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与《诗经》地理关系学焦点访谈录 ‍作者：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

人文秦岭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仅仅选择了北纬30度～40度之间，而中国文化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黄河文化主要集中在三部中华经典，《诗经》《老子》和《史记》。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中说：“中国文化的根源则是农耕社会，农业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源泉。”人类文明史研究者的研究表明，文明的的起源并不是依托于大河的主干，而是发源于大河的各个支流与其主干相交的那个三角地带，并且是有灌溉农业的地方。农业发达了，其他事业才能渐次发达。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曾说过：“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020年7月，中华书局编辑部在《类编长安志》一书前言中说：“都城，是中国古人心目书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未必是地理上的中心，但一定是车马辐辏、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心。”

‍ 史上夏鲧始作崇国城，奠中国城市文明之基。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皆选择了潦（lao，今涝河）、沣河与渭河交汇处这一地理文明三角地带。周公卜洛借鉴前人之“择中建都”之经验，而应用于东都洛邑城市选址，皆是文明的史征，传承了中华文明。1957年和1983年在鄠邑境内涝河和甘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碳化稻谷，是中国稻谷文明高度发达的重要例证。

‍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画鄠邑是中国诗史的都邑。《诗经》的政治性大于其文学性，若研究《诗经》一定要到《诗经》原产地去调查研究，了解《诗》是在什么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用文物证据来说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原史实真相。钱钟书先生曾云：“《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涉笔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笔者在学术上，沿着前辈大家的足迹砥砺前行，把文物证据引入《诗经》地理之研究，以物说史，以物证史，创立中国文物与《诗经》地理学新学科。使文物证据得以“活化”，并与之自然地理要素山川河流、动植物等之间形成自然地理契合关系，不仅有物色，更有景色，并且有着鲜活的历史人文故事，绘声绘色，启迪智慧，引发思考而“思无邪。”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诗经》之研究，只重视《诗》的文学性注解和研究，而忽视或缺乏文物证据与山水人文环境和地理要素之间的契合对应关系的研究。“史学研究积于史料，没有史料则无史学。”一种证据代表着一种历史史实，离开了《诗》作“生长”的地理及人文环境，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支持下，故所作出的注解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带有片面性，甚至空洞无物或荒谬性。一句话，讲好《诗经》之事，离不开史学研究方法中“史源”根据。《诗经》之研究“单条腿走路”之窘境要改变，否则其所言在讲上千年，也难于讲出《诗》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 从真正意义上讲，让《诗经》艺术生命体鲜活了起来，并建立起中国《诗经》地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论据链体系，这在中国《诗经》2500多年研究史上，前所未有，开中国文物与《诗经》地理研究所之先河，笃志经学，震古烁今。当奠中国文物与《诗经》地理学诗史文明之根基。此项研究必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 为往圣继绝学，查漏补缺亡，乃初心使然也。虽为一介草根人物，不靠文凭学历，但靠研学实力；十年家国十年心，此生无悔入华夏。不求名利，但求有益于国家和社会。

‍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下面谈以下中国文物与《诗经》地理契合关系学中，我的探索与发现一些实例，以飨读者。

（一）格物致知，沿着前辈大家的足迹前行：解密《诗经•关雎》“千古之谜”

曹云海研究员评价清代吴大澂先生：是”才高八斗的金石学家，寸土寸心的爱国名臣。”

（二）格物致知，沿着前辈大家的足迹前行：探秘渼陂何以为美？

（三）格物致知：鄠邑一物“飞”出《武成》语，风华绝代当惊世界殊。

（四）格物致知：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所率领的西六师与其泾河舟船精锐之师在今鄠邑渭丰村定舟村（旧称定周村）会师，祭拜天地卜辞“旅乍（作）中”，其与《诗经•大雅•棫朴》诗载史实相合。颁布《伐崇令》，严明军纪，汉代刘向《说苑》有其载。从而诞生人类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令，拉开了“择中建都”“鼎定中国”之序幕。笔者根据鄠县、长安交界古时出土的周丰宫瓦当文，1948年鄠邑秦渡出土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宋代大儒程灏和元代著名学者，《类编长安志》的作者骆天骧，对丰宫遗址的亲历采访记述，明代丰盛堡村西北隅观音石像底座铭文记载，以及从古文献中找到沣河发生变迁的四个入渭口，锁定丰京地望当在今鄠邑区秦渡街办丰盛堡村。其研究发现，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著《丰镐考古八十年》第九章今后工作方向之载。至此困惑学界、考古界“千古之谜”得以克遂。

（五）格物致知：中国《诗经》地理学中的植物实例

（六）格物致知：中国《诗经》地理学中的植物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