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也辉煌，罗马也堕落

路上老僧

罗马也辉𤾗，罗马也堕落

文/陆幸生

罗马兴亡史的启示

近期痴迷古罗马史，读了一些书籍。发现这个城邦制王国从共和乃至帝国历史转变，其间所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几乎都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留下类似的踪影，构成了历史风云变幻的波诡云谲。

作为历史发展的推手，勾连其间的往往是豪门大家族的血统在高低贵贱地传承转换中，垄断着权力，霸凌着财富。政治权力当然与家族财富和经济利益相关，于是有了对外的扩张掠夺和对内的横征暴敛中，累积了家族显赦功业及无比荣耀，搭建了问鼎权力中枢的阶梯，再以更大的政治权力攫取天下财富，从而形成从共和贵族寡头政治到超级大国帝国政制的构建，走上定于一z的独c统治之路。

罗马历史上，格拉古兄弟的平民式政体改革被血腥地扼杀在的摇篮中，尽管他们都是显赫的贵族出身，证明了体制本身已丧失纠错功能。贵族恺撒的帝制式政改，在初步成功后，却被共和残余阴谋刺杀，最终由他的甥孙屋大维完成，在历史上被称为“罗马革命”。被视为 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古罗马史学者罗纳德•塞姆在《罗马革命》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

当罗马贵族将国王逐出罗马城之际，他们精心地保留了国王的权力，将至移植到两名每年换届一次的行政长官手中，尽管他们不得不暂时承认平民同自己一样，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但个别显赫的贵族氏族，如瓦勒里乌斯家族、法比乌斯家族、科纳利乌斯家族、克劳狄乌斯家族、艾米利乌斯家族和曼利乌斯家族一同构成了贵族内部的特权团体，也就是所谓的世家大族。他们掌握着不可一世的、如同国王一样的权力。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元老院也可以因为手握实权而趾高气昂；他虽然承认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却可以在现实的限制这种权力的行使。两位执政官固然是政府最高首脑，但政策主要是由前执政官制定的。这些人和元老院一样，并不按照成文法进行统治，而是依照自身具有的权威。两位执政官中声望更高的一位则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第一公民”。

执政官头衔不仅赋予了获得者暂时的权力和终身的荣耀，他还可以让一个家族永远光耀门楣。在元老院（它本身就是一个寡头阶级）内还存在一个叫做“显贵”（即前执政官家族的后人，其出身或为贵族，或为平民）的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成员都会把执政官这个最高行政职务视为其祖上的巨大荣耀和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参见《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2页）

罗马的执政官为最高政府首脑，任期一年，每年秋季全体市民公开投票竟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执政官为两名，不但有任期限制，还有资格限制，必须有从军经历，才能踏入政界从财务官、法务官、监察官等等中低级职务做起，培养执政经验，历练人生履历，即便贵族子弟也必须一步步台阶式晋升，这是罗马法规定的程序，任何人不能例外。此外，为了防止贵族垄断权力，还设立了与执政官平行的保民官，有一票否决执政官法案的特权。执政官、保民官可以连选连任，退任后直接进入元老院。

执政官不仅治国理政，在国家发生外患或者内乱时，按照元老院授权直接统兵出征，兵员来自招募，直至战争结束，必须在罗马和行省交界的卢比河对岸解散军队。统兵越过卢比孔河视作叛乱，元老院发布“最后通告”为“人民公敌”。但是，这些高级将领在开疆拓土中建立的威望并不因为军团的解散而消失，他们有自己的后援也即追随他们打江山的骑士阶层和无数退伍老兵，包括奴隶军团获得平民身份、分到土地的大量农民、手工业者。

到了共和后期，战争中崛起的军人集团以武力为后盾操纵选举，架空元老院，或者干脆统领子弟兵跨越卢比孔河，直接威逼首都策动叛乱，在屠杀中建立恐怖政权，比如马略、苏拉、恺撒等军阀寡头，为各自的政治目的动用军事手段，严重动摇了以元老院寡头贵族为太上皇的特权集团的统治，建立军人寡头集团的统治，由集体而逐步过渡到定于一z的元首独c专制帝制。

