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之后的那一段时光 ‍周希强

员正

停课之后的那一段时光

——记在校期间的几件往事

周希强

（一）革命大串联

在停课闹革命进行到1966年8月初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风头似乎又有一些转向，由上级领导派出的各个工作组并未领会革命领袖对发动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和终极目标，客观上扭转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大方向，此举显然违背了领袖的主观意愿并引起了革命领袖的高度重视。为了把握革命斗争的主动权，将斗争的大方向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泛发动革命青年学生革命激情，达到“通过大乱，才能大治”的目的。革命领袖在8月5号发表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8月18日又在天安门广场城门楼上首次接见了红卫兵代表，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9月初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组织外地学生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号召各地学生相互串联，交流经验，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从此我校的学生红卫兵开始分批次到北京参观取经,并受到了领袖在天安门的多次接见。北京的学生则首先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撒播革命的种子，进行传经送宝活动，文革运动进一步升级，斗争矛头逐步指向主持工作的各级当权派和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以往以“殚精竭虑、夙愿为公”著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此时此刻却成了大工贼、大叛徒、大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翻脸比翻书还快，让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一大批国家领导人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揪了出来遭到炮轰，造反的主要对象也由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转变为党内的走资派，社会动荡愈加剧烈。

在我校的红卫兵走出校园，把斗争矛头对准省、市一级的“走资派”进行造反活动之时，对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反而疏于管理了，我们此刻幸运的成了“漏网之鱼”。随着革命大串联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太原市各个学校的学生也逐步走向了全国各地，有的组成小分队徒步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有的结伴走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武乡和兴县蔡家崖，有的走向农业战线的标兵单位昔阳县大寨大队，而更多的则是有样学样，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乘火车毫无目的的到处乱跑。到了十月中旬，整个校园内已经变得空空荡荡，以前连篇累牍的大字报无人问津，学校所谓的走资派们和反动学术权威也得到了片刻的安宁，连红卫兵之外的一些红外围同学也陆续加入了串联的行列，只留下一些出身不大好的以及黑五类子女还留守在学校，没有明确的领导指示，不敢轻举妄动。

到了11月初，外校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开始参加大串联了，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班几个尚未外出的同学进行了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外出串联符合伟大领袖的革命号召，在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有利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记忆中学生们外出串联，无须任何组织部门审批，只要有学生证便可以通行全国各地，有政府层面的经济担保，我们班十余名同学决定结伴而行，并于11月中旬迈出校门开始了令人终生难忘的大串联活动。

这次串联活动是我们首次在没有家长的带领下而外出远行，到底要去哪里，也没有个明确目标。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并不复杂，由国家层面兜底，衣食住行不愁，只是为保险起见，我们每人准备了一套简单的被褥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了30多块零用钱以及学生证、饭盒之类的东西。当时我的父母都被赶回了农村接受改造，因此我的行囊和钱物都是我大舅帮助我准备的，当时30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大舅慷慨解囊助我外出串联使我至今念兹在兹。

当时的太原火车站因为大批学生的无序出行已经变得拥挤不堪，无论是南来北往都无法保证有车可坐和准点出行。首先我们选择了一趟乘客不太拥挤的火车，上车后起码还有个立足之地，座位那就不敢奢望了，这班列车由太原开往西安，我们计划先到西安，继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接受红色教育。那时，晋陕两地跨黄河大桥尚未修通，当火车行至运城风陵渡口，乘客须分批由船只摆渡过黄河，再在陕西一端的潼关步行至孟源车站，然后转乘火车抵达西安，在等待摆渡的期间，同学们对于串联的路线发生了分歧，我和大头（张明生）、张铭中、狄平原四人结伴继续西行经过西安转去延安，而梁原生和部分女生则与我们就此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在孟源车站又乘坐了将近4个小时的铁皮货运车厢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西安，旅途之艰辛难以言表。因为当时从西安到延安一线人满为患，铁路建设也尚未完成，等了几天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在西安滞留期间，经西安红卫兵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在了陕西省建筑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吃饭也大多是在学院食堂内解决。

