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古代中国展（六）隋唐五代时期

杨萍

2025年1月7日，两周内二进国博观第六部分展：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大分裂后的大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割据在隋唐再次统一。与政权领土统一并行的，是乱世中英雄豪杰奇才异士的光辉伟业，也是各民族各政权各地区文明的再次融合。隋唐文物从赵州桥石栏板起，又一次显示出包纳天地的博大气象。审美多元，服饰、妆容丰富多彩，人民生活饮食娱乐种类多样，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纷纷大成，名家辈出，各擅胜场，臻于成熟。在这里可以看到唐三彩釉的宫廷侍女、能臣奇人、骏马异兽，贴金彩绘的太宗亲卫武将俑，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亲刻佛座，看到九成宫碑多宝塔碑玄秘塔碑拓本，看到“血色罗裙翻酒污”的红裙舞女图、自在观音、敦煌造像......隋唐盛世，包罗万象，是气吞天下，更是永庆升平。 白瓷鸡首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早期鸡首壶，以小件为主，肩部贴塑鸡首，鸡首无颈，与之相对的一面贴鸡尾。东晋时壶身变大，鸡头引颈高冠，鸡尾演变成弧形柄。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 白瓷龙柄传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此瓶为单颈、盘口、双腹相联，左右肩部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头探入瓶口。其造型别致，既有北朝——隋时期瓷器的浑厚，又充满灵动，线条刚柔并济，是隋代创新的瓷酒器佳作，展现了隋代将龙的形象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工艺特点。根据天津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相似的龙柄传瓶的双瓶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兹）”，故此形器物以“传瓶”称之，为研究隋唐时期的瓷器发展以及器物名称提供了实物资料。 青瓷葫芦尊唐（公元618-907年)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瓷器与唐三彩这一时期，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胎质细薄，釉色晶莹，制作精美；河北邢窑烧造的白瓷类雪似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则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唐代出现的三彩器是一种低温釉陶，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简称“唐三彩”。唐三彩因釉料中加入大量助熔剂铅，使釉的熔点降低，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过程中向四周流动扩散，使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的效果。 白瓷束腰盖罐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1954年陕西西安姬威墓出土 绞胎瓷枕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绞胎瓷器是唐代的创造，即用两种颜色的瓷土揉合一起，再上釉烧制而成。在唐代的巩县窑、耀州窑、寿州窑等窑址中均发现过绞胎瓷片。唐墓中出土的绞胎器物有杯、碗、盘、罐、枕等，以长方形枕最为常见。文献记载瘿木之枕纹理奇特华美，把瓷枕做成木纹理就是为了达到瘦木之枕的效果。这种枕头也被称为“花枕”。 三彩釉陶方柜唐（公元618年-907年）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以资土为胎，分两次烧成。唐三彩实际上不止三彩，而为多彩。当时工匠用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在釉料中掺入适量的氧化铜便烧成绿色，掺入氧化铁则成黄褐色，掺入氧化钴可成蓝色等，在同一器物上交错使用，产生绚烂多姿的色彩。该器仿造日常生活的方柜，用于随葬，是三彩制品中少见的器物。 黄釉褐斑“何”字贴花瓷壶唐（公元618年-907年)瓷壶短流及两系下各贴有母子狮子纹和束叶纹，三块贴花中皆有“何”字。贴花是将雕出的纹样做成印模，再把模压出的图案贴在器物的胎体上，有时还在贴花上加饰一层褐釉斑块，然后再施釉烧成。长沙窑位于湖南长沙望城县，在中晚唐时最为兴盛。它创造性地烧成了釉下彩绘瓷，以花鸟、人物、诗文装饰瓷器，并大量使用模印、贴花工艺。 越窑青瓷罂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1957年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该器施黄釉，腹上刻有“大中四年”和姓氏等内容43字，自名为“罂”。越窑在今浙江省上林湖一带，产品种类多，胎质细密，釉色均匀，装饰手法以划花为主，还有印花、刻花等。越窑青瓷多有外销，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曾有发现。 