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故乡

剑刊

剑刊/文图 　　我朋友张二的爹，张木匠打着哈欠，敲响了营盘山上亭子里那口不知什么朝代的大铜钟。小镇在悠扬的钟声里醒来了。 张木匠除了做木活，还是小镇上的专职敲钟人，晚上十二点去敲一回，早晨六点去敲一回。完成任务，回去睡个回笼觉，然后再起来干他的正经木工活。 这是1958年以前小镇上的某一天。 这一天，住在普洱路巷口的小侯三，随着钟声的余音，卖泡糕的生意开始了。他把热腾腾的泡糕托盘举过肩头。沿街大声吆喝：“泡糕趁热！” 小候三悠长的叫卖声，划破黎明的寂静，在小镇清寂的大街上飘荡。 有赶早街的，把他叫住，他就停下来，把泡糕移到胸前，用拴在托盘上的马尾，精准地划下一块。笑着递给顾客。动作麻溜丝滑。有时还没到十字街口，一托盘泡糕就卖完了。他又折回家里换上一盘继续叫卖。 小侯三身高不足一米五，脸小人小，是否小镇人把他与猴联系起来？（小镇人把猴子叫猴三）。侯三，不知是戏称他像猴三？还是他本就姓侯，排行老三？至今我也不知道。 　　↓ 上世纪小镇十字街 　　天大亮了，小包英家的豆汤米干摊子，也在大康家门前支起来了。（米干，省外有地方叫粉，昆明叫卷粉。） 这时，吃米干的人陆续围在摊子前。 小包英把薄薄的米干，切成细条，放到碗里，浇上滚烫的豌豆汤，然后抓一撮烫过的韭菜、绿豆芽、小芹菜放到碗里，接着浇上姜汤蒜水芫荽，加一勺炒香的芝麻，再浇上浓浓的磨黑酱油，笑着递给客人。客人根据喜好，自已加上花菽、辣子油。那味道，好吃到吃饱了还想吃。绝对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还要浇上肉盖头。 人们站着、蹲着，稀里哗啦吃着让许多背井离乡的人，一生念念不忘的的豌豆汤米干。 我的同学映芳妈的饵块摊也开张了，那不是一般的饵块，是用模具压出来的一群小动物。有小牛小马小猪小兔小狗小猫。它们站在炭火烤盆的铁架上，等着客人把它们买走。 对于匆匆赶去上学的小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的最爱。几分钱买一个，看着你一口咬掉了牛头，他一口咬掉了马屁股，自然乐在其中。 公私合营食馆也开门了，“大学包子”是食馆的热门，有糖包、肉包、馒头、花卷，统称大学包子。因为好吃，每天基本供不应求。 这时，卖包子的窗口前挤满了人。 做包子的大师傅是真正读过大学的大学生（人们戏称他读的是包子大学）。看他样子也像有文化的人，戴一副比啤酒瓶底还厚的眼镜。揉面的姿势，那是相当的优雅，把一团面揉得像有了生命。一会儿圆，一会儿长，在他手下不断变化。尤其做花卷撒葱花时，潇洒得就像在地里播撒种子。 他儿子天贵是我们的娃娃头，我们羡慕他那支用锡做的左轮手枪，玩干仗时，他用那支枪往天上一指，左手擦一下流出来的鼻涕，大喊一声：冲啊！我们就咿哩哇啦喊着，跟着他瞎跑！ 那时的公私合营食馆跑堂是要大声报菜名的。比如：来啰！一盘花生米，二两铜锅酒，还有一盘“宫爆鸡丁”！齐了，慢请！ 跑堂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四川人，拖着长长的川音，好听！ 从街上路过都能听到。 “宫爆鸡丁”这道菜，就是那时听来的，知道有这道菜，不知怎么做。我想，肯定很好吃。 　　↓ 上世纪小镇街道 　　康三家奶的索索粉摊子也摆上了。那是比米线还软和丝滑的一种小吃，加了作料，吃进嘴里不用嚼就滑进了肚里。 旁边，彭犲狗的素米干也开张了（那是大人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我们叫他彭大爹）。