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张阿长

庭柱

笔者与父母

在我看来世上最恒久的关系莫过于父亲和儿子，通俗来讲，父子之间是最亲密的关系，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回忆，但踌躇再三，迟迟难以下笔，也许正因亲密所以难写。父亲的日常生活看似普通，却又一直影响着我乃至兄弟姐妹。要从他普通点滴的生活细流中找出激励我们、影响我们人生的东西，确实存在，又难以捉摸。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很久，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酝酿的时间都要长。

父亲生于1907年卒于2002年11月，享年95岁。可惜他走的一周前我离开上海去墨西哥工作。噩耗传来，那种悲伤的感觉就好像体内被抽干了，痛心的难受，我恨这冥冥注定的安排，那么多年在国内守望，都相安无事，偏偏我远去南半球数天，亲爱的老爸走了，不能送父亲最后一程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我情何以堪 ！

父母亲在徐汇村家门口

那天夜晚，我辗转难眠，满脑全是父亲的回忆。父亲是江苏淮安县人氏，地道的苏北人，1921年他十三岁，家乡连年受灾，庄稼颗粒无收，他跟随祖父长途跋涉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居住在苏北人聚集的曹家渡棚户区。父亲从没上过学读过书，起初只能做苦力，在附近三官塘桥上帮助推人力车黄包车赚点小钱，就像电影三毛流浪记描述的一样，后来租了一部黄包车，在上海滩开始了艰辛的车夫生涯。

父亲生活里的浓重一笔是和一个人发生了交集。一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外出揽活，一位戴眼镜，提着皮包的斯文人坐上了他的车，让我父亲拉到徐家汇附近学堂，到达后他让父亲两小时后再来拉他回家。父亲自然应允，他拉了几个客人后又回到原地等候。那人果然又来乘车，父亲便拉他到目的地。就在父亲要离开时，那人嘱咐父亲明天到时还来拉他去上课，就这样一来二去，彼此有了了解，他就是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父亲回忆：李校长见他话不多，人憨厚，跑得快，拉得稳，就包用了他的车。

复旦大学前校长李登辉在复旦大学教学40余年，他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印尼，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后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他曾亲赴东南亚筹集大量华侨捐款，回来后购得上海北郊区70余亩土地，一举奠定了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基础。

上世纪20年代，李校长外出的交通工具以父亲的黄包车为主，30年代，南洋华侨捐给李校长一部轿车，从此李校长出行基本上以车代步，父亲更多的是成为李校长的随扈。抗战时期，李校长留守复旦大学上海校区，父亲始终跟随左右。

平时帮他跑跑腿，送取文件，外出购物。李校长喜欢四川路武昌路“广茂香”的广东烤鸭，父亲常前往购买。父亲为人忠厚，深得李校长信任，他唤我父亲阿长，父亲则称他校长。周围人士都仿校长叫父亲张阿长，久而久之，张阿长成了正式名字，原名张怀勇反而被弃之不用。父亲不识字，李校长还是放心让父亲到银行替他存取钱财，每次都是他亲写字条，让父亲前往办理。

李登辉校长

父亲曾跟我说起，李登辉校长为复旦大学呕心沥血，只要有真才实学，对复旦办学有用的人才，他都亲自登门拜访，请他们到学校讲课或聘用他们。父亲回忆，他曾随同李校长拜访了鲁迅，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登辉是上海著名大学校长，两人相谈甚欢，鲁迅后来曾到复旦大学演讲了两次，讲的是革命文学。1935年，父亲护送年近花甲的李校长乘长江轮西上，参加重庆复旦中学的成立大会。旅途中，江轮溯流而上，浪涛颠簸，江风飕飕，父亲肩挑背负行囊，手里拿着大衣，随时给校长披上，一路悉心照顾，路过南京，李校长身体不适，曾下船在著名的金陵饭店歇息了两天。

李校长夫人名叫汤佩琳，夫妻感情笃深，琴瑟和鸣，育有三个孩子，令人惋愕叹息的是李夫人和孩子们不幸先后离世。李校长把痛苦埋藏在心里，专心致力学校教育，再未续弦。后来他把自己的侄儿李贤政过继为自己的养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白天李校长忙于上课和校务，父亲便担负起对他的照顾和陪伴，他有什么事情也愿意找父亲帮忙，当时李贤政住在复旦徐汇村32号，直到1948年李贤政结婚后搬离复旦大学到徐家汇生活。