花釉四耳瓷罐唐（公元618年—907年)花釉是唐瓷中的创新工艺。它在黑、黄、黄褐、天蓝等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块，十分醒目。这类花瓷的产地主要在河南鲁山、郏县、禹县以及山西交城。 三彩釉陶镇墓兽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唐代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或天王俑，二者一般各有两件，其中镇墓兽一为人面，为兽面。镇幕兽一般位于镇墓武士或天王俑之前，放置于墓室入口处，用以镇恶驱邪。研究表明，在阴阳堪舆系统，兽面镇墓兽称为“祖明”，人面镇墓兽称为“地轴”。 秘色葵口瓷盘唐（公元618年—907年)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此盘呈葵口，色青中泛黄、灰，盘外壁残留当年的包装纸。在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上，明确记载此盘为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埋入地宫的供养器。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仅供宫延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是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 鎏金铜尺唐（公元618年-907年)迄今发现最早的铜尺属东周时期，汉代得到广泛发展。从出土实物看，唐尺的长度亦多在30厘米左右，材质以铜质为主，多饰以花卉纹。 狩猎纹高足银杯唐（公元618年-907年)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口沿下刻一周缠枝花，两道弦纹之间饰有骑马狩猎图四幅，猎者策马飞驰，姿态各异，或张弓待射，或箭方离弦，被追逐的獐、鹿、豕、狐等动物则神情惊慌，四散逃窜，整个狩猎景象布局巧妙，情节紧张生动。中国古代狩猎历来被看成重大事件，狩猎题材也曾在战国青铜器、汉代壁画和画像石、魏晋砖画中出现。古代狩猎图的意义不仅是单纯表现猎获动物，而是主要用于反映帝王贵族的生活，带有练兵习武、军事检阅的性质。这件银杯造型属西方式样，而猎手所着之幞头、窄袖袍却为唐服，装饰风格也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题材的延续和外来风格的影响相结合的产物。 三彩釉陶侍女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陕西西安出土唐代银盘发现甚多，其中带足者有10件之多，多数是三足，少数为四足。中国本土不产狮子，它主要产于非洲和西亚。唐代之前虽有狮子从西域进贡，但由于路途遥远，而且这种猛兽不易豢养，一般很难见到。隋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安宁，西域商人往来不绝，西域国家向唐代皇家进贡狮子的也更多了。唐朝工匠们融会贯通，汲取外来文化的长处，将外域纹样与传统纹样融为一体，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器物。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跌西西安鲜于康墓出土骆驼昂首诞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应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院载乐值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鎏金青铜衔环铺首十国·前蜀 （公元907年-925年)1942-1943年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铺首是中国传统建筑门饰，通常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其底盘一般制成兽面，多为椒图、饕餮、狮、虎、螭龙等凶猛兽类，有不街环而仅作装饰用的，亦有用于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以为提手。此铺首原饰于前蜀的建立者王建永陵的墓门。 石经后蜀（公元926年-965年)传1938年四川成都出土石经，是刻在石碑上的经书。儒家石经一般是由官方统一制定，立于太学或国子监，供士子学习和校写经书所依据的标准文字。此石经又称“孟蜀石经”或“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广政初年，至南宋前期最后刻毕，共有石碑上千块，是历代石经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刻有儒家十三部经典，并在经文下双行注文，为历代石经所独有。石经约在宋末亡佚，今仅有少量残石出土和拓本传世。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公元907年—923年)1994 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这件彩绘武士像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风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剑，剑尖直指怪兽口街的荷花，肩头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王处直其人生前官拜唐代、后梁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节制易、定、祁三州，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忧愤而死。