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后改名志清、中正,字介石。 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及军事人物,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h3></br><h3>蒋介石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于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多个重要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h3></br><h3>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讲述蒋介石一生的功过是非,供诸位思考和讨论。</h3></br> <h3>第一大功:领导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h3></br><h3>第一次北伐是1926年7月到1927年的3月,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联合共产党,率领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出发,8个月的时间里边打垮了两个军阀集团,一个是孙传芳,一个吴佩孚,收复了6个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从1928年的4月到 1928年的6月,他又用不到三个月时间,打垮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而且在1928年的12月,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张学良改变旗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辛亥革命以后,从1912年到1928年,这16年的时间中,统治中国的是北洋军阀。由于蒋介石领导的两次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分裂状态,形式上统一中国。</h3></br><h3>第二大功:坚持抗战,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h3></br><h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初期败多胜少,除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和以桂军为主力的台儿庄战役外,1942年由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寇56,000余人,被美国称为同盟国在远东战场之大胜。当时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也肯定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缅北、滇西之战从1943年10月打到1945年3月,前后十七个月。中国军队挺进2,400公里,收复缅北城镇五十余座,解放缅甸领土8万平方公里,收复云南西部失地8万平方公里,歼灭日寇48,000余人。</h3></br><h3>1937年的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党内主和派增多。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防会议:“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中央委员于右任当面批评蒋“优柔而非英明”。司法院院长居正此前就表示:“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18日,蒋在日记中说:“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在“众口”主和的情况下,蒋与于右任、居正谈话:“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其日记云:“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以后,中日之间有过多次秘密谈判。孔祥熙所主持的谈判确有妥协倾向,蒋曾严厉批评。1939年10月,日方以“去汪”为诱饵,企图拉蒋坐到谈判桌前,蒋致函孔祥熙说,“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h3></br><h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蒋提出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10日,蒋致电宋子文,建议制订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计划。31日晚,罗斯福约见宋子文,提出二十六个国家签订《联合国家宣言》,英、美、苏、中四强先行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1942年1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h3></br> <h3>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h3></br><h3>经过抗战,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洗雪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丢掉的土地,随着抗战胜利,通通收回了。因此,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中国战场的存在也拖住了日本的侵略步伐,有力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为了五常之一,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誉。</h3></br><h3>第三大功: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取得较大发展</h3></br><h3>在1928年6月-7月,国民政府宣布与世界各国在互惠原则基础上重新顶新条约,之后一年时间内,中国与世界各国订新约以关税资助条约和通商条约为主,提高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经历九一八事变,1933年福建事变后,政府收回了天津海关,华南海关,福建人民政府自建海关等等多处海关主权,基本实现了全国海关主权的收回,关税收益成为国民政府主要收益。</h3></br><h3>在金融上,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1935年6月3日,财政部次长徐堪,奉命拟定了法币政策的规定,在全国实施了统一纸币制度,就是以法币为流通的纸币,这有利于国家货币的统一与经济发展。</h3></br><h3>农业生产也获得长足发展,以稻谷和棉花为衡量农业发展的指标。在1931年稻谷产量是974,369千担,此后一直直线上升,在1936年稻谷产量为1034,125千担,一共增长了6.1%,可以看到农作物产量增加。</h3></br><h3>在轻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上,国民政府也有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来说也是比较落后。当时中国在法制、政治、外交、教育等领域和世界接轨,也建立相对完善的体系。</h3></br> <h3>民国时期上海外滩</h3></br><h3>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将军在国会发表演说上指出:“在1927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了,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h3></br><h3>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人物:陈寅格、钱穆、季羡林、梁漱溟、鲁迅、胡适、茅盾、老舍、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梅兰芳;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华罗庚、王淦昌、叶企孙、竺可桢、梁思成、邓稼先、钱三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推动了中国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民国时期是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二波文化高峰。