他卖的素米干应该是米干中的王者，好吃到无法形容。他用佐料极其讲究，韭菜只要白色的韭菜头，葱用呛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小粉葱，芝麻、油辣子香气扑鼻。他的米干现切现卖，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卖一碗切一碗，烫一碗。 我爹喜欢吃，时不时要我用大口缸去买一碗回来。他吃大半，给我一小半。 卖汤圆的摊子也在十字街旁摆上了。摊主右手在左手掌里把糯米条搓成一个个圆，那些圆一个接一个飞进了滚烫的锅里。顾客来了，就把漂起来的用漏勺捞上一碗，浇上红糖稀递给顾客。 也是十字街，卖米凉粉的摊子在一块黄色的遮阳油布下开张了。豆腐是用卤水或石膏点，米凉粉是用石灰水点，搅熟了的糊状米浆，点上石灰水，马上就变成块状。等晾凉后，用刀划成小方块，热的、凉的，任你选择。佐料与豌豆汤米干基本相同。 卖水晶粉的摊子就简单了，在十字街那棵粗大的木电杆下，摆一张小桌子就开张了。我喜欢喝，甜甜的、凉凉的，还有一股玫瑰花香味。我没钱常去喝，每月理一次发，我爹给一角五分钱，我不洗头，省下五分，去买一碗。站在电线杆旁慢慢喝，舍不得大口喝完。 不一会，一条街热闹起来了，有卖油煎粑粑的、有卖烤糍粑的，有卖油条，卖豆浆的。刚杀的新鲜猪肉也摆上了街边支着的案板。最引人注目的是卖臭豆腐的几家，好像在比赛谁的声音更大，都在吆喝：我呢毛长！ 　　↓ 2021年的十字街 　　↓ 现在的十字街 　　有时，放学时间早，先不回家。我会去缝纫社对面的修表摊，看修表。那个修表师傅，像一部电影里的日本太君老松井。我很好奇，他把一个黑色的东西卡在眼眶里，凑近手表，把里边那么小的零件用摄子取出来，洗洗刷刷又装回原样。 我很想知道从那个东西里看手表是什么模样。有一次忍不往，我看他比我爹岁数大，喊他：大爹，给我看一哈给行？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克克克，一边玩克（去）！ 就像老松井喊：八格牙路！ 吓得我赶快走开。 不看他修表，就去看老银匠打银器，去街上的牙医诊所看王医生拔牙齿。或者去纺织社看纺线织布，看梭子在织布机上飞来飞去，在噼里啪啦的织布声中找到一种乐趣。 有时我会去制锅盐的盐灶上，看汗流浃背的工人们熬煮锅盐；还会去盐仓看工人们把一口口锅盐，一层一层码成宝塔。还会去粮管所的人工榨油坊看榨油。如果榨的是花生油，榨油的老师傅会掰一小块花生油枯给我。我放到嘴里慢慢嚼，享受油枯发出的那种特有香味。 要不就进左二孃和哑巴孃卖百货的小商店看看。看哑巴孃如何比划着卖货收钱。 哑巴孃穿着干干净净，衣襟上还别着一支水笔，估计上过聋哑学校。见有人到柜台边，她就笑咪咪地，把货拿给顾客看，并用指头比划要多少钱。 　　总之，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到处游荡，到各种地方滿足我的好奇心。比如看铁匠打铁、到木器社看木匠做棺材、去瓦窑厂看师傅做砖瓦，就算看菜农给地里的蔬菜浇水，也能消磨我许多时光。 　　那时，盐厂基本每星期六都要放电影，可大人从来没给过钱去买一张五分钱的电影票。没有票进不了电影院，和我一样没有票的小孩，就在开演前站在门口，喊陌生的大人带我们进去。 我们去拉着人家的衣服，不停地喊：大爹、大嬷、叔叔、阿姨带我进去给好？有人心软，就把我们当他们的孩子带进去。 进了电影院（有戏台的礼堂兼电影院）。