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文化专栏（四）：丁玲的世界视野与当代文学的定位——在纪念丁玲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罗岗

丁国兴05

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丁氏源流•修订版》一书出版后，本人修改撰写的序言《承继祖先品德辉煌子孙万代》一文中（在时机成熟后，该书将会继续重版），我把丁玲女士做为现代杰出的他姓改丁的女性代表，有这样一段表述：

巾帼不让须眉。湖南常德蒋伟，是现代杰出的他姓改丁的女性代表，是我国当代的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丈夫胡也频在左联时期牺牲后，或许以"丁"的寓意为荣，并改名为丁玲，毅然投奔延安，参加中国革命。毛主席当年曾赋诗一首送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文"小姐"的丁玲，一生用自己的笔，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奋斗终身。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发行。并将获得的五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

丁玲女士，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们中华丁家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评论丁玲、进一步认识丁玲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土生导师、教授——罗岗先生的本文，对我们读者有极大的帮助，现全文转载如下。

罗岗先生早年毕业于赣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是他在校四年学习时的政治辅导员。当年罗岗先生在校读书时，就表现出了他的文学研究“天赋”。

罗岗｜这是历史的误会吗？恐怕不是！（2024•12•30）

丁玲的世界视野与当代文学的定位

罗岗在纪念丁玲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今年暑假期间，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代表团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访问，我参加了中美双边的讨论会。这个代表团中有好几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诗人，譬如刚刚在中国出版中译本诗集《美，无法言说》的简·赫斯菲尔德（Jane Hirshfield），但会议上做主要发言的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主任克里斯托弗·梅里尔（Christopher Merrill）教授，这个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由安格尔、聂华苓夫妇创办的、曾经邀请过包括丁玲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访问的写作项目。梅里尔教授在发言中，一方面介绍了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情况，指出现在大学各文科院系如英文系、翻译系、比较文学系都在创办自己的创意写作项目，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硕士，不过，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并没有追随这个潮流，这个计划并非很多人想象的是一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项目；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虽然不以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硕士为目标，却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创意写作教育，与此相比，如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当时声势浩大，但对后来的创意写作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IWP（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办公楼

梅里尔教授讲完之后，主持人要我简单地回应一下。我说，梅里尔教授一定知道著名中国作家丁玲曾在1980年代初期访问过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她还曾把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她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进行过比较：“开始的几年没有外国作家，只是大学文学系的一个创作室、小作坊，集合一部分青年作家，讲授文学课程，同时进行创作，时间为一年。现在美国的许多诗人、小说家都出自这里。这个创作室有点像我国五十年代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一个培养青年作家的园地。”而这个中央文学研究所恰恰受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影响。据李蔚超对鲁迅文学院所藏档案的研究，中央文研所在院址建设上参考了苏联文学院、莫斯科大学的建筑设计，在课程规划上也借鉴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教学体系。而丁玲在访苏期间，也确实和众多苏联作者会面，并专程参观了高尔基文学院，将交流经验整理成参考材料带回中国，留供文研所参考。实际上，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草创之初，也学习了高尔基文学院的经验，所以，丁玲不难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计划中看到某种似曾相识之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另一个来源则是延安的“鲁艺”，今天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就是继承这个传统的作家培训机构。我指了指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某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说她不久之前就去鲁迅研究院学习了好几个月。

丁玲（右二）、陈明（左二）夫妇与聂华苓（左一）、保罗·安格尔（右一）在爱荷华家中合影

我说这么一番话，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这位美国教授认为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毫无影响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当“文化冷战”成为一种人们越来越熟悉的学术阐释方式时，很容易将美国和苏联简单得对立起来，而看不到彼此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就拿丁玲来说吧，她是当代文学史上访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最早、次数最多的解放区作家 。建国前后，丁玲五次到访苏联，并将前三次欧行经历记录成文，在1951年6月集结成散文集《欧行散记》出版；1981年9月至1982年1月，丁玲应邀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并写下了另一本散文集《访美散记》，也算是“新时期”较早近距离观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作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当时对于中国来说都具有某种“典范性”，而丁玲出访的时间也处于“当代文学”的关键性时刻：出访苏联东欧正值“新中国文学”的形成期，访问美加则处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期。丁玲究竟如何看待苏联和美国，以及怎样理解它们与中国的关系。由此形成的世界视野是否影响了她参与其中的“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定位。透过《欧行散记》和《访美散记》，我们能不能触及到丁玲在苏联和美国之行中对于中国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文艺经验的持守，以及这种持守之于今天的独特意义？

