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零后的浮生若梦【第二篇】懵懂无知的小学时期（二）同学情深

华伦

小学生是童年的起点，也是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的一段美好经历。 时间会消逝，而我对小学时期的回忆却难以抹去，但凡那几年发生过的事，无论是开心的、伤心的、有趣的或出糗的，即使过了几十年仍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我会永远记住你们：一起玩耍过的、吵过架的、暗恋过的、同过桌的——上海市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六六届一班的同学们。 潘华伦 　　潘华伦，大头和龅牙是他的典型特征，曾担任少先队大队长，这可是小学生中的“高干”啊！ 　　1964年暑假期间，潘华伦参加了上海市小学生足球夏令营，时任上海市足球队长的张正友是夏令营总教练，作为守门员的潘华伦则由当时的国家队守门员蒋耀章负责训练，虽然练得很苦，但掌握了基本的守门技术，甚至高难度的鱼跃扑救都很娴熟了，这为以后代表南昌铁路局足球队参加江西省运动会获得好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夏令营结束后不久，潘华伦又代表黄浦区参加了“上海市小学生夏令杯足球赛”，虽名落孙山，但作为队长获得了由《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上海市体委联合颁发的一本小红本，这对一个才12岁的小屁孩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誉呀！ 　　在这个小红本上潘华伦写下了人生的第一篇日记，文字虽幼稚却开启了他爱好写作的大门。 　　此后六十多年间，潘华伦断断续续写的生活和工作日记有百余册，哪怕在最艰苦的插队落户时期，没有电灯就靠幽暗的煤油灯光，没有桌子就趴在床板上，没有本子就拿白纸自制“日记本”也坚持写写写。粗粗算来，码下的文字没有“等身”也应该“及腰”或“近膝”了，而就此养成几十年不辍的笔耕习惯，使之靠笔杆混迹职场作了很好的铺垫。 　　哈哈哈！从上述这些带着炫耀的文字中，大概不难猜出这个潘姓华伦是谁了吧？ 下面带大家认识一下潘华伦的几个同学。 曹国范 　　国字脸、高鼻梁的曹国范是潘华伦最要好的同学之一。 他俩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都操着一口相同的乡音，都喜欢画画和音乐，都喜欢甜食且不爱吃鱼腥，上学时俩人每天都会一起去学校，放学后也一路同行，潘华伦当大队长时曹国范也当上了中队长。潘华伦隔三差五会去曹国范家玩，而国范妈妈总是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问寒问暖，还要煮赤豆汤或水濮蛋给他吃，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冲着这些美食，潘华伦内心还是非常想去的。 　　曹国范是一班的带头大哥。1989年在参加了学校百年庆典后，他萌生了组织一次师生相聚的念头，于是，写信、打电话、登门拜访甚至到派出所查阅档案，使失散多年的同学们重新有了“组织”，并就此开启了一班同学的第二春。 　　曹国范极具领导天赋，在重建起一班的“组织”后，他时不时会发起郊游、小聚、嗨歌，并利用高超的摄影技术为同学们留下了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无巧不成书，分别了五十年后的2016年4月25日，在赴太平洋彼岸的飞机上，曹国范同潘华伦讲起自己的祖母是由蒋家嫁到曹家的，啊！原来他俩还是有着血亲关系的表兄弟呢（潘华伦跟母亲姓，父亲姓蒋）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 庄玉民 　　同样和潘华伦有着血亲关系的还有庄玉民。 