古城西安在历史上先后曾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建都时间较为长久的大约有六个朝代，因此也有史书称之为六朝古都，西安四周坐拥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乃是一片风水宝地，相较于太原而言，自有得天独厚之处，建筑于唐代的大、小雁塔、以及保存完善的古城墙、碑林寺、钟鼓楼等古建筑遍布城内各处，气势雄伟的华清池南依骊山，北邻渭水，红墙黛瓦，皇家园林尽显威严，在大破四旧，扫除封建迷信的时代，能得到上级指示受到较好的保护，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侥幸吧。我们首先参观了骊山华清池的捉蒋亭，这里是抗战时期东北王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进行抗日运动的兵变之地，历史上称之为“西安事变”，是当时震惊国内外的一个重大事件。西安杨虎城将军办公楼是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建筑面积不算很大，却是西北地区闻名的军务重地，是国民政府抗战第十二战区指挥中心，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们相继还观看了西安交大和建工学院等地的革命大字报（顺便也参观了一下大、小雁塔及鼓楼城墙，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延安之行久等未果之后，我们改弦易辙，乘坐火车由陇海线转京沪线一路南下，由西安抵达江苏省会南京。

　　火车抵达南京浦口站时，等待我们的又是漫长时间的轮渡，当时由于中苏之间关系交恶，苏方违约撤回了在华的所有援建专家，致使长江南北两地的跨海大桥建筑工程半途而废，巨大的桥墩耸立在江海之中成为烂尾工程。当时的轮渡船每次只能摆渡3节车厢，一趟列车全部摆渡过去，大约需要三、四个小时，国人深受掣肘却也无可奈何。等到八十年代初我再次去南京搞大学毕业设计时，天堑已经变为通途，我国自行设计的跨海大桥迎风而立，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我国的经济腾飞。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首次跨过长江，由黄土高原进入前所未见的长江流域，坐在火车上远眺窗外的景色，雄伟的长江，宛如一条巨龙，横贯华夏大地，雄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两岸的山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奔腾的江水气势磅礡，承载着各种货轮与客船在江面上川流不息，雄伟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显得水路运输有序而繁忙，江水拍打着岸边，激起千层浪花，以前在教科书里才能见到的场景现在是一览无余，令人眼界大开。目睹烟雨朦胧的山湖水色，时时处处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沿途在雨中耕作的农民，身披蓑衣，头戴斗笠，鞭赶着水牛，好似一幅黑白相间的山水画作映入眼帘 ，坐在硕大的木盆里的农妇在水田里游来荡去，采集着莲藕、菱角之类的南方特有的水产品，昔日稀罕的物品，此刻堆满田埂，令人目不暇接，虽然此时己进入冬季，但目及之处，漫山遍野依然是翠竹成林，景色宜人，与北方荒秃阴冷，冰天雪地的冬季不可同日而语。江南的富庶，物产的丰盛，使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无可比拟，山西虽然盛产煤炭，造福了全国各地，却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给国人留下一个脏乱差穷的印象，山西人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

由于南京解放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比太原要猛烈一些。火车站、公园内到处都是被赶回农村后因无法生活而返城的难民，一个个蓬头垢面，脸有菜色，神情不安，其中不乏有失学的儿童和嗷嗷待哺的婴儿。这些人大部分过去都是在南京市工作，由于解放前曾经服务于国民党政府而在这次运动中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其中既有干部，也有工人，还有的是家庭妇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一时波及到无数的平民家庭。物伤其类，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亲，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也是如此的惨不忍睹。

