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星枢//东边日出西边雨——赵云生戏剧命运

李东川

【如烟】 李东川摄

那些像烟一样飘过的时光过去了就过去了，在这个时代，归于尘埃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编者的话

从绝大多数作家剧作家尤其是名家的创作实践来看，自49年始，无不是一个歉年连着一个歉年，57年之后到文革10年，连作家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都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和险恶。然而，世界的诡异又无处不在，任何事物都有异数的发生并绝妙乃至顽强地呈现出来，赵云生——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地方小剧种五音剧团的小编剧兼导演，却一路顺风且按部就班地走出来他的黄金时代。

57年下乡演出期间，青年云生在一个农民家中，极其偶然地发现了一本落满尘土的旧纸卷，打开一看，原来是蒲松龄老先生的俚曲本《墙头记》。正是这一卷经年旧纸，打开了这个尚未开垦的心扉，成就了他开发蒲著进入五音戏的执笔第一人（见周艺、李善昌合著《五音戏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须知那是在什么年代——至今我都为这个当年的莽撞小子捏一把汗！难道他竟不知——胡风才进了监狱？电影《武训传》刚刚受到毁灭性的批判，作者导演直至演员都做了无数检查？王蒙这位学生时期就参加地下党的青年作家，因为一篇短篇小说就被打成了Y派？难道他竟没有所闻——黄炎培的儿子，国民政府都十分倚重的一流水利专家黄万里，仅仅一篇小品文便被发配劳动改造？莫非他吃了豹子胆了不成！然而鬼使神差，他居然照干不误。他执笔改编并导演的《二子争父》（后又改回原名）不但无事还获得了执政当局的充分肯定和推介，剧本发表演出均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仅WG前就演出200多场），在省文化局的推荐安排下又移植到省梆子剧团，直至后来被拍成电影享誉全国。

1960年春，文化部调五音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由于此前《墙头记》已被省文化局一平二调给省梆子剧团进京演出，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赵云生，又一次执笔为五音剧团改编（仍亲自导演）了聊斋戏《胭脂》。《胭脂》的命运更加耀眼夺目，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观看了演出，周恩来总理接见剧团演员，在后来的大江南北的巡回演出中又被多个剧种移植。

俗语事不过三，冥冥之中好像什么力量不让烈火烹油的赵云生一人占尽风头，于是在他刚刚执笔写出聊斋戏《姊妹易嫁》的初稿，一纸调令就令他乖乖地离开了专业编导和剧团副团长的有利岗位，到艺术馆做了一般群众文化干部，于是无论是五音剧演出的还是后来被省吕剧团移植为吕剧演出的该剧并拍出了电影，都与他赵云生没有关系了。好在不久，文化局领导又要市京剧团搞现代戏，还是点名调他参加了《红嫂》一剧的创作。此剧后来的动静大到了通天，不但《人民日报》发了评论，文化部办了辅导传授学习班，包括童芷苓、李玉茹、杜近芳、言慧珠、赵燕侠这些京剧名家都来学习。伟人本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那个年代，什么戏能请出伟人赏脸观看那可是天大的肯定和天大的荣誉。

80 年代创作气候大有好转，乘此东风他又参加挖掘出传统戏《换魂记》（张士信、赵云生、刘承杰编剧，耿卫东导演）。笔者认为该剧是五音剧团有史以来最具灵性的代表剧目，此剧曾带来全国探索剧目研讨会在淄博召开的殊荣。如果将赵云生一次又一次获得的幸运，与他同代的因文字而获罪甚至牢狱之灾的万千不幸者相比，赵云生先生实在是万幸了又万幸！

以上几个戏，在戏剧艺术的探索上究竟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戏剧史能给予什么样的地位，那是后人的事，只就当代进行时所获得的最高统治者给予的殊荣，和全国范围的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对于一个当时的戏剧编剧来说，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奢望，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眼中的无法再大的成功。（当时即便以辉煌二字来表述也算不上用词过于慷慨，因为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中国皇帝专权的时间太长了，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透析不净的皇帝崇拜，其实这种东西在西方也没绝迹，只是我们的崇拜的背后更多的是对权力的恐惧，他们则多一些对贵族荣誉的仰慕而已，如英国皇室的婚礼惊动了那么些英国公民的瞻仰就是一例。）如此的辉煌成就遍观49年以来山东戏剧界的所有人等，至今无出其右者。

