将苏联的影响排除出这个地区”。与此同时，美国仍坚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与苏联的默契，“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任由苏联对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及较早的波兰的“自由主义运动”采取强力干涉和军事镇压。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准备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去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因为那里的利益对苏联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苏联人肯定会为此而战”。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势力范围”是罗斯福、马歇尔为了击败欧洲帮着苏联人在德黑兰会议及雅尔塔会议上争得的。英法退出中东后，欧洲由此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对于这个结果，欧洲人也早是心知肚明，但只是无能为力。其中看得最明白的，除了英国人外，还有总是从欧洲分裂中受益的俄国人。1897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与来访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谈到美国对欧洲的新威胁时断言：“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变成一个被文人雅士仰慕过的曾经美似天仙而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妇人了。”德皇问：“那末，依您看，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这种状况呢？”维特正面回答道：

陛下设想如果欧洲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各国之间不花那么多的财力、资源、鲜血和劳动来相互竞争，这些国家不拥有千百万军队来进行角逐，欧洲不象现在这样由于各国彼此害怕邻国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兵营；那么，欧洲就会富强得多，文明得多，它确实将成为全世界的主人，不至于因为互相竞争、互相敌视、互相残杀而衰败下去。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力求在俄、德、法三国之间建立巩固的同盟关系。一旦这些国家建立起牢固稳妥的联盟，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无疑也会趋附这个中心联盟，从而形成一个大陆总同盟，它能使欧洲摆脱它本身为了相互厮杀而造成的沉重负担。到那时，欧洲就将成为伟大的欧洲，就能东山再起，它在全世界所起的主宰作用将强而有力，并将长期保持下去。否则，欧洲和欧洲各国就会有大难当头的危险。

维特的这种后来发展为“欧盟”的看法为当时的欧洲各大国视而不见。欧洲果然在几十年后便“大难当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俄国人算是看透了欧洲人的没出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经历西方国家矛盾内幕的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比维特的话说得更透。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斯大林的这句话，既是对他在1940年与德国人及1943年在德黑兰与美国人的交往经验的高度总结，又是对西方阵营的所谓“民主和平”论的辛辣讽刺。

（三）简短的小结

纵观历史，美国的表现显然不够厚道。美国学者孔华润先生对此总结得比较深刻，他说：“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然而一旦机会出现，这种诉求并不能使它获得对帝国主义流毒的免疫力。”历史的真实是，当英法霸权在世界范围为美苏两家彻底挤垮并对美国形成绝对依附后，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才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后来，美国又联合中国和欧洲在这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打败了苏联霸权，继而反转联合欧洲通过推动东欧政治“巨变”和科索沃战争夺回了西方在德黑兰会议上被迫让渡给苏联的巴尔干地缘政治利益。“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罗斯福在雅尔塔勉强承认，长期以来被莫斯科视为它生死攸关的利益——就这样消失了。”基辛格说：

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

基辛格对俄国的地缘政治特点的概括是相当精辟的。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要不是俄国，美国也不可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要是俄国过于衰弱，美国还会失去这个世界。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19-20）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1月30日 07:06 北京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一、占据大陆

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

以史为鉴，不仅可以知兴衰，也可知未来。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埋下了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大政治家，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现在我们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分析了国家统一对于美国拥有强大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

早期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而且不惜一切手段维护国家统一。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的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

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自觉的性质。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和西班牙的失败和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总结说：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稳定中国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稳定亚洲的责任。未来中国绝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孙子肢解法国在欧洲的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在亚太就是美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及其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天然传承于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1）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1日 07:04 北京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欧洲毕竟是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较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使得欧洲在崛起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海外空间。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欧洲内部大国之间因近距离挤压而被抵消了的扩张力量。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崛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不仅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而且还更加压缩和抵消了欧洲的整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法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安全压力导致拿破仑三世在占领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将军队完全撤回欧洲以准备与德国的军事冲突；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西班牙属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又将菲律宾和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并于次年加入远东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在远东地区，正是由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列强从中国调头回欧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将展开的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冲撞，其结果则是整个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读史至此，让人扼腕：欧洲真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内斗最终导致全体毁灭的范本！这大概也是今天欧洲人决心——不管再困难——走向合作的原因。让我们将视野从大西洋东岸移至西岸的美国。美国在其诞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各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的局面，全力扩张以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尽可能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雅尔塔体系”提升苏联的力量以在欧洲大幅压缩英、德、法安全空间。尽管英国曾是美国的死敌，但在欧洲大陆衰落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使之处于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苏联屈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之间，美国又给昔日的敌人英国以特殊战略伙伴地位，这样可使英国成为美国“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这样一道防波堤”。同种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用于日本：在击败日本的同时又扶持日本，使之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中国、俄国屈服，并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抵挡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力量东进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这一观点也得到当代日本学者的承认和不恰当的发挥。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 1996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就有观点认为：“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现在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到西岸的中国。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则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为亚洲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地理板块和对东亚影响深远的儒家主体文化板块。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苏联东南腹下的中国如果出现延伸至南中国海的类似东欧和中亚式的破碎地带，至少出现划长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这将有利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毛泽东1949年率军渡江打败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后，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对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最有利的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到三个有利于美国实施类似英国对付欧洲大陆的“均势战略”的政治板块。美国人曾这样想也这样做过。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化为泡影。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培植日本，发动朝鲜战争，扶持台湾当局以反制中国。如果说，利用苏联压缩欧洲是罗斯福及马歇尔战后对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东北亚，造成类似欧洲大陆之于英国的，并有利于美国操纵东亚大陆政治的“均势”板块，则是美国战后对东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1950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中国崛起，乃至对东亚崛起，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奠基意义——才使美国分裂东北亚、苏联利用雅尔塔条约分割中国东北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实施建立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所谓意在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但由于中国所据有的大陆主体板块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与英国不同——在亚洲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加上战后日本夹在俄国、中国，当然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这几个巨型地理板块之间，尽管它能量很大但难有作为。其次，从中国周边看，中国东、南两向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特点是中国崛起的天然优越条件。比较欧洲，正如西半球英国东面的破碎型大陆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道理一样，在东半球中国与欧洲相反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国外，环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则是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破碎型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美国南北统一后，英国已不能再用处理欧洲事务的“均势”方式对待美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也不能再将纵横于欧洲的“均势”外交简单地套用于东亚。美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冲入东北亚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岛大败而归的经验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使其不一定会望洋兴叹，但至少也是无可奈何。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亚洲再建地缘政治均势板块的目标，它一定要通过“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别研究认为：

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这种战略到70年代后演化为尼克松主义。到了90年代末，亨廷顿也看出亚洲问题的实质，但对此开出的却不是尼克松而是麦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说：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这里，笔者可以明确告诉亨廷顿的是，远距离挑战或直接出兵对抗据有大陆主体板块并有较大安全外围的国家，是历史已反复证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数。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西岸移至整个亚洲，站在世界屋脊观看中国，我们又会发现，与美国不同，尽管中国有亚洲的主体大陆地理板块，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大陆主体板块国家。确切地说，它是处于俄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国。美国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并获得一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英国应用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应用于整个欧洲的“均势战略”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构成在俄、中、印之间相互制约的“均势”条件并不充分，西方人从中获利的机会——尼克松似乎是个例外——也并不多。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印度、俄国三国之间有广大的缓冲空间，与欧洲英、法、德不同，尽管也有复杂的边界纠纷，但历史上的中、俄、印三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频繁且愈演愈烈，规模愈演愈大的战争冲突。第二，中国、印度、俄国三国的安全重心不是直接交叉重叠，而是错落互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重心在东部和东海，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中国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国经济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欧洲，苏联解体使俄国国力大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约东扩是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从北方山区移向南方印度洋。这一点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尼赫鲁、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极深刻的认识和专门论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事——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几百年海上亡国的教训，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对其印度洋安全的担忧。他们不会不明白：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印度洋将是印度安全的绝对重点。从文化上看，中国、俄国、印度三国社会文化尽管不同，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却十分近似。它们都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与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中国与俄国还有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经历，这在它们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标及与此目标相符合的政治内容。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临终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而又对其无力阻止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并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下篇待续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2）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2日 13:00 北京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100多年里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年至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于太平洋上发动与西班牙的太平洋战争，此举受到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谴责，但却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打开通往远东门户的战争。20世纪初，美国面对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行“光荣孤立”，兼发战争财。但在战争后期，美国却在力渐不支的同盟国身上猛踩一脚，一举成为战胜国并大获战争红利。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想实行“一战”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战争。面对战争带来的风险，美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合作，但到战争胜利在望时，美国则将目标从打败法西斯转到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标决定盟友。此后美国在与英国、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却在战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与苏联达成战略默契，趁英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削弱之际，“渡过卢比孔”，从诺曼底打击德国的同时，也对英法欧洲实行最后的一击，放苏军进入东欧，以此大面积挤缩欧洲地缘政治空间。此后，美国在因苏联占领东欧而日益拥挤的欧洲大量驻军，名义是抗苏，实则是控制欧洲，从此欧洲霸权一蹶不振，欧洲对美国的传统安全压力也由此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苏争霸，美国又联合欧洲，到70年代又联合中国遏制苏联霸权，并于90年代利用戈尔巴乔夫农夫般的善良和叶利钦的右派“幼稚病”，临门一脚，促成苏联解体。

