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田于阗石窟

喜马拉雅艺术空间

古代的于阗，在新疆和田市一带，是西域时期最主要的城郭国，是古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一站，也是西域大乘佛法兴盛之地。当年印度佛教传入西域，这里就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

殊不知，近两千年之后，曾经的桑田和城郭变成了沙漠，很多古代遗迹被埋藏在茫茫的沙海，尽管如此，但也逃不脱许多西方探险家来这里挖掘“宝物”。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古学家的保护、发掘，大量遗址重见天日，特别是大量唐代遗址的发现和出土，揭开了于阗唐代佛教美术的繁华景象，以及背后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不得不让全世界为之瞩目与震惊。

一、文物的发掘与掠夺

于阗，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这个西域城郭国的名字才被历史记载，更多地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野里。唐代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时，曾途径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于阗，他在《大唐西域记》里称于阗为“瞿萨旦那”。

从汉代开始，每个时代众多的遗迹都深深埋在了黄沙之下，一直不为人知。1893年法国人杜特义·德·兰斯、费·格勒纳尔率先带领考察团进入西域探险，经过和田时，在约特干等地收集了一批陶俑、陶器等文物带回欧洲，展出时曾引起世人对和田的关注。

从此，和田就在再也没有平静过，世界各地的探险家纷纷光顾和田地域，甚至深入沙漠腹地寻找历史遗迹。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二次来到新疆考察，在和田沙漠深处挖掘出著名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他对和田探索的记载，也让后来更多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寻迹而来。

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文物“盗贼”，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在1900年至1930年之间，曾四次来到我国新疆与河西地区寻找文物，不仅抢走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还写出了一本《古代和田》书籍，讲述了自己四次探险经历，书中用了百万字的内容和三百多张图片记录探险的全过程。

特别是在达玛沟一带遗址的大规模系统挖掘，还有热瓦克佛寺、丹丹乌里克、雅艾勒克、巴拉瓦斯特等遗址，他的探险经历震惊了世界各国，中国丰富的文物遗产也震惊了世界。

不得不说，被中国称为“文物大盗”的斯坦因，他的破坏和盗取行径引起了中国考古界的愤怒，也让世界上的考古专家怒骂。其实，这也是中国人伤痛，那时的中国还处在解放前时期，国内的纷争，外强的纷扰和强夺，谁还能顾及中国的文物流向海外呢。

同时，在1902至1914年之间，日本由大谷光瑞、渡边哲信等人组成的大谷探险队又三次前往西域及河西地区，他们也在和田掠夺了大量文物，很多被带回日本，后来还有一小部分留存在东北。

在以前有说到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大谷探险队曾在苏巴什遗址盗走了一个国宝级的舍利盒，如今还藏于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盗取我国珍贵的文物至今还有很多尚未归还。

上世纪初，德国人也曾到和田考察，并盗走了大量的文物及壁画，现收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1927年4月，“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中国史学家徐炳昶和瑞典斯文·赫定为主要带队，在1927至1935年之间，他们对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大规模、系统地进行了地质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在内的多学科考察，最后取得丰硕成果。

当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也参与了这次考察，后来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著作中详细地记载了对“和阗北沙碛中的遗迹”、“达摩戈一带古址”、“克里雅河及喀拉墩”等遗址的考察状况。

作为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曾很多次来到新疆考察，他不但在和田等地考察古遗址，还在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等地也进行了考古和发掘，并取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研究成果。

综合一百多年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外国的文物盗贼，其中不乏有大量的西方探险者和文物贩子，他们都纷涌而至和田，大肆掠夺中国的文物。比如美国、芬兰、俄国、德国等所谓的探险家，如今这些被掠夺的文物大都藏于各国的博物馆内。可以说，这是中国百年的耻辱史。

对和田遗址文物的劫掠，留下的不仅满目疮痍的遗址，还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伤害，那些现存于国外的大量文物就是有力的见证。倘若文物有灵，它们此时也许在哭泣和悲伤，期望能有一天回到祖国的怀抱。

二、梳理和田出土的文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1979年，国家、新疆及和田文物部门对洛浦县买力克阿瓦提汉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并清理出小佛像、坐佛像(残)、石膏质壁画残片等早期佛教艺术遗物，为佛教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从1988年开始，中日联合尼雅遗址考察活动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了长达九年的科学考察，中日双方专家清理民居、佛寺等遗址，并获得了大量文物与文书。其中就有被大家熟知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重要丝帛文物，这些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为后人留下了悬念和求知欲。

