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往事如烟一一三转一响</p><p class="ql-block">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知青的生活用六个字来形容，穷，很穷，非常穷。在十六，七岁离开父母，沒有家庭的庇护，没有经济的接济，沒有生存的技能。</p><p class="ql-block"> 我十六岁随父母亲从省城南京，被下放到黄海之滨的启东。(文革后期，省革委会主任吴大胜提出省级机关干部队伍要清理，凡是知识分子的干部一律下放农村，边远地区)。无休止的折腾，一大批国家的在经济领域中的干部被下放。</p><p class="ql-block"> 整个国家机器停滞不前，除了搞阶级斗爭，就是张春挢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夲主义苗。知识青年被下放，知识分子干部被下放。经济的倒退，令人胆寒。</p><p class="ql-block"> 七二年春节过后，父母親被落实政策返城，留下我一人。留下了一书架的书，留下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留下一架蝴蝶牌缝纫机，留下母亲的一块苏联手表，留下熊猫牌收音机。就这样我带着父母親留下的三转一响和一书架书，开启人生的一一知青岁月。</p><p class="ql-block"> 感谢当时的生产队长薛家祥，是她的大女儿薛美玉每晚陪同我熬过漫长的冬夜。那时留下的缝纫机，成了生产队姑娘们尝试做嫁衣的工具，启东姑娘聪慧玲琍，纺纱织布，量体裁衣，无所不能，我曾在"启东，启东女人"文中写过，凡是与棉花有关的生计，都是启东女人手中的繁花。</p><p class="ql-block"> 那时留下的飞鸽牌二八自行车，成了小伙子们访亲走友的装饰器，队上的小伙子要相亲，必定到我家借了上自行车去炫耀一下。我家的自行车，我用紫红色灯芯绒，(我的冬罩衣，嫌小，)将它截剪成菱形状，用缝纫机将其踩出三角架的车袋，扎在三角架上，既美观又实用，还喜庆。队上的小伙子无论会亲访友，还是带着新娘回娘家，都一一上门借用。当时心里有点不情愿，但看到他们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样子，不由心生欢喜。与人助力，也算是一种修行。</p><p class="ql-block"> 母亲给我留下的苏联手表，当时只是放在橱里没有带过，当时农村基夲上没人带手表，老百姓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手表只是奢侈品。况且苏联表的式样不怎么好看。若干年后回城，去北京学习，在北京的王府井，花三个月工资为自己挑选了一款瑞士女式欧米茄的手表。</p><p class="ql-block"> 七十年代的农村没有通电，老百姓的点明全靠煤油灯，父母親留下的收音机派不了用埸，最后又被母亲带回城里。当时农村的有线广播配合政治斗争需要，家家户户都给装上。每当早晨卯时，公社的广播就响起，谈一天的农事，谈当前的局势，阶级斗争警钟长鸣，时而也放听一些歌曲:宁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我当时很纳闷，以我的身板，能挑六十斤担子，已是竭尽全力了。何来千斤担！ </p><p class="ql-block"> 1992年借在启东开会之机，我带我部门的小施，小赵来到我插队的地方，看望了父老乡親们，左右邻居给了花生，甘蔗，等不少农副产品。也看了他们的新居。农村六年，时间很短，但也珍贵，也是我修行的黄金六年。</p><p class="ql-block"> 庄子说过:内心丰盈者，独行也如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