在南京停留期间，我们住在一所解放军通讯学院内，院内秩序井然，绿树参天，学院的学生享受军人待遇，不受外界干扰，也极少参加校外的各类活动，比较而言这里还算是一片安静的乐土。这里的食堂供应标准也是明显的高于其它地方，仅早餐就有豆包、油条、稀饭、豆浆等等可供选用，比我们过年的饭食还要丰盛，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们相继拜碣了中山陵园，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以及原国民政府总统府大院旧址，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梅园办事处，国共内战时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殉难处雨花台等地。中山陵的磅礴气势，沿途大道两侧高大的法国泡桐树，遮天蔽日。从东吴至民国十朝在此建都，虎踞龙蟠之地，太平天国之府，南京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果然是端庄大气，名不虚传。在南京大学我们还数次参加了两派学生的大辩论活动，辨论的两派均是臂带红袖㧜，手持红宝书，各执己见，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据理力争，虽然双方群情激愤，唇枪舌剑，但整个场面还算是理性可控，并没有什么肢体冲突。让人感到真不愧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连辩论都像在做学问写文章。我们这些所谓山西省重点中学的中学生，以前自恃清高，面对全国名校滿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辨论韬略和理论水平高下立判，令人相形见绌，至于辩论的内容我们却难分是非对错，只是陶醉在精彩的雄辨之中赞叹不已。

　　结束南京之行，我们又乘坐火车，抵达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之大，出乎想象，我们个个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见啥都稀奇。出车站不久，我们就被潮水般的人流挤散，我独自一人脱离了团队。那时火车站附近一般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专门用于安置南来北往的各地学生。我们每到一地也是先去接待站登记，然后再到分配的地址去吃饭住宿。所以，被挤散之后我并没有太过惊慌，而是按照以前的做法先到红卫兵接待站，然后再作打算。果不如其然，等了个把小时之后，大头他们几个终于也出现在接待站了，大家不谋而合，我不禁喜极而泣。在上海期间，我们住在了杨浦区国棉十七厂的大礼堂里，男士住在台下，女士住在讲台上，上下只有一张幕布相隔，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倒也相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有伤风化的事情。这里也是上海当时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的发迹之地，文革中这位老兄一时红遍大江南北，备受革命领袖看重。

我们先到卢湾区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又观看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去了江湾五角场附近的复旦大学，此时复旦的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昔日耳熟能详的学界泰斗苏步青、谢希德等人此刻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爬满常青藤静谧的小洋楼门口张贴着封条，禁止老师们入内办公同时也禁止外地学生进入楼内参观。

接着我们到外滩南京路一带寻找“拒腐蚀永不沾”的英雄好八连的住址参观访问，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找了好长时间后却不得而终。无意之中在南京路上我们却领略了一番十里洋场以及资本主义残存的生活方式。外滩沿江的大楼鳞次节比，座座建筑高耸入云，接待外宾的饭店依旧是灯红酒绿，站在门口的门卫个个西装笔挺，皮鞋擦得光可鉴人。到了南京东路的商店里面，各类诸如人参、燕窝、鱼翅之类的补品价格高得令人咂舌，见多识广的店员一眼便知我们不是买主，也不屑于搭理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穷酸学生，依然埋头拨打着老式算盘，满头乌发梳的一丝不苟，油光水滑，狗眼看人低的嘴脸显露无遗。大街上，各种小吃琳琅满目，糯米糍粑，水煎锅贴，阳春葱花汤面，大约是一角钱一份，既经济又实惠，一惯勤俭节约的我们不禁也慷慨解囊，每人买了一份油煎馄饨，一毛钱十个，做得是焦黄爽口，色味俱全，各色糕点也选购了一些，既果腹又解馋。在逛街的同时，我们还每人买了半截甘蔗，卖家帮助去皮之后，我们扛在臂上边逛边吃，虽然吃相难看有失斯文，但我们人在外地，并不觉得丢人现眼。及至参加工作之后，我有多次机会去上海出差，每回总是要去南京东路上海第十百货公司旁边的弄堂口，专门去吃一盘油煎馄饨，始终让人乐此不疲。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南京路进行了大规模城市改造，这家小吃店从此也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外滩一带有不少青春年少的红男绿女们衣装怪异，勾肩搭背，耳厮鬓磨，游來荡去，招摇过市，这也成了上海滩的一道别样风景，类似于现在成都的太古里街，是昔日时髦人士的打卡地。虽然破四旧的活动也在上海全面开展，但这些年轻人依然我行我素，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北方人大相径庭，这些人一看就是些混社会的小k,对旁人的指点视而不见，而高度开放的上海人也是见多不怪，反而显得我们这帮外地学生有些老土。况且，这些人大都是出身“良好”，行为举止虽然有违公序良俗，但还不能说违反了哪项法律条款，人们也奈何不得他们。

