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非非的“捎买带”

吹笛捏眼

苦涩的回忆，无奈的选择。

是是非非的“捎买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北京车站的工作人员流传一则顺口溜，虽然不雅，但对地处边疆的乌鲁木齐铁路局客运段列车员描述还是比较贴切的“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到跟前一瞧，是乌鲁木齐客运段的”。乌鲁木齐铁路局客运段列车员左手提个鼓鼓囊囊的包，装满了在北京采购的各种副食品及日用品。右手提个蒸馒头的笼，当时列车员制服也没统一，也确实形象。

北京站服务人员将乌局的列车戏称为乌龙乌鲁木齐的乌可见这个车皮有多黑，有时不让乌局的列车进北京站。当旅客问哪个是去乌鲁木齐的车，北京站客运员就说很好找你看哪个车箱最黑的就是去乌鲁木齐的车错不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写照，是一般群众为改善生活不得已的做法，也是面对新疆副食日用品缺乏的无奈之举。

一、令人向往的客运段

客运段就是我们俗称跑车的，外人眼里铁路就是客运段，客运段是典型的服务行业，天天和旅客打交道，关系到铁路局的口碑和名声。

文革中的乌鲁木齐铁路局客运段，承担着北京郑州玉门旅客列车的值乘任务。

文革是一个说大话唱高调的年代，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掩盖不了物质匮乏，什么东西凭票凭本供应。老百姓生活质量下降，日用必需品供应不足。在乌鲁木齐则更为严重。列车员们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干起了为自己服务的事情，发生在客运段的”捎买带”之风愈演愈烈。

时光倒回几十年客运段曾是一个令人向往羡慕的工作单位，不次于今天的工商税务部门，当时一则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列车员”，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因为这些部门都有油水。

电影《特快列车》上的列车员一身蓝制服5个铜扣子，往列车车厢门口一站英姿飒爽。多么令人羡慕的工作啊。跑北京车的每个月能去两趟北京，这对一般人来说也挺有诱惑力的。那年月人们还没有旅游这一说，大部分人只能借工作之便去北京的名胜古迹转转看看天安门，同时也感受一下北京的生活。

那时候跑北京车成了多少人的梦想，为了进北京车班托关系走后门，当时的段领导和人事室也不断接到各种电话和有关领导打招呼让某某人进北京车班。

跑车一个月还可以在列车上吃半个月的饭。那个时候列车上的饭不像现在叫人吐槽。第一列车上的饭没有粗粮都是大米白面，而那时候乌鲁木齐供应着50%的粗粮，这半个月不用吃粗粮了，还能省些细粮家里面的人吃。第二有荤菜当年每人每月500克肉在家几乎不可能天天见到荤腥，在列车上吃的乘务饭每顿饭总还可以见到肉。不像现在的列车员，对列车上的饭已经很不感兴趣了，每次出乘的时候带上一玻璃罐的咸菜，有时候就吃点泡面。

在乌鲁木齐生活副食品供应最差的时候，也是客运段最风光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面如果有跑北京车的，不比现在有国外有个亲戚很强，当然是亲戚肯定是欧美的不会是在非洲的。

其实少买带的不光是客运段的，在一趟列车上还有拿着列检锤的车辆段乘务员公安乘警。

二 当年乌鲁木齐副食品及日用品供应的现状

乌鲁木齐地处祖国西北称为塞外，曾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说，是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冬季时间长，从每年10月开始下雪，到次年3月冰雪融消，半年时间内地里不长青菜，那年月没有什么大棚暖房，物流也不发达。因此青菜供应从4月份的韭菜，小白菜，菠菜开始到9月底西红柿辣子豆角就没有了。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就靠土豆，白菜，萝卜，洋葱，这几样菜从10月份一直吃到来年4月份。

除了副食品。其他日用品也缺乏，70年代初内地流行的的确良衬衣乌鲁木齐没有，糖果烟酒柜台上见不到，就连学生上学的黄书包也很少，老太太头上戴的帽子，小姑娘扎辫子的头绳，都是不容易买到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副食品供应大同小异，都是供应不足，但相对而言，有些省市还是比较好一些，比如蔬菜，内地要比乌鲁木齐早两个月左右，当西安小白菜上市时，乌鲁木齐的菜地雪才化完。

乌鲁木齐的副食品供应成了客运段列车员”捎买带”现象的外因。

三、“捎买带”的发展

铁路是半军事化组织，从上到下都有一套严格完整的规章制度，对劳动纪律也是抓得很紧，文化大革命前，列车员“捎买带”这种现象很少。充其量也就是带上几斤青菜，自己尝个鲜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一方面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砸烂，劳动纪律松懈。另一方面当时乌鲁木齐的副食品及日用品供应也确实出现了困难。为了能多吃些蔬菜肉蛋，穿的好一些，于是“捎买带”也开始发展起来。