</h3></br><h3>第四大功:建设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h3></br><h3>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深刻反省,要求国民党人“知耻”,并推行国民党改造运动,表示将努力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h3></br><h3>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一直宣称反攻大陆,但在事实上则将其中心任务转变为改造台湾、建设台湾。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举措是土地改革。陈诚是蒋的心腹爱将,1948年1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后,首先实行“三七五减租”,于1952年实行土改,至1953年基本完成。台湾地主交出多余的土地,当局用国营公司的股票交换,共征收地主私有土地143,000余甲(甲,约14.5市亩),占出租耕地面积的56%,承领佃农194,000余户,占佃农总数的80%。农民自承领之日起,分十年以实物或土地债券缴清地价。大量农民由此获得土地,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民的主体。自1952至1968年,台湾农业产量增加1.2倍。不少地主变为工商业主。陈诚称台湾土改是一次“不流一滴血的革命”。1967年5月,西德著名电视影片发行人沙赫(Schah)认为,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已跃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1969年,台湾已成世界“十大工业地区”之一,与韩国、新加坡等并称“亚洲四小龙”。1972年,其经济成长率已成为“亚洲最快最高之一”。晚年,蒋愧悔过去未注意科学,提出科学第一,教育优先,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处理问题;还举行县市选举,成为台湾坚持多年的政治举措。</h3></br> <h3>两蒋治理下的台湾经济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使台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台湾企业,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也开始面对岛内日益提升的土地、人力成本,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商还处于观望徘徊状态的情况下,富于冒险的精神的台商就开始来大陆投资兴业。</h3></br><h3>首波台商西进的大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制鞋、成衣、家具、五金等传统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为主,多为中小型企业,分布在广东东莞、中山、佛山等地,大大带动了投资地的经济发展。1978年广东省的GDP位列大陆第五名,但1990年攀升到第一名并长期稳居宝座,这与台商的投资密不可分。据称,以帮Nike、Adidas、New Balance等世界品牌运动鞋代工的宝成集团(在大陆为裕元集团)在高峰期的员工数曾一度接近10万人。</h3></br><h3>台湾影视剧和歌曲对大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台湾影视剧和流行音乐通过电视、录音机、录像带迅速传播到大陆,对大陆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台湾影视剧如《包青天》、《雪山飞狐》、《新白娘子传奇》、琼瑶剧等在大陆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大陆观众的娱乐生活,还传播了新的影视题材和表现形式,为大陆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和经验。台湾流行音乐在八十年代开始影响大陆,邓丽君、罗大佑、齐秦、王杰等歌手的歌曲迅速在大陆流行,成为70、80、90几代人的集体回忆。</h3></br><h3>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所谓台湾独立运动。1950年6月28日,朝鲜攻陷汉城当日,蒋介石命令叶公超向国际宣告:“尽管国民党接受了美国的防御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会放弃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介石的这番话清楚地表达了他反对台独的立场。</h3></br><h3>为了防止“台独”思想向高校渗透,蒋介石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省份、地形等情况倒背如流,在课本中还加入了中华传统文学作品,同时大力推行国语,要求学校不使用台湾当地流行的闽南话。除此以外,蒋介石还长期不允许大学开设所谓的“台湾文学”课程,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等组织。</h3></br><h3>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后,对台湾地区实行戒严,并颁布了针对“台独”分子的一系列法律,同时蒋介石还亲自领导了至少四次大规模的抓捕“台独”分子的行动,并扬言:“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h3></br><h3>第一大过:1927至1937年的十年残酷“剿共”</h3></br><h3>根据统计,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者即达310,000多人,其中国共产党员26,000多人。由于蒋介石的这个严重的过错,或者说严重的罪恶,他使得本来朝气蓬勃的国民党成了保守党,成了腐朽党,成了组织上非常涣散的一个党。也就是说,蒋介石清党剿共,打击了共产党,但是也把国民党毁了。</h3></br><h3>蒋介石对位于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多达五次。至1937年9月6日,中共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蒋对各地苏区的“围剿”长达九年十个月。</h3></br><h3>第二大过:1946至1949年的三年反共内战</h3></br><h3>抗战胜利,国内普遍希望和平。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于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5日,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定。5月,蒋悍然向中共解放区进攻,三年反共内战爆发。这段时期,国民党军队战死171万人,伤36万人;中共军队牺牲136万人,伤28万人。</h3></br> <h3>第三大过:制造花园口惨案</h3></br><h3>1938年5月下旬至6月初,日军在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攻武汉。为了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花园口决堤虽打破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为保卫武汉争取了时间。但同时也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89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h3></br> <h3>黄河水冲下来后直接导致被淹区域粮食绝收,大量人口受到了饥荒影响。