21世纪初制约欧洲的苏联因素的消失使欧洲地缘政治空间大幅向东扩展，此后，欧洲开始向美国叫板。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美国在击败苏联的同时，也在欧洲打开了原本让苏联压着的美国宿敌，即西欧这个“潘多拉盒子”。这反过来又增大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东岸，美国不仅要应付俄国，而且还要对付欧洲；在太平洋西岸，苏联解体使美国将矛头对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国，其结果也与欧洲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与中俄对阵的同时，也在亚洲打开了曾痛击过美国的并压在“雅尔塔”山下的日本这个东方“潘多拉盒子”。与苏联解体后欧洲东扩的后果一样，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将它收回去就难了。目前美国外交已陷入几乎与世界所有大国作对的外交沼泽之中，恶兆逼近。这是后话。

国家重大外交行动须与至少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而不管这种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大国成功崛起的重要规律。且不说英国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间合纵连横，不仅成功地操纵着欧洲大陆及其他区域，而且还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屡化险为夷。我们只要看看俾斯麦的外交纵横所赢得的统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和平发展。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下篇待续

四、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3）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3日 07:29 北京

四、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以及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他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下篇待续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4）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4日 09:03 北京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四节 规律与启示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二、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外向拓展的矢量夹角越大，则地区合力越小 / 三、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但不保持持久的铁盟关系 / 四、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上）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上）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

明白这个原则，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外交谈判就会变得简单明快。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的主要敌人是英国人，为此他需要与俄国人妥协。妥协就是要划分势力范围。1807年6月25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涅曼河上谈判。两人见面行简单礼节后，亚历山大开宗明义地告诉拿破仑：“我同您一样仇恨英国人，您在为反对英国人所做的一切中，将得到我的协助。”拿破仑即回应道：“这样，一切都能解决，和平已经实现。”就这样，“他们几句话就把世界重新划分了。”在核心利益直接交换过后，拿破仑则找来机敏的塔利朗，亚历山大找来洛巴诺夫和库拉金亲王，去研究和撰写协议的具体细则。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并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象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有应的那样，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说：

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末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

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英国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 ……90％　　

（ 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纸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字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时只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斯大林是一位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位在当时苏共内最懂盎格鲁-撒克逊谈判句式的人。丘吉尔是一位著名的对共产主义持死硬反对立场却不会说“共产主义”话语的政治家，但这两位人物不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们国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外，还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尔熟悉的句式与丘吉尔进行谈判，结果反弄得丘吉尔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结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思维的罗斯福的认同。英、苏、美三方的利益认同对于尽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积极的作用。认同不仅是道义的认可，更是利益的交换。交换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前进的“恶动力”。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有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传》既是人们聚义的故事，同时也是人们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观念逻辑不同，结论自然不同，面对中国式的儒家逻辑，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蒋经国在其“自述”中对斯大林充满愤慨、屈辱和不解。其实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逻辑不同。蒋经国用东方儒家的诚信，斯大林则用的是商人的逻辑。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倨傲”、“露骨”与“滑稽”，而斯大林则对小蒋满口“废话”不耐烦。文不对题，当然互不理解。

待续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下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5）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5日 07:07 北京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下）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纪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则以礼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发布“宽政令”。主要内容是：外国船员漂流到日本，应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请示是否遣送长崎。发现外国船，应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调查。如果对方不拒绝调查，应尽可能温和地加以处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员登陆并加以看管。日本“‘宽政令’是幕府首次把对外国船的习惯做法成文化”。1798年日本幕府发布指示，告诫官员，“不要对外国船采取过激措施”。1806年3月1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诸藩“尽可能温和地使外国船返航，对遇风暴的漂流船，适当地给予食物、淡水和木柴后，使之返航”，“如果外国人在一再告知后仍拒绝返航，应按照1791年的规定予以驱逐，而不必请示”。该命令成于文化年间而被称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国第一艘抵日舰船“蚀”号进入长崎并为日方警戒包围。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舰无偿提供60船淡水、猪、100磅干鱼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还武器和火药后，将美舰拖出海港。

然而，农夫的善良往往经不住毒蛇一次次咬伤。在经历西方人一次次炮舰先行，威胁在后的入侵，尤其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并签订日本第一个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不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全面“脱亚入欧”：放弃东方儒道转采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的军国主义体制。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仅仅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五海上强国。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主力，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05年底，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本“保护”，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时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评价说“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日本的做法与当年美国迫使日本开国虽然如出一辙，但在实施上却有过之无不及”。1938年8月20日，日本陆军大臣对海军大臣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得明明白白：

英国的外交并不是根据信义和感情行事，而是根据彻头彻尾的利害得失行事，因此，不管你对英国怎样客气，也不管你已加强同德意的关系，英国总得寸进尺，能捞进多少就捞进多少。我退一步，它就进两步，这一点早已看穿。它过去的外交史已经告诉人们，对强者采取怀柔和妥协态度，对弱者则以恫吓获取实利。

好好一个大和民族，就这样被西方的大炮教坏了，教得只知动粗而不知人语并为西方人认为同道的民族了。对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还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单方面提前终止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最终导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斯大林发表讲演，用日本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出兵支持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他说: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已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果然它击毁了俄国的三艘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7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的若干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采取敌对态度的时机，并依靠它们又来侵犯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四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参崴附近哈桑湖一带侵犯我国，目的是要包围海参崴，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区，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

读这篇旧文，看当今世界，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让日本人纠缠个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利用清朝垮台前的形势“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谁最后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1897年11月23日。俄国外交大臣给沙皇的奏折说得也毫不含糊：“历史的经验教导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及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

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够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联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毛泽东是有丰富政治，尤其是残酷政治经历的政治家，他对西方“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原则并不陌生。尼克松访华后，基辛格在一次访华时曾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据基辛格回忆：“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的，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6）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6日 09:03 北京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太平洋，乃至印度洋，犹如我们的旅游从中国南方到中国北方，会发现南方和北方是完全不同的景色：前者是穿插在小桥流水间的拥挤深巷，后者是片片环绕大山的广阔平原。

俯瞰地图，我们会发现，欧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是破碎的，而正是这种地缘政治破碎特点才导致英国这样的弹丸岛国借助其工业力量成为欧洲霸权的领军国家。反观亚太地区，这里的地缘政治景色则明显呈现出大板块特征：北太平洋东西两大陆有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不仅如此，与欧洲更加不同并比欧洲优越的还有，亚太地区这几大政治板块之间具有广阔的地理缓冲空间。欧洲1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共44个国家和地区，人口7.27亿。而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共49个国家和地区，人口36.6亿。