王都为挽回名声，遂为养父修筑了一座建筑和装饰都极为讲究的大墓。此汉白玉石刻原本镶嵌于墓门后的甬道一侧。1994年5月，此件浮雕被盗走至美国，后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终于 2001年回归祖国。 隋唐五代的文化：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唐诗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奇葩。书法、绘画与雕塑名家辈出，成就卓然。音乐、舞蹈融汇外来艺术精华，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造纸等诸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雕版印刷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佛、道二教也在这一时期走向兴盛，对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白瓷长颈瓶隋邢窑 红衣舞女壁画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1957年陕西西安郭杜镇执失奉节墓出土舞女头梳高髻，身穿敞胸窄袖衫，下着红白长褶裙，手执披帛，舒展双臂，缓步起舞，表现的正是唐代巾舞的形象。《巾舞》又称《公莫舞》，其特点是双手执长巾而舞，相传汉代已用于宴享，魏晋时仍流传。隋代将《巾舞》、《鞞舞》、《铎舞》、《棉舞》并称“四舞”，与杂技一同在宴会上演出。唐时将其曲列入《清商乐》中。 吹排箫伎壁画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1956年陕西西安李爽墓出土画面中的乐伎头梳高髻，身穿敞胸窄袖衫，下着红白长褶裙，双手捧排箫正在吹奏。排箫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最早可以追湖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中国西周初期的骨排箫。排箫音色纯美、轻柔细腻、空灵飘逸，既可以独奏又可以合奏。唐代贵族富户多蓄养歌舞伎，壁画反映出当时的生活场景。 秘色葵口瓷盘唐（公元618年—907年）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此盘呈葵口，色青中泛黄、灰，盘外壁残留当年的包装纸。在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上，明确记载此盘为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埋入地宫的供养器。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仅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是秘色瓷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予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 笼冠陶俑隋（公元581年—618年)1956年湖北武汉周家大湾241号隋墓出土汉代的将军们常常身穿鱼鳞甲，头戴武弁(bià n)大冠上阵，直至东汉晚期，全副甲胄的武士像渐多，武弁大冠开始退出实战领域。与此同时，武弁大冠由本来结扎很紧的网巾状的升，演变成了一个笼状硬壳嵌在债上，称之为“笼冠”。南北朝时的笼冠两耳下垂比西晋时长，但顶部略收敛。隋代笼冠状如此件俑之冠，顶平，正视近长方形，仅两侧微向外扩展。唐代笼冠的垂耳又逐渐收回，最后变成一无耳的方形物。唐末以后，在此方形物下复缀以软巾。明代时，软巾则变成了直下而微侈的硬壁状物。 陶俑唐 青白釉瓷牛车唐（公元618年-907年)1957年河南三门峡唐墓出土先秦时期，牛车被看作“平地往载之具”，只用来拉笨重的东西。汉代人已经把牛车作为交通工具，有些将军重臣偶尔都有乘坐牛车出门的。到了晋代，人们乘牛车出行才蔚成风气。牛车较慢，行走起来比较平稳，而且车身高大严密，可以障帷设几，任意坐卧。大墓中出行图或出行俑群，都以牛车为主体。牛车在隋唐使用也很普遍，这辆瓷牛车小巧精致，生动地表现了唐代乘牛车出行的情形。 骑马女陶俑隋（公元581-618年)湖北武昌出土 蓝釉陶驴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陕西西安出土陶驴全身施蓝釉，鞍鞯勒饰俱全。驴最初被认为是匈奴之“奇畜”，到东汉时已成了普通家畜。驴是比马低一等的出行工具，当时被称为“劣乘”。百官一般骑马不骑驴，但由于驴比较便宜，为民众所普遍使用。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1972年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三彩釉陶胡服牵马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此俑头戴幞头，微向左侧偏转，神情泰然，异常生动。身穿浅黄色翻领窄袖袍，中腰束带，为唐代风行的胡服。俑上身微前倾，双手高低错落作牵马状，体态逼真。