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家口1958年“新民歌”运动（张垣礼赞67）

燕山月

文 / 燕山月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张家口地区按照上级的要求，曾在全区掀起了“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群众性“新民歌创作运动”。

　　1958年在全国盛行一时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席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起源是，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全国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农村水利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后新貌的民歌。

1958年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其中有一首《我来了》的民歌这样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毛泽东曾读到了这首民歌，对于这种气魄，他是十分欣赏的，这也正是他发动“大跃进”，想要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所需要的。

　　1958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

这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一本唐宋人写的有关一些四川的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书。但毛泽东对此不甚满意，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从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重视民歌的作用，在他看来，作家诗人们应该向农民学习，广大人民群众要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在这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提出：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

有了这样的指示，各地闻风而动，各省、市的宣传部门还专门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因此，搜集民歌和写新民歌，不但成了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也成了全党的重要任务。

　　1958年 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村村有诗人”，并向群众布置写诗的任务和指标。

在领袖倡导，中宣部的号召下，省市县各级党委纷纷响应，“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张家口地区经过全民动员，迅速掀起了新民歌创作高潮。“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 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

　　在1958年张家口地区文艺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坝上坝下农村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诗歌传单在农村城市飞舞，田间地头、车间会场，几乎到处都在赛诗。

　　张家口市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的开场诗是：“工农当中出诗才，人民歌手满怀来。跃进声中比文采，大礼堂作赛诗台。赛诗台，是擂台，新诗歌，拿来赛。赛诗台，是擂台，谁是好汉谁上来。”那个时期，张家口地区出现了不少农民诗人，工人诗人，“新民歌运动”史无前例的成为文艺发展“高潮”。

　　张北县社员写到： “进了村庄四处看，处处墙头办诗刊，自编自唱本村事，诗人出在庄稼汉。

　　在大规模的群众积肥运动中，张家口市茶坊区苏家房村一首墙头诗写道：“上街出村背粪筐，家家户户积肥忙。男人一天积一担，妇女一天积一筐。”

在全区开展的养猪大跃进中，不少社队提出要达到一户一猪，甚至一人一猪。为此，《张家口日报》刊载了一首农民诗：“地冻没有决心硬，生产热情溶化冰。举起铁锹遮日月，担起粪来像流星。一万个困难挡不住，石头上能钻个大窟窿。万口猪，千眼井，地里的粪堆数不清。”

春节期间，社员也不休息，依然忙于积肥送粪。群众写诗：“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家家户户没闲人，日日夜夜不停工。脱了“蟒袍”拉粪车，积肥送粪不放松。”（春节期间社员演出穿戏服蟒袍）

　　社员写墙头诗歌颂大跃进的气氛：“我们把山做马，我们把水做鞭，挥起绿水划破天，快马加鞭不离鞍。赶得英国气难喘，吓得美国打颤颤。只因东风压西风，只因我们有了总路线。”

　　在农村食堂化的热潮中，村村队队都有了公共食堂。张北县的妇女编写墙头诗：“想过去，真麻烦，每日忙做三顿饭。搬柴挑水把人缠，洗锅刷碗没个完。看今日，真喜欢，不再围着锅台转，轻松愉快搞生产。”农村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村的光棍汉最高兴，因为解决了吃饭问题。他们写诗到：“过去一天两顿饭，一顿热来一顿凉。如今社里有食堂，光棍就像有了娘。三顿热饭吃得饱，衷心感谢共产党。“

　　在群众性的深翻土地运动中， 怀安县郭家坊社员写了《深翻好》一诗： “阴土换阳土，一亩顶二亩。深翻三足三，每亩产量三四万。”宣化县大仓盖村社员写诗：“一锨五尺，两锨一丈。再来一锨，铲在土地爷头上。”“深耕土地办法强，增产粮食有保障。今年卫星象月亮，明年卫星象太阳。”“挖地一尺深，地送一尺银。翻地二尺深，地赐二尺金。若要挖它三足深，明年五谷都丰登。”