李登辉于1936年被迫辞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1937年，抗战爆发，复旦大学辗转去到四川重庆嘉陵江边的北碚，李校长担任留守上海的复旦校区负责人，父亲依旧跟随左右。抗战胜利后，复旦复员回到江湾，其时校长为他的学生章益，章校长对前校长的旧人照顾有加，父亲被安排至复旦大学徐汇村担任门房，章益校长住在徐汇村31号，正对着门房间，母亲在章校长家帮佣。

抗战爆发以后，复旦大学迁移至重庆北碚，数学系教授崔明奇夫妇将随校前往，走时匆忙只带了随身衣物，家具及钢琴等都无法带走，他交代父亲看情况处理。父亲把崔家所有东西全部搬到门房后面堆放起来。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崔明奇夫妇从陪都重庆复员回沪 ，父亲将一应物品“完璧归赵”，崔教授喜出望外，非常感激。

至此两家关系自然很好，每年春节父母亲都会带我去给崔明奇夫妇拜年，虽然我当时还小，但一直都记得徐汇村村长崔伯伯真诚的笑脸。 直到1958年崔明奇教授因病去世，埋葬于江湾公墓，此后每逢清明，父亲让我穿戴整齐，骑自行车带我去给他扫墓。

这种友谊延续至崔伯伯夫人林津秀身上，他们膝下无子，只要林老师有事招呼一声，父母就会上门相帮。1967年，林伯母因病去世，我父母偕崔家老友李振麟先生的夫人卢老师等一道送别了林老师。

崔明奇和李振麟教授在徐汇村

父亲为崔伯母送行

我1950年出生于复旦大学徐汇村（现为第二宿舍），那时，父亲被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工作，负责水银的清洗处理。

父亲在高等学府工作，但是不识字，他积极参加学校扫盲班，认真工作，成为复旦大学解放后第一批发展的中共党员。父亲深知读书的重要，一直督促我们子女认真学习，让我们用他的借书证去复旦图书馆借书阅读，看到有合适的学习教材就带回来给我们复习。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人们纷纷捐钱出力支援志愿军，父亲主动提出降薪5元，从每月53元降至48元。母亲对此事虽然嘴上嘀咕，抱怨之余更加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为了补贴家用，母亲经常到学生宿舍，帮学生洗衣服，拆洗被子、晒干、烫平，钉好再送回学生宿舍。

记得有天晚上，父亲很晚没有回家，饭菜早已凉了，母亲命我去学校看看。 我知道父亲的上班地点，就在物理楼楼梯边上第一间房间，那里有台专门从事清洗水银的机器，我看见父亲正在忙碌着。他说，蔡（祖泉）叔叔的电光源实验室研制高压汞灯，需要大量纯净水银，清洗过程缓慢，只有自己加班加点，才能供得上实验需要。他告诫我说答应过别人的事情，自己就是再辛苦也要做到。

当我后来看到上海街道上亮起千万盏高压汞灯（小太阳）时，想起其中也有父亲的努力，心中不免感到欣慰，他是幕后英雄。发小李北宏曾告知，他听物理系潘笃武教授谈起：当年张阿长做的工作有危险性，他曾提醒过老张千万当心。这事只有张阿长肯干，也只有他能干好。也是老天眷顾好人，张阿长活到95岁高寿。

正是因为水银有毒，物理系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免费向他提供每天一磅牛奶，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很不容易，父亲自然不愿专享，都是拿回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喝。我曾因为阑尾手术后需要营养恢复，也喝过一段时间。

父亲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床泡上一杯淡淡的盐白开水 ，温温的时候喝下去。据说，它可以洗胃清肠，我有时也会来上一杯，效果不错，可惜我没有长久坚持。 父亲最大爱好便是喝点小酒，常常让我去去国权路合作社购买零拷的果子酒，回来的路上我也会偷喝几口，记得有次多喝了几口，回家以后和小时玩伴打弹子，一蹲下竟然摔倒，晕乎乎的醉了。长大以后我酒量不错，能喝整八两白酒，恐怕跟我小时练过的“童子功”有关。

