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始末

涧滨

众所周知，1920年7月23日至30日，15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代表着全国50余位党员，汇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内，召开了中共一大会议，那是改变中国也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而李公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这15位代表分别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李公馆的主人是李书城，他也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胞兄。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沧桑巨变，我们是如何寻找到中共一大会址的呢？

1950年初秋，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毅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因此陈毅建议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作为上海市委的一项政治任务来予以落实。

会议同意了陈毅同志的建议，将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承办，同时，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加强交流沟通合作，有中共一大会址的相关信息要及时通报给上海市委宣传部。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想到了一个34岁名叫沈之渝的年轻人，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沈之渝，原名茹志成，193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留校当助校，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但是战争的烽火，烧毁了他的理想，1940年，他参加了革命，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后跟随陈毅，来到上海，当时是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的干部，对上海市很是熟悉。

那时对中共一大会址的信息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仅有的一点信息，就是在法租界内。可是法租界很大，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儿都是法租界。如何在这一大片地儿里寻找到中共一大会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沈之渝不禁犯起难来。

就在沈之渝一筹莫展时，从上海市公安局传来了好消息。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原名石蕴华，早期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名老革命。杨帆想起了上海市公安局侦察处的一位副科长，名叫周之友，觉得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就将周之友叫过来询问。周之友是周佛海之子，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周之友曾是地下党员，建国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周之友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是其父周佛海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往矣集》，里面详细记述了自己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形；二是其母杨淑慧（周佛海妻子）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上海市公安局将这两条线索反馈给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同时，鉴于当时杨淑慧还在监狱里，上海市公安局特地将杨慧淑慧从监狱里提（相当于现在的取保候审）出来，让她配合沈之渝，开展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工作。

沈之渝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信息后，立即前往上海市图书馆，寻找周佛海的《往矣集》。由于周佛海是汉奸，其著作早被查禁，沈之渝手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籍里，找到了满是灰尘的《往矣集》。

书中，周佛海明确写道：中共一大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召开的。寻找范围一下子由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附近，沈之渝经过核查，贝勒路已改名为黄陂南路。但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好几千座房子，哪里好找，何况李汉俊1927年早已在汉口遇害，房屋早已易主，要找到一大会址依然不易。

就在这时，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沈之渝就带着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来来回回地找着。

杨淑慧虽然曾去过李汉俊家几次，但30年过去了，世事沧桑，当年贝勒路周边都是菜地农田，现在全是房子，面目全非，往昔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而且上海弄堂里的房子，一排排都是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很难分辨。沈子渝劝杨淑慧不要着急，慢慢找。就这样，一天，两天，......，杨淑慧在贝勒路来来回回地找着，诸多零碎的印象开始慢慢回忆起来。一天，她走到贝勒路与另一条路的交叉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原来是兴业路。

兴业路？她摇了摇头，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她把自己的怀疑说给沈之渝听，沈之渝很快就核查到，兴业路原来叫望志路，1943年改为兴业路，和贝勒路同时改名的。这就对了，杨淑慧兴奋地叫了起来。

在贝勒路（黄陂南路）与望志路（兴业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在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前站住了脚步，她觉得这座房子最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如今却是白粉墙，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

沈之瑜立即前往那里调查。这是一家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姓董，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是个“老土地”。沈之渝听他娓娓道来，才理清了30个春秋的变幻:

原来，在192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望志路上，建造了五幢房子，并成一排。这一排房子，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姓陈的老太太建造这五幢房子，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进行大规模改建后，租给了亲戚居住，他成了二房东。后来，他的亲威在106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外墙也被刷成了白色。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也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才敢说那里有点相似。

沈之渝后来查实，董正昌所说的那位李先生，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当年的官儿可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他当年租下那两栋房子居住，他的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就住在他家。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的，其实是在李书城家中召开的。李公馆，望志路106号、108号（现兴业路76号、78号），很可能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址。

一个重大的历史谜团，终于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沈之渝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沈之渝、杨淑慧寻找到疑似中共一大会址的信息，报到上海市委后，上海市委很是谨慎，将兴业路76号、78号楼房拍成照片，委派上海市委宣传部干事王重光，于1951年5月赶赴北京，以求证实。照片送到了时任中宣部秘书长胡绳手上。两天后，胡绳告诉王重光，说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看了照片，他们都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中召开的，李书城现任农业部部长，让王重光去农业部找找李书城核实具体地址。

王重光就去农业部找到部长李书城，李书城回忆说，他家当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他也不清楚了。这样一来，就确认了，沈之渝、杨淑慧找到的兴业路76号、78号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址。但毕竟中共一大会址的确认，事关重大，毛泽东主席又委派李达前往上海，实地察看。

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曾和李汉俊一同筹备了中共一大，当然熟悉李汉俊家。李达来到上海，走进兴业路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不错，这里就是汉俊的家。

李达的认可，自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于是，兴业路76号、78号，就这样被确认为中共一大会址。

整理于甲辰腊月十七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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