《欧行散记》和《访美散记》

以往的丁玲研究对《欧行散记》和《访美散记》的评价都不太高，认为前者是向苏联“一边倒”的产物，后者甚至被指责为“笼罩着浓厚的文化中心主义的阴影，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的评价显然带有误读和偏见的成分。就拿所谓“一边倒”来说吧，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立确实借鉴了不少苏联经验，包括作家协会等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出版社国有等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和强调读者参与的文学接受制度和评价制度的建立，等等。丁玲见到法捷耶夫时也说过：“中国形势很快将有个大变动，因此文艺工作也将产生新的组织和领导方式，我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组织及领导方法，以作为参考。”（丁玲：《法捷耶夫同志告诉了我些什么》，《欧行散记》，第62页。）但仔细阅读《欧行散记》，不难发现丁玲的关注点不只是停留在苏联的文学制度上，而是更深入地观察“文艺”对于苏联人日常生活的熏陶和精神境界的浸润：“苏联人民的美术修养，在初接触中就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懂得美术，喜欢把生活安排得很优美，他们爱美，爱艺术。我们一走进苏联边界，在那很小的奥特堡车站上，你就能看见大幅的油画；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和他们人民生活的绘画。火车车厢里也挂着名画、漂亮的窗帘，还有美丽精致的小台灯和新鲜的小盆花。我们火车在西伯利亚驰过，西伯利亚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是一个很寒苦的地方，是充军发配的地方。但现在即或你只是经过一间小小的木屋，它会吸引住你。一间小门廊，门廊上边有雕花板，一个小窗，窗户上露出雪白的纱帘，而且一定有盆花，或者有个穿花衣的姑娘在院子里晒衣裳。我们乘车越往西走，看到的油画、塑像、雕刻、屋宇的装璜，也就越丰富、越伟大、越精致了。”（丁玲：《苏联美术印象记》）正是这种生活中出处可见的“美学”，使得“苏联人”具有了某种独特的文学品格：“他们不特喜欢工作，喜欢学习理论，喜欢谈论政治和一般事务，他们也喜欢看歌剧，看舞剧，看电影，看画，读文学书籍，并且也喜欢给这些艺术以批评，用一定的话来表达因戏剧所引起的他们的见解。”（丁玲：《苏联人》，《欧行散记》，第5页）

丁玲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1949年）

由于有着对于“苏联文艺”如此切实深入到“生活”和“人心”的观察，丁玲才在与苏联的对比中发现了“我们”的不足：“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是停留在教科书上，总是告诉人家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才对。……这些戏是教育了群众，因为看了戏群众知道了不要上当。我们总是拿这些事情告诉人家。但在苏联看过了一个戏，人家问我怎么样，我说很美，可是心里想这种戏和实际有什么联系呢？但后来又看了两三个戏，才明了人家比我们高一级。苏联的艺术是提高你的思想、情感，使你更爱人类，更爱人民一些。因此苏联选了很多古典的东西来上演，像《青铜骑士》、《安娜·卡列尼娜》等戏都是提高人民的情感的。……”（丁玲：《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在天津文艺青年集会上的讲演》）深刻意识到“苏联的艺术是提高你的思想、情感”，让你“觉得很美”，那么“我们的文艺”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如何根据这样的要求来培养新一代的作家呢？丁玲在一次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们讲话，特别有的放矢地提到这么几点：一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读书方法，强调“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要“沉到书里去”；二是反对“急于体验生活便急忙下去‘看’生活，而是要“到群众中去落户”；三是反对“不老实”的写作态度，反对“两个钱做四个钱的买卖”，而要“自己走一条路——老老实实的路”；四是既反对概念化，又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即她所说的“当我们反对概念化的时候，花花草草的东西就来了；当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时候，口号就来了”；五是“不要老注意抽象的问题”，而“要注意形象的东西”。（苗得雨：《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1998年8月21日《今晚报》）

丁玲给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信

实际上，丁玲一直关注“日常生活的美学”以及文艺潜移默化的情感作用和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在30年后，她来到美国的爱荷华，依然注意到这座小城“这里每年有纽约百老汇来的歌剧，休斯顿来的芭蕾，还有意大利的四重奏，瑞典的著名哑剧，有西德的电影、美国的卅年代的电影……大都市的繁华，优裕的物质生活，这个小城市样样都有；但大都市的喧闹，污染，纸醉金迷的狂欢，恐怖的枪杀与强奸，以及难堪的孤独的寂寞，这里却少得多，住在这里的人特别高兴的是有一种难得的和平的安全感。在爱荷华我没有看见在纽约住宅区必须有的双层、三层铁门；有些住宅装有电子报警的设备，看来也是备而不用，形同虚设。汽车停在路边，可以无须上锁，这在现代都市是少有的。这城市像是一个公园城市，是一个大农庄的城市，满眼都是绿树、青草、流水、美丽的小屋。这是一个安宁的，舒适的文化城。”（《爱荷华——我看到的美国·之一》）甚至从橄榄球赛上也看到了某种“美国精神”的体现：“我们没有等球赛结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赛场的人声、乐声，时远时近，仍在脑海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场。那种强烈，那种欢腾，那种狂热，实在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狮，执着如苍鹰，在这样倾城空巷，热烈竞争的赛场上，秩序井然，闹而不乱，也表现了美国人民的文化修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不懂橄榄球艺，但我能够懂得那些为球艺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满足。他们乐观和健康。他们很会生活，会工作，会休息，会玩。”

1981年冬，丁玲在聂华苓家阳台上，身后是爱荷华河

“苏联人”和“美国人”在丁玲的视野中竟然具有某种“趋同性”，这是历史的误会吗？恐怕不是！我觉得，这是丁玲经由对当时“先进世界”的观察，而向“我们的文艺”提出的问题以及对于自我的期许。在这个意义上，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她念念不忘《杜晚香》：“我反复思量，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自然，这里并没有绝对相反的东西，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杜晚香》。是不是由于我太爱杜晚香，人民更需要杜晚香的这种精神呢？我想或许是的。”（《〈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

编辑｜苏恩祺

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以文学与影像为主要工作领域，致力于对当代文学文本、影像文本的阐释与分析，兼及文学史与影像史的研究，测绘社会表达的历史变迁、当下现实与未来潜能，探索我们时代批评的限度与新的批评形态的生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