在欧洲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这些国家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四大国面积之和，占欧洲总面积的55%，如果减去俄国欧洲部分面积，其余三大国的国土面积总和仅占俄国之外的欧洲面积的20%。亚洲的主要大国是俄国、中国和印度，这三国占亚洲总面积57%；如果减去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面积（约1260万平方公里），中国和印度占亚洲总面积的34%，其中中国占25%。这就是说，在欧洲拥有主要生产能力的英、法、德三国拥挤在除俄国之外的20%空间内，而亚洲——如果暂不考虑有实力而无可供持续发展的地缘空间的日本——拥有主要生产力和主要资源占有量的俄、中、印三国，则分布在亚洲57%的空间内，中国和印度则占有除俄国外的亚洲34%的可供其持续发展地缘空间。如果再考虑到伊朗（164.5万平方公里）、印尼(190.4万平方公里)、沙特（225万平方公里）、哈萨克斯坦（272.5万平方公里）等拥有巨大石油资源和较大的地缘空间的次主体板块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一幅亚太地缘政治，就是由几个主体板块国家支撑的结构。结构决定命运。在环北太平洋地区，俄国、中国、美国以及位于北印度洋的印度之间的关系决定亚太历史进程；在此之下，还有伊朗、沙特等次主体板块国家也在中东中亚地区发挥着“芝麻开门”的神奇作用。

我们说欧洲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还在于除俄国外，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还是大国间边际缓冲地带最少的地区。德国与法国边界相接，安全地带重合，经济重心紧邻、且双方实力均等，呈对称型制衡状态。法国与西班牙、意大利边界直接相接，后二者对前者也足以构成准对称型制衡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如无广大殖民地补偿，国力，尤其是大国的国力就会因与其力量对称的国家产生相应抵消，抵消的程度与双方力量对称的程度及边界接近的程度为正比。也就是说，国力对称型国家边界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反之则反是。对此，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看得明白，他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

为了克服欧洲这种地缘政治的天然劣势，欧洲法国从黎塞留到拿破仑、德国从腓特烈大帝到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都试图重新统一自公元843年为查理大帝三个孙子肢解了的欧洲，其努力都在诸多对称型国家间的力量对冲下失败了。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我们说，欧洲是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这也就是说，在与其他陆地大洲比较，它也是一个“矢量和”最小而“标量和”最大的板块。我们知道，矢量相加遵循平形四边形原则而非代数原则：矢量之间的夹角越大，其合力值就越小。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两个力间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基于这个原理，与亚洲、北美洲比较而言，欧洲板块——不管其生产力总量如何——是合力最小的地区，其间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国力的矢量近乎等值冲撞，这是欧洲合力值——如果用几何原则而非代数原则计算的话——大大低于亚洲和美洲大陆板块的基本原因。

明乎此，我们对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和美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乎此，我们对目前普遍存在于综合国力研究中用代数原则计算出的结果往往与经验事实不符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用这个原理观察欧洲近代史，就会发现，欧洲国家近代殖民扩张更多地是为了转移欧洲国家间的巨大挤压——这种内部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用这个原理观察英国，乃至俄国的历史，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正是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对称型诸国隔海远离，才使英国能够相对超脱，这又使英国最终崛起并能长期支配欧洲和世界。而俄国版图与西欧诸国间的不对称优势，使俄国总能在历次欧洲冲突中扮演最后裁判的角色。

用这个原理观察亚太地区，就会发现中国、俄国、印度、美国这几大政治中心地理板块间的广阔的缓冲地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比如远离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中国西藏、青海、新疆地区、印度高海拔的北方山地以及美国与亚洲诸国间相隔着的太平洋，都使亚太大国力量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地带；更为有利的是，在这几大国各自周边又分布着广泛的具有破碎地域特征的小国群落。比如，中俄之间的中亚各国及蒙古等，中印之间的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缅甸等，这对亚太政治都起着比欧洲更为有效的缓冲作用。对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有，中国东部边界还为同具破碎特征的小国所镶嵌，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冲了甚至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种来自美国对中国东部的战略压力。美国国界裸露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岸，与中国相比，更易受到来自其他地区的类似“9•11”那样的打击，这反过来又加重了美国两洋防务的负担。

最后，我们也用这个原理观察古代中国，就不会对中国在中世纪世界文明中保持几千年领先地位而不垮的历史感到惊奇。黑格尔看出了但没有解释好这个问题，他将中国与印度等古国比较后说：

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美国人对亚洲地缘政治的这一特点看得比较明白。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市发表演说，声称：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他们毗邻广袤的中国大陆，但它们在地理上、以及某种程度在政治上却是互相分离的。美国的精神和决心对凝聚、巩固它们有重要的影响力。”1956年，盘踞台湾的蒋介石从海峡对面反将大陆看得明白，他对美国人说：“所有亚洲问题的核心就在中国大陆。”

最后，如果从这个原理再反视欧洲的历史，我们就能进一步发现，欧洲政治的破碎型特征不仅是地理的而且是政治的。也就是说，欧洲不仅没有统一的政治版图，而且没有统一的政治力量。没有统一，实际上就没有力量。正因此，布热津斯基说：“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

比较而言，太平洋东岸的北美洲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最具主体板块特征的地区。如上分析，欧洲的地缘政治呈现的是一种破碎型的特征，而亚洲则是由三个主体板块与几个次主体板块拉动的力量结构，那么，在北美洲则是只有一个力量主体即美国拉动的力量结构。

下篇待续：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7）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7日 07:28 北京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现在我们将视野从欧洲经亚洲，再进一步推向北美洲。

在这里，整个北美洲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大国，而且是版图大体相当且边界接壤的大国，而后者版图（997万平方公里）虽比前者(937.5万平方公里)稍大，但二者国力却极不对称并因此使后者在政治上依附于前者。亚洲主体板块是以中国为主体并配之以印度和俄国共同支撑的。而北美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则是由美国一家独占的。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亚洲是一个相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那么北美洲则是一个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这一点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联想到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历史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东西合抱，其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以自由地制定和实施其全球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大国，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才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

但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所在也正是其劣势所在。美国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加上广阔的东西两洋，在保护了美国的同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那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正如东海保障中国封建王朝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道理一样。正因此美国天然就养成了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思维定势。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的逐渐加强，美国对两洋防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至美国的“安全边界”被迫要与对手国家的“边界安全”相重合[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可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及其可达范围。比如，美国领土安全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范围，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了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国家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边界安全系数与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一，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一，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一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矛盾，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像。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的直接对抗；对美国而言，更为可怕的是，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又使美国的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事实上与美国的边界安全即领土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对此，只要我们读读美国每几年一出的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并将美国的战略报告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报告比较，我们就不能不说，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迫使美国必须以世界安全为国家安全，换言之，美国永远必须是一个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幸中的不幸，因为美国必须随时维持巨大却又是永远不足的国防开支，而这又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所在。这种脆弱性导致美国总是为世界所累，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新世纪以来美国遭遇的“9•11”以及为此开展且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型全方位的安全目标需要全球资源支撑，为此，美国必须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并为美国保证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层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陆上目标。通读美国各类安全战略报告，其特点是目标巨大而实现其目标的资源手段却极少。冷战中，美国与大国发生的陆上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是联合西欧对苏全球冷战，最后也是在屈膝向中国求救并换得中国支持后赢得的。究其原因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支撑其远离制海权的庞大目标。[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28日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C69953号电报）中称：“很显然，我们目前的实力不足以迎接中国人发起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国人因此拥有累加起来的内在优势。”1951年2月23日艾奇逊转给马歇尔的致总统的报告备忘录草案中直称：“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在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11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认为：“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并责问：“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591、710页。]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板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用“相对主体中心板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绝对中心主体板块”来概括美国在北美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但这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如果我们将文化的因素注入其中，就会发现情形又发生了正好相反的变化。作为绝对中心板块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移民国家，因此，它几乎就永远是一个融而不合的世界诸文化“超市”。仔细研究美国，美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好莱坞电影只能被看作“美国颜色”而非美国文化。而欧洲却拥有根植于古希腊罗马的拉丁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及将欧洲一分为二的基督教和东正教精神。在广大的亚洲地区，如果不考虑俄国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斯拉夫文化，基本都凝聚于糅以释、道、儒的新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和揉以婆罗门教、佛教及伊斯兰教的印度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之中。从地缘文化结构比较，就会发现，与地缘政治结构正好相反，北美洲在获得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同时，却没能在较短的历史中建立起主体文化板块。也就是说，与欧洲和亚洲相比，美国是一个文化发展潜力条件最差的国家。这直接制约了美国的国家软实力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可持续增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8）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8日 08:55 北京