有一段时间潘华伦有事没事就往庄玉民家跑，原因是玉民奶奶喜欢他。一次，玉民奶奶说：“华伦，侬嗯奶是叫庄翠囡哇？伊是从伲庄家门嫁到蒋家门呃，可惜伊过世忒早，侬就奈吾当成自嘎呃嗯奶好莱。”哦？原来这俩小子还没出五服呢！ 可为之作证的还有近照一张：同样的大头大眼大身胚，最典型的还是那同样的荷包蛋发型。 　　有一次算数测验，潘华伦很快就做好了，庄玉明悄悄地问最后一题是多少，看到老师就在不远处，潘华伦不敢响。卷子交掉后，潘华伦在教室门口大声唱起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老师马上制止：“潘华伦，谁叫你唱的？”（注：原来那最后一题的答案是238，也不知庄玉民当时是否理解了潘华伦的提示。） 　　庄玉民的家在庄家桥地区。“庄家桥”曾经是浦东人十分熟悉的地名。清乾隆年间，有一庄姓大户带着族人在浦东洋泾浜两侧建宅定居并逐渐形成了庄家宅，为了方便浜两岸庄家人的往来，庄姓人就在洋泾浜上建造了一座木桥得名“庄家桥‌”，久而久之，以桥为中心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形成了浦东一块繁华的居住区，老百姓将这片区域统称为“庄家桥”。1998年，为了修建世纪大道，庄家桥地区的居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老土地。“庄家桥”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商贸大楼，但作为一个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历史地名，是不会在浦东的文史中消失的，谅庄玉民和潘华伦等庄姓的后人也不会忘记祖辈曾经耕耘过的那块热土的。 颜志华 　　活泼可爱的颜志华与潘华伦是乳山新村31号的邻居，也是两小无猜的好朋友。 　　颜志华出生于教育世家，妈妈是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父亲颜文忠是我们二中心小学的副校长，也是特殊年代31号楼“向阳院”的院长。颜校长与潘华伦的父亲特别投缘，俩人除了有共同的足球爱好外，还经常在一起探讨国家大事。冥冥之中，连子女们为他俩安排百年后的归宿都在同一个“社区”。 　　貌似活泼的颜志华实质是个没什么心机的女孩，尽管父亲是副校长，但她从不因此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同学们都与她合得来，加上天资聪颖，学习成绩拔尖，因此在四年级时，和潘华伦一起成为三条杠，一个班同时有两个大队长，这恐怕在任何学校都不太会出现的。 　　有所谓知情者认为：潘华伦之所以能当上大队长正是因为有颜校长的关系，谁知道呢？ 　　既是同学又是邻居的颜志华与潘华伦，相比其他同学之间的接触更多，也更有共同语言，多年下来，潘华伦竟然对颜志华产生了懵懵懂懂的爱慕之意并将此写进了日记，父亲发现后找到班主任杨家元老师，说华伦小小年纪思想有问题，为此杨老师特地到家和父亲一起找潘华伦谈话，及时纠正了他“不健康”的思想倾向。 潘华伦“不健康”的思想，颜志华并不知道，因此直到六十年后俩人同框时还是那么自然大方，依然两“老”无猜。 张建勇 　　帅气的张建勇，胖嘟嘟的脸蛋整天堆着笑靥，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主。 　　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张建勇，其实是个颇具组织能力的同学。临近毕业时，恰逢九百六十万大地上刮起了一场红色风暴，看着中学生们又是成立红卫兵组织，又是到全国各地串联，煞是热闹，而我们这群尚未离开小学的“中学生”只能待在家无聊的瞎玩。张建勇和潘华伦等几个同学就商量去学工劳动。于是，几个小屁孩带上被子和洗漱用品到离家六、七公里远的安达纱厂去了。刚开始厂里说不接受小学生，张建勇据理力争：“我们已经毕业了，凭什么不让我们学工？”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工厂领导是不能也不敢拒绝任何人的革命行动的，要不然……无奈的领导只能安排我们到细纱车间捡纱头，还免费包吃住。