笔者不是评论家此文也非剧评，对于这几个戏只想对云生先生说这样几句话：《墙头记》、《姊妹易嫁》、《胭脂》对道德伦理，《换魂记》对职业（或政治）伦理的维护，即令多少年后也仍有其积极意义，《红嫂》有着较深的意识形态烙印，所幸的是其着力点也是对一个受伤生命的呵护和怜爱，并没有宣扬仇恨和仇杀，对比几十年来作家们精心打造的那么多的的文字垃圾和二噁英来，老先生完全可以聊以自慰，因为以专政为原则，斗争为主流意识的教育是很难出来雨果和《九三年》的（《九三年》里保皇党军总指挥朗特纳克，尽管镇压革命时杀戮无数，但他在已经逃出城堡之后，复又返回救护大火中的三个小孩而被捕；革命军司令郭文，抓住朗特纳克却又释放了他，原因是他认为朗特纳克由于救出了孩子的生命，灵魂已经得到救赎，也就由过去的反革命转变为此时的上帝的使者；而郭文的教父革命军政委西蒙尔丹，亲自下令执行革命军纪律处死郭文的同时，又以自杀来使自己得到良心上的救赎。雨果的心中，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而在我们，革命却是最高原则和最终价值。所以赵云生们笔下的红嫂救的只能是解放军）。

赵云生作为个人，5个戏他都是参与甚至执笔者，不仅仅是命运对他的青睐或是机遇对他独钟的眷顾就可以诠释，恐怕才情、勤奋、乃至处处有心也是此中的必然。幸运，是命运的赐予，然而这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面，其间所包含的不公和潜伏的险恶，掀开来也是令人心寒和胆颤的。

《胭脂》进京演出，剧团已到了济南，行李都上了进京的火车，作为执笔编剧的赵云生却突然被莫名其妙地支回了淄博，其实彼此都心知肚明，因为家庭问题将他归入了被“限制”或“控制”的一类，后来的被免去领导职务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不过福兮祸兮，老天却没有收回对他的眷顾，正因为被降为一般干部调出剧团，才逃过了在紧随而来的文革中“走资派”的厄运。在创作《红嫂》的时候，四五个人集中在一个屋子里，连续多少天没白没黑地连轴转，人都累得不行了，在汇报初稿时政工科长突然发现稿子里的推倒“三座大山”怎么写成了“二座大山”？是谁减去了一座！立即严肃地追究这一严重政治事件，那时的舆论环境可是写错一句标语即可下狱，不小心打碎一尊毛像便会被枪毙的！故而政工科长话音落后足足五分钟没有一点声响，那五分钟众人是怎么过的，想必65岁以上的过来人都不会忘记——说是心惊肉跳，胆战心惊都不为过，幸亏后来有大胆的人尽力解释，说大家都熬了多少天的夜，实在是疲劳过度，无意中三道杠少写了一道，不会有别的意思，这位政工科长不知是因演出时间日近怕影响了进度，还是出于对大家的怜悯才未予深究。在讨论红嫂是不是党员的身份哪样更好时，有人认为是党员更树立党的高大形象，有人则认为作为一般群众尚且不顾生命保护伤员，更显出党的威信之高，又有人提出红嫂如不是党员，那党的领导又如何体现？赵云生权衡各种意见，提出可增加一党支部书记的人物到戏中，岂知就是这一意见，事后竟被人批判为阶级觉悟不高调和折中。由此可看出当时的创作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这一切总算都没有给赵云生带来多少人身的厄运，但有一个更大的伤害却在长达数年里伴随着他，只是这个伤害至今仍有尾巴且不被人深刻认识而已，那就是赵云生三个字在编剧栏里的消失。

那个年代从组织到人民对个人的存在都严重漠视，更遑论什么个人的权利了。“集体创作”、“创编组”、“编导组”往往替代了作者们个人的名字。赵云生后来说四个戏两个有他的名字却没有稿费，两个给了稿费又没有他的名字。外面的剧团移植了他们的戏更是名字稿费都没有。

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比他的肉体生命更重要。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这一问题： 一个人的肉体只对其个人充其量百年的生命负责，而一个人的名字不但千秋万代对其个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子孙对历史对全世界的后人负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脸如蝤麒，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卫风·硕人》），美不美？只可惜这位眼尖心细才高的诗人早已湮灭在芸芸众生之中而不知何人，你说烧心不烧心？期盼“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国风·陈风·月出》）的多情郎，后人也只能知道是个陈国小伙子了，你说让人遗憾不遗憾？

更有甚者，扩而大之你能设想一个满大街净人，却个个都没有名字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吗？你能设想历史上那么多缤纷多彩的故事，却搞不清参与者的名字是多么的无奈与荒唐吗？说句笑话总不能把吕布戏貂蝉说成xx戏xx或无名氏戏无名氏，把三英战吕布说成三英战无名氏：话说无名氏双股剑一指，这厢某某某挥舞青龙偃月刀，那边xxx手执丈八长矛，一起架住了不知何人的方天画戟！

