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愧疚

谢善骁

　　经过与世隔绝的十年文革，英语已经被人们弃之如敝履，懂英语者乏才之至。凭借拥有英语这一技之长，我则先后完成了三件“大业”：一是担当了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赴欧的科技考察团翻译（兼热处理技术员）的重任，二是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了6本科技译著及发表30余篇论文、译文，三是考取了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并赴美深造。
　　其实我的英语水平可谓可怜巴巴，因为我仅在北京语言学院经过一年英语培训（1975.2～1976.1）。这短短一年中，除去寒暑假和周末、一个月学军以及不时停课学马列和“批林批孔”的时间外，七折八扣，真正的学习时间最多八个月。

　　学了三个月后，我的听力测验分数竟然不合格，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溜走了，却还在原地踏步。我自己固然焦急万分，授课老师吴振亚、曹炎芬也都犯愁，为我这个三机部学员进修班班长的学习成绩忧心忡忡。在我们师生一起奔赴去山西洪洞县“学军”的路上，两位老师与我倾心交谈，及时对我面授机宜，指导和纠正我的学习方法。
　　除了掌握正确学习方法和刻苦勤奋下功夫之外，生活在号称“小联合国”的北京语言学院中，更有一条活学活用英语的捷径，那就是校内处处是学习英语的良好语言环境和诸多地道的语言老师。就地取材，就近“入学”，与来自欧美各国学生结对子，互教互学，进行双语混杂的口语交谈，成为中国学生心照不宣的秘诀。留学生人数少，不可能与人数多得多的中国学生结对学习，因此“竞争”自然激烈。不过对于来自鲁迅故乡的我，却成了那些几乎都来华学中国文学的留学生争抢的香饽饽。

　　还没有等我选定哪一位欧美留学生作为学习对子的时候，一位加拿大女留学生走到了我的面前，提出与我互为学习语言的师友，她的中文名字叫苏怡灵。在那个年代，中加、中美之间并无直通航线，一个文弱女孩勇敢地来中国学习语言，绕行迢迢万里，需要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苏怡灵对学习中文十分专心，而且对我这个中国朋友也特别信任。每天中晚餐时间，是中外学生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最佳机会，早进食堂的中国学生总会端着菜盘走向外国留学生旁边的空座。然而总是早于我到餐厅的苏怡灵，却礼貌地婉拒任何人入座在她身旁，因为这个座位是她专门为我预留的。
　　下午课余时，我们会一起来到树荫下、草坪上，你一言我一语轮流以两种语言对话。晚自习更是我们互教互学最热烈的时间，我们往往相约在一个教室，她以英语对我讲述美加趣闻和白求恩的故事，而我则抬出我家乡的“王牌”——鲁迅，用我夹带绍兴口音的普通话，给她分析鲁迅小说中其人其事，以及故乡的小桥流水和民俗风情。

　　1975年的暑假前夕，学校组织欧美留学生去绍兴游览，学生们十分欣喜，充满期待。这时留学生们向学校外事办提出要求，希望我与他们同行，作为他们的导游和讲解员。我不知道是哪一位留学生提出这一倡议，但我是从苏怡灵那里获悉这一消息的，她是多么期盼我与他们一起去绍兴啊！我觉得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愿望，绝不可能获准。不出所料，外事办毕老师作出了不同意的回复。
　　第二学期的学习开始了，我与苏怡灵继续作为对子互教互学，而且彼此感到中英语的听说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半年的时间匆匆而过，眼看我们的短训班很快就将结业，一场结业答辩也已经开始。此时我隐隐感到与善良、热情而友好的加拿大姑娘苏怡灵分别的时刻到了。
　　12月31日，我与苏怡灵又作了一次互教互学，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而她却浑然不知。中英双语对话结束后，她赠送给我一张贺年卡，上面写着“老谢 Happy New Year！ 苏怡灵 Dec 31/75”（老谢 新年好！ 苏怡灵 12.31/75），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和收到的贺年卡。
1976年新年后不久，三机部学员进修班正式宣告结束，20名作为中国驻美大使馆科技秘书候选人的学员分归原单位，我也回到了本单位三机部四O研究所。
我在与苏怡灵在互教互学的那些日子里，结下了深厚友谊。然而碍于“保密规定”，我只能悄悄地走，以猝不及防的方式离开了学校。

　　学习结业回所不久，一位第二批在语言学院进修的三机部女学员来所找我，告诉我一个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消息。

“老谢，你在离校前向苏怡灵告辞过没有？”她问我。

“没有啊！我的单位是保密单位，因此我是以北京航空学院教师的身份进校学习的。如果向她告辞，她索要我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我怎么回答呢？按照我们所的外事纪律，不允许个人与海外人员联系交往。”

“可是你不知道，当苏怡灵听说你不辞而别的消息后，立即跑到北京航空学院去找你，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回到宿舍后她大哭一场，随后写了一封信，叮嘱我一定设法找到你并当面交给你。”说着她递给我一封信。这是写给我的一封英文信，信开头称呼写的是：“Dear老谢”，信尾的署名则是十个工整的中文字：“你的加拿大朋友，苏怡灵”。我迫不及待地阅读来信，读着读着，两行充满感动而又和着内疚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下我的脸颊。信的译文如下：

亲爱的老谢：

自你从我们学校毕业的这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伤心之中。我失去的不仅是一位亲爱的朋友，而且是我在午餐和晚餐的同座朋友。我多么期望我们在北京依然能不时相聚，从而保持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你在你的诗中生动地表述了我们的友谊——不仅是我们两个人，而且表达了以鲁迅和诺尔曼白求恩为代表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深信你将投入到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事业中。今后我要以你为好榜样改造我的世界观。我一定要向周恩来和你老谢学习，抛弃带有资产阶级烙印的知识分子价值观，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并向他们学习。你为我提供了一个忠诚地奉献给人民的毛主席优秀学生的范例。

你的加拿大朋友，

苏怡灵

苏怡灵偷拍的照片

　　我深知我的这种无情无礼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一个外国女孩的善良心灵和纯正感情。联系从此中断，而我竟连她的英文名字都全然不知，更别说留一张照片，甚至在收到她的来信后也不敢违规去北京语言学院看望她。但我一直保存着她在1975年除夕送给我的新年贺卡，以及1976年1月22日那封令我百感交集并内疚一生的来信。
　　人生留下了多少悔恨，北语埋着我一声叹息。愧对一位加拿大女孩，缺失一句分手的告别……
　　那一声深刻的道歉，一直哽塞在我咽喉。随着岁月的推送，坠落成为内心的石头。
　　一年年日落月升，逝去了岁岁春秋。飘不动的是永久思念，吹不走的是一生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