三天后，感觉无趣的几个小屁孩不告自别回家去喽！ 　　张建勇后来与潘华伦一起到江西上高县插队落户，再后来潘华伦去了铁路学校读书，张建勇则去了大熔炉锤炼，转业后的他又成为一名警察叔叔。 　　若干年后，充分利用“职权”的张建勇“伙同”曹国范将一班的同学从档案袋中一个个“挖”了出来重新建立起“组织”，并经常开展郊游、垂钓、K歌、曼舞、怡情，充分展示了他的热心肠以及高人一筹的领导才干。 胡伟明 　　拥有一张精致脸庞的胡伟明，五官搭配得恰到好处，笑时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煞是好看！ 　　胡伟明曾与潘华伦同桌两年，像大多数少男少女一样，虽为同桌，课桌中间一定有着一道无形的三八线，俩人之间少有交流且似乎还有点“敌”意。一次算术测验，胡伟明偷偷朝同桌的卷子看，潘华伦一面有意无意地用胳膊肘将卷面遮挡，一面暗暗窃喜：“昨天你不肯借三角尺给我用，我今天就不让你看，做不出才好呢 　　五十多年后，同桌之间不但消弭了课桌上的界线，还成了可以无拘束倾诉的好朋友，当笑谈起那时俩人之间种种戳卡（刁难、使坏）的行为时——哈哈哈哈！ 　　别看少时的胡伟明会偷窥同桌的试卷，她可培养出了一个浦东新区优秀大队长的乖乖女喔！曾经也是三条杠的潘华伦借此拙文向同桌表示祝贺了！ 　　潘华伦的同桌似有冻龄术，本就俊俏的脸庞在古稀之年怎么越来越耐看了？ 谢持民 　　谢持民是一班最高最瘦最调皮，也是潘华伦最好的玩伴之一。 上课时，坐在最后一排的谢持民总喜欢来点小小的恶作剧，他时不时会扯坐在前排胡伟明的辫子然后假装没事，胡伟明以为是同桌扯的：“老师，大队长扯我辫子！”潘华伦辩解说没有，但碍于情面也没有出卖好伙伴。 谢持民上课时还喜欢与周边同学讲话，一次音乐课，他不断地和庄玉民说悄悄话，罗老师让他俩站起来，他不服气：“你老卵什么？其他人讲话你不管，为什么偏偏要管我？”罗老师光火了，脚往风琴上一搁：“我就老卵，你来咬呀！”持民骂人固然不对，但罗老师当着女同学做这么不雅的动作也不对呀！ 　　谢持民是插兄插妹中较早与贫下中农说拜拜的，在广阔天地锻炼了不到三年就调到让人羡慕的铁路系统，这时他一改少时的调皮，努力工作，一路由列车茶水工逐渐成长为乘警、刑警队技术科长、公安处政委，成为铁路公安系统的得力干将。 　　1980年，谢持民曾主持破获了一起震惊浙赣线的上饶机务段财务室保险箱被盗大案，当时潘华伦是该段的中层干部，为破案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洗澡不方便携带时，谢持民就会把五四式手枪交由潘华伦保管，搞得段武装部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潘华伦，你与曹科长（此时的持民已改与母亲姓曹了）是什么关系啊？”“呵呵呵……”持民不说，潘华伦也只能打马虎眼。 　　潘华伦每次去南昌出差或开会，都会到谢（曹）持民那里小坐片刻，聊聊小时候的人和事。不知何故，他现在与小时一起长大的同学包括潘华伦都不再往来。 梁敏珏 　　初见幼时的梁敏珏，许多人都会把这个鼻梁挺拔、双眸明亮、皮肤白皙的小女孩当成苏联孩子。 　　潘华伦曾与“苏联”小女孩是同一个幼儿园的园友，每天吃饭、游戏、睡觉甚至洗澡都在一起，在他幼小的心目中，“苏联”小女孩就是一个小仙女。离园时俩人在都被评为“好宝宝”一起进入二中心小学后又成了同班同学。 　　六十年代初，我国与苏联正处在蜜月期，在一些民办学校还是由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担任老师时，二中心小学就开设了俄语课，面对这新鲜的课程，小屁孩们的脑袋就像刚被格式化的存储器，所存储的一些俄语词句至今都记忆犹新。 当老师进教室时，班长会叫一声：“福斯达气（起立）”；老师一挥手：“萨奇解斯（坐下）”；学生答对问题后，老师就会表扬：“哦亲哈的啰嗦（很好）”。 下课时，师生之间要互相道一声：“达斯维达尼亚（再见）”。 同学之间平时见面要说一句：“普里维特（你好）”；女同学们会说：“客拉撒维查，姐勿失卡！