第三章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亚太地区含两大洋两大洲即太平洋和印度洋与亚洲和美洲，共70多个国家，而对亚太政治具有牵引作用从而对亚太政治结构具有支撑力的支柱国家只有美国、中国、俄国、印度，其中美国是目前唯一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其次，分布于自北向南太平洋的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及分布于被麦金德称为“轴心地带”的中亚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其、沙特、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哈萨克等，则是其中的准支柱国家。这些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位势，使其在大国博弈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东亚的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中亚的阿富汗以及西亚的土耳其等，在英美这样一些视海权为生命的大国眼中往往担负着阻挡欧亚大陆强国进入东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防波堤”的特殊作用。正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也就构成了支撑美国全球战略以及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必须争夺的关节点。

但是对亚太政治来说，具有牵引力的国家只是在20世纪初浮出亚太并由此形成支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基本政治支柱。在19世纪下半叶即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英国势力的存在和中国并不那么可靠的自卫能力，一直维持着亚洲地区的脆弱均势”。但到20世纪初，日本、美国的崛起，以及俄国势力经西伯利亚扩张到东北亚，这几方在相互冲突的同时也共同将英国赶出太平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日本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及其与其狭小的地理版图极不相匹配的国家生产力，加上它崛起、毁灭和今天再次崛起的特殊经历，使日本在这些准支柱国家中有了特殊的地位，这也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一直是最具搅局能动性的国家。因而日本问题也是牵动近现代太平洋政治演变的重要因素。分类而论，在据有主体板块地位的，因而被笔者称之为是太平洋地缘政治支柱的国家，如美国、中国、俄国、印度，是具有结构稳定性的国家；而拥有巨大生产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地理版图和相应资源的日本，则是最具解构性的国家。

鉴于此，以下我们的讨论先从日本开始。

下篇待续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

底线和极限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9）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09日 06:49 北京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作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拔除东亚之难局”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内的地区”。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 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岛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线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着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地区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21世纪初，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独”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0）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10日 08:17 北京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

1873年日本天皇睦仁采纳木户孝允提出的“内治优先，先内后外”的建议。为此，日本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19世纪后半叶，日本已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作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

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1倍。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是一样的。

与其说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对此，日本第71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一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总结。他写道：

以战前的外交，特别是战争前后的外交为教训，我想提出下面的“外交四原则”：

第一，不做超出自己国力的事情。

第二，外交不能搞赌博。

第三，内政不能与外交相混杂。

第四，必须顺应世界史正统的潮流。

中曾根康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在战后将这四项原则作为外交的一个基准。”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政客们很少能对老政治家的从痛苦教训中总结出的治国经验做出认真反思。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1）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11日 08:36 北京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来说，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或“充分理解和尊重”。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近；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20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20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2）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13日 07:27 北京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甫立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甫立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之初，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4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无独有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利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欧洲的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同时，苏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东欧利益连同苏联本身也灰飞烟灭。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也要步戈尔巴乔夫的后尘，在远东率先放弃我们流血换来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利益并由此引起现存的远东法理体系解体吗？当然不能。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3）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14日 07:40 北京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2005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同理，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扼住了日本扩张野心的关键：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槛。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试探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这话不明不白。

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在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新世纪的日本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愿做亚洲的“瑞士”，那就必须做亚洲的“不列颠”。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种选择的可能，而对后一种选择却有跃跃再试的冲动。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和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4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新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2007年5月14日上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该法案规定赞成票需超过有效投票数的一半，修宪结果才有效。但法案没有规定最低投票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这将改变宪法第9条，为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道路”。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表示，“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2007年6月24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将在三年后对宪法进行修改，他说：“有必要向民众表明，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年后修改宪法。”2014年5月9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2006年5月１日，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的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的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为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打遍了亚太地区，战败后军力退回“主权线”。90年代末，日本又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这其实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在百年后的翻版。

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其国家利益扩展的目标必然是南洋，而控制台湾及周围岛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实际上，从《周边事态法案》到《国民投标法》，日本已大体做好了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对东亚和平的认识有了大的进步，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本书的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

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狼吃羊是羊的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近100年，战败后又经过50多年，可“狼”语一点不改。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的目标。但大量事实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作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现在，日本的上述战略已进入实施阶段，其重点在台湾地区。21世纪始，日本右翼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已公开化，甚至已部分地上升到官方层面，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如果“台独”分子的目的得逞，那日本“周边”范围就会进一步越过台湾而跨入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正对亚太国家实行递进式的力量测试。日本实现其“周边”远景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鉴于钓鱼岛处于与台湾接榫的地理位置，因而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前提则是实现对钓鱼岛的控制。今天的日本“周边事态”意识就是昨天的“大东亚”意识的胚胎形式，当然它也是颠覆雅尔塔体系及其远东格局的胚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从而台湾问题，都是事关亚太和平格局的关节点，而目前的亚太和平只能是由美、俄、中三国保障的雅尔塔和平。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4）

张文木战略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世界和平真象孩子们可以随意推倒重起的沙盘。

造成世界4/5人口卷入其中，5000多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结束，并由此产生了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共同保证维护了近50年世界和平的雅尔塔体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体系，其欧洲部分竟在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中瞬间解体，而目前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所开条件是要求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头阵——又使雅尔塔和平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美国正在采取的认可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默认日本扩大自卫队作用、支持日本“入常”、放纵日本与台湾的“高层交流”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历史重演：绥靖日本不仅使日本成为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

目前分析，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底线。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目前已流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作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对此，布什则针锋相对指责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镇压东欧”，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这里需要问的是，小布什要“埋葬”的是哪里的“雅尔塔遗产”？联合国是雅尔塔的“遗产”，是否布什先生因对其不满而要将之“埋葬”呢？20世纪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已搬走了欧洲的雅尔塔基石，那么，在新世纪初，小布什是否要清除远东“雅尔塔遗产”呢？但问题是美国放弃雅尔塔远东格局、强化对华冷战的极限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起线。对日本而言，其“周边事态”边界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能伸多远，这确是连美国也不知道的谜底，正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绥靖日本时，也不知20多年后的日本人的边界竟会达到珍珠港一样。

和平，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今天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款）

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第七款）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款）

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

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得以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是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了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体系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通过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它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日本已开始为颠覆雅尔塔远东格局作前期准备。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修宪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

可以预见，远东雅尔塔格局解体之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国际合作形成的和平体系在世界范围终结之时。

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两岸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国际社会公认的雅尔塔体系而非冷战条约构成的冷战体系才是当今亚太和平的法理基础。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20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1941）、《联合国家宣言》（1942）、《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与俄罗斯、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态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异于暗示日本可以率先向中、俄发难。日本知道，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的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现在日本开始在钓鱼岛，继而台湾地区先向中国发难；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俄国归还“北方四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甚至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结果的舆论日高。这表明日本右翼已不甘心只将日本保持在“经济大国”的层面。对亚洲各国而言，对于目前日本出现一系列否定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行张目，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遏制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挑衅行为。关于此，让人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的话：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

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看来，现在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南洋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现在回想起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也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罗斯福还“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太平洋战争胜利后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

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好了伤疤忘了痛。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关系恶化。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出现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赫鲁晓夫会谈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鼓吹美苏决定国际形势，其结果是美国在60、70年代差点被苏联人赶出印度洋。这迫使反共老手尼克松屈尊于1972年来中国求救，并与中国再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苏联在亚洲的攻势受挫并于90年代初自我解体。

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新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即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的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20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5）

张文木战略

2025-2-1507:48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⑴ 中国清王朝、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⑵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⑶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⑷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先生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争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日本幕府5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阪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定位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荷兰、法国以及中国、俄国的东亚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得到日本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承诺后，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的《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评价说：

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这项条约首次改变了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对中国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伐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10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亦决非难事。”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7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的程度以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己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要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 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中国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了日本向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西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 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掎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1900年8月，日本趁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干涉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三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将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

事实上，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俄国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6）