“捎买带”最初是从蔬菜开始，那时乌鲁木齐客运段值乘的列车最远跑到西安。由于新疆菜上市的时间晚于内地，所以刚开始是带菜如韭菜，小白菜，菠菜，接下来是蒜苔，在这些菜中蒜苔是最好带，因为此菜容易贮存。一般列车都是早到晚开或第2天开。列车员自己利用到终点站休息的时间上街购些时令蔬菜，刚开始大都是自己吃和用数量有限。

人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列车员也有自己的亲戚朋友。

有时亲戚朋友邻居托带上一些蔬菜。列车员一个人买有些吃力，一些列车员托内地的亲戚帮他们买，还有一些和当地车站的客运员，上水工，行李员等拉上关系，托他们代买直接送上车。在列车上行的时候，把篮子口袋还有要购的物品清单交下去，回来的时候就把所采购的东西拿上来。这些列车员也把新疆的葡萄干，西瓜，土豆，给他们带一些。一来二去很多的列车员就建立起自己的采购关系网。

带蔬菜一般从三月份开始到六七月就截止了，那时乌鲁木齐的菜都下来了。

内地蔬菜上市总超前一些，当乌市人还在吃大白菜土豆丝，列车员家里餐桌上有了韭菜小白菜，乌市人吃韭菜小白菜是他们又开始吃豆角西红柿茄子。到了七八九三个月乌市大量蔬菜上市，带蔬菜暂告一段落。

1969年9月直达西安车改到北京，北京是祖国首都，他的日用品供应是全国支援比乌鲁木齐要丰富的多。

1973年又增开了乌鲁木齐至郑州的旅客列车，当时是由乌鲁木齐和郑州客运段各跑一半。

这两趟列车的开通，无疑又为列车员采购日用品开辟了新天地。

四、当年常带的物品

北京最有名的当属1块5一包纸袋装的杂拌糖，里面有硬糖，水果糖，奶糖，巧克力，软糖，北京的大虾酥。逢年过节这是必不可少的，用来自己吃或者是送亲戚都非常长面子。还有盒装北京稻香村糕点里面也是花样较多，有蛋糕，沙琪玛，酥皮点心，月饼，桃酥。春节过年必不可少，小伙子要提上两盒这样的点心去看丈母娘，那是相当有面儿的。还有一些像白糖 ，五香豆腐丝，香肠，香肚，粉丝，北京八宝菜。北京红星二锅头酒那个时候是1.7元一瓶，香山烟4~5元一条。

那年月乌鲁木齐是看不到啤酒的，喝啤酒可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想喝啤酒只有从北京带，当时也不贵，大概一瓶就是五六毛钱左右，而且还有1毛5的退瓶费，有些喝完啤酒还要把瓶子拿过去退。

八月十五的月饼，虽然种类不及现在，在当时乌市有些都是买不到的，像五仁月饼，豆沙月饼，枣泥月饼。

日用品有电池，夏天的确良衬衣，裙子，冬天的围巾，日本的确良，涤卡，书包，带着香味的橡皮，多功能塑料铅笔盒。各种花色的暖水瓶、布鞋、男女皮鞋、军帽，军用水壶，凉鞋，尼龙袜、铝锅、蒸馒头的笼屉，小姑娘梳辫子的辨绳，膨体纱，老太太头上的帽子，折叠凳。有时候连扫把拖把也带，有什么办法乌鲁木齐买不到啊。。

郑州的日用品没有北京这么丰富，但副食品也还是挺可以的，河南红薯粉条，郑州的大米，卤肉烧鸡。

除了物资匮乏，另一方面就是乌鲁木齐的副食品价格要相对贵一些，以西红柿为例乌鲁木齐的西红柿刚上市时，价格为一公斤两块钱左右，而内地的一公斤才两毛钱左右，如此一来，焉有不带之理，在新疆买一斤菜，可以在内地买三斤，为何不买？

另外内地的日用品花色品种多，质量好也是一个原因。卫生纸为例，新疆地产几毛钱一包，是七道湾造纸厂出的，用废纸浆做的，黄不叽叽的。有时候在纸上还可以看到旧报纸的铅字，而北京的则是用原木浆做的，又白又软摸上去手感不一样价格便宜。还有像糖果，点心，月饼，这些北京的质量也自然要比新疆的高很多，而且价格也便宜。