在唐代，幞头是男子常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皇帝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都要裹幞头，即便是全身赤裸、进行相扑表演的力士，也忘不了裹幞头。 白瓷莲瓣座灯唐（公元618-907年）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白瓷砚唐（公元618年-907年)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陶瓷辟雍砚是一种流行于魏晋隋唐时期的砚式，其基本形制为圆形，砚面隆起以援笔，周边一周环形墨渠以心墨，砚盘下又设砚足，寒冷时，盘下可置火以暖砚。晋唐时期多依据形制谓之“璧水砚”或“璧水暖砚”。到了宋代，因其形“圆如盤，而中隆起，水环之”，制如周代礼制建筑“辟雍”而被称为辟雍砚。 料饰鎏金青铜镜唐（公元618-907年)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这是供妇女外出整容化妆用的便携镜。 蓝釉高髻女陶俑（左）唐（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出土蓝釉胡装女陶俑（右）唐（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出土 三彩釉陶女坐俑唐（公元618年-907年)1953年陕西西安出土此女俑梳球形髻，穿袒胸窄袖衫、朵花长裙，着披帛，双手置胸腹上，安然垂足端坐在束腰墩形坐具上。此种坐具叫筌蹄，属籐制品，最初是作为佛教用具。这种坐具是应是随着佛教的传播从东南亚一带传入中国的，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相当流行，随着佛教的世俗化，筌蹄到唐代已成为常见的家具。 三彩釉陶侍女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男装女陶俑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1958年陕西西安杨思勖墓出土女俑体态丰腴，头梳双股高髻，身着圆领袍服，腰束带，足穿靴，双手抱于胸前，除未戴幞头外，余皆男装，并展现出一种自信、从容的仪态。女着男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 陶磨、碾、碓和井栏唐（公元618-907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饺子、点心及食具唐（公元618年-907年)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饺子的历史十分悠久，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至少在汉代末年，饺子就已成为当时人喜食的佳品了。唐代已有“点心”一词，不过是作动词用的，均有先吃一点食物以充饥的意思。至迟到了北宋，“点心”已作为名词。饺子、点心等食品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出土，反映了新疆与内地在生活习俗方面的相互影响。 越窑青瓷瓜棱注子唐（公元618年-907年）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执壶是中晚唐时越窑顺应社会生活需要制作的器型，也称作“注子”。汉晋以来，文人作赋、写诗称颂酒德，而尤以唐人为多，于是饮酒成为一种“雅道”，酒具也成为一种雅器。而青瓷制作工艺的进步又为酒具作为雅器提供了条件，即酒注、酒杯大量出现。开元前后的唐墓中已发现有盘口短颈，鼓腹，短流的酒注。唐代晚期，器身变高，多做瓜棱形，流和柄也逐渐加长，显得轻盈雅致。 唐人饮茶不叫“喝茶”，而为“吃茶”，饮茶方式非泡茶，而为煎茶。其程序步骤大体为：第一步，焙茶。唐代人使用的茶饼在形态与茶饼制作工艺上与现代普洱生茶茶饼极为相似。唐人在烘焙茶饼之前先用茶刀、茶针剖开茶饼，再放入茶笼中烘焙。第二步，碾茶。取出的茶饼，需要用茶碾子碾成细末。唐代的茶槽子与现在的药碾槽形状相同，多为外形长方，内有半椭圆形凹槽，碾槽狭窄，碾轴扁平，两边有细长手柄，可以将烘焙后的茶饼碾成细末。第三步，筛茶。用茶碾子手工碾过的茶末大小颗粒不均，老硬的茶梗无法碾碎，这时候就要用筛罗过滤茶末。通过茶罗筛选，茶末粗细均匀，这样泡起来的茶汤品质才会较佳。筛好的茶末，为保持茶叶的香味要用盒密存。第四步，烧水。先用风炉煮水。风炉通常由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内装木炭，用来生火煮茶。煎茶时，通常用火箸来挟取木炭。第五步，调茶。唐代煎茶的调味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水煮开后加盐，之后再加入茶末煮沸。另一种方式是在煮沸茶水中加入胡姜、橘皮、桂皮、薄荷等天然香料。第六步，饮茶。等到一锅茶煎好，茶艺师开始分茶，分茶时要把茶水上的茶末均匀地倒入各个碗中，即可吃茶，并配以点心。今人喝茶，多用玻璃杯或白瓷杯，唐人则喜欢用青瓷碗和琉璃碗。《宫乐图》佚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中的宫廷仕女一边奏乐，一边品茗，意态悠然惬意。 彩绘陶武将俑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1972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两俑均彩绘贴金，立于黑色台座之上。左侧俑为着明光铠形象，右侧俑为着朝服形象。