张文木战略

2025-2-1608:14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

张文木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州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他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塔夫脱并不熟悉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抱负，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国驻日大使提议继1907年《俄日协约》之后，“现在正是应当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在满洲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小村提议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应；1910年3月5日，俄国政府正式授权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条件。日本政府于3月9日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会谈于4月初举行。在会谈中俄国外相伊兹沃尔斯基称：“若问满洲将来归谁掌握，当然应为日俄两国所有”。日本公使本野则答说：“即使不用这样露骨的文字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义的文句并不难”。7月4日，伊兹沃尔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条约》。“第二次俄日协约签字的日子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东北之外。”中国历史学者崔丕先生对这个协约评价说：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就其强化对中国的侵略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

在日俄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1913年3月18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3月21日，美国正式退出六国银行团，与此相应，美国强势角逐东北亚的外交努力也在触礁后随之结束。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才再次并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区。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7）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18日 08:25 北京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特点是美国开始限制日本向南扩张，在日本彻底将欧洲殖民势力赶出南中国海后，再联合英国、苏联和中国击败日本并使美国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对手是日本，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从全球形势看，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欧洲在远东的势力已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日本这时已转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竞争者也是直接对手，而英国则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让日本感受到其扩张极限的事件，首先表现在与美国在夏威夷的争夺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地处太平洋战略要津，同时也是近世美国和日本双方安全边界的临界点，它与中途岛等一起构成美国容忍日本扩张的最后底线。19世纪前半叶，夏威夷是美国在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和捕鲸船的补给基地。美国于1842年承认夏威夷王国并于1849年与其缔结通商条约。此后美国在夏威夷与日本展开争夺并迫使日本向东扩张在此停步。

19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则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与夏威夷建立外交关系，缔结修好条约。1873年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请求国务院指示：“日本政府如果努力以和平方式在夏威夷人民的同意下吞并该群岛，美国政府是否对此举有任何反对？”美国务卿菲什明确答复美国不同意任何别国兼并夏威夷。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360人，占夏威夷总人口的13.3%。同期美国移民仅为1928人。三年后即1893年日本移民为2万余人，是同期美国移民的10倍。1893年1月，在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下，当地美国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请求并入美国。2月，日本即派“浪速”舰抵檀香山与日本“金刚”舰会合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舰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这迫使美国改变了立即吞并夏威夷的做法。罗斯福对此不满地说：“我们如果不占夏威夷，日本、德国或英国就会占。”

夏威夷危机反过来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扩张的步伐，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发动甲午战争。次年日本获胜后即调头再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并与美国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此举标志着日本东扩的极限与美国容忍日本东扩的底线在夏威夷得到日本的初步默认和美国的确认。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日俄战争后，东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联俄制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

1906年至1907年日本陆军制定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组成。计划将日本的扩张重心仍放在俄国，而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假想敌。主张由陆军“对俄国能在远东使用的兵力取攻势”，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俄、美兵力取攻势”。

1907年，美国也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对日战争计划，并决定就可能与日本发生的战争进行联合研究。同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国战斗舰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此举是对日美关系恶化的反应，旨在威慑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1908年后，美国国会分两次拨款180万美元，加强夏威夷设防，使之成为海军的战略基地。1911年，美国第一次制定在后来不断修改和升级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同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未来的日美冲突作出预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谋求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现在和将从事侵略的海上侧翼的同时确保其贸易通道。这要求日本通过夺取菲律宾、关岛、或许还要攻占夏威夷来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以此为前提，美军将单独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战争将以海战而非陆战的形式进行。美国将由此取得制海权，收复失地并抑制日本的商业。最佳设想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将在东亚大陆的一场战争中阻止日本，这将转移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威胁。

1908年11月30日，美日双方在一段时间的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协定即《鲁特—高平协定》（亦称《罗脱—高平协定》）。这是日美就地区安全首次公开达成的一个全面但却十分脆弱的协议，“目的在于维持上述地区（即太平洋地区——笔者注）内彼此的所有权”。这实际上已包含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并暗示日本仍有向西北扩张的余地。1908年9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向小村寿太郎外相报告说，他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的印象是：“罗斯福愿把‘满洲’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对待。”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发表声明称：“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随后出兵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作了适度妥协。11月2日，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签署《兰辛—石井协定》，进一步确认布赖恩的声明，称“合众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承认领土的接近造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兰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与欧洲大战因而无力西顾太平洋的特殊条件下与日本签订的带有不得已而忍让一时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关系至此已臻极限。1922年秋，美国政府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相悖为由，向日本提议并在日本的反对中于1923年4月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此后的美日矛盾渐升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太平洋外交及其政策大体上是英国大西洋外交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努力确保大陆国家间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辞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均势外交基于现成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崛起后，面对的太平洋是以俄国和中国这两大主体板块，并以中国为中心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主体对主体，美国在东亚外交就没有矛盾可利用，从而也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的条件。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和中国衰落，使美国认识到这是利用日本打破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赐良机：利用日本的扩张需求，在“保全”中国的——实质是为了保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牵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东北亚成长为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行“大陆均势”的新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同时也可将必然要出现的日本东进势头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东北亚，以减轻美国的安全压力。这种战略不同于又源于老牌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而在美国外交史中能够理解其中深义并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能对其创造性运用的人并不多，而始终沉默于领袖们身后的柔克义、马汉、马歇尔和基辛格等学者则是我们后人解开上述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打败俄国几年后，时任驻俄公使的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友好与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价值将随着日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加。”随着日本南向扩张日益明显，柔克义的亚洲设计方案开始进入美国政治家视野，1932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给读者交代的是，柔克义的思想是美国远东外交研究中具有源头意义的环节。如果说柔克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俄国的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曾对美太平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柔克义的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思想在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马歇尔那里则得到了天才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美国不仅利用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并打败了日本，而且还利用俄国人在欧洲战场上牵制并打败了希特勒，并通过将苏联力量引入东欧而最终挤压并窒息了欧洲的世界霸权。

1923年日本开始把美国当作唯一的假想敌，同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预言，“日美冲突，势在必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国东北地区”。但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日本侵略中国台湾行动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曾帮助日本崛起的美国和英国反咬一口，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接着全速向南进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8）

张文木 张文木战略

2025年02月19日 10:24 北京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这里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还在中国长江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但此间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增无减，如下表所示

1931～1941年日美贸易额的变化（千日元）



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1939年4月6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已明确告知：“1937年，日本大量屯集各种原料和用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1937年和1938年满洲大幅增加外国（日本除外）商品的进口显然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1937年，美国对日本开始采取日益严格的经济限制措施，但事实上战争的关键物资石油及相关石油制品的美日贸易，却不降反增。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汽油、铜、铅，分别比1936年增加了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64.7%。从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1940年7月26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第2417号公告中开始限制对日石油产品的出口。但此项公告并未严格执行。“美国对日石油出口在1940年比1939年增加21%，1941年前五个月又为1940年全年的50%。此时美国对日出口的74%为石油。”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却远低于日本。如下表所示：

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上表可见，美国对中国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对日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与1932年相比高出72%。这说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1940年9月24日，日军入侵印支，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提出“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到两国间恳切而友好的谅解”。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开战。到1941年11月罗斯福及其同僚已不再怀疑美日战争不可避免。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战争部长斯塔克都认为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避免在远东立即卷入。为此罗斯福亲笔给赫尔写了有效期为六个月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是“美日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条件是换取日本不可能采取的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南边的任何地方增兵。“1941年5月6日，中国取得从美国获取租借物资的资格，但是石油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罗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步调推行一项鼓励中国，限制日本，使美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的政策。”11月24日，赫尔根据总统指示，拟就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遭到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反对。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马歇尔等认为的“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美国公布的文件都将之归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限制了罗斯福提前对日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及其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会有新的认识。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思考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孔华润先生所说：“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如果同意这个基本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直至1945年8月15日之前，与美国在欧洲面临的既要打败德国又要打败英法欧洲的双重任务一样，在东亚地区，美国同样面临着既要打败日本，也要对欧洲落井下石，驱逐并收夺英国、德国、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双重任务。换言之，在驱逐欧洲殖民主义在亚太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与日本是一致的，这一点在1941年4月16日发表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该方案第七条A点认为：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