当年在铁道部系统里面，乌鲁木齐铁路局的工资可能是最高的了，是按十一类地区对待，有些铁路局也有“捎买带”但囊中羞涩，乌局跑车的铁路人拿着较高的工资，在内地消费，如同现在在国外挣钱中国花的感觉。一样的工种，乌鲁木齐铁路局要比其他路局高十几到二十几元，你可别小看这十几到20元，那年月猪肉才几角钱一斤。

五、 捎带各种内地的信息。

列车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上面的人形形色色来自东西南北中，包括党政军民学工农兵学商。农村的农民，工厂的工人，解放军战士，学生，谁不坐火车。在火车上，不像现在人人抱着一个手机自顾看自己的，听听歌曲刷刷微信，只有坐到一块儿互相聊天打扑克。天南海北的侃大山。

列车员长期与这些人在一块自然见识广，他们同硬座车上的农民到软卧车上的高干都能搭上话都能聊到一起。

他们不但把北京的副食品日用品带到了新疆，也把流行于北京和列车上的各种官方的下面的消息带到了新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批孔另搞一套，把矛头对着周总理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5年夏天的时候又从他们那儿传来了四人帮挨批了，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江青在会上挨了批评，作了检讨。毛主席把王洪文赶到上海去了。

铁道部长万里在郑州铁路局整顿的时候，怎么收拾造反派的头头。有些列车员说到这些中央的事就像身临其境。乍一听还以为他刚参加完政治局会议。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水库垮坝。洪水冲毁京广线小商桥到确山县段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受灾最重的当属河南省受淹的32个县人口约1000万，死亡3万多人。这么大的一个灾害，报纸上一个字也见不到，但是是跑车列车员告诉我们的绘声绘色，灾区的场景十分具体。房顶树上都是受灾群众。

1976年南京群众反四人帮的时候，又是他们从哪儿传来的消息说南京把打倒四人帮的标语用油漆刷到列车上带到上海去。天安门广场给总理送花圈的人特别多，居然有人抄了一些天安门诗抄带回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这个消息传的更快，那时候报纸上还没点名的时候，很多列车员就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大家听了都很振奋。说到抓捕四人帮的时候非常具体王洪文还企图反抗被戴上手铐。还有王洪文去给朱德拜年。朱德坐在沙发上拿拐杖戳出地面又指了指天花板，王洪文不得不知，所以去问邓小平，小平说那是指你不知天高地厚。

这些我们都是听列车员讲的。

六、发愁过年过节。

一般来说平常列车员带东西的任务不是很重，不过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伴随着春运的高峰，托列车员买东西的人们也纷纷登门。本来一到春运就忙旅客超员。这些采买的任务让他们十分纠结。有什么办法呢？硬着头皮干吧。

列车开车后列车员把车门一锁，安排好刚上车的旅客。送上一趟开水把地拖上一遍，看看没什么事儿，进了乘务间坐下拿过来杯子喝了口水。然后从包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这个小本子是出乘必备的，可谓是一个备忘录，上面写道张三十块钱的鸡蛋。李四豆腐皮两斤，王五北京糕点两盒，陈七快把的确粮裤一条，还有其他的什么猪肉两斤，大米三十斤，粉条两斤，蒸笼的笼屉一个，奶粉，蒜苗。过去带的东西少，脑子就记住了，现在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要用个本子记上，还要归归类，按不同的类型分类集中，比如糖果要带多少，粉条要带多少大米要带多少？

还有在什么车站上什么货，比如武威、定西鸡蛋个大价廉，宝鸡、西安蔬菜新鲜，从春天的白菜、韭菜、菠菜到夏天西红柿、茄子、黄瓜，冬天蒜苗、芹菜、藕。

回来时这么多的东西有的放到乘务间，有的放到宿营车。有的放在车门边时不时的还要关照一下，不要丢了或者让人顺手牵羊拿走。这比行李车的行李员照看行李还要操心。

外人都看着列车员比较体面有油水，站在车厢门口的风光，但是背地里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可谁知道他们自己的难处呢，光看到风光的一面，不知道工作艰辛，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家里。碰上过年出乘就不能和家里人团聚。

就拿列车上的厕所来说，当年的列车都是直排式，在夏天还可以，到了冬天有时候就会上冻，特别像乌鲁木齐这样的高寒地区，上冻以后有时候冲不下去，列车员就要提上热水去冲卫生间，有时候还会溅到身上，你们可以想想是什么情景。

那时候抓革命，促生产，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革命，我们的列车员也是一手要抓生产，搞好自己的乘务工作，一手要抓好自己的采购，要组织货源，到站以后除了组织旅客乘降还要及时接货。到终点站休息不好，本来用于休息的时间还要去采购。

七、令人苦恼的“捎买带”

