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旅人之歌”（14）修女，僧人，与院士—— 宁波的故事

copperman

（一）

早晨，在宁波东部新城散步，偶然发现了一座新建装修中的教堂。

高耸的十字架矗立于教堂广场之上，非常惹眼；教堂造型非常现代，几何拼图般的外形，却不失庄重、肃穆，灰色色调带给人安详、肃静的感觉。



（“江东天主教堂”）

紧挨教堂的一座看似教学楼或寝室的楼房里，走出一位安静的年轻女士，一打听原来是位修女，正在参加灵修早会。

造型特别的教堂原来是“江东天主教堂”，旁边的楼房是“拯灵女修会总院”，宁波天主教会的一个女性修会。



问起新教堂的建造资金与修女、信徒们的日常费用来源，年轻的修女介绍说，由教区教会资助，信徒捐献。修会做一些教育（心理辅导、梳理）、慈善和牧灵工作，修女们都是免费尽义务。

宁波早在康熙年间废除海禁后，就成为清代浙江海外贸易尤其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其繁荣程度持续到鸦片战争。



（宁波“拯灵女修会总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宁波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一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第一批对外开埠的港口。

因其开放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为天主教的传入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天主教最早在明末清初时期传入宁波。主要由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带入。



传教士们创办学校、医院和孤儿院，通过教育和医疗来传播信仰，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和修会成员，使天主教逐步本土化。

宁波保留至今的天主教会建筑还有：宁波天主堂，慈城天主堂，和拯灵女修会遗址。



（二）

住宿酒店早餐时，碰到两位穿着棉袍僧人模样的人，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对我说：看你的面相，慈祥和善，一定帮助过不少人。还主动提出要加个微信，一起坐下用餐。

自己心里有些疑虑：这是法师们在做营销，扩大朋友圈吗？坐下聊起天来，方知两位僧人一位来自九华山，一位来自五台山。



冬天天气冷了，信徒们少了，僧人们正好结伴外出交流，走访各地寺院。

年轻一些的僧人毕业于闽南佛学院，口才很好，天南海北聊起来。言谈间也不断插入佛学的解释、劝学安慰、解说现代社会纠结现象的话语。

谈起自己是组织内的人，不允许参与宗教活动，年轻的法师说，现在的佛教活动与政府都结合得很紧密，需要严格遵守政府规定要求开展活动。

一番话让我想起两年前遇到中国佛学院一位副教授法师时，听他提到佛学院招收一位马列哲学教师，有十几位女博士参加面试的情景。

聊天中得知，出家僧人、修女都不能结婚，必须保持单身。



（杨木碶河）

（三）

宁波东部新城紧挨着杨木碶河，将新城划分出东西两部分的重要道路，取名“院士路”；

距“院士路”不远的甬新河上建有“院士桥”；

宁波老城里还有一片“院士林”，每棵树都以宁波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字命名；

郢州区“院士公园”里还立有院士塑像。

新中国宁波籍两院院士共有122位，全国排名第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宁波籍有两位。

民国时期，宁波籍中研院院士有翁文灏，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最著名地质学家。



（院士桥）

历史上有不少传教士和修女兼具科学家的身份，他们在不同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代表人物：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亚历山大·德·罗兹（Alexandre de Rhodes，1591–1660），

玛丽亚·盖特纳（Maria Gaetana Agnesi，1718–1799），

圣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

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e），

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

圣伊丽莎白·安妮特·希顿（Elizabeth Ann Seton，1774–1821）。



（东部新城）

（大兴机场的黄昏）

—— 2025-01-17晨记于京城昆玉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