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古代中国展（四）秦汉时期

杨萍

2025.01.07第二次去国博古代中国观秦汉时期展。大一统帝国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候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 大一统帝国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开始实行全面的统一。然而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秦朝经二世而亡。在经过短暂的分裂之后，汉朝继之而起，并基本延续秦的制度，史称"汉承秦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 陶俑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価坑出土此陶的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械，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抛有长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更佛的形象。“秦始皇陵兵马俪系采用黄土和白石类砂为原料，经过雕型、培烧和彩绘等工序制作而成。阿価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登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脚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双脚和腿，再用泥条盘筑法制這中空的躯干，在影于两侧贴接双臂。佰头和双手庫独制作后再与航干、手臂套装成一体，待阴干后放进陶窑内进行焙烧，出窑后通体旅以彩绘。陶马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陶车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这种带卷篷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 琅琊(ya)刻石茶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那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须扬统一海内的功德。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那郡（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 金缕玉柙 两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士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柳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简、左右手套、左右裤简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柳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柳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成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柳、银缕玉柳、铜缕玉柳和丝缕玉柳，其中丝缕玉柳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柳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柳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柳，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柳，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此価头上戴帧，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夺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资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更蓄养作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帻巾，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石天碌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游阳西邻出士此石天禄预背阴刻“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维氏（今河南偃师）装聚村工民成权所作。天操是东汉时期立于基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陶部曲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四川崖墓出土此俑身穿短襦，交领右衽，左手执箕，右手执铲，腰佩环首刀，是东汉豪强大族私家武装部曲或家丁的生动写照。根据崔定《四民月令》记载，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实行度田的新举措后，豪强大族的私家武装不再是岁月不解，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称为“部曲”。每当春季青黄不接或冬季寒冻时，田庄主往往纠集一部分农民修门户，警设守备，来防御春饥草窃之寇，或者修缮五兵，练习战射，来防备寒冻穷厄之寇。后来豪强大族的这种私人武装规模逐渐扩大，按军队编制组成部曲，招兵买马，扩充军备，独霸一方，从而形成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 “熹平石经”残石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年-183年)此残石原应作长方形，上刻隶书经文，每面约35 行，每行约75 字。鉴于经书辗转抄写，错误很多，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命令蔡邕等人以隶书写定《诗》《书》《乐》《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经蔡邕写定的经书被刻到了石碑上，立在太学，以便读经人校对是正，当时观摹校核经书的人络绎不绝，车马塞道。汉末战乱，殃及石经，已少有整石存在。自宋代以来，则时有残石出土。 鹿车据四川彭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像制作鹿车又被称为独轮车，用人力推行，是汉代发明的一种应用广泛的交通运输工具。 陶猪圈东汉（公元25年-220年）湖南长沙出土此陶猪圈模型由圆形围墙构成，围墙上有宽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卧猪。猪圈外高台上架筑厕所，下部与猪圈相通。汉代的猪圈主要有独立式的猪圈、与厕所连接的猪圈和与作坊连接的猪圈。其中与厕所连接的“连茅圈”盛行于华北地区，在中南、华东地区使用也很普遍。当时，猪圈积肥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人们常常把稻草、谷壳之类撒进猪圈，利用猪的践踏，与猪粪尿和人粪尿混合积成优质圈肥。此猪圈模型就反映了这种积肥方法。同时，把厕所和猪圈合为一体，不仅有效利用了空间，两个污秽之地集中一处，也减少了污源。 陶灶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此陶灶似船形，一端上翘，灶面上有3个火眼，上置釜形炊具，灶身两侧附汤缶，灶门口堆塑狗、猫等动物。汉代对灶很重视，认为灶是生养之本。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陶灶在随葬品中开始增多。当时，江南各地流行船形灶，至东汉晚期，船形灶后部拢合上翘。除放置北方常见的釜甑外，南方陶灶上往往在前面的火眼上置双耳锅。广东广州地区出土的陶灶还常在灶台两侧附装汤缶，并塑出庖人及猫、狗的形象，而不象北方陶灶在灶面上模印或刻划厨具和食品等纹饰，反映了地方饮食习惯和风俗的差异。 提壶陶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 春杵陶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 庖厨陶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 献食陶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 十二支铁灯（复制品）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山东高唐固河出土 绿釉陶壶东汉（公元25年-220年)山东潍县出土 银卸圆形漆盒东汉（公元25年-220年)山东莱西岱墅村出土 银卸圆形漆盒（右）东汉（公元25年-220年)山东莱西岱墅村出土银卸椭圆形漆盒（左）东汉（公元25年-220年)山东莱西岱墅村出土 银卸长方形漆盒东汉（公元25年-220年)山东莱西岱墅村出土 青瓷四系罐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此罐口直沿，鼓腹，其上部有四个可以穿系的半环形耳，平底。肩腹之间有一道弦纹，腹部有模印斜方格纹。