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 遵义流韵一一纪念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八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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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不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荼毒，毅然率领千余名浙大师生员工和家属从浙江杭州开始了艰苦卓绝、慷慨悲壮的“文军长征”。自1937年9月起，首迁浙江天目山、建德，次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一路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途经浙、赣、粤、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最后于1940年元月落脚贵州遵义。2月下旬，二、三、四年级即在遵义恢复上课；5月，湄潭分校校舍大体落实；10月，湄潭永兴得以接纳学生。最终，学校以遵义县（今遵义市红花岗区）为校本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部分和校长办公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等行政机构设置在遵义；湄潭县为分校，安置了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部分；一年级则由短暂办学的贵阳青岩转至湄潭县的永兴镇。以此一校三地的格局，坚持办学近七年，直至1946年5月，方渐次复员东归，回到杭州。
在遵义办学的七年里，浙大师生把竺可桢校长力主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奉为圭臬，秉承科学救国理念，潜心追求科学真谛，不顾教学条件艰苦，生活环境恶劣，在简陋的教室中教学，在昏暗的油灯下研习，焚膏继晷，弦歌不辍，完成了破茧成蝶的艰难蜕变，实现了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向全国知名大学的崛起和转型，取得了斐声中外的办学业绩。
西迁肇始时的浙大，仅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随迁教授、副教授70人，学生460人。到1946年从遵义复员时，已有文、理、工、农、师范等5个学院27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1个工场，1个农场。教授、副教授210人，在校学生1963人。七年间，共毕业学生1857人。
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确定的首届81位院士中，浙大就有4位。他们是：竺可桢、苏步青（数理），贝时璋、罗宗洛（生物），都从遵义、湄潭走出。
自1955年起，浙大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的众多院士中，就有49位任教或就学于西迁中的遵义和湄潭，仅次于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建的西南联大。具体情况如下：
1、 教师2 5人（遵义13人，湄潭1 2人）
遵义：文学院：竺可桢 任美锷 黄秉维 涂长望 谭其骧 （5人）
工学院：刘恢先 苏元复 钱令希 梁守槃 钱钟韩 徐芝纶 蔡金涛 吴征铠（8人）
　　湄潭：理学院：王 序 王淦昌 王葆仁 贝时璋 卢鹤绂 冯新德 苏步青 张肇骞 陈建功 罗宗洛 谈家桢（1 1人）
农学院：蔡邦华（1人）
2、 学生2 4人（遵义13人 、湄潭1 1人）
遵义：文学院：毛汉礼 叶笃正 陈吉余 陈述彭 施雅风 谢义炳（6人）
　　工学院：张友尚 张直中 候虞钧 徐承恩 徐 僖 郭可信 黄文虎（7人）
湄潭：理学院：李政道 胡济民 施耐教 姚 錱 钱人元 程开甲 程民德 谢学锦 戴立信（9人）
　　农学院：朱祖祥 施履吉（2人）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4位来自浙大，其中的两位——王淦昌、程开甲就在遵义和湄潭工作、学习过。
浩瀚天体中运行的点点繁星，有30余颗以古今华人的名字命名，其中就有4颗属于西迁办学时的遵义、湄潭，他们分别是：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学家贝时璋，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艺术家丰子恺。
此外，还有包括梅光迪、郭斌龢、王焕镳、张其昀、叶良辅、张荫麟、费巩、张绍忠、郑宗海、王国松、王琎、胡刚复、舒鸿等数十位享有盛誉、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先生”，对浙大在遵义、湄潭的崛起，可谓功不可没。
难怪，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博士两次考察在遵义、湄潭办学的浙大后，颇有感慨，把浙大与西南联大相提并论，称赞“联大浙大不啻牛津哈佛剑桥” （1944年12月16日《贵州日报》），而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李约瑟著《从贵州到广西的科学》），时任《东南日报》记者的查良镛（金庸）更是直接把浙大称为“东方的剑桥” （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
在遵义办学的七年里，浙大师生对标竺可桢校长提出的“处处以国家社会为念”的“爱国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担道义，一次次在抗战大后方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他们组织了“黑白文艺社”“塔外画社”“质与能”“黎明歌唱队”“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等社团，从街头义演、宣传到“倒孔”游行，从赈灾义卖到战地劳军，从“生活壁报”的创办到“国是宣言”的发表，筑就了抗战后方与西南联大齐名的“民主堡垒”，也激发了遵义百姓的爱国热情，助推了遵义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在遵义办学的七年里，浙大师生谨记竺可桢校长“不应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的“服务精神”，感恩遵义人民的热情接纳、鼎力襄助，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深情地回馈他们称作“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
浙大史地系师生对遵义地质地理地形的勘测，土壤的分析，气象的测候等，成就了由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使之成为继《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之后，地方志编纂直接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开创性成果。谭其骧《播州杨保考》立意之深远、考辨之缜密，即使在今天，也为一般学者难以企及。刘之远团溪锰矿的发现、探测和研究，为后来遵义锰矿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子恺、赵恺一行的“子午山纪游”，享有民国时期“兰亭集序”的美誉。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以他在电机工程方面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被誉为“给遵义送来光明的人”。其他如遵义中小学师资的培训提高、文艺体育活动的普及推广乃至遵义烟民吸食鸦片的戒绝，都让遵义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在湄潭，江恒源、王琎、苏步青、钱宝琮等名流发起组织的“湄江吟社”，以一首首满含家国情怀的诗词之作，或借景抒去国怀乡之情，或托物言文化守护之志，为号称“小江南”的湄江注入了涓涓清流；浙大农学院师生在水稻育种、茶叶、马铃薯、五倍子、刺梨等的研究、种植和推广上，尽心竭力，成果斐然......
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桩不是充溢着浙大师生的赤子之心？哪一件没有凝聚着浙大师生的拳拳之情？哪一桩不是呕心沥血？哪一件没有感人肺腑？可以说,如果没有浙大师生的辛苦付出，就不会有遵义铁合金公司、遵义化工厂等曾领先全国的企业，也不会有湄潭“翠芽”的清香四溢，“遵义红”的闻名遐迩。更不会有张其昀在《遵义新志》中的感慨“遵义县教育之普及，虽江浙各县，罕与伦比”！
诚然，这一切都离不开竺可桢校长极力提倡、身体力行并确定为校训的“求是”精神。这校训1938年底在宜山提出，振聋发聩；这精神用七年时间在遵义磨砺，日臻完善。她不但成为浙大师生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成为浙大在遵义发展、崛起的力量源泉，而且已经深深植根于黔北大地，融入“遵道行义，自强不息”的遵义城市精神之中，成为多元包容的遵义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遵义人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尤为重要的是，这“求是”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科学家精神”一脉相承，和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关系密切。而为“求是”校训张目的浙大校歌就是在遵义诞生、唱响，一直延续至今的。

这一切也让人不期然地想起1961年6月15日，竺可桢校长重回遵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后，在留言簿上写下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七律”：
一别遵城十五年，重游旧地如登仙。
红花岗上千株雪，湘水桥边万斛田。
厂矿商场既满谷，园亭黉舍亦连绵。
播州自古称穷僻，黔北于今鞭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