英国剧作家艾德嘉的《五旬节》一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两个孩子在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由于饥饿到了极点，啃食了挂在脖子上的写有他们名字的硬纸牌。孩子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因为没有了牌子连他们名字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我们只会同情和哀叹这两个孩子的不幸，婉惜活着的人想为他们祈祷都不能，而著名哲学家马各利特却看到了更深的内涵，那就是“这个剧的可怕之处在于，观众不单知道孩子走在死亡的路上，而且还看到了他们如何经受了身体和姓名的二度杀害”。

二度杀害！

这不仅仅是一个署名权的问题，这还是较之剥夺生命的第二种（次）剥夺。这是一种比剥夺生命还残酷还不负责任，其恶果更后患无穷更无耻更卑劣的剥夺。

中国有好多极端的例子，刘少奇被剥夺了生命，死后骨灰盒上不准写他的名字，此外还有做过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从他生前的1969年就被勒令化名张普，死后妻子张英送的花圈上只能写“送给老张同志”，彭德怀去世时骨灰盒上也只能是“王川”！这就是典型的第二种（次）剥夺。这已经不是对他们本人的剥夺，而是对世人知情权的剥夺，是对世界的蓄意玩弄和欺骗，是对历史的掩盖和消除罪证。用一句老话说这就是欺天！这是不是从700年前的元朝统治者学来的？

当时汉族人就只准有姓不准有名，譬如姓李只能叫李一李二李三，姓王只能叫王一王二王三。这是汉民族历史上最大也最荒谬的耻辱。想不到这荒谬这耻辱在我们本民族中又有了变种。那时有多少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发表了作品却不许署自己的名字，这样极不正当极不正常的剥夺在当时之普遍，甚至被社会看成了极为正当极为正常！

名字权是人权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多费笔墨无意为赵云生几十年前的人权讨公道——这是不能忘记今天的公道与昨天的公道有着割裂不断的联系；昨天的公道与今天的公道、赵云生一个人的公道与众人的公道有着同一的意义；没准今天他的公道明天就成了你的公道。

赵云生的名字在当时被有意无意的剥夺，时隔40余年的今天我只能这样说：是否这正是他命运中的一种搭配或者平衡，是世道让他在幸运之外另有不幸，在辉煌之中还要伴有冷落？

赵云生写了导了五个有大影响的戏（还有无数不太出名的），直至离休仍是二级编剧。今天，尽管当年的赵云生小伙离休都20 年了，耄耋老人的他早已无所求也无所怨，但是想想他对山东戏剧的贡献，他对淄博这个城市被国人所知（当时淄博刚刚建市不久，外地人还把淄博读作溜博）所起的作用，作为同是淄博人又同为戏剧人的在世诸公，实在应该有人出来说一句：“赵云生先生，亏欠你了”，也算是对一位望九前辈的一个晚到的交代。

世有世运，人有人运，世运难测，人运亦难测。在此我想到一句唐·刘禹锡的诗，篡改几字：“东边日出西边雨，莫伦有晴与无晴！”

注：

某日，访好友卫东，见其为赵云生先生80寿辰所写贺联：“自古齐鲁出英贤，天降才俊为梨园。矢志何惧耕耘苦，心血浇灌硕果甜，胭脂红嫂墙头记，姊妹易嫁换魂篇，只图世上百花艳，不逐人间名利权。”心中一动：来淄博30余年，今日方知赵云生三字对淄博的意义；对比当下之虚夸蒙骗盗名欺世，不免不平之意顿生。友亦同感，又恰逢媒体某君支持，遂有此文。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边，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一级编剧。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及剧院发表和演出20余部大型舞台剧目。其中《合欢》、《这里曾经有座小庙》、《酒韵》、《红雪》、《戏剧系戏剧》、《思乐园游艇》均在国家中心期刊《剧本》面世；作品三次做为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和毕业大戏正式演出；《绿帽子》由五十年代毕业于前苏联鲁娜塔尔斯基戏剧学院的著名导演张奇虹女士亲自执导，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 作者一直恪守的是：无论世风如何日下，投稿、评奖、评职称绝不走关系，守住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自尊与品格；而感到最为幸运的是有些作品还能触动人的神经甚至灵魂。此外中短篇小说评论散见于《雨花》、《钟山》、《清明》、《百花洲》、《影视文学》等文学期刊或报纸。拍摄播放六七十部集电视剧。晚年精选作品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剧本集等150 余万字。作者所有作品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尝试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人性中恶与丑乃至于仇恨的批判、以及人类更为久远的价值观、人的尊严以及生命的权利，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的探索。作者将自己界定为：“致力于非娱乐性精神欣赏愉悦作品的非主流边缘剧作家。

2025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