郑仁泰初为李世民的亲兵，并参与了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随李世民多年征战，荣立战功，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已是十六卫大将军之一。他卒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作为有“拥立之功”的“第一等功臣”、硕果仅存的开国元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以陪葬昭陵。 丝绸、金银器、铜镜丝织及印染技术有很多创新，发展出一些新品种。唐代丝绸色彩绚丽、图案新颖。受中西亚金银器影响，金银器制造逐渐流行，并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以及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器型、纹饰也渐从模仿西方转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铜镜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手工业成果。 吉字纹锦唐（公元618—907年)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05号唐墓出土 棕色地印花绢唐（公元618-907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绿地染缬唐（公元618-907年）1968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小团花锦唐（公元618年-907年）1960年新藏吐鲁番出土此锦为经线显花工艺，小团花与十样小花交错排列，纹样之间无直接交接点。团花比较简单，中心为花蕊，四出花叶。类似这样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布局均衡的图案在唐代的丝织物上常可见到。 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使得社会生活质量大有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精致、多彩。各民族及中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开放和多种文化习俗融合的时代特色。服饰推陈出新，更加绚丽多彩，饮食增加了许多新品种，“胡服”、“胡妆”、“胡食”和“胡乐”曾流行一时，妇女有骑马出游之风，马球等娱乐竞技活动也盛行起来。 鎏金银簪、钗唐（公元618年-907年)钗出土于陕西户县（鄠县）;簪出土于河南陕县两股的为钗，有凤形钗和尖头扇形钗各1对，凤形钗图案相同，方向相反；单股的为簪，有平头扇形簪1对。簪、钗都是约发用具。簪用以固发，源于先秦时期的笄，质地有竹、角、金、银、牙、玉等多种。簪铤因为是单股，如果顶端太重容易从发上脱落，所以唐代以固髻为主的簪的形式比较简洁，多是和弹琵琶用的拨子相似的扇形簪。钗的形式则多种多样，不仅花饰繁缛，钗头还常悬挂垂饰。 这些展品的主人是卒年9岁的皇族少女李静训，其祖父李崇是隋文帝杨坚手下大将，官至上柱国；外祖母则是隋文帝之长女杨丽华，是为真正的金枝玉叶。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宠爱，然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六月一日，殁于宫中，皇太后杨丽华万分悲痛，厚礼以葬之。项链原产地可能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手镯可能是北印度制品，高足杯则是罗马风格，皆为当时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 “灵山孕宝”瑞兽青铜镜隋（公元581年-618年)镜背内区成规矩配置，外区铭文带有32字铭文：“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希世，红妆应图，千娇集影，百福来扶。”瑞兽镜在隋唐十分流行，一般为四兽，也有五兽、六兽和八兽，但从形态看，很难确知为何种兽类。这类镜还可细分为瑞兽铭带镜和瑞兽花草纹镜。迄今发现的铭带镜以隋和唐武德时期居多，贞观、高宗朝偶有之。铭文内容初期主要是祈祷长命、高官的吉祥语，稍后多为赞颂镜子品质和闺阁整装的铭句。 “都省铜坊”青铜镜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1957年安徽合肥姜妹婆墓出土此镜背为素地，上铸“都省铜坊匠人房宗”及“官”字款。都省即尚书都省，是尚书省的官署。铜坊则应是尚书都省所控制的官营制铜手工业作坊。产品上铸生产者的姓名，是为了明确责任，保证产品质量，“官”字款说明了这是官营作坊的产品。都省铜坊青铜镜背面一般有铭文三行，右方书“都省铜坊”四字，官字居中，左方为匠人署名，有的加入铸造月份文字。这种青铜镜较早的纪年墓为五代，延用至北宋前期。五代十国深受战乱之苦，铜资源十分紧张，每个当政者都实行了严厉的“铜禁”，因此都省铜坊镜用料极省，既轻又薄。 鎏金银香囊唐（公元618年-907年)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该香囊由两个半球组成，有子母口可以扣合。下半球内装有两个同心圆机环和一个盛放香料的香盂。大的机环与外层球壁连接，小机环分别与大机环和香孟相连。使用时，由于香盂本身的重力作用和两个同心圆机环的机械平衡，无论香囊如何滚动，里面的香盂都可以保持水平状态，香料不会倾撒。香囊外壳通体透雕花鸟纹饰，不仅美观，香气也通过这些镂空散发出来。