老爸抽烟一直都用烟斗，这和崔伯伯一样。那么多年过去了，他叼着烟斗，眯眼翘着二郎腿，静静坐在椅子上的形象，总让我想起黄永玉的那张自画像，两个人都是方形脸，风度颇有相似处，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候。

我后来有了收入，走过很多地方，只要看到好的烟斗，烟丝，都会买来孝敬他老人家。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家还没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来，家里六个孩子都在上学，仅靠老爸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一家的花销，我才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在上学，个个能吃会喝。

鱼肉买不起，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平时只能粗菜淡饭。父亲在自家后院养鸡下蛋，还种了蔬菜毛豆。收获季节到了，新鲜蔬菜有时吃不完，送给邻居教授家品尝，那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鲜嫩爽口，至今让我回味。毛豆摘下来，父亲和我们在灯下剥毛豆，一剥就是一大碗，第二天用来炒雪里蕻咸菜，标准的本帮菜，既下饭还有营养，大家都爱吃。

父亲领着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和勤俭，一家人健康平安的生活，兄弟姐姐都长大成人。

十几岁的孩子肯定贪玩，不喜做家务，尤其是这种枯燥无味的手工活，可是有父亲陪着我们，或者说我们陪着父亲一起做家务，聊家常，那一幕是我最难忘的回忆，至今还时常在脑海里浮现。

章益校长及教授们

60年代中期wg 起始于高校，复旦大学首当其冲，先冲击学术权威，后炮打走资派，复旦大学时任党委书记王零被揪斗批判。父亲对变化莫测的运动目不暇接，有些迷茫，听到学生高亢激昂的揭发王零的种种“罪行”，父亲很是愕然，从不解到不满继而愤怒，终于在一次在学校批斗会上，他毅然走上舞台，挥起左手（父亲是左撇子）打了王零一记耳光，事发突然，王零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场下也一片哗然，大家都没有想到平时一个毫不起眼，默默无闻的老校工竟然打了堂堂知名学府的掌舵人。

我那时还在上初中，听闻此事，也感到不可思议，父亲处世为人一向老实巴交，没有脾气，与人无争，这一巴掌确实惊人。 我家当时住在第二宿舍，王零家住第一宿舍，两宿舍大门正好相对，仅隔着一条国年路，两家人出门时常会不期而遇，尤其是王零的儿子和我们是同龄人，遇到时颇有些尴尬。

数年后，学校秩序恢复正常。有一次父亲出门上班，王零同志也刚好走出第一宿舍大门，父亲主动走向他，低声说了些话，两人一起走着聊着，分手时王零主动伸出手掌，两人握手后分开，各奔东西，这一幕正好被我在无意中目睹。事后，我问起这事，父亲淡然地回答说，WG那场误会，主动说开也就没事了。当时，王零已调任同济大学任党委书记，位高权重。家父的主动示好，王零同志亦有风度，不计前嫌，认这个老复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转眼到了2000年，正逢复旦大学95周年校庆，已经移居海外的李贤政先生应学校邀请前来参加千禧年庆典。李先生重归故里，向学校询问父亲的去向。那时，父亲在上海凉城路一家养老院入住，第二天，家姐带着李贤政去看望他。父亲当时已经90多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两位老人见面的时候，父亲一反常态，居然露出高兴的笑容，两眼一直看着李先生，并示意先生坐在床边的方凳上。李先生参加完学校庆典，再次单独来到养老院看望家父，后来养老院服务员告诉家人，李先生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与父亲做无言的交流。我想，他们情深意笃，他一定是回忆起几十年前与父亲度过的时光。

论语子夏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

父亲作为一名校工，见证了复旦近百年的发展，有人说父亲是真正的 “老复旦”，对此判断我也感觉当之无愧。从当年徐汇、常德路，到如今的江湾，他从一而终，留下他为复旦兢兢业业服务的痕迹，苦活累活险活抢着干却从无怨言和自我标榜。他将其一身和复旦捆绑，同呼吸，共命运。他看似“渺若星辰”不起眼，却又不可或缺。得到办学者李校长乃至李贤政的认可。

父亲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他为家庭竭其力，为工作致其身，言而有信，心怀感恩。他的善良，实诚，勤勉等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耳濡目染，受用不尽，并自觉传递给我们的子女，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李贤政与家姐在复旦大学

李贤政和我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