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张家口地区提出，坚决保证完成七万吨铁、三万吨钢的任务。张家口市就有 26000 个高炉点火装料，处处铁水奔流。涿鹿县有一初中学生写了一首诗：“全民大会战，炼成钢铁山。美帝来侵犯，扔到炉里边。“ 在“新民歌运动”最兴盛时候，1958 年5 月24 日，中国文联参观团来张家口参观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任团长。参观团成员有教育部副部长、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曲艺家协会主席陶纯、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作人和叶浅予，还有诗人萧兰、国画家蒋兆和、作家沈从文、翻译家金人、摄影家郑景康、画家邵宇、诗人田间以及作家张雷、邹荻帆、风子、韦君宜等23人。
　　参观团先后参观、访问了张家口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劈山大渠、宣化和张家口市的工矿企业、张北县的海流图水库和蒙民牧业合作社等，分别参加了诗歌、美术、戏剧、曲艺、教育等各种座谈会，并创作了上百篇诗、画作品。期间，张家口地、市、县各级领导热情地接待了参观团成员。

　　郭沫若为花园乡南水泉题词

5月24日郭老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出发，首先来到怀来县东花园车站。张家口地委第二书记刘一鸣、地委宣传部长张惠生和怀来县领导到车站迎接。代表团在欢迎的群众簇拥中，一路欢声笑语，来到了花园乡南水泉。南水泉当时因为“新民歌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被称为“诗歌乡”。
　　

　　郭沫若为怀来县西榆林村题诗

在花园乡南水泉“新民歌创作运动”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著名诗人田间。田间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日战争在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参加过百团大战。 1948年冬，曾任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兼任察哈尔省文联主任，后任河北省文联主席。

　　1957年底，田间到怀来县花园乡南水泉大队落户。他到南水泉后， 把善于写“街头诗”的作风带来了，在怀来县创办了“街头诗”、“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发动起来写诗歌，帮助老乡们写了许多诗。
　　

诗人田间在写“街头诗” 1958年张北县的新民歌创作运动也很火热。郭老一行来张家口，专门到张北县委机关听取了县领导关于张北县历史沿革和解放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汇报，还看了正准备编辑出版的《歌唱新张北》民歌集的底稿，对其中部分作品表示欣赏。

　　如张北县社员在的赛诗会上，朗诵“除四害”诗：“老鼠好比大地主，麻雀好比二棒手（土匪），虱子好比乡疙丁（伪乡丁），一口血来一口肉，地主、棒手已消灭，四害定要根除干净”。

大跃进时，农村到处公共食堂，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社员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好处的诗：“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当时，张家口地区为什么成为河北省写诗歌最好、最多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一大批全国文联的下放干部。据统计，从1957年到1958年全国文化系统干部有近百人到张家口地区怀来县、涿鹿县、宣化县和怀安县下放劳动。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著名的作家、诗人。如徐迟、邹获帆、陈散客、雪奔等人，他们不仅自己写，同时也辅导老乡写诗歌，很快，一个“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一个诗歌的海洋就这样在张家口地区各县奔流起来。

　　画家在创作歌颂大跃进的璧画

1958年，张家口地区群众一共创作了多少首诗歌，现查阅有关资料，没有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当时的创作数量肯定和“大跃进”粮食亩产“放卫星”一样，数字同样也是惊人的。现在，有资料记载，张北县当年出版了《歌唱新张北》民歌集。诗人徐迟把怀来县那个时期，写在墙头的诗，专门编写了《万首诗歌写满墙》怀来县诗歌第一集，1958年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各地发行。

　　张家口地区《大跃进民歌选》，是1958年7月由中共张家口地委宣传部编印的，书中收录了1958年郭沫若、叶圣陶等著名作家在张家口地区考察时所写的诗歌72首，还收录张家口地区民歌民谣274首，计346首。

　　张家口编印的《大跃进民歌选》

在新民歌创作运动中，诗歌固有的韵律、语言被彻底抛弃。农民随口而出的顺口溜都成了诗歌，上了赛诗会，正如民歌中所说的，“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当时，全国被称为“作家”“诗人”的人数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了1958年的20万人，翻了200倍，实现了“大跃进”。

　　1958年全国文联编辑出版的《新民歌选集》

回首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思和警醒。不可否认，1958年的新民歌创作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在当时有着严重“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

　　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新民歌创作运动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新民歌创作运动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新民歌创作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1959年后，由于毛泽东主席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锐减，从上到下对新民歌创作不再提及。

张家口地区的一度激情高涨的群众“新民歌创作运动”也就偃旗息鼓，无人问津，悄然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