1993年，新疆和法国联合考察队，分别对克里雅河流域的喀拉墩遗址和圆沙遗址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考察与发掘，出土了一座佛塔和两座小佛寺，还在克里雅河下游的沙漠腹地发现了汉代以前的墓葬群。所发掘的佛寺遗址年代为公元三至四世纪，出土了数片石膏质、绘有交脚、跏趺坐佛像的壁画。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喀拉墩六十一号、六十二号佛寺进行了重新挖掘，发掘出了绘制于公元六至七世纪罕见的多臂菩萨壁画残片及金银器。

2002年，“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研究项目”在新疆和田启动，专家们先后四次深入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科学考察，在保护佛寺壁画的同时，发掘和采集了钱币、陶器等文物。2002年和2010年，又对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先后出土了大量壁画、塑像、擦擦等佛教文物。专家综合壁画风格与所出文物判断，遗址年代应为公元六至九世纪。

无论是被外国劫掠的壁画，还是后来我国出土的文物，那些佛像的脸型，看起来非常丰润饱满，线条也很柔美、刚劲、逼真。大多壁画以铁红色为主，人物线条优美、流畅、刚劲，柔韧舒展，极具于阗佛教绘画的特征，这对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和田唐代佛教文化的见证

唐代是西域佛教鼎盛时期，当时的于阗又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根据专家们发掘的遗址梳理，有好多处属于唐代的佛教遗址，经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这些出土的唐代文物，充分体现了西域文化的脉络。

首先是达玛沟水系的丹丹乌里克遗址。这是斯文·赫定首次发现了该遗址，他只是进行了简单发掘，临摹了佛寺上的千佛壁画。而斯坦因则在这里系统地发掘出古城中的八座佛寺，并将大量佛像、经典、文书带回了英国。后来中日专家也在此发现、揭取了佛寺壁画等重要考古资料。

该遗址宗教绘画主要有壁画、木板画两种形式，壁画多为千佛图像、单身立佛像、多面多臂神灵像、骑马人物、供养人等。木版画则分为横式、竖式两种，横式主要为故事画，重要的诸如“蚕种东传”和“鼠王传说”故事画等，都是出土于丹丹乌里克遗址。

其次是达玛沟水系的喀达里克遗址

斯坦因在这里也进行过系统的发掘，该遗址的寺院年代与丹丹乌里克遗址接近，因为后来从这里清理出过唐代的钱币就证明了这一切。该遗址曾出土了壁画、泥塑、梵文、古吐蕃文文书、彩绘木板画残片等文物。壁画的题材主要有千佛、位于寺院墙下部的供养人坐像，另外还发现了毗卢遮那佛壁画，再一次见证了和田的历史。

第三是达玛沟水系的巴拉瓦斯特遗址

斯坦因在这里也劫掠了大量的佛像碎片、丝绸、木简等文物，其中包括采用晕染手法绘制的菩萨壁画。该遗址的壁画题很是丰富，主要有多臂神灵、毗沙门天王、毗卢遮那佛、单身佛像或菩萨像等，有力地印证了和田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

第四是达玛沟水系的托普鲁克墩遗址

这里共发掘三处佛寺遗址，出土的壁画题材主要有说法图、千佛、多臂神、骑马人物等，以及唐装供养人像、吐蕃人像，还有部分木板画，题材是罕见的千眼佛、白衣神像等。可以想象，唐代的和田佛教文化发展是多么地恢弘与盛大。

第五是安迪尔河畔的安得悦古城

当年的斯坦因在古城中心的寺院中发掘出许多婆罗迷文、汉文、吐蕃文的文书，还有塑像、壁画残片等。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了唐朝官员的题记，可以证明是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切实提供了吐蕃占领于阗的年代，有助于新疆的历史研究。

第六是墨玉县的库木拉巴特遗址

在这里发掘了三处佛寺遗址和一处墓葬群，出土了壁画残片，石膏佛像和装饰残块多是彩色装饰。而壁画题材有千佛、弥勒佛、动物、供养人像等，又一次见证了于阗佛教文化。

综合以上遗址的发掘，不难看出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达玛沟水系，毕竟水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唐代的西域僧人仍然按照“依山建屋，逐水而居”的模式，在于阗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寺院，奠定了佛教东传的基础。

从出土的佛教文物看，于阗不愧是“西域佛国”，早年的精美壁画，就连龟兹（今库车市一带）地区的石窟也是少见，应与佛教最初东入西域有关，然后再逐步向北向东传播，因此便在于阗地区保留了最原始的雕塑和壁画。如今，无论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还是佛教精妙艺术的展现，都将为新疆历史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