这似乎也是符合打天下、坐天下、享受天下的人道纲常伦理的。过去讲究“君权神授”，古罗马的神来自希腊神明的沿袭和转化，只是换了名称而己，如众神之王宙斯变成了朱庇诺等等。那么罗马七丘之首王罗慕洛乃是战神马尔斯的后代，凯撒乃至屋大维的先祖就成了爱神阿弗罗狄特，这种攀附乃是寻找君权神授的原始根源，而为执政合法性杜撰根据。

当然罗马社会是开放的，在血与火的征服中神仙队伍也在不断开放，由开始的三十多神至后来随着对外不断扩张，各民族神的的不断涌入罗马帝国的神谱，才有了哈德良王朝时期罗马广场那座宏伟壮阔的万神大殿落成。大殿和罗马元老院议事大厦遥遥相对，元老院在帝国时期，虽然大部分时期是橡皮图章似的花瓶，但是在元首失德，权臣乱政时期，依然可以在权贵家族的操控下宣布“元老院最后通告”宣布执政者为“人民公敌”动用军事力量进行诛杀，如暴帝尼禄，就是被御林军追杀处死，尽管他的血统很高贵，但是在动摇了统治集团的执政基础，民众造反，他只能去死。

罗马的社会是民主的，开始的部落酋长似国王形成王政，王政扩张，形成打江山中坐大的家族因循内部程序而以武力为后盾的轮留坐桩当国主政，最终权力因贪腐导致王权被民众推翻。

共和崛起，城邦拓展，在军事征伐中军功骑士阶层溶入贵族队伍，象征权力的血统中又注入了新鲜血液。平民借军功而加入贵族队伍，奴隶凭借勇武在主子开疆拓土中改变身份，逐步实现家族血统的转换。因而才有了相当于古罗马王政共和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赵老太后对贵族后代"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且又多挟重器，广积财富，挥霍无度，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导致江山社禝"高岸为谷、山谷为陵”般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沧桑巨变。于是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血统的变质由高贵滑落成卑贱。这就是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转变为刘邦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直至梁山好汉李逵提着板斧“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江山变易，出现了高贵血统从至上宝座的跌落。

罗马军阀马略、苏拉、恺撒又何尝不是如此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首席公民”执政官、独C官和“人民公敌”的身份中不停地变换着，得道者鸡犬升天，落败时家族株连。罗马内战中血流成河，染红了元老院的台阶，头颅堆满了元老院广场前的演讲台，都是曾经血统高贵贵族元老及其家属子女，和当年中国明王朝成祖皇帝“靖难之役”杀进首都南京，诛戮建文帝群臣及其子女无异，权力斗争的残酷，古今中外如出一辙。

君权神授的虚伪和荒诞

其实所谓血统并非天道自然，而是王道人为，本质上是霸道特权在主宰天下时，自我编造的神话而己。这种神话的人为杜撰，在古今中外的史书中屡见不鲜。血统的高贵而体现在姓氏上：罗马姓名的复杂赘牙诘齿体现伟人名讳竟然包括家族名、父名再到本人名，这种习俗延读到欧美，人们从姓氏上就明白某人的贵族血统。

平民出生的人姓名往往很简单，如平民出身的军阀马略的名字就叫盖乌斯•马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打败迦太基的罗马总司令西庇阿的姓名就要复杂得多：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马略只有娶了贵族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家族的女人尤利娅，成了贵族的姑爷，官场升迁才借助家族势力节节攀升。这种政治联姻在罗马乃至欧美国家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利娅是罗马帝国开创者恺撒的姑妈，七次当选罗马执政官的马略，自然在融入凯撒家族谱之后也成为恺撒家族的骄傲。