更严重的是,黄河水带来的沙质土壤毫无肥力可言,这会导致黄泛区粮食减产。而且被水淹过的地方很容易泥沙淤积,再加上芦苇等植物的生长,会很快滋生蝗虫,于是就有了1942年的河南蝗灾和大饥荒,导致约300万人死亡。</h3></br><h3>炸毁花园口导致黄河泛滥,直接溺毙了数千名日军,并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路线,使得日军无法从北部南下进攻武汉。此外,新黄河成为军事分界线,阻挡了日军向东进攻的步伐,直到1944年以前,日军被长期阻挡在黄泛区以东,难以向西进攻郑州、西安等地。然而,炸毁花园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走势。虽然日军无法从南北夹击武汉,但他们仍然可以从合肥、安庆一线沿长江进攻,最终导致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花园口决堤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远大于日军。</h3></br><h3>第四大过:制造长沙大火案</h3></br><h3>日本侵略军攻入湘北后,国民党军政当局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焚毁长沙市区,造成全城房屋大部烧毁,居民被烧死两万余人的事件。</h3></br><h3>1938年11月,日军攻占湘北重镇岳阳。12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谕,“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部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纵火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下午4时,张治中任命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焚城正指挥,社训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下午6时,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市内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晚10时15分左右,城区警察岗位完全撤除。午夜2时(11月13日凌晨2时)左右,误传“日军已至新河”(汨罗新墙河误为长沙新河),预备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大火持续72小时。</h3></br> <h3>长沙市天心阁文夕大火纪念警世钟</h3></br><h3>长沙大火,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居民被烧死二万余人,大火后安置灾民达六万,更多的人则流离失所。城内建筑多被烧毁,繁华地带的破坏程度尤为严重。大火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强烈要求“严惩纵火犯”。国民党政府为推卸责任,平息民愤,在长沙举行了“军法会审”,并于11月20日,发布事件的处置结果,谓“首要人犯,前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以上三人,责任重大,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并于22日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火灾后自请处分,当局以“用人失察,疏于防范”之名,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h3></br><h3>第五大过:承认外蒙古独立</h3></br><h3>1945年,根据《雅尔塔协定》,在斯大林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与苏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并在1946年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丢失156万平方公里领土。</h3></br><h3>1945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下名为“胖子”的原子弹;于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多达150万的苏军大致兵分四路,向当时驻扎在东北的70万关东军发起攻势。</h3></br><h3>而战争的结果,则是毫无悬念的:已经士气低颓的日本关东军根本无法抵御苏军如同钢铁洪流般的攻势,昔日构筑了数年之久的东北防线,在苏军陆空一体化的攻势下一触即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号称“日本精锐”的关东军就付出了多达8.3万名士兵伤亡的代价,更有近60万的日本关东军因此做了苏军的俘虏,东北长达十四年的沦陷生涯也就此宣告结束。</h3></br><h3>但是,对于东北的同胞而言,胜利的曙光却并没有近在咫尺。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沦陷生涯之后,他们在浑然不觉中便成了苏联按在谈判桌前的筹码:除了计划在二战尾声打击日军外,斯大林令苏军立即出兵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能以东北,来作为要求蒋介石在外蒙上让步的条件。</h3></br><h3>而在接下来和蒋介石的谈判中,苏联更是或明或暗地提出:如果蒋介石无法满足苏联在外蒙上的要求,那么苏联更愿意把东三省交给共产党。经过再三权衡之下,蒋介石谋求一国之主的私欲,终战胜了他那点卑微的公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日,蒋介石令谈判代表团接受苏联的要求,而前往谈判的宋子文则拒绝签字,并辞去了当时外交部长的职务,最终由王世杰签字。</h3></br><h3>第六大过:退到台湾后的反共“白色恐怖”</h3></br><h3>为了巩固统治,自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台湾全岛宣布戒严,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国民党在台湾各地肆意逮捕、屠戮人民,位于台东东方海中的绿岛成为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三十八年中,台湾当局军法审判案件计29,407件,受难者14万人。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百姓。</h3></br><h3>结语</h3></br><h3>综上所述,蒋介石虽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上可谓是成功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斗则俱损,合作才有发展,才会有共赢。</h3></br><h3>时至今日,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蒋介石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关系到两岸的和平发展、中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应该摒弃对他的“过大于过”“历史罪人”的偏见评价,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功是什么,过是什么,功有多大,过有多大,至于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留待后人评说。</h3></br><h3>最后我们来欣赏毛主席1965年委托曹聚仁带给蒋介石的一首词《临江仙.寄友》</h3></br><h3>柳绿花红莺燕舞,京都料峭风微。菊香书屋奏琴徽。明月依旧在,何日彩云归。</h3></br><h3>地覆天翻君亦老,东征北伐声威。草山薄雾拂单衣。我今寻老友,把手话心扉。</h3></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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