（你好漂亮喔！）”；男同学们则：“客拉撒维茨，马里切克！”（你好帅啊！）；然后互相之间再回敬一句：“死吧，去死吧！”（谢谢！）。 　　每当上俄语课时，潘华伦看着坐在前排的梁敏珏：圆圆的脸蛋，浅浅的酒窝，大大的眼眸，“苏联”小女孩已化茧成了“苏联”少女。可不知咋的，这时的他俩没有了几年前幼儿园时那种无拘无束的天真，倒是有点害羞而不敢大胆接触，可当地球转过几十圈两人再次相遇时，则不再扭扭捏捏又恢复了幼儿园的那种自如状态了，这或许都是那个叫作“荷尔蒙”的分泌物在作祟吧？ 　　几十年来“苏联”女孩似乎一直在逆龄生长，古稀之年的梁敏珏依然一副“苏联”模样，令潘华伦等一干男同学遐思万分。 夏建国 　　个子小小的夏建国有着一双灵动的眼神和稚嫩的脸庞。因在川沙工作的父母每周回家一次，平时在质朴的奶奶照顾抚养下，夏建国幼小的心灵逐渐埋下了善良的种子。 六十年代随着领袖的号召，学校掀起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高潮，老师要求同学们走上大街小巷做好人好事，一时间，“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的、“搀”老人过马路的、“帮助”推劳动车的学生层出不穷。 　　夏建国则另辟蹊径，每天约上潘华伦、谢持民、张小雷等好友到学校打扫纪念老校长顾聘珍的“聘珍亭”，学校看门大爷打趣地表扬：“你们小小年纪就做好人好事，老校长一定会感谢你们的。”“是奶奶让我做的。”夏建国的回答很朴素。 　　几十年后的夏建国已是一个健硕的大个子了，可他那颗善良的心却一直没变。 　　每年春节前，他会将自己家园林公司培植的水仙花头精心雕刻后送给同学们，事情虽小却体现了夏建国对同学们一片炽热的心。 　　2014年夏天，几个同学去浙江象山游玩，在石浦东门岛上，夏建国看见路旁有一台独轮平衡车无人看管，以为是游客遗失的，就提着这十几公斤重的东东见人就问：“是不是你的？”在流了一身汗后，终于找到了“失主”，原来“失主”是嫌带着它打卡拍照不方便而暂时放在路旁的。哈哈哈！几个同学为此大笑不止。夏建国的热心肠由此可见一斑。 　　夏建国平时不爱照相，为了“纪念”这次“寻找失主事件”，在大家撺掇下，他终于留下了高大的身影。 李爱平 　　温婉可人的李爱平曾经是一班的中队主席，各门功课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她写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本在课堂上朗读，潘华伦有点羡慕，有时还心生嫉妒：“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老师看你漂亮才表扬你的。” 一次班级活动课，班主任杨老师有事出去，让李爱平给同学们读报纸，有几个同学不好好听一直讲话，杨老师回来后李中队长告诉了她，杨老师批评了他们几个。多年后，潘华伦将此事翻出来嘲讽李中队长，李爱平说自己不是一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可这确实是潘华伦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载的，或许是中队长的责任使然吧？ 　　几十年后，经过艰难岁月洗礼的李爱平已然成长为自信、独立、低调、稳重的成熟女性，却依然温婉可人。 　　或许是缘分，也或许是共同的兴趣所致，步入花甲之年的潘华伦和李爱平经常相约出游，除了饱览风光山水，感受风土人情外，还会探讨一些人生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当然，五十年前的那些趣事、糗事也是他俩之间必不可少的谈资喽！ 纪志芳 　　纪志芳是个聪明但有点骄傲的同学，仗着乒乓球打得好，课间休息时经常霸着球台。一次体育课时下雨了，老师让同学们自己在乒乓球室玩，大家排着队一人打一个，输掉的下去，轮到潘华伦时，纪志芳插到前面：“我是班队的，让我先打。”潘华伦虽然很不开心，但是不想与他计较就让开了，嘴巴里却咕哝着：“班队有啥稀奇，我还是足球校队的呢，下次也不让你踢足球。” 　　