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

理瑜

　　事情的间隔仅仅只是十天，写上一篇这类悼念性质文字的时间是12月4日，情绪似乎还没有完全舒缓过来，而今，又不得不重提旧笔，心情更为沉重。有些事，或许就是天份缘定。这次返乡的目的，是为了我老母亲的病情，不意却碰上了傅之潮老师的丧讯。这丧讯，原本我也是不得知，又恰逢傅老师的一亲戚作客我家，桌上顺嘴一说，当时差点让我震掉了筷箸，怎么的也不太相信。因为就在今年三四月份，老妻在上饶医院动骨科手术，我与汪彩萍大姐两夫妇，一同还在他家蹭过一顿午饭，饭间，他还坚持要斟一小杯酒陪我，知他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再劝，勉强就凑了那么几小口。

在席间，因不许他喝酒，傅老师还有点小情绪，说，这不能喝那不能吃，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没曾想，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话语与教诲了。

论起我与傅之潮老师的交情，则必须迴溯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完全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二十出头不多。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几年，一切过往被“打倒”、“推翻”的法律制度包括机构设置，都在慢慢恢复，文联也在其列。

当时的县文化部门集中之地，是在罗家桥稍前点的一处大院，过去属县天主教堂教士们所住的一处院落，向南是县医院，向东是百货公司的仓库，向北则是惠济河，向北的大门囗，则是大街店面，新华书店、广电局、理发店、照相馆一併排开。而县文联，则龟缩于靠北的一间办公室里，编制很少，正式的就那么两三个人，吕老师当时兼着秘书长与书协主席的职务。

那时我有点初生牛犊，听了别人一个故事，一时心潮澎湃，便写了一个不算太短的中篇小说，苦于无处论证好与坏，恰好我有一要好同学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文化局工作不久。经他介绍，傅老师约我一见。这之前，我曾多少了解了些傅老师的为人处世、文风趣味，知他的成名之作是七十年代的一个短篇小说《师傅的扳手》，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原版，认真拜读过一番，深为折服。所以，傅老师答应约见，便感觉特别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如约前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从一堆不知名的稿子里抬起头，但并未放下手中的钢笔，打了声招呼，说，稍等一下，写完这点就行了。我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一头浓密的自然卷发，一副啤酒瓶底似的高度近视眼镜，半落在高挺毕直的鼻梁上，左手夹着一支香烟，余烟袅袅，不经意的时候，习惯性地往唇边塞去，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缸长长短短的烟蒂。那时他年纪也就约摸四十多点吧，稍许深刻的抬头纹，时不时地变换着位置，这是完全沉浸于工作之中的状态。

我有点于心不忍打断他的工作，便回头望了望我身边的同学，意思就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下次再来。同学轻摆了一下手，示意我稍安勿躁，再等一等。几刻钟后，他终于放下手中的钢笔，正了正半坠的眼镜框，然后将摆在桌边上我的那份小说稿拿到手上，说，你的这篇稿子，我已经看过，故事情节很好，但是……之后，便谈了一些修改意见及看法，不隐讳也不抬高，但我听得出来，他的表达方式，多少还是照顾我这样初出茅庐初学者的情绪的，免得打击了我的信心。后来，这个中篇又经他的亲手修改润笔，虽然说没能在全国有名的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然而却被他收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结集《傅之潮作品选集》之中，文末注明：本篇与石礼玉合作，写于1986年，1988年改定。

之后，随着接触，随着熟，随着了解与相知，虽差了近二十岁的年纪，但傅老师一直不肯以长辈为居，是他自己定性，说为兄为师、亦师亦友。

差不多三十年前吧，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追述我们八十年代末一次酒会的经历。那情形，我同样记忆犹新。当时《上饶日报》文学版的纪编辑来铅山，我做东，正值天寒地冻，我就便找了个公司对面的小餐馆请客，从傍晚5点，一直到半夜一两点。那时的老县招待所还在，处在狮江大道的正中间。那年天气也特别寒冷，小火锅吃到小半夜，天上便飘飘洒洒下着了雪，至送纪编辑回到招待所时，地上已经积下一层薄薄的雪。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当时的门卫裹一翻毛军大衣，横刀跨马愣是不肯我们进去，趁着八分酒兴，便与门卫怼了起来，差一点点就直接上了手。还是之潮老师理智些，劝住了我们。之后，看他状态也不是太好，便坚持送他到家。他坚死不肯，骑一二八大杠原地表演了一番，意即表明他啥事没有，见此，我们也没太坚持。讵料第二天，我半惺半忪，去到文联，我同学说，昨晚他连人带车倒在老河一小的大门口，雪盖半身，还是梁阿姨不放心，手执电筒一路循来，走至半间，觉那倒地的自行车有点眼熟，走过头又返回来，才发现傅老师半身覆雪，酣声如雷，顾自畅游周公之乡。

有关这一段趣事与记忆，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并呈现给他看过。之潮老师说：现在不要发，待我死后你再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因此至今，这篇文章我一直让它静静的夹在我的书页中，而至此以后，我也决计就让它保持这种状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我身在当时还是比较热门的职业——商业部门，其他的“特权”倒也没什么，但近水楼台，一些平常百姓比较难买到的物资，到底还是较之局外人更方便些。恰逢副食品公司处理一批积压已久的库存商品，其中就有“茅台”酒，因价格过高，无人购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记得我当时的月工资还只有32元左右，而茅台的处理价是16元一瓶，一瓶酒就值了半个月的工资。好在我当时结婚不久，没养孩子，一咬牙，便买了一瓶，一直放在家，也舍不得一人独饮。某一日，在文联坐而闲聊，心血来潮，便邀了之潮与在座的几位去干那茅台，匆匆忙忙搞了几个小菜，一行人拥在我家的小餐桌前，用打火机烧掉红色外皮，一拎开瓶盖，那种纯粹的酒香，瞬间就在空气里弥漫开来，丝丝缕缕，直击馋心。其实在这之前，喝酒固然够多，但喝茅台，我也是第一次，他们也是，于是乎便显现出一种不约而同的仪式感。一口泯在嘴里，舌齿共香，醇厚绵远，似无数的酒分子被一口爆裂，瞬间氤氲到每个感官的细胞。在那个年代，是绝不会喝到假茅台的，真的不能再真。当然，一瓶茅台远不能够满足我们几人当时的酒量，一瓶茅台充其量只是酒桌上的开胃菜，接下来的情形可想而知，反正是人人都喝得扶墙而走，而我则直接就断了片。

我一直尊称之潮为老师，但他老是谦虚，说，我俩亦师亦友，不必刻意。而于内心而言，我确乎还是把他视为尊长。接至后来，我一直漂泊在外，不定期地会出现在老家，除父母兄弟外，想着的多是之潮老师和昔日师友。那时他特别爱上了打点小麻将，眼神又不好，便在麻将牌子底下垫上一层反光的白纸，既便如此，也老是出错牌，说好的打牌无悔，他也反反复复，同场的人也无所谓，浅浅一笑，谁都不会计较。

若论个性，我自愧不如之潮老师。他那一代人，不象后来人的四面八风、游刃有余，但凡他看不上眼的人，无论怎样的油嘴滑舌，不鸟你就是不鸟你，职位高低同样对待。文人的骨气风范，演绎到他这一辈，或许也算达到了某种高度，再之后，甚少见到。

我一直自诩为是之潮老师的学生，顾往回眸，或许真的不够资格，除了资质愚钝，更多的是为人为师的格调，但我其实也有更多的无奈，逝去的人可以不管不顾，但活着的人却不得不适应存在。“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天堂无病疼，繁花锦绣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