正因此，美国才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和有限支持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支持的下限是不能影响其在东太平洋的安全，上限是日本冲垮欧洲列强在亚太的殖民体系。

但在这之后太平洋的政治主导权上，美日关系则是对立的。如前所述，美国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传统的主体板块地位、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势头和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然后，再联合这些国家打败日本以收渔翁之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服务于柔克义等战略学者为美国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欧洲英、法、德之间那样的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和操纵的中、俄、日之间的均势平衡的战略目标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研究和实施这一外交战略。1895年5月，面对日本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要求海军军事学院制定一个战争计划。于是，以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西卡德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基于在夏威夷与日本、在古巴与西班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设想。1901年至1905年，由于俄国因素的存在，美国的主要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国海军还有两种意见，委员会在春季完成的一个计划中就设想一场英日美为一方，俄德法为另一方的战争。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后，美国仍认为日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倾向在增强。里米上将在1902年5月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英日虽是最可怕的对手，但在一场可能的对俄法的战争中，却是最可能与美国联合的两个大国。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仍坚持：优先计划一场在远东反对德俄法联盟的可能的战争。尽管日本不能确定，但仍可同英国一起被视为美国最可能的盟国。海军的上述立场很快被陆军否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902年6月批准陆军军事学者H.布利斯提出的优先考虑西半球的战争设想，认为未来可能性最大的战争原因是，一个欧洲列强的行动或目标与门罗主义的冲突。如果再考虑从1922年2月6日《五国海军条约》之后直到1930年1月，以史汀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英、法、日、意诸国代表在取得舰艇吨位份额上的讨价还价，我们就能理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全球战略中需要优先解决的并不是日美矛盾而是美国与欧洲的矛盾，这使借重日本削弱欧洲在亚太的势力的策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不便明说的共识，这也是上述马歇尔等提出的“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理由的更深层的原因。换言之，所谓“最后时刻”就是英法等被德、意、日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但又不至断气的时刻，这是1823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在写给驻西班牙公使训令中提出的“等待苹果成熟”政策在20世纪的创造性运用。作为美国战略导师的英国人对美国学生们的这点小把戏看得明白，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在书中写道：

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其实也在另一方面推动日本与英国对抗——笔者注），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

不是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没有被打到这分上之前，在东亚地区，美国不惜让出菲律宾以纵容日本向南“狂飙突进”。在欧洲地区，1935年2月，墨索里尼向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1934年12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5倍共50万并恢复征兵。可美国于1935年8月31日通过中立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运输军火。10月当国联准备对意大利制裁并要求美国表态时，罗斯福则通知赫尔说，美国将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既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又要防止战争的延长。同时罗斯福还认定石油、煤炭、铜锭等不在中立法禁运的物资之列，他只同意对这些原料实行“道义上”的禁运。事实上，1935年10月同1934年10相比，美对意出口总额虽略有下降，但石油产品、纯铜和废钢铁却增长1倍多，而在1935年最后3个月里，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比平时还多3倍。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由于最近一次国会辩论中表现出美国人要求严守中立的情绪，加之英法两国在反对柏林方面不可能采取坚定立场，因此美国对希特勒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的总政策。”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对美国人的《中立法》看得透彻，他在书中写道：



华盛顿在拒绝保证英国属地安全的同时继续反对任何英日和解。亚洲并不是英国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区。伦敦的许多人责怪美国先是破坏了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又通过《中立法》，使欧洲的形势日益恶化。正如霍尔所指出的，这些行动“不仅证实了许多不相信美国任何有效帮助欧洲人的疑虑，而且暴露了民主阵线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独裁者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张伯伦感到只要《中立法》还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什么贡献。

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英国绥靖德国，是为了削弱苏联；那美国就不能绥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国吗？当然可以。不到万不得已，在国际斗争中难得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美国默认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地中海、日本在太平洋将英国打到心力交瘁之际，再被美国榨一遍“油水”后，才向英国伸出援助之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绝无反手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于当月请求罗斯福提供武器，罗斯福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付出的代价是英国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将以九十九年为期租与合众国”的使用权。罗斯福不无得意地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宣布这项趁火打劫的交易时说：

在纽芬兰和百慕大建立基地的权利是慷慨地赠予和高兴地接受的礼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则以交换我们五十艘逾龄驱逐舰来获得的。

……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国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

即使如此，美国还在1941年4月16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称：“美国政府阐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为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更有甚者，美国与日本置英、法国国难于不顾，在该方案第七条A点共同声明：“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另一方面又于8月14日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只是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1942年“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笔者注）”防线为日本基本打垮后，美国才真正开展与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合作。1942年2月23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6月2日，与中国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与苏联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这时美国与日本的战争才真正开始，可这时欧洲英法在大西洋的力量已被德国和意大利打散，在太平洋的力量则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美国就像拳击裁判，在一方倒下并数十下后才将败者扶起；不同的只是，美国是在败方倒下并将败方口袋掏空后才将败方扶起。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强调——实际是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容忍是由于其“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对罗斯福的制约。这都没错，但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借助了这些因素延长日本在太平洋——实际上还有德国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冲击。在太平洋上，当日本冲垮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就到了美国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线。只有到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比较彻底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其对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所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有如下冷静评估：

如果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暂且不谈导致日本战败的政治和外交原因，仅从经济方面分析的话，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战时经济的崩溃。日本在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无法从殖民地和占领区向本土运输物资。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外交在理想主义掩饰下的精华。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g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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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2月20日 09:15 北京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美国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扩张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在东西两翼都出现易于为美国操纵的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这在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声明“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其“劝告”内容之一即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该方案第五部分保证“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的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曾对蒋介石说：“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1943年11月，魏德迈还建议“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 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只是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并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并胜利渡江以后，美国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才化为泡影。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的话，那么利用美国虚化这一目标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则是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国抗战，1940年中国已被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减化为两个政治实体，并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完成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从1937年到1949年，如果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曾为美国人充当了“战略清道夫”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人又为中国人在东亚当了一次“战略搬运工”。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些线索探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政治，在朝鲜、印度都被大国肢解为两个国家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中，就起点和崛起速度比较而言，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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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2月21日 07:59 北京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联合日本等与中国、苏联进入全面冷战；苏联解体后，又转入通过提升日本的作用遏制中国崛起阶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则集中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的矛盾，此间又分两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美国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手，苏联只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此后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而苏联则成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对东亚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使美国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于美国控制的亚洲均势的努力化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这个“避雷针”或“防波堤”。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亲临前线”与中国和苏联作面对面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不仅给东亚，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是给美国带来了灾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越南、联合国、以及中国台湾和西藏等方面进行了空前较量，其结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上也全面失败，最终迫使尼克松屈尊到北京与毛泽东谈“哲学”。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为什么竟会输得如此彻底。如果知道了美国失败的原因，那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东亚政策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就是一国国力可以有效到达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合理边界。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美军占领汉城。 10月中旬，美韩军队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中朝边境仅约10公里，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过江参战。这样，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成了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且力量极为悬殊的交手。大出美国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迄今为止，与今天我们一些抗战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自豪感往往掩盖了对中国胜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从是否道义及作战是否英勇等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成败的原因。但这很不够，因为这样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有些斯巴达克式的殉难事件。

其实，美国人对什么是“战后亚洲”的认识，不是通过宣传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得到的。美国人在开始时也是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或说根本就没想到“输”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战后如何在美国领导下对朝鲜全境进行战后治理。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此评论说：

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

美国人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1950年7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写给约翰逊的NSC76号文件中指出了朝鲜半岛“对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全球战争爆发之前，或者说在全球战争的初期，美国在一个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调派大批军队对抗苏联，这从军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杜鲁门的轻率使他的政府忽视这种警告，认为：“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81/1号文件，在“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案”第15、16点中称：

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到该线以后或击败这些军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指望联合国军总司令会获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追击时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从而彻底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只要采取那些行动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部队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宣布有意图进入北朝鲜，也没有威胁在北朝鲜以军事方式对抗我们的行动。应同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制定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计划。

