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滋题记》的倾诉

郑州张世科

　　到过云南盐津豆沙关的人，大多会注意到这里一块“会说话的石头”，它就是享誉国内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该石刻宛如一幅凝固的历史画卷，诉说着1000多年前古代边疆与中原地区交流与融合；像一座时间的桥梁，连接着大唐的辉煌与昭通的过往。那么，《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是如何诞生的？千百年后回望这段历史，人们又会生出怎样的感慨呢？

　　据史料记载，唐王朝建立后，便在云南地区设立都督府，统管云南事务。为了稳定边疆局势，唐朝中央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迅速巩固了对云南的统治。从唐太宗时期开始，以今大理巍山为中心的南诏地方势力逐渐壮大，曾派遣使者到都城长安朝见唐高宗，表示诚心归顺中央，唐朝中央政府册封当时的南诏首领细奴逻为刺史。由于南诏忠心耿耿，奉唐朝为正朔，其在地方的统治得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此后，南诏兼并了洱海地区其他部落，迁都太和城（位于今大理市），成为滇西诸部落之首。随后，唐朝中央政府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进一步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问题出现在唐玄宗主政时期。在唐玄宗主政的天宝年间，奸臣杨国忠把持朝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时变得十分紧张，先后爆发了两次天宝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二十多年后，南诏王变成了异牟寻，异牟寻基于形势考虑，开始与唐朝展开接触。此时的唐朝中央政府也希望修复与南诏的关系，决定派出一支高级别使团出使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礼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主动请缨前往南诏。

　　袁滋一行于贞元十年元月由长安出发，九月由川沿着秦开五尺道进入云南，九月二十日，于豆沙关刊石纪事。当袁滋一行进入云南境内后，受到了南诏最高规格的迎接。第二天，羊苴咩城内举行了盛大的册封仪式，袁滋当众宣读了敕书、册文，并将中央政府所准备的金印和历日颁授给了异牟寻，圆满完成了册封任务。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异牟寻对袁滋表示，“皇帝重新赐给我爵位，我们子子孙孙将永为唐臣，为大唐守卫西南边疆”，唐朝中央政府再次正式确立了对南诏的统治关系。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原文如下：“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袁滋题记》的内容，与《新唐书》《旧唐书》《蛮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相吻合。该石刻不仅佐证了唐朝与南诏修好的历史事实，也成了古代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荣共存的象征，是研究唐朝与南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袁滋（749年－818年），书法家，字德深，今河南汝南人，官至湖南观察使。《旧唐书》称其“工篆籀书，雅有古法”。袁滋的篆书，传世极少。其中，以位于云南盐津县豆沙关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最著名，其中篆书仅有“袁滋题”三字。在李阳冰风格盛行的唐代，袁滋的小篆别开生面，上溯周秦石鼓文，也启发了后代的小篆大家，如清代的杨沂孙、吴大澂等，为小篆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可以不夸张的说，《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不仅展示了袁滋卓异的书法艺术，而且具有历史、艺术和考古等方面价值及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