　　结束上海之行后，天气已经转冷，我们口袋的钱也所剩无几了，于是决定掉头北上，奔赴伟大的首都北京。返回北京的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车厢内空气污浊，拥挤不堪，行李架上，走道之间，甚至连厕所内都挤满了乘客，30多个小时没有喝过一点热水，也没有痛快淋漓的上过一次厕所。换而言之，也幸亏喝不上水，否则撒尿就成了天大的难题。

北京的红卫兵接待站，住宿需要填表登记，家庭出身一栏又出现在了登记表上。到底是首善之区，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明显高于外地，我们是面面相窥，无法下笔。后来我们想，学生出来串联，有效证件是学生证，而我们的学生证是1963年发的，当时并没有填家庭出身，真实身份又没刻在脸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当机立断，都填成了工人、职员之类的出身，总算混过了这一关。简单的一次逢场作戏，对我们今后为人处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成年之后有时也是恶习难改，令人至今悔不当初。接着我们被分到了北京市电信局第26分局，那里负责接待我们。几天之内，先后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了一圈，在故宫参观了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泥塑展览，接着我们又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些高等院校。这些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学术殿堂，也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向往之地，这时却满目苍夷，整个校园内被大字报所覆盖，偌大的校园照样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北大化学系的大楼门口，贴着一副对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联是“想当初压制革命好似钾钠钙镁铝”，下联是“到现在检查认错恰如氦氖氩氪氙”，横幅是“判若二人”。对仗工整，笔力遒劲，火药味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功底，让人看后忍俊不禁。白纸黑字，这显然是在批判系里的领导。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想接受伟大领袖亲自接见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在那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时代，伟大领袖在1966年11月25号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这种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就已经宣告结束了，而我们却毫不知情，在我们长途跋涉，转战南北之际，实际上已经错失良机了。十余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的真容，他老人家已经静静地躺在纪念堂的水晶棺之中，供世人瞻仰祭奠。

　　在北京的串联结束之后，经过三十五天的转辗颠波，穿越陕西、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北京六大省市，往返行程大约三千八百余公里，我们4人饱受车马劳顿，风餐露宿之苦，个个已经－精疲力竭，狼狈不堪了，在革命的大潮中经风雨见世面，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的坚定决心也日渐淡薄，此时此刻我们才体会到了革命前辈所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何等的伟大壮举。我们决定，革命大串联活动就此宣告结束。当年的十二月中旬，我们打道回府，返回了太原久违的家中。那一年我十五岁，张明生十六岁，张铭中、狄平原均为十七岁，在尚未成年之际，遵照伟大领袖的指示精神，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精神洗礼和社会实践活动。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艰辛探索？继续革命？还是十年浩劫？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否有必要去停课闹革命，给数千万的青年学生造成了终生遗憾？一个连学校的领导都认不清的中学生，竟然跑到数千公里之外参加外地的派性斗争，并且能够分辨是非，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至今令人浑浑噩噩，不知其所以然，我等一介草民，实在难以理解殿堂之上的宏观决策。“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批判了数年孔孟之道，却使我们陷入矛盾之中不能自拨。

进入古稀之年以后，我们4位结伴而行的学友之中，大头张明生、班长张铭中均已作古，狄平原则移居北京五十多年，难得见上一面，只有我还坚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时不时的回忆着那令人难忘的昔日时光。

2025-1-15

美篇责编：员正 202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