几十年后两人再相遇时，纪志芳已是黄浦区知名的青年工作者和小有成就的私营企业家了，而潘华伦则还在江西为三斗米打拼，这或许与他俩一个争强好胜，一个逆来顺受的性格有关吧。 刘根山 　　个子高高的刘根山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同学，他经常邀请男同学去他家玩。学校对面张杨路和浦东南路交界处，有一圈竹篱笆隔成的独门“小院”，内有一间用破砖瓦和茅草搭建的“违章建筑”，这就是刘根山的家。几十年后，“小院”和“违章建筑”早就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鼎鼎大名的“第一八佰伴”的正面入口处。 　　潘华伦和几个男同学在刘根山家曾干过一件“革命”大事。在红色年代印发传单是一种时尚潮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资源，但也不想落后于潮流，于是便去捡拾散落在马路上的传单，整理一下后再像模像样的散发给路人。一天，刘根山的哥哥不知从哪里“借”了一台油印机，于是他就约了几个小屁孩来到“违章建筑”：刻钢板的、裁纸的、调墨的、油印的，分工明确，干劲十足，几个小时后，不顾手上、衣服上沾满的油墨，每人揣着几十张还带有油墨香的传单去散发给路人，发完后又回到“违章建筑”内一边嚼着“小院自留地”里种的甜芦黍，一边分享着散发传单时的激情，为也能融入到红色潮流而兴奋不已。 胡惠民 　　我们一班除了潘华伦的同桌叫胡伟明外，还有一个胡惠明，因沪语中“伟”和“惠”的读音都是“Wei”，加上他个子小，为了与个子稍高的胡伟明有所区别，老师和同学们都叫他“小胡惠明”。 小胡惠民是个阳光男孩，眼睛大而炯炯有神，时时散发着充满好奇和活力的光芒。 　　由小胡惠民和朱雪龙、张军祺、庄士平、袁志辉、夏伟忠还有潘华伦组成的班级足球队是学校的常胜将军，除了在学校训练比赛，他们还会到学校对面的浦南球场去参加比赛且常常载誉而归。 　　不久前潘华伦特地到原浦南球场所在地溜达了一圈，经仔细回忆和辨认后，才认出在繁华的南泉路和商城路交界处的“丰收日饭店”原来就是当年经常进出的浦南球场的边门。 　　小胡惠民个子虽小却浑身是劲。记得有一段时间，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就会在黑板前玩起“轧死老娘有饭吃”的游戏，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不想玩了，调皮的小胡惠民却硬挤住不让她离开，结果她哭了，而他则笑了。 　　小胡惠民的家在杨家渡码头口，同学们都喜欢去那里玩，坐在他家门口边聊天边看摆渡过江的人群以及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轮船，有时甚至到天快黑了才回家，这看似无聊实则就是五零后们小时候的乐趣之一。 　　五十多年悄然过去，同学们大都两鬓斑白了，可当与胡惠明相见时，仍亲切的在他名字前加上一个“小”。 毕业了 　　1966年临毕业时，在九百六十万大地上刮起的红色风暴，使一班的同学和所有六九届初中生一样，没有毕业考试就拿到了毕业证。可有了毕业证暂时还进不了中学，直到在社会上瞎混了一年多后才按家庭住址被就近分配到光辉、张扬、浦南等中学。于是，潘华伦和大多数同学就此分别了。 　　如前一章所述，借校庆百年之际，部分同学和三位恩师相隔廿多年后的重逢，燃起了六六届一班同学们的旧情，从此各种互动延绵至今。 　　我们不时相邀小聚：探讨国是、谈谈家小、嘎嘎三胡抑或找出几段诸如幼时男女同学一起洗澡的童趣轶事而不亦乐乎。 　　我们经常郊游踏青、农家乐畅聊、开着车游到哪里是哪里、甚或跨出国门去感受老外的烟火气，再不济者也可以在群内发发帖子、开开玩笑、喝喝鸡汤，哪怕做个吃瓜群众潜潜水，都能成为曾经的小屁孩们颐养天年时忘记年龄与烦恼的最好理由。 但愿这样的日子愈久愈好！ 但愿一班同学的情谊常在！ 　　认识了部分同学后，下一章将介绍恩重如山的几位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