随着共和国疆域的拓展，行省由全意大利扩张到欧亚非，贵族血脉贲张，源源不断流入各地，原来几大家族控制的共和贵族寡头政冶，最终定于一z而成独c专制。

血统问题在成王败寇的丛林政治中变革中转化起落，其中渗杂着平民与贵族激烈而血腥的爭斗。

帝国肇始，基督教兴起，万神教也逐步衍化为以上帝耶和华为首的一神教，待到创立教会头目的耶稣被犹太教元老举报，遭到罗马驻耶路撒冷总督判决被钉上十字架以后，又在民间的舆论中复活升天，自然也成了上帝之子。此类教会以严密的组织严格的信仰开始只是民间反抗强权的帮会组织，因危害帝国执政基础，早期受到帝国残酷迫害打压。

然而，在公元六世纪中期，法兰克王朝宰相丕平为了篡政，贿赂罗马教皇，被戴上王冠。矮子丕平为回报教皇恩德，赠送了教皇一大块土地，教皇取得了世俗统治权，且又获得了对于世俗君王废立的特权。教权一旦与王权交媾野合，迅速坐大后，便形成宗教帝国。罗马教皇介入世俗权力的对外扩张，显得肆无忌惮而格外猖狂，因为世俗的帝王必由教皇加冕，才取得“君权神授”统治合法性。

罗马教皇先后组织那些政教合一的王国"九次十字军东征"荼毒世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后来又延伸至旧教与新教国家的持久对立，欧洲各国战乱频乃，民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延续到法国路易十五时期，已经形成国王、教会、贵族之间的三大利益集团的特权统治，最终导致在路易十六时期的矛盾总爆发，贵族血统再次脆断。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贵族姓名就是血统的标志，因而所谓奥尔良公爵立即将自己名字改成“平等”这位被称为“红色贵族”的公爵，在骨子里还是对革命充满恐怖的，偷偷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国外，他因此被送上断头台。小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只到“七月革命”巴黎民众暴动，推翻波旁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查理十世的统治，他才圆了奥尔良家族对于法国王位多年觊觎的梦。但是他也不敢自命高贵，知道他的登基，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人民既可以选择他，也可以推翻他。他的大表叔查理十世就是不明白这个理，企图复辟旧王朝，最终在垂暮之年再次流亡海外，终老异国他乡。

贵族血脉在战乱之中的天壤之变异、脆断，持续演出一幕幕悲壮惨烈的江山变易、王冠落地的大剧，从而完成向中世纪黑暗向近代文明的转型。教廷内部的权力腐败与生活的骄奢淫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与世俗王权主导下的宫廷无异，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只是由于王国和教廷严格的书报刊审查制度，那些秽闻才不至外泄，在刀剑和愚民中驭民维特着政权的合法性，王权教权才继续地联合着神圣下去，并急速地滑向腐败深渊，王国也就到了倾覆的边缘。

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查理十世都是顽固的基督教徒，在这期间的英法战爭，其实际就是基督教与新教的宗教战争，领土与利益的爭夺打的尽为宗教旗号。直到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建政后才明确规定了宗教融合的政策，完成"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政教分离。宗教信仰严格限制在道德精神领域，绝不允许介入社会政治权力。

挽歌高唱的焦虑和恐惧

罗马帝国后期坐江山、享受江山时间日久，前辈创业时掙下的基业已消费得几近竭尽。在帝国末世君主罗慕洛王朝被日耳曼僱佣军头目绑架后，朝政日益腐败，导致胸奴铁骑入侵，帝国危亡，演化到了最后的保特权保江山的垂死掙扎。如果那时没落贵族们成立什么罗马贵族血统俱乐部或者军团后代联谊会，西庇阿、加图、马略、苏拉、凯撒、庞培、奥古斯都、哈德良、安东尼的后人们，集体去台伯河畔瞻仰先祖罗慕洛茅屋故居，去万神庙庄严的大殿在罗马军团神圣的鹰旗下宣誓"钢气节、英堆胆、洒热血、捍江山"，在前辈横扫欧亚非大陆，开创帝国的凯旋门下，热泪盈眶地朗诵着马屁诗人贺拉斯对于帝国元首奥古斯都的高调颂扬，后代们的心情是何等激动，热血是何等澎湃：