也就是说，这时美国所想的并不是什么阻止北朝鲜的“侵略”，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这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人民“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越过北纬38度线，向北推进。10月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示，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美国与英国等国辩论“中国共产党人介入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难地表示：“联合国军经过重组之后将开进北朝鲜，现在阻止这项进程为时已晚”，目前“惟一合适的路线将是一条坚定、勇敢的路线，我们不能过分地被中共可能只是吓唬人的举动所吓倒。”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的命令。 10月25日中国军队越境作战。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仍不相信中国的警告，称“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害怕与美国开战的后果”，“除非苏联做出进行一场全球战争的决定，这种干涉行动在1950年还不可能发生，这段时间里，干涉很可能局限在继续秘密为北朝鲜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

三天后（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是他们却十分固执，我都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掉面子。现在我正率第一装甲师向平壤推进。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坦克、卡车小分队，派它们直取平壤。这得取决于我们在以后48小时获得的情报。我们已经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调遣第五集团军，它能在一周内拿下平壤。北朝鲜人正在犯他们以前犯的同样错误，没有做出纵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来，在北朝鲜将会发生与南朝鲜同样的事情。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队。

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

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

其实，麦克阿瑟那赵括式的轻率，正好为中国所利用。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

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此时此刻的轻率扼腕唏嘘，他写道：

不幸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杜鲁门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杜鲁门及其顾问不再满足于击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鲜，他们断定，斯大林不会来帮助他的朝鲜代理人了，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

11月24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朝鲜，他发布一份公报称：

如果成功，这次进攻实际上应结束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允许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充分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美国人却在朝鲜战场上栽在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共产党中国手里。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双方战线就在“三八线”一带稳定了下来。1951年4月，杜鲁门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解职。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 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了美国政府希望与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举行会谈。1953年7月27日，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麦克阿瑟免职回国，美国外交史专家孔华润对此事评价说：

杜鲁门不得不解除在狂躁的欣慰与沮丧消沉之间莫衷一是的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来说，这是一个颇为辛酸的结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职又给政府增添了骂名。

美国民众给予麦克阿瑟以盛大欢迎。这说明当时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可能失败的结果。但事实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展威风的美国人确实是失败了，并且是败在尚处“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手里。

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外交的全面失败。

20世纪50年代初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可以按自己意志使用的外交资源，自战争开始起，美国对联合国一直是先斩后奏。在战争之初，美国在联合国中拥有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广泛的外交资源。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下午2时，安理会应美国要求召开会议，美国代表首先提出一项要求谴责北方所谓“侵略”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最后以9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弃权、1票缺席（苏联）作为安理会第82/1950号决议获得通过。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定。当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1票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与杜鲁门声明相呼应的“紧急制裁案”，即安理会第83/1950号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已经命令它的空军和海军掩护并支持韩国政府部队，并于三天后通知安理会它已下令海军封锁朝鲜海岸并授权使用地面部队。7月7日，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3票弃权（埃及、印度、南斯拉夫）与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第84号决议，要求会员国依照安理会决议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的统一使用，同时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军”采取的行动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决议还授权联合国军在朝鲜执行军事任务时使用联合国旗。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美国外，由十多个国家先后参加联合国军。7月14日，美国获李承晚完全授权可以在朝鲜境内指挥大韩民国的陆海空三军。1951年1月20日，美国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提出诽谤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并凭借其把持的表决机器于1月30日强行通过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届联大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诬蔑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并决定成立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企图对中国实行“制裁”。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使用这些外交资源的能力日渐减小。7月下旬，麦克阿瑟提出拟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双方也在考虑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重提1947年联大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以配合美国北进扩大战争规模的军事意图。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使用这些外交资源的能力日渐减小。7月下旬，麦克阿瑟提出拟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双方也在考虑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重提1947年联大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以配合美国北进扩大战争规模的军事意图。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美国先争取英国支持并由英国提出一项“八国提案”，该提案于10月7日以联大47票赞成、5票反对（苏联、捷克、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沙特）弃权获得通过。美国开始遇到国际社会——尽管是微弱的——的抵制。

12月4日至8日，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协调双方立场。杜鲁门坚持坚守朝鲜的立场，认为“迎战共产主义的惟一办法就是消灭它。朝鲜之后会是印度支那，接下来是香港，然后是马来亚。不看清我们要遵循的路线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可以在朝鲜拼命打仗，把战事尽可能拖长，尽我们所能地惩罚敌人。那样，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不会太糟”。英国不同意将大量资源用于朝鲜战场。艾德礼奉劝美国的朝鲜政策应实行多边协商，他说：“我们必须考虑联合国内的意见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意见。……如果我们卷入与中国人的战争，我们必须考虑这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舆论有何影响。”他说他“已经努力从中国人感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把它视为联合国对抗侵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不会从那些考虑出发。他们把这个问题视为那些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抗他们的行动”。

12月7日，艾奇逊向英方递交“美国在朝鲜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英方认为联合国多数国家不会同意第二种即“继续打下去，如打败了非撤出朝鲜不可，到时美国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方案，并强调英国不同意用有限战争对付中国，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部分地区。英国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英美双方讨论使用原子弹问题。艾德礼单独问杜鲁门，美国是否正在更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表示：“英国和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同伴，他不会在不和英国商量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的。”

1951年初，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再克汉城、仁川，直逼“三七线”。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项由“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意见。主要内容有首先在朝鲜安排停火；停火后“所有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宜的阶段撤出朝鲜”；“一俟获致关于停火的协议，大会将设立一个适当机构，其中将包括有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现有的国际义务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求得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以50票赞成、7票反对（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台湾国民党代表）、1票弃权（菲律宾）获得通过。尽管这一决议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但鉴于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盟国的要求和谈的呼声，美国也不得不勉强投了赞成票。美国舆论和两党国会议员纷纷指责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国会领袖塔夫脱甚至称这项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

至此，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时至1953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外交较量也随其军事失败而惨败。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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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2月21日 09:16 北京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越南战争几乎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而美国对越战的战略设计所犯的战略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的致命错误几乎也是朝鲜战争的复制。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对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1961年初，老挝内战不断，美国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明确向苏联发出了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人接管老挝”。为此美国准备军事干涉。

1961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少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反复而强烈地表明这样的观点：除非美国准备在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老挝采取行动还存在极大的困难。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准备进行激烈、长期、艰苦的战争，并且很可能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4月2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电国务院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老挝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我们特殊的国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总统在偶发事件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做出决定，动用美国有组织的军队。这可能会迅速引起朝鲜战火重燃、冲绳岛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轰炸、沿海岛屿和福摩萨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击。”

4月29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乔治•邦迪、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副国务卿鲍尔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助理国务卿克瑙吉、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斯蒂夫斯、海军少将、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等就军事介入老挝可行性进行评估。会上充满着目标与资源间的悖论，斯蒂夫斯几乎与当年麦克阿瑟持同一逻辑，认为：“如果我们决定我们守不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写下在东南亚失败的第一章。”伯克认为：“你每作一次让步，下一次就更难坚持。如果我们放弃老挝，我们将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驻到越南和泰国。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胜利——或许是‘全套的’。现在占领要比以后更容易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陆老挝，尽可能多地控制一些地区，明确表明我们不能被赶出东南亚。”

接着美国再次陷入针对中国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

军方代表德克尔将军说：“我们在东南亚不可能打赢常规战争；如果我们准备投身进去，我们就应该争取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河内、中国的轰炸，或许甚至使用原子弹。”肯尼迪没有把握地设想：“如果我们把部队开进去，然后又撤退出来，那时我们看起来会比现在还愚蠢。”他反复问：“

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到最后？”军方代表勒梅将军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共产党中国的卷入。”肯尼迪问：“可以不可以用空军来解决问题。”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陷入无解之解，说：“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后会议转了一圈又陷入两难困境。斯蒂夫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东南亚的陷落。”只是由于1962年7月23日老挝问题各方在日内瓦签字，确认老挝中立，授权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停火，并要求在75天内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美国才放弃大规模军事干涉老挝的选择。但美国却没有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将战略目标指向越南，其战略意图还是遏制中国。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约翰逊赢得大选。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还是在由中国参战导致的战争规模继续扩大而赢得战争的手段却极为有限的两难之中。

“约翰逊曾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可就是这种犹豫使约翰逊再次犯了杜鲁门在威克岛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