全器呈淡青色，釉层薄而均匀，有开片，为长江中下游的制品，是东汉后期青瓷的典型器物。东汉后期，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首先出现了青瓷器。它在夏商周三代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采用高岭土做胎，通体施釉，施釉技术由刷釉改为浸釉，胎釉结合紧密牢固，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烧成，胎质坚细，釉色晶莹，吸水率低，已具备了瓷器的各种条件。青瓷的出现代表了汉代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青瓷洗东汉（公元25年-220年)湖南郴州出土Celadon Basin 玻璃杯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广西贵县出土此杯系模压成型，成型后又经过抛光，淡绿色，透明，外壁饰有两道弦纹。经分析，此杯为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成份相符。大约在西汉武帝时代，中国船队从今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等地出发，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被运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也被运往东方各国，其中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对汉朝合浦地区的玻璃制造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合浦人从罗马人那里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国产铅钡玻璃的钾玻璃。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作简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仁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虎钮青铜錞于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传四川成都出土此錞于是汉代蜀人或巴人的遗物。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钮，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彩绘雁鱼青铜釭(gāng)灯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街鱼伫立状，由雁街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红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水禽街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街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做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呈简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家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算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吊人青铜矛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矛为圆銎，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头梳棰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提链青铜壶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955年广西贵县出土 鎏金神兽青铜牌饰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此牌饰正面铸出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魏书·序记》云：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据研究，牌饰上的神兽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榆树老河深在大兴安岭以东，并非拓跋鲜卑南迁时所经之地，这里的墓群应该属于东部鲜卑。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该墓群为夫余遗存。 神兽形青铜砚滴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7年广西梧州市出土砚滴的用途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以铜质为主，多采取与水相关的动物造型，如神兽形、龟形、龟蛇合体的玄武形、蟾蜍形等。砚滴有多种形制：有的侧面附有笔插；有的如这件神兽形砚滴一样在出水口安装塞子，以便堵塞；有的在进水口装柱形圆塞，柱中心有上下贯通之孔。如按紧此孔，可阻断空气，达到控制水流的目的。 青铜染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6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染指调味品。此染器中的耳杯用来盛酱、盐等调味品，染炉用来使之加热，满足当时人们喜欢用较烫的调味品濡熟肉食用的习惯。 青铜漏壶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1976年内蒙古杭锦旗出土此壶从梁、盖长方孔处插有刻度的箭（已失），箭随壶水外漏逐渐下降，以测定时间。 石猪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6年湖南长沙南门外出土 彩绘龙虎纹陶壶 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此陶壶扁圆形盖，盘形口，细颈圆腹，肩腹间有对称模制铺首，圈足。壶身及壶盖彩绘各种不同的纹样，其中盖上彩绘青黄相间的流云纹，腹中上部彩绘作奔腾状的青龙、朱雀、白虎，其余部位彩绘三角形纹、锯齿纹和菱形纹等。彩绘陶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用多种颜色描绘花纹，主要用作随葬明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彩绘陶的制作极为兴盛。其纹饰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及人物纹等，富有生活气息；其色彩以对比强烈的红与黄、白与黑互为主宾，混合使用，装饰性很强。 双兽耳青釉硬陶瓿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年浙江宁波出土 鎏金青铜尊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此尊呈筩形，盖上有环和三飞鸟，器身有一对铺首街环，器底嵌银铭文，三熊形足。通体鎏金。在汉代，酒一般贮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在尊里，再用勺酌于耳杯中饮用。当时的酒尊分盆形和策形两大类，盆形尊自铭“酒尊”，筩形尊自铭“温酒尊”。在汉代，“温酒”即醞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它用连续投料法酿造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是酒液清淳、酒味酽冽的美酒。所以汉代盛醞酒的策形尊制作精美，在汉画像石中也多被置于案上，其地位远高于被置于地上的盛普通酒的盆形尊。 越式青铜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 羽冠舞人纹青铜鼓 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1972年广西西林普驮出土青铜鼓是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一种象征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鼓、此存财物或装验尸骨之用。 五铢钱纹青铜鼓 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 1954年广西岑溪出土 此鼓由鼓面、胸、腰、足4部分组成。鼓面大于鼓腰，有面檐伸出鼓胸之外，腰部收束，以一道突棱与足部分界，足部略向外扩张。胸、腰间铸有鼓耳，可系绳悬吊。鼓面边缘环铸6只蹲着的青蛙，中心有12角光芒体。鼓面和周身间饰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青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的美好愿望。 三足陶盒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群猴环边青铜扣饰（左边）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方形群猴环边青铜扣饰（右边）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青铜枕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能纹地上寻雕三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基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杭上尚留有头骨残片。