香囊上有链条，上部有弯钩，这样既方便佩戴身上，也可以悬挂室内帐中。同出共4件，体形大小基本相同，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作坊制作的，年代至晚在8世纪中叶。 双鱼金花银碗唐（公元618年-907年)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碗通体鎏金，但多有剥落。碗心饰以同向游动的双鱼造型，捶揲而成，这种构图方式在当时盛行于粟特地区，但题材确完全是中国化的，此碗是在粟特风格影响下由中国工匠制作出的一件中西合壁的精美工艺品。鱼纹作为传统吉祥图案，“鱼”、“余”、同音，碗中的两条鱼分别是鲤鱼和鲶鱼，恰恰寓意“连年有余”之意。 鎏金花鸟纹银碗唐（公元618年—907年)此银碗为葵瓣形口，底部为两只鸳鸯展翅于花丛中，外围饰弦纹和花瓣纹，内壁饰有两两相对的璜形图案，錾有花叶。边缘花瓣纹正反相间环列一周。此碗纹饰鎏金，亦称“金花银碗”。 镶金边白玉杯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此杯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敞口，口沿镶金带一周，深腹，假留足，平底，通体光洁无纹饰。其柔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得这件玉器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雅，也包含了“金玉满堂”之意，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从现有考古发现角度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玉器发展似是走入了低谷，出土的玉器也为数甚少，但就在这少数的几件玉器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玉器生产已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向日用器的过渡。这件白玉杯便明显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的束缚，向着更实用的方向发展，已经是非常生活化的器物了。 三彩绞釉陶狩猎骑俑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1972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此俑右手擎鹰，左手持食，目光专注，神情逼真，马鞍后置一猎物。唐代，放鹰打猎是一种盛行不衰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在唐太宗和唐玄宗时期。当时宫中大鹰坊里养着猎鹰，有隼、雕、鹞和苍鹰，许多来自域外的进贡。 绿釉陶男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这对俑表情生动，好似相互呼应，被认为是参军戏俑。参军戏以说白为主，诙谐笑谑，在唐代非常流行。 舞蹈陶俑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1951年江苏江宁李昪陵出土该俑高髻，脸部丰满，五官清晰，衣上罩云肩，袖口宽大，双臂左向，反胴而舞。李昪墓中出土数件舞蹈俑，与五代时期前蜀国开国皇帝成都王建墓石刻所见乐舞伎衣着大致相同。 演奏陶俑唐（公元618年-907年)1955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此套6件，均为男性，着圆领袍、裹幞头、系腰带，盘坐或跪坐演奏。所执乐器有竖箜篌、拍板、横笛、排箫、琵琶、笔，可以说这是一个唐朝乐队的标准乐器配置。其中，排箫、笙、横笛是华夏的传统乐器；箜篌和琵琶则是自汉代从西域传入内地的，但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广为人知并日益重要。尤其琵琶，它音域广阔，技法丰富，能弹出所谓84调中的81调，旧有的乐器很难做到，是对南北朝和隋唐的音乐文化影响最大的乐器。拍板则属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节奏乐器。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唐（公元618年-907年)1958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此套5件，均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相栩如生。马球是盛行于唐五代宫廷、军中和民间的一种全民体育活动。打马球一般分做二队，人数不拘，设裁判。球门依参赛人数多寡设一或二个，一般是一块木板，中心挖一圆洞，后接网盛球。比赛以破门次数多者为胜，胜者获奖。赛中有音乐助兴、击鼓助威。球大小如拳，由轻韧木剖空制成。鞠杖也是木质，长数尺，杖头似弯月，有些类似今天的冰球杆。球场的大小不等，但要平坦，以便跑马驰骋，讲究的球场甚至还酒上油，使之更加光滑。 “论语玉烛”银酒令筹、筹筒（复制品）唐（公元618-907年)原物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这是行酒令的器具。盛放酒令筹的筹简自铭“论语玉烛”。酒令筹共50枚，每枚正面刻文字，其内容上半段采自《论语》，下半段是酒令的具体内容，包括饮、劝、处、放四种。 