对于大多数列车员来说，“捎买带”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一般来说一点不带，这不可能，还没有那个高尚的觉悟，但发展到一带那么多品种。从蔬菜到大米到日用百货，糖果一次十几斤，点心五六盒，一大堆香肠豆腐丝。没有人接就出不了站，却是大多数列车员也不愿意干的。毕竟列车员的本职工作十分辛苦劳累要搞车厢卫生，要查危险品爆炸品易燃品。还要整理行李架毛巾，还要打扫厕所，照顾特殊旅客，到大站还要刷车皮。干好本职工作就累得够呛。车上休班也睡不好觉，带的东西要操心丢了自己经济上还要受损失，车到终点站本来是要好好休息的时间，结果更累，有些列车员自嘲一到终点站就像驴一样的驼东西，谁愿意干，可不带呢，乌鲁木齐市生活供应又那么差，一家上有老下有小，谁不想让自己家的老人吃得好一些，孩子穿得美一些，还有那些亲戚朋友人家找上门来，也不好推脱，有些人也是遇见了结婚，娶媳妇找来买东西的。下乡的孩子，要想早点回来给带队干部送点年货，你能好意思推脱，人总是在社会中生活，对于这种现实，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那年月人们天天背诵着老人家的语录，要斗私批修，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面对“捎买带”的这样的事，似乎没人理会。

八、屡禁不止的“捎买带”

利用列车“捎买带”是严重的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私利，势必影响本职工作。车厢4个车门有时候锁起两个专放东西，临近乘务间的行李架，座位下面也都被占了。旅客东西无处放。列车员一出乘就被庞大的采购任务分心，到站要交篮子交钱，到了终点站忙着去采购，自然对本职工作有影响，地扫的次数少了，检查三品也放松了，整理行李架，洗脸毛巾次数也减少了。刷车皮三下五除二。个别人到客运段工作就是冲着“捎买带”来的，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跑上北京，郑州的喜笑颜开，跑慢车玉门就不满意，认为吃亏。这个“捎卖带”刚开始是满足自己的需要，随之后来个别人变成了采购专业户，还有一些人利用所买的东西拉关系走后门，比如为了调动工作给领导送礼。更有甚者个别的列车员不仅带人甚至敢带人（无票旅客）。

对于“捎买带”这种不正之风，难道就没有人管吗？非也。

客运段也为此没有少讲，有时候抓一下就好一点，但过一阵子又回潮了。抓典型眼也能抓，但都限于嘴上，很少落实到行动上，这种现象产生于一个大的群体，而且有社会背景，相关人员都离不开它。

有一阵子为了杜绝“捎买带”现象，组织民兵把守车站各个路口大门，不让列车员的家人去车站接车。当车快进站时，一些人就从窗口把东西扔下去，家里面的人在下面接，这样做其实更危险，运行的列车往下扔东西，下面人跟着车跑搞不好就会出事故。这也没坚持多久。

讲句实在话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完全杜绝”捎买带”现象也不可能，只能让他们少带一些自己用就行。有些人带的一下车站台上摆一大堆，过往的人员无不侧目。

1975年铁路系统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大力整顿铁路运输秩序，这种现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1976年批判右倾翻案风，这种现象又有了回潮，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这个“捎买带”成了客运段的老大难问题。

“捎买带”的事情真是有人欢乐有人愁，大部分列车员都希望尽快结束这不正常的现象。

“捎买带”真成了客运段的老大难问题。

这不仅是客运段的老大难问题，也是整个当时社会的老大难问题，那时候不仅铁路上的人托列车员带东西，路外的人也有不少，个别拿着听诊器的，握着方向盘的，掌握征兵人事大权的。特别是一过年，69次 71 次列车快进站时，接站的家人朋友拉着小车、冰车（爬犁）上站台接各种年货。车站外面还有些人开着小车来接站，那年头小车可不是一般人能享有的，那是有一定级别的人才享有的，有北京五座八座吉普。有进口的华沙轿车，伏尔加轿车。上海轿车。正是“烟酒糖果如此多娇，让许多人竞折腰，”

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市场供应越来越好。随着乌鲁木齐生活供应的不断改善，“捎买带”现象也不知不觉消失了。这股风也不用领导说，也不用发文件，就自己慢慢儿的销声匿迹了。

到今天“捎买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你要把这些事情给那些00后的列车员讲一下，他们都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天方夜谭吧。

如今内地市场有的乌鲁木齐也不缺，超市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地产的，内地的甚至连国外的都有。大闸蟹，鳕鱼不算稀罕。就说现在的乌鲁木齐市，只要是内地有的，乌鲁木齐都能买到。还有淘宝，京东这些购物，动动手指头快递小哥给送到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