不能跟大人去坐正规的坐位，我们没有坐位可坐，和我一样被带进来的小孩，就跑去戏台上银幕背面看，尽管电影上的人全是左脚左手，我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看《花木兰》，好像是豫剧，从头到尾唱个没完没了，这个唱完那个唱，看不懂。就在舞台地板上睡着了。电影放完了，人都走光了，我才醒来。幸好我醒来时，看大门的刚要锁门，我才跑了出去。 　　那些年，临沧滇剧团每年都要到小镇来演几天，混进礼堂看过几回。就是打来打去，锣鼓震天响；要不就是二胡、京胡拉个不停，那些甩长袖的女人、掛着大胡子的红脸、白脸、花脸唱个不停，也不知唱些什么？小孩们听不懂，没兴趣，混进去看，也就图个热闹。 到是那些演杂剧、耍魔术的县剧团来了，我们都要想办法去看几场。尤其喜欢看老广广表演变魔术、眼皮挑水、骑一丈多高的独轮车表演各种动作。 有一次，老广广失误了。他没注意到舞台边上有一排空闲的灯头，独轮压了上去。重心不稳，老广广连同独轮车从舞台上栽了下来，砸伤了几个观众。那时的小镇百姓厚道，伤了，哼几声，回去擦点红药水了事。 　　平时，小镇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晚上，孩子们在家里呆不住。 家住盐厂厂部周边的小伙伴，就会聚到厂部门口玩。 天刚黑，先到的小伙伴就会齐声喊：西里嗦罗两劈柴，要玩呢，赶紧来，不玩呢烂糟牌！ 听到招唤，小伙伴们就从各自家里跑出来。在厂部门前的广场上玩打死救活，玩躲猫猫，总之，玩那时想得起来的一切游戏。 　　↓ 盐厂厂部（六十年代以后改名盐矿），我家就在对面。 　　那些年，昆洛公路刚通车不久，厂部门前，几乎每天都停满了奇型怪状来拉盐巴的万国货车。红黄绿蓝，什么颜色都有。 停车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些大车中间跑来跑去。 　　有时跑累了，就聚在一起，坐在石坎上猜谜语，讲故事。我经常是主讲，在众多故事中，此时想起其中我讲的一个故事。 说：一个孤儿，靠要饭活着，十分可怜。有一天神仙张三丰云游路过，看小孩可怜，就在他手上画了一枚铜钱，告诉他每天可以抠下三枚。 从此小孩每天就从手心抠下三枚铜钱。过着富不了，也饿不死的日子。 过了几年，小孩又遇见张三丰，他对张三丰说：他的小伙伴们都还饿着肚子，能不能给画一个银锭，他要让小伙伴们也吃饱肚子。 张三丰听后不吭声，给他在那枚铜钱上画了一坨糖鸡屎，一甩手走了。 从此小孩手上的鸡屎怎么抠也抠不完，钱没了，每天还得忍受臭哄哄的鸡屎。 小孩不仅没帮到穷伙伴，自己又回到了从前，需要靠讨饭，才能活下去。 小伙伴们听不烦，听完一遍，还要我再讲一遍。 ……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 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就背起了人生的行囊，离开了这片热土，走上了求学求生的道路。 　　↓ 进入小镇的“跃进桥” 　　↓ 盐矿制盐车间 　　远去了，故乡早年的日子！ 随着1958年的结束，一切都结束了！小镇的人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从此，小镇就再也没出现过这种小摊贩满街摆摊的热闹景象了。 此时，我在昆明的家里，享受着从阳台照进来的冬日暖阳，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半闭着眼，追忆着早已远去的故乡——那个曾经商贾云集，人喊马嘶，热闹非凡的宁洱县磨黑古镇。 剑刊/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