含光殿“越场”石志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这块出土于大明宫遗址的石志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一般认为马球运动源于波斯，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这种运动是由吐蒂（西藏）传入内地的，传入时间是唐朝初年。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马球运动首先在官廷中盛行，后渐波及民间。据记载，唐代宫城中多处设有“毬场”或“毬场亭”，这块石志证明了当时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 三彩黑釉陶马唐（公元618年—907年)1972年河南洛阳关林出土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土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具有头小、臀圆、体态匀称、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这件马俑除面、鬃、尾、蹄涂白釉外，全身披黑釉，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匀称，姿态自然，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突厥石人唐（公元618年-907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此尊石人大眼、阔脸、八字胡须，相貌威严，双手下垂在腹部交叉，应是一位勇武的突厥贵族或武士的形象。突厥人有在墓前立石人作纪念的葬俗，在新疆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以及内蒙古的辽阔草原上，屹立着不少突厥石人。在隋唐之世，这些地区一直是突厥人生活的地方，从造型上看，这些石人有男亦有女，有长者亦有儿童。 牡丹纹方砖唐（公元618-907年)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遗址出土 “上京”残砖唐（公元618-907年)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遗址出土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的五京之一，仿照唐长安城的布局规划建造而成。 彩塑供养菩萨唐（公元618-907年)甘肃敦煌出土此尊唐代菩萨彩塑造像由粘土模压，四肢内衬有木骨架；表面由石膏覆盖，施以彩绘和烫金，惜多已脱落。半跪的供养菩萨神情虔恭文静，造型严谨细致，气质端庄典雅，双臂已残，双手动作原或为双手合十状，充分表现了菩萨聆听佛法时，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较之前代，莫高窟的唐代塑像雕塑技艺有很大进步，身体比例适当，人物形象较有个性，面容丰满、庄严，衣着也更流畅。 回鹘文写本摩尼教寺院文书（复制品）公元9-11世纪新疆吐鲁番出土写本长卷，前面部分残缺，现仅存125行，上钤汉字篆文红色长方印11处。据考证印文为“大福大回鸺国中书省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说明回鹘官制完全仿效唐朝，设立三省六部，并以三省的长官为宰相。文书的文字为一种早期的回鹘文，从字体和语言特点判断当属于公元9-11世纪。它曾被误定为摩尼教经卷，后经专家释读实为当时高昌地区回鹘官府颁发给摩尼教寺院的官方文书。文书规定了摩尼教寺院占有的土地和享有的种种特权。 三彩釉陶马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马头向左侧视，通身白色，鬃上剪三花，马鞍上披着深绿色绒毯状鞍袱，胸前和鞍后均络绿色革带。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这种做法应是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目前唐墓出土的马俑有一花、二花和三花马。三花不仅是装饰，还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三彩釉陶胡人骑卧驼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描金石雕武士俑唐·开元廿八年（公元740年）1958年陕西西安杨思勖墓出土两俑均系大理石质，有贴金，多剥落。均立在方形座上，头戴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衣，腰束黑带，衣的前襟撩起披于带内。下着袴，足穿黑靴。其中一俑双手胸前抱拥一套兵器，腰间左右佩戴一套兵器。另一俑亦腰间左右佩带兵器，但右手于胸前执一杆形物，左手抚剑。从他们的装束和佩带物来看，应该是墓主的侍从。墓主杨思勖是唐玄宗时期的亲信宦官，早在玄宗做临溜王时，就追随参与了诛灭中宗皇后韦氏的宫廷政变。玄宗即位后，其以军功官至一品。 琉璃釉兽头唐（公元618年-907年)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出土渤海国在发展过程中，吸取唐朝先进文化并仿照唐长安城建造上京龙泉府。上京城宫殿、廊庑、门楼、厅阁、大族邸宅以及寺院的建筑，屋顶均铺设光亮的黄色和绿色琉璃瓦。殿堂屋脊的两端有翘起的巨大的五彩绚丽的琉璃釉鸱吻，垂脊前头配有兽头。屋檐上垂挂着沿瓦和美丽匀称的莲瓣纹瓦当，墙壁和地面上镶铺着有楚花、壮月、萱草纹的砖。其形制与做法都具有浓郁的唐风。 三彩釉陶女俑唐（公元618年—907年)1957年陕西西安土门村出土女俑面带微笑，头微侧，梳倭堕髻（亦称乌蛮髻），鬓发抱面，发髻垂于额前；身穿绿色交领小袖上衣，内有半臂，蓝色长裙，裙腰束于胸上部，披帛自右肩垂于后背，足穿翘尖鞋。