1964年2月15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醒国务卿：“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他警告国务卿：“若没有对在敌人能力范围内任何程度的升级行动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执行攻击的计划，哪怕是有限的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对我们的决心与可动用的实际军事力量的判断成反比。”2月21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复函中认为“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同时在诸如东南亚、韩国和台湾这样广泛的地区中的一个发动有限的地面和/或者空中攻击。然而，有限的后勤能力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多个地区支持陆海空行动的能力。但通过集中力量于任何一地，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选择手段上立即陷入两难境地，即将无限非常规手段——核武器——应用于有限和常规战争，认为：“广泛使用基于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面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击可能不会促使共产党中国/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击却极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侵略。以封锁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产生实质效果之前需要相当的时间。另一些诸如声东击西的两栖袭击也可起到类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用秘密常规武器会比单纯空中行动更为有效。然而，对于硬目标，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对就小得多。”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空袭共产党中国的核弹制造基地”。

1964年10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致信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说：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个亚洲相比，美国政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挝的太多。这或许是我们面临共产主义大挑战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仅把精力集中于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我还要说我甚至不能断定这尾巴到底属于哪条狗，过分强调北京对于南越危机的责任是危险的）。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1965年1月苏联宣布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出访东南亚国家。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顺访北京。但美国决策者再次犯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3月2日，开始对北越实施“雷鸣行动”持续大规模轰炸计划。

1965年3月8日，美国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作出此决定前，约翰逊总统也被困在有限常规手段与无限常规战争间挣扎：一方面是“柯西金将鼓励河内继续加强他们所实施的颠覆政治活动和游击战争”，另一面又是如美国从越南撤退“这将会为共产党接管整个东南亚铺平道路”。2月3日，约翰逊总统无奈地问其助手：“如果你们是美国总统该怎么做？”2月8日，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上书约翰逊总统，痛陈已见：

你们可回忆一下我在会议上阐述的内容，那就是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全部涵义，包括所涉及的费用、事实等。依我看来，如果我们在北越走得太远，那么可能比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境地还恶劣。

从更广泛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不能依赖于南越人，也不怎么能信任老挝人、泰国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于东南亚事件的不断发展，我们被挤进“钳子”中。中国对东南亚有不祥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下，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号召我们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援助的条约。

最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签订了大约42个不同类型的多边安全条约，并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们已没有能源或力量能遵从这些协议。如果同时要求实现承诺的话，我们就会“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就算通过整体动员，我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同时实现这些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在亚洲本土上冲突扩大的趋势和不断加深的军事义务，不会有一个答案。尽管我们的愿望相反。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这封情切意真的信于第二天就受到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一一驳回，其基本逻辑还是没有摆脱前述两难困境，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邦迪并没有正面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 这样一个尖锐问题。

2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函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也对在越南军事升级一连提出四个疑问：1.我们正视——总统正视——中国全面干预的危险了吗？2.这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愿意——总统愿意——在东南亚面对北越和中国军队联合发起地面战争吗？3. 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国人民愿意面对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一场已经使民族疑虑重重的战争，它远远超过明确的朝鲜战争所具有的一些关系（侵略和“联合国”的反应）吗？4. 最后，在很多新闻界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下，被忠诚地坚持“谈判”的想法怎样了呢？以前许多有思想的人还坚持这种想法吗？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南越是否会表现出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是否值得同中国打一场地面战，且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很难保持中立立场，发生这场战争的几率是很高的。

即使到了1966年就连以提出“遏制战略”出名的乔治·凯南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对抗。他坚持认为，撤军虽然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南越的统治，但不会对美国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损害”。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始终摆脱不掉合乎逻辑，但又实现不了因而对美国而言是近乎无限的战略目标。1965年2月13日，助理国务卿鲍尔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约翰逊总统汇报经国防部长讨论过的“关于在北方逐步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参战的无解难题中又回到“美国面临与中国的地面战争将引起美国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争论”，认为“回想一下朝鲜战场的经历，一些美国人争辩说，只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大规模部队的战争，因为核武器使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2月18日，在鲍尔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确认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越南战争，中国、苏联也将大规模介入。

但美国最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月8日，美军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越南大规模展开。毛泽东看出了约翰逊的短板，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说：“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没个准。”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社论，表明中国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派遣自己的人员，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4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曾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国出兵意志时同样的口气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他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4月8日，黎笋率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军部队援越的请求。中越两国达成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5月16日，周恩来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线”领导人重申，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已做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

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志愿军工程部队和高炮支队从广西云南奔赴越南战场，1966年8月，周恩来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帮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领导人，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截止到1967年，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达到15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提供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也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及3000名军事技术顾问。

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一出兵，美国就开始准备后撤，而这次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一旦出兵，美国就会又面临着麦卡锡时代曾出现的“谁丢失中国？”的责问。因而，战争一旦开启，美国政府就没有退路，美国参战的“合理性”的论证迫使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文件针对中国以确定“在越南的行动方针”，文件认为：

美国的战略。关于2月份决定的轰炸北越和7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只有它们有助于长期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才有意义。中国——像1917年的德国，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苏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其威胁在于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遥远但更危险的是，把所有的亚洲国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美国长远的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基础上的，即认为亚洲的人民和资源能够很有效地被中国或中国人组织的联盟动员来反对我们，而这一个联盟的潜在力量能够迫使我们处于守势，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种直觉式的对安全威胁的理解融合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美国应该行动起来，它是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保持相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会走向经济上的富裕，走向开放的社会，走向与各国进行合作；我们继承的角色和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的未来角色是扩大我们的影响和力量，挫败反对这些目标和世界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它们沿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和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论是德国、日本、苏联，还是中国——被允许用和我们相反的意识形态去组织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我们领导者的角色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一个遏制中国的长远的努力有三条前线（意识到苏联在北面和西北面“遏制”中国）：（a）日本—朝鲜前线；（b）印度—巴基斯坦前线；和（c）东南亚前线。今天要决定在人力、金钱和国家荣誉上做出巨大投资的话，只有在考虑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持续的平衡努力和其他两个重要的前线以后才有意义。亚洲的趋势是朝着两个方向跑——因而也不利于我们的利益；没有理由对我们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打造我们的盟国和联合战线（特别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过度悲观，这将防止中国实现它的目标，直到它的热情衰落下去。然而，这个工作——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些责任转移到一些亚洲国家身上——将继续要求美国予以关注、金钱、以及有时不幸包括生命。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产党的军队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约翰逊下令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该命令于2月28日生效。“美国的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然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的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1965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机次为3.5万次，1966年为7.9万次，1967年为10.8万次；同时投掷炸弹的吨位分别为6.3万吨、13.6 万吨和22.6万吨。此间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中国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心，担心中国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中国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它。

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没能正确把握战争开始的突破口。直到30万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识到与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1950年10月在朝鲜，我们对于中国的意图面临同样的问题。情报机构那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对话的内涵：

“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鲜一边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摇摇头说：我可以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几十万人在鸭绿江边，但他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试图过江，我们的空军部队会屠杀他们的。可能最多6万人就可以做到，我们的步兵能轻取他们。我预计朝鲜的空中之战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可以让士兵们回家，至少在圣诞节前到日本。”

就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已经有10多万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北朝鲜，另外有20多万人准备跨过鸭绿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万中国士兵投入战斗，而南朝鲜、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达到了顶峰，超过了100万人。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持续升级，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也开始后退。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研究报告就“美国的基本战略选择”提出看法，认为：

为应付中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我们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所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

今日的北京政权正处在革命时代的曙光之中。毛离世之后的新时代与正在消逝的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现在无人能说出，但变化迟早要来临。

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1967年春，曾坚决支持越战升级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升级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建议总统停止或限制轰炸。后与约翰逊意见不合，麦克纳马拉离开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在政府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实质是准备从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军的三个基本条件。5月14日，尼克松就越南战争发表演说，称美国在南越仅追求有限目标，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十点全面解决办法》，愿意在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巴黎协定》（即《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旱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

美国自北方战线即朝鲜战争之后，又在南方战线即越南战场上再次遭到失败，其主要对手还是同一个中国。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在越南投入更大，败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