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视仪式中的牺往、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透雕璜形蠵纹玉佩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马形青铜饰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嵌贝鹿形青铜镇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镇放在席子的四角，用来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 婆金熊形青铜镇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2年安重合肥出土批镇星票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日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通是用来压席子角的。成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是于其网展区说。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的、辟邪、羊、鹿、眼、他、这地动物形青国镇透服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 金籥(yuà) 青铜戈、青铜𨱔(z un)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78-1980年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此戈长胡三穿，援微曲。内上近胡处贯穿一简形金箱，顶饰一只回首鸳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同姓诸候王几乎占据了国土的大部分，大的诸候王国甚至“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中央直辖的仅有十五郡。这些王国的官制同汉中央官制相同或相似。其国王在用人方面有很大的权力，有较为独立的司法权，还有权发兵，拥有能够为自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山东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生动写照。 龙凤纹玉佩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8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龙纹玉璧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玉为青绿色，体扁平。圆形，中心有一圆孔，两面纹饰相同。肉内区雕琢蒲纹，外区雕琢四组夔龙纹，内外区用一周绳索纹相隔。玉壁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是沿续时间最长的玉器之一。汉代，玉璧常作为礼仪器，主要用于祭天、祭川，还可用于朝聘、纳聘、馈赠以及贡献的礼品，也用于随葬。花纹精致的玉壁多为基主生前使用过，出土时多位于墓主的胸部和背部。有的玉壁放于棺椁中间，有敛尸作用。 旋曲纹瓦当秦（公元前 221年-前206年）瓦当是古代建筑材料之一，起着保护橡头和房檐的作用。旋曲纹瓦当是最具特色的秦瓦当之一，此前多被称为“葵纹瓦当”。有学者指出，旋曲纹并非源于植物的葵花，而是代表了水流的漩涡，秦人以水纹装饰瓦当可能与其主“水德”有关。 青铜量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 “医工”青铜盆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盆敞口、沿外折，浅折腹，假圈足。口部和底部各有一处修补，系用铜钉铆合。在口沿上两处、器壁上一处刻“医工”字样。其外壁距口沿3 厘米以下铜色较黑，可能是隔水蒸药用所致。出土的汉代医疗器具多为青铜制品，与《治百病方》提到的药物要用青铜器冶合的要求相符。古代医者通称为“医工”、“医匠”，而汉代诸侯王国主管医务的官更被称为“医工长”。这件“医工”青铜盆为中山王内府的医疗器具，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而自铭为医用的器具。 三足陶盒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四联陶罐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此罐由4个小罐联成，底部有卷曲形短足6个，其中每罐底部1个，两道横梁下各附1个。盖顶中央有鸟形立钮，边沿各有4个钮饰相对而立，2个作卷曲形，2个为鸟形。盖面间饰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饰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广州地区出土的陶质联罐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这些联罐造型奇特，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蓝琉璃碗1954年广东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这是在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器皿。 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 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1984年河南新野樊集村征集整块画像砖生动展示了汉代平索戏车的杂技场面。平索戏车是汉代流行的一种杂技，车橦在其中难度最大。类似的画像砖在河南南阳地区多有发现。有学者认为，这些画像砖上的戏车图像以写实成分为主，反映了中国古代杂技艺术的高度成就；有的认为它们与官更出行相结合，为汉代车骑制度的重要补充；有的认为，这些戏车图像所存在的杂技技术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和包罗万象的构图特点，决定它们不可能以写实成分为主并完全代表了汉代杂技的最高水平，更不能贸然认为它们与汉代的车骑制度有关。 张骞通西域壁画（摹本）据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壁画摹绘壁画上绘汉武帝带领群臣到长安郊外为出使西域的张骞送行。图中持笏跪地辞行的是张骞。 观伎画像砖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此砖的左上方绘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其中男者头上戴冠，身着宽袖长袍，女者头梳双髻，吹奏排箫。右上方有二男伎，一伎右手持剑，剑尖上跳弄一丸，左时正掷弄一瓶；另一伎则上身袒露，双手舞弄七丸。左下方有二乐人席地而坐，正捧着排策吹奏。右下方为二伎在表演巾舞，一女伎头梳双髻，双手挥动两条长巾起舞；一乐伎右手执槌为之击鼓伴奏。此砖准确地刻画出伎人表演跳丸、舞剑及弄瓶的技巧，形象生动逼真。尤其是手持长巾的女伎，回首翘袖挥巾，婀娜多姿；与其呼应的乐伎，那持槌欲击的诙谐神态富于夸张。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片热烈的场面。 日晷 Sundial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 1897年内蒙古托克托出土 此日晷以中央圆孔为中心刻出两个同心圆，内园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据补足未刻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汉代主要的计时工具是漏壶，但由于漏壶中的水位和水压无法保持平衡，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往往用日晷进行校正。其使用方法是将晷体放正摆平，在晷心的大孔中立“正表”，在外圆的小孔中立“游仪”，将正表与游仪照准日出、日入时的太阳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当日的白昼长度，使掌漏的人员据以校准漏壶的流速、调整昼夜漏刻、确定换箭日期。 珠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史记 ·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 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都，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印文分为凿制和铸制，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抵触，在技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此金印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 2025.01.07手机拍摄（文字来源于展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