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遗（二）

芮永华

周志俊在上海

周志俊 名明焯，字志俊，以字行。1898年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晚清名臣周馥嫡孙，周学熙次子，民族实业家。

周志俊的组照

周志俊幼居青岛，初喜文学和哲学，后见国贫民忧，决心以“实业救国”，1915年随父迁往北京，学习英语，专研经济学和企业管理。1919起，协助父亲经营青岛华新纱厂，担任见习董事，1925年正式主持厂务，走上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道路。1933年西行考察欧美十国，重点考察了棉纱业，开阔了眼界，接触了纺织新技术。

此行他感想联翩，壮心不已，写下了《瀛寰小记》、《杼轴漫谈》、《芝博琐言》，并在归国途中赋诗一首，抒发当时的情感和自己的抱负。

诗中有句云——

“箧中留得兴齐策，击楫高歌亦快哉!”

【初涉苏湾 业绩卓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沦陷。周氏家族把青岛华新纱厂的部分机械设备转移南下重庆，由于航运阻塞，滞留在沪。周志俊遂在沪西苏州河南岸（今莫干山路一带）购置土地，仅一年时间里，连续创办了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集纺织机器生产、棉纱布匹生产、布匹印染于一体，既独立经营，又相互协作，开启了上海现代企业联合生产的先河，到1939年底，“三信”三厂的工人规模达到3600余人，使得他在上海企业界声誉日隆。

信和纱厂

周志俊为了规避日本人干扰而以英商名义册注于香港，注册资本15万元，信和的英文译名是“New China”，这是在内忧外患年代民族企业家对复兴中华的殷切期盼。厂址为莫干山路10号（后变迁为60号，今为50号），事务所设虎丘路88号。为了壮大声势，聘请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颜惠庆担任首席董事。董事长先后为周志俊、颜惠庆，总经理周志俊，厂长史镜清。

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1941年英文版股票

下面四张信和纱厂的创始股票，股票持有人是周学熙的一家四兄弟。

信和纱厂股东会(出席证)

信和纱厂股东常会关于增发新股的报讯

这六张47年的信和纱厂股票持有人都是周志俊的子女，分别是:长子嘉良（字伯容），二子榘良（字仲介）；女儿伯廉，仲吉，叔贞，幼玲。

信和纱厂投产不到一年，就已拥有纱锭3000枚，织机20台，职工1000余人。为表达爱国情怀，信和纱厂将阴丹士林蓝布取名为“爱国蓝”，并将其做成一款民族旗袍，邀请当红影星胡蝶为爱国蓝布旗袍代言，使之成为当年上海滩最为流行的服装款式。订单应接不暇，在上海滩开辟出了一块新天地。

1937年12月纱厂资本为250万元，经过数年扩股增资，1947年先后达到法币4.5亿元和108亿元。有纱锭34276锭，线锭6240锭，布机253台。纱线商标有松鹿、五子、九鱼，布匹商标有双牛、九鱼。

1947年信和纱厂增资扩股，周志俊增配5000股。

信和厂商标

信和纱厂股份增资认股书

1940年度沪上纱业兴旺，各厂出品均一涨再涨，年终获利十分丰厚。鉴于年内市面上物价飞涨，可“三信”工人每日工资仅4角至6角不等，除去膳食，几无所存。

信和、信义工人强烈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因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共识，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并发生流血冲突，在沪上引起轰动，上海多家媒体都进行了追踪报道。最终以双方各让一步而平息，史称“苏河工潮”。

沪上《神州日报》《中美日报》(1940.1.29—1.30)等媒体纷纷报道“信和”罢工事件

信和纱厂改善工人待遇而发放的福利平粜米券12斤，30斤2种 （1941年）

信和纺织厂全体技术人员联谊会1946年劳勃节摄影纪念，第二排坐中间者是厂长史镜清。

上海紗厂工会各厂会员人数统计（1949年12月），信和纱厂工人数为1986。

信孚印染厂

由青岛华新纱厂印染部改组而成，成立于1938年5月，最初资本为15万元，厂址为莫干山路24号，占地仅10亩，事务所设北京路300号（后改为虎丘路88号）。1939年投产后，增资为40万。董事长周志俊（周家老二），常务董事舒昭圣，董事有周叔迦（老三）、周志厚（老四）等九人，经理人吴曦春。

