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袁宏的玄学

陶都竹藤

东晋袁宏的玄学

袁宏，字彦伯，小名虎，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死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三七六年），陈郡阳夏人。《晋书》“袁宏传”载，袁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而“有逸才，文章绝美”，为谢尚所赏识，引为参军，累迁为大司马桓温记室。然由於袁宏“性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后由吏部郎出为东阳郡守，终卒于东阳，年四十九岁。袁宏“文章绝美”，“机对辩迅”，为当时文坛名士所推崇。名士王徇在评议了袁宏的《北征赋》后推许说：“当今文章之美，当共推此生”，故有“一时文宗”之誉。

袁宏著作很多，《晋书》“本传”载：“撰《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又，《旧唐书》“经籍志”录有他的《周易谱》一卷、《名士传》三卷等。然而，留传至今的袁宏著作，完整的只有《后汉纪》三十卷，《竹林名士传》（即《名士传》）则仅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中留有少量文字。此外，在《晋书》“本传”中，载有他的《三国名臣颂》，以及《东征赋》、《北征赋》的片段；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保存有部分诗赋诔表的佚文。

从《晋书》的赞辞看，袁宏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然从留下的《后汉纪》三十卷看，他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再从他为《后汉纪》所写的“序”“论”看，则他是一位地道的玄学家。事实上，这三重身份在袁宏那里是完全统一的。此外，袁宏的《名士传》也是一部记述与评论魏晋玄学家的重要著作。如，《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说： “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濬仲（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顗）、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

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其《史通》一书中多次提到袁宏《后汉纪》，一则说：“为纪传者则规模班（固）马（迁），创编年者则议拟荀（悦）袁（宏）”（《六家篇》），再则说：“世言汉中兴书者，唯范（晔）袁二家而已”（《古今正史篇》），充分肯定了它作为一代史传的价值。不过，对于袁宏在《后汉纪》中所写的“论赞”部分，刘知几则很不欣赏，批评它为“务饰玄言”（《论赞篇》）。然而，从刘氏的这一批评中，却也正好道出了袁宏《后汉纪》中所表现出来的玄学特色。

袁宏在《后汉纪》“序”中说：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这是袁宏自述著《后汉纪》的宗旨，具有鲜明的玄学观点。史书开启于《春秋》、《左传》，然“《春秋》以道名分”，这是传统的史学观，看袁宏说“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又高度赞扬《左传》，则他还是肯定传统的作史立场的。但是，袁宏又不满足于此。所以，他在表扬《史记》、《汉书》成就的同时，又认为两者还不够完善。他称赞荀悦的才智，表扬他著的《汉纪》“所述当也，大得治功”，但又认为他对於“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这是说，荀悦的《汉纪》只记述了名教的事迹，而对于“名教之本”则没有能发明出来。

在玄学家的立场看来，名教是应时治世的用，它因人而不同，随时而变易的，若滞于用而不明其本，则不仅不能尽其治世之用，抑且流弊丛生。所以，探求名教之本，乃是玄学的根本主题。

袁宏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王弼和郭象的思想，所以他强调史传的编著主要是要通过“记事”和“治体”，以明“名教之本”，“义教（亦即名教）所归”。这里可以举出他的另一段话来作印证。他说：“夫弈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故记载兴废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圣人之迹不同如彼，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不可不察。圣人所以存先代之礼，兼六籍之文，将以广物惯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圣人之世几将千年矣，风俗民情，治化之术，将数变矣。……‘六经’之道可得而详，而治体云为迁易无度矣。……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

袁宏很不满意后世一些史学家专在注疏上做文章。他认为，这些注疏做得再好，至多是“止于事义”而已。至于作者所寄之“高怀”，事义的“疏外之意”，古人的“遗风余趣”等等，则不是“殁而不传”，就是“蔑如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袁宏在《后汉纪》中加了许多“论赞”，借此以“寄其高怀”，发“疏外之意”，扬“遗风余趣”，而终明其“名教之本”，“义教所归”。

《后汉纪》全书“论赞”共计五十五条，除去四条是引华峤的外，袁宏共写了五十一条。这五十一条“论”中，最短的只有四十余字，最长的竟达一千余字，而总计字数则有一万七千字左右，约占全书的十二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历来史书论赞所仅见者。顺便说一下，著名的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全部注文也只有一万一千字左右，由此可见，袁宏《后汉纪》中“论”的份量并不算轻。

遗憾的是，过去研究历史学者对其“论”中的“务饰玄言”很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其中“多迂腐陈旧之说”，因而很少去认真地研究它。而研究哲学思想史者，则因它是一部史书，也没有注意到其中“论”部分的思想性及其理论意义，以至使袁宏在东晋玄学史上的地位长期湮没无闻。

陈寅恪先生在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为说明至东晋时期，清谈虽“已无政治上之实际性，但凡号称名士者其出口下笔无不涉及自然与名教二者同异之问题。”于是援引袁宏《后汉纪》“序”和三段“论”中的部分文字以为例证，并指出袁氏“全书之议论皆谓自然为名教之本”。尽管陈先生在举袁氏《后汉纪》“论”文为例时，并没有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一再强调，此类言说只不过是当时名士们“须臾不可离之点缀品”、“所不可少之装饰门面语”而已等等。由于陈寅恪先生的提示，而促使人们去注意和研究袁彦伯的玄学思想，则其始揭之功当不可灭。

东晋玄学的发展，除玄佛融合的趋势外，在其自身理论的发展中，有两个特点可注意者：一是对正始以来“贵无”、“崇有”、“独化”等论说进行理论上的整合，主要是加以调和与融合。二是对儒、道两家做出明确的定性判别，提出“道本”“儒用”的论断，为“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与统一确立学统上的依据，同时用之于评史论政，品题人物，向玄学的本来题目反归。第一个特点，本文所提到的韩康伯、张处度、陶渊明、袁彦伯等人的思想和理论均可应符。而第二个特点，则主要体现在袁宏《后汉纪》论评中所表达的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