执著追求正义目标的人

无论是公民们疯狂的邪恶反对

无论是威吓的暴君表情，

都动摇不了他的坚定信念。

无论是奥斯特尔、那汹涌澎湃的

亚德里亚海的暴躁主人，无论是雷电之神

朱庇特的强大有力的手也是如此。

如果天穹塌下来压在他身上，

他也不会惊慌失措

正是由于这种品质，波路克斯

和流浪的赫丘利斯才上升到星光灿烂的天庭

而奥古都斯都将斜卧在他们中间

用朱唇吸吮甘露

（见贺拉斯《诗歌集》第3卷、第3首，本文引自【英】特威兹穆尔著、王以铸译《奥古斯都传》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页）

帝国生死存亡之秋贵族后代们的奇葩举动，请诸公一定不必感到奇怪，历朝历代没落贵族对于江山社稷的钟情，其实是对当年前辈当政时期特权的怀念，回顾前辈业绩，乃是对某种丧失江山社稷，遭到政治清算的焦虑的精神安慰，是一剂重振血脉传承罗马精神强心剂。就如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保王党俱乐部一样，到了贵族们的聚会，奴仆唱名介绍来宾首先介绍的是贵族的头衔，在按照某王爷、公主依爵位高低到公、候、伯、子、男的子孙排列主宾坐席，如同某些后代们聚会，首先介绍的某主席、司令、将军的儿孙，个人身份的符号反而湮没在祖先血统的光环中，逐渐失去了本我，也就是失去了人的个性，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忘我无我了吧。

在那些近乎神圣的仪式完毕后，吃吃喝喝，在半醉半醒之间，回故起前辈的业绩和功勋热泪盈眶，心情激动难以自抑，多半是对特权留恋宣泄，其实他们和前辈们出生入死的业绩没有半毛钱关系，有的只是血统没落的悲哀，这就是“罗马也繁荣，罗马亦腐败"后的坠落，也可叫作"罗马也辉煌，罗马也没落”后自卑和自我解脱。

贵族后裔们叫嚣和悲鸣的只是一曲王朝挽歌而已。"天潢贵胄"也不过是自我陶醉的宣泄和自慰。而不是肉体凡胎不分贵贱的天然属性，所谓人上之人，乃是站立在权力财富之上的快感，威权坍塌之际，便是血脉脆断之时。从创业之主罗慕洛到没落之主罗慕洛是帝国兴亡的天命所归，也是自然法盛极必衰原理演绎的必然结果。

于是从古希腊罗马自文明史以来，才有了民主与专制、民权与王权、改良与革命的改朝换代或者和平交接权力，贵族寡头、财阀巨族、平民百姓在法治民主共和框架内共享权利的历史。血统的问题才变得相对简单了些，有时贵族只是某种荣誉与头銜并不意味特权和财富。如经过"光荣革命"后的大英帝国、反殖民战争后的协商建政的美利坚合众国、走过法国大革命风雨的法兰西共和国。在英国当下女王每年的骑士受勋己完全平民化，针对社会杰出人士包括流行歌手均可授予骑士勋位勋章，这些贵族只是各行业杰出人士中的代表，贵族精神意味着对社会、国家的责任。贵族而不享受特权与平民无异，血统回归自然法也即"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力"。再去发那种"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似的没落贵族感叹，既显得悲哀而又十分荒唐。曹雪芹生活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即是英法美的启蒙运动到大革命时期这段风起云涌，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时期。而这段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转化在中国是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