出品有阴丹士林布、天光蓝布、纳富妥布、福利多布、安安蓝布、桃花红布、海昌蓝细布、士林雅布、印花色丁、哔叽直贡、绉纹呢、健美呢、印花麻纱、凉纱细斜等等。

布匹注册商标有:熊猫、龙驹、雏鸡、天光蓝、康耐新、美人蕉、福利多、神仙鱼、秋海棠、新八仙、桃花红、小鸡、龙泉等牌号。

信孚印染厂商标

信孚厂收据和发票

信孚印染厂同仁新春欢聚留影（1948.2.22）

信义机器厂

开始是为整修装配信和厂纺织机械而成立的，规模不大，建于1938年7月，资本仅10余万元。厂址为莫干山路8号。创始董事为周志俊、顾子余、姚仲拔、陈石英、吴伯僧等，经理为刘干虹。创办之初，营业颇兴旺，次年盈利35万元，1943年8月再增资至2000万元，开始在机器行业中小有名气。抗战胜利后，信义机器厂雇有工人200多人，机床数十台，开始对外承制梳棉机、细纱机等订货。由于不具备铸造能力，故通过同业协作，以大昌源铁厂所制为最多。1947年，有台湾大明纺织厂向信义厂“定购5000锭纺机一套，是为信义制造整套纺机之始......约二年完成。”至1947年，信义厂资本达4000万元。

信义机器厂股份公司股票样张

信义机器厂广告

周志俊在乱世动荡中，潜心经营，注重管理，研发新品种，与日商纱厂竞争，在夹缝中求生存；

其次积极开拓多渠道经营，除创办“三信”外，还陆陆续续投资实业公司、地产公司、百货公司、久安银行、久安信托公司等10多家企业，成为上海久安集团的掌门人。

久安银行参股信和纱厂股份股票（1943年）

1940年周志俊又联合同道在香港组建安华贸易公司，开辟“滇缅公路”运输业务，周志俊购200辆卡车数年间奔波在广州到韶关一线、昆明到仰光一线的高山峻岭之间，运送自产纱布和战略物资运到重庆，支援抗日战争和大后方建设，有力地缓解了战时内地民众的生活紧缺，为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直至胜利作出了贡献。为了调剂上海与后方的资金，又建立了茂华银行。

茂华商业银行北京路300号

【屡遭厄运 不屈不挠】

周志俊的抗日爱国活动,以及在上海企业界开始建立起的声望，引起日伪特务组织注意，上了黑名单。1941年1月20日下午5点半，当他正由信和纱厂办公室(现虎丘路88号)走出时,即遭特务袭击。由于他的机警果敢，虽然腹部被枪击击中，乃坚持着逃出了魔掌。在医院治疗后携家去了天津，但终因放不下在上海的事业，伤愈后便又返沪。

虎丘路88号“三信”事务所地图

谁知数月之后，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久安集团在租界内的工厂被日本人军管，信和等厂被迫停工，损失巨大（唯独信义厂由于是机械工厂，出于战时需要，在敌人的胁迫下，不得不应付开工生产）。不久香港和仰光又相继沦陷，在香港的安华公司的资产也损失殆尽。

在接踵而来的困难和打击面前，周志俊没有退却，尽自己所能地维持这个家业。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开办了一些小工厂，勉强支撑，同时跑跑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发行本集团的股票，指望能吸收些游资，这样一直苦撑到了日本投降。他不愧为一条硬汉，体现了一个民族实业家的责任感和奋斗精神。

孚昌染织厂，就是在这种处境下周志俊在常德路800号创办的小厂，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就业和生活困难，开办时间不长，到了1945年就歇业了。

1944年下半年，抗战胜利曙光隐现，周志俊斥巨资赎回信和纱厂，并于1945年10月全面复工。

从下面几张“上海银行俱乐部”的账单可看出，周在1944年5月期间，频频到俱乐部“请客应付”，想必就是商谈赎回事宜吧？

香港路59号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暨上海银行俱乐部”,是民国时期，银行为了与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大客户联络感情，专门设立了具有相当私密性的会所，能走进去的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上层官员、银行高级职员以及大客户都喜欢在此宴请宾客，联络感情，商谈业务。

巧的是，俱乐部和虎丘路88号“三信”事务所相距很近，拐弯就到。

【重新崛起 再铸辉煌】

抗战胜利后，周志俊精神振奋，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除了继续经营信和等厂外，从1946年起，又开设了“三新”（电机、电表、制酸）等多家企业。

新安电机厂

周氏家族投资1.4亿元(法币)，厂址位于常德路800号(近昌平路)，从信义机器厂租了一部分机床，厂房是向已歇业的孚昌印染厂租借的，周志俊任董事长，聘请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外甥孙鼎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由于新安技术力量较强，周志俊立志把新安厂打造成“中国的西门子”，塑造中国本土著名品牌。新安厂仿制英国40马力变速电机的产品畅销，可与英制产品媲美，还试生产了一些新产品，如中型交直流电动机、变压器、高低压开关设备、铁路信号机等，在当时的电机制造行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十年间已从数十人小厂发展成700人中型企业，其规模是当时全国私营电机厂中最大的一家。