与古代大多数时期女性追求苗条、纤细甚至病态的美不同，唐代女性有着非常积极的审美观。不论是唐初的清秀、盛唐的丰满、或是晚唐的随性，无不蕴含着健康爽朗的气质。现在保存的唐代女俑，每一类作品的姿态、动作都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情绪，毫无呆滞之感。 女陶俑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1958年陕西西安杨思勖墓出土 青瓷凤首壶唐（公元618-907年)1954年广东广州出土 孔雀蓝釉陶三系瓶闽（公元909年—945年)1965年福建福州北郊刘华墓出土瓶状如橄榄，肩颈部置3耳，上腹壁贴饰3组半圆弧条纹，下腹部有一圈粗绳纹贴塑。胎质粗疏，呈橙红色，通体施孔雀蓝釉，瓶内颜色青灰。同出的孔雀蓝釉陶瓶还有2件，与之均放置在墓穴前室。这种陶瓶的造型、胎釉、装饰工艺，带有明显异国风格，在中国罕见，但在西亚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出士较多，应是公元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 胡人骑骆驼陶俑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昆仑人陶俑唐（公元618年-907年)传陕西西安出土此俑卷发，上身仅斜披一巾，戴项圈腕钏，下身股际缠裈，赤足；右手紧握高举，左手握拳屈于腰间，双手原有执物，似做表演状。昆仑这个名称早在三国时已有记载，指色黑之人，而非指人类学上的黑种人。《旧唐书·林邑国传》说：“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可见，昆仑在唐代又是对南海诸国人的泛称。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的居民大多是黄种人，不过肤色较深。但因唐代与横跨亚非的帝国大食的交流颇多，也不乏有从非洲地区过来的黑种人的可能性。 鹿纹银碗、环柄银杯唐（公元618-907年)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嵌珍珠宝石金手镯、高足金杯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翟那宁昏母康波密提”墓志砖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这块墓志砖上有墨书4行，从左到右直书：“维麟德元年四月卅日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土慕）至（艮元）。”墓志出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坟茔，是首次发现当时西域人用汉字书写的墓志。这个墓志是自左向右直书，即摹仿了汉文的直书，又保持了西域自左向右的习惯写法，充分反映了唐时汉族文化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 安济桥石栏板隋（公元581年—618年）1953年河北赵县安济桥址出土该栏板是修复安济桥时从桥下淤泥中所得。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此物为安济桥栏板构件，长方形，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修复安济桥时从河床挖出大小桥石1200余块，但拼接较为完整、有雕刻和铭记的石头不多。其中，各式雕龙栏板计7块，本栏板是其中之一。 鎏金铜观音造像吴越（公元893年-978年)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音像风格迥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于岩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画家周防在普陀落迦观音图像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分为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瓶的形象，多见于绢画。 隋唐五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衰落隋朝：隋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大一统。三省六部制的建立，标志着官僚体制的完善。科举制度的推行，为后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经济、文化、科技都达到了顶峰。安史之乱虽然带来了动荡，但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盛世大唐的衰落：盛世大唐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五代所取代。唐朝的灭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时间的长河在这里平静祥和地流淌，却又波澜壮阔。每一件展品都是时间河流中的一朵浪花、它们共同汇聚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2025.01.07手机拍摄（文字说明来源于展馆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