新安电机厂在常德路800号（1947年地图）

新安电机厂股份有限公司在《电世界》杂志封面的广告

新安电机厂提前完成天安门电气设备制造任务（1954年8月31日文汇报）

新成电表厂

为孙鼎同学王启贤创办，由新安投资合作，生产部分电表及整流器等，当时周志俊曾设想与新安分别发展成为生产弱电设备和强电设备的专业厂，由于资金不足，计划未能实现。

新业制酸厂

1946年8月周志俊等人集资法币1亿元，将信和纱厂在闸北交通路2213号的10余亩地拨给新业作为厂址（事务所地址中山东一路12号汇丰银行大楼253室），以10万美元购进美国化学建设公司“接触法”制酸设备，委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外甥孙师白（名浔，孙鼎之兄）建厂，定名为新业制酸厂，周志俊任董事长，孙师白任经理。次年6月建成投产，日产硫酸10吨，是上海首家“接触法”硫酸生产工厂，使得新业成为上海制酸业的明牌企业。

【迎接曙光 融入大海】

周志俊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毕生致力于发展经营民族工商业。全国解放前夕，他相信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在堂兄周叔弢的动员和信和纱厂董事长颜惠庆的电召下，毅然从香港返回上海，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民建全国五六届政协委员。以他为首的久安集团也得到新生。他陆续调回资金解决企业的暂时困难，努力改变经营方向，在企业内部实行调整。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时，工厂不但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同时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周志俊除了个人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所在集团中的较大企业如信和、信孚等厂都捐献飞机一架，在同行中属于前列。

1953年10月，作为新安电机厂董事长的周志俊出席“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认真学习形势，学习政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到来,信和纱厂率先公私合营，成为全沪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茂华银行也很快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此后,久安集团的其他企业也在1956年以前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6年，他还决定将价值200多万元的证券放弃定息。又把应领的95万元定息全部上交国库，并先后购买公债、国库券6.8万元，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信和纱厂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为信和棉纺厂；61年改为公私合营上海信和毛纺织厂；66年改为上海第十二毛纺厂；94年改为上海春明毛纺织厂，99年正式停产；2000年起，莫干山路50号作为上海工业纺织建筑遗存，华丽转身为今天的“Ｍ50创意园”。

信和纱厂公私合营后股息收据（1953年）

上毛十二厂旧版地图

• 信孚印染厂 1956年支援内地建设，整体迁往郑州，离开了上海。

• 信义机器厂1958年与大昌源铁厂（中山北路624--636号）合并后成立上海纺织机械厂，1959年改名上海第三纺织机械厂。

• 新安电机厂 1954年公私合营后，孙鼎任第一副厂长，负责技术工作。1958年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双水内冷发电机。1959年，新安、益中、华成3家电机厂合并，迁入灵石路702号新址，取名上海先锋电机厂。

而原处厂房则纳入江宁电机厂，1966年更名为人民电机厂。如今旧址已成为代表申城潮流艺术和先锋时尚的新地标—800秀创意园。

• 新业制酸厂 1958年在吴淞蕰藻南路1号（原502号）建新厂，新建5万吨硫酸装置，是新业厂当时产量的5倍。

1959年10月更名上海硫酸厂，1963年建成年产万吨的硫铵车间（定名三车间）。孙师白多年潜心研究，不断革新，开发了“三文一器”、“复喷复档”等多项硫酸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明显提高转化效率、大大降低消耗，多次获奖。

上硫厂现为上海华谊（集团）上硫化工有限公司，是上海工业系统的大型企业。

解放以来，周志俊十分关心发展生产和城市建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建言献策。1949年8月上海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逸園饭店召开，作为工商界代表的周志俊，和刘靖基、王子建、荣毅仁、韩志明、郭棣活热烈讨论后，联名向大会递交《关于生产问题提案》，后来被称为“一号提案”——

提案主题是“建议成立全市组织采购原料的联合机构、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并设立上海棉纺织业生产辅导委员会，让民营棉纺业摆脱困境，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提案获得大会通过并落实，市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使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克服各种困难，逐步恢复元气。

一号提案原文

市政协展厅里有《一号提案》油画作品

1963年周志俊在老家山东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晚年撰写回忆录

1988年1月离职休养，1990年6月18日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2岁。

追寻周志俊在沪的活动轨迹，20多年来，他以爱国者的初心，实业家的韧性，大手笔的布局，为抗战时期的上海工商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轫中，东至周氏家族有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周志俊的父亲周学熙是周氏家族在北方的创始人，则周志俊可谓是南方的代表了。

因此在上海的近代工业发展史册里，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完）

2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