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从少年时期走向青年时代

葯芝

（上接 难以安定的家）

一时风雨一时晴，变幻天象以何凭？

君看天隅一小舟，雾霭迷蒙辞远影。

　　父母和我再次回到上海，父親典下了南市区某一大宅中的一间房子，此宅共有11户人家，我家住在楼上东首，房子留有两窗，东窗外是拾余平方米的一亇平台，接有自来水，供楼上六户人家合用，南向是封闭的阳台，窗外能见到一庭院，内有一小小水池，养着金鱼，靠院墙点缀着数柱精石和竹子，这在上海人眼中的“下只角"可谓是一处精巧的大宅了。房子的门牌号是：乔家路药局弄79弄1号。但大宅虽精巧，而我们四人居住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其中封闭的阳台约3平方，是家中最佳位置，置有一小床和一可以支起放下的长条形活动桌，给祖母居住和我做作业使用；大间约十八平方左右，是父母和我居住，按置有大、小两床及八仙桌、衣柜等日常生活用具；门口走廊中放煤球炉及菜柜。此时哥哥姐姐仍在杭州树范中学寄读，他们初中毕业后，哥哥被保送到杭州师范学校，姐姐考入天津水利学校，他们当时没有回上海居住，所以此房四人居住虽然狭隘，但总算安顿下来了。

　　我开始就读乔家路小学。记得我在金家棋杆弄开学时才5岁半，之后随父母在各地游荡、闲居至今，这几年中才读了一个学期的一年级、不足一年的二年级，现在再次上学，如顺序读书就年龄偏大了，经初步测试后就直接跳到四年级，但必竟基础太差，算朮难以跟上，所以留了一级，到1956年小学毕业时已告别了童年，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了。

（乔家路小学业已拆除，但我们教室与这很相似，只是课桌多是破旧的）

　　在小学，我顽皮好动的性格渐渐的显露出来，只要有玩耍，放学后在哪里都可见到我的身影。从起初时的括香烟牌子、打弹子、拍毽子、滾铁环、单腿撞人到后来踢皮球、打乒乓……放学后要玩到吃夜饭才肯作罢，饭后被父母盯住了，才做作业。我如此顽皮，终于有一天闯祸了：在弄堂里踢皮球时把一个小朋友绊倒，手臂骨折了。被对方大人抓着要送派出所，我吓坏了，在父親赔了不少医疗钱后才平息此事。从此我一改以往的秉性，变得文雅，虽然有时也在学校打打乒乓，但一放学先回家做作业，空时喜欢拉拉哥哥教我的二胡、与楼下一个老头下下象棋，看看隔壁人家订的天文杂志，为此我还按照杂志中所教，自制了一隻用二塊凸镜做成的望远镜，命名为“天文一号"，用以在夜里看月亮、星星，后来我又在老师处看见了一本邮票本，喜欢上集邮，还买了一些不值钱的邮票呢。

自从我从顽劣变文雅之后，成绩有所提高，在五年级下半学期时，被老师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参加了去上海少年宫的活动，那时我很自傲，心情很好。回来后写了篇作文被评为“优"，並被贴在教室里（当时分数为五档：优、良、中、可、劣）平的我的作文总是“中"，从此信心大增，再也没有得到过“中"的作文。

（由宋庆龄创办的上海少年宫）

　　在乔家路小学毕业后，我考入解放前叫清心中学的市南中学，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男子中学，只收男生；在马路对面是市八女中，解放前叫清心女子中学，这二个学校过去是教会学校，校风较为严谨。在女中配有一花园，而在男中配有一游泳池。但我可能怕水吧，故不喜欢游泳，但却仍打乒乓，故在学习之余常与同学打球争霸。在初中，除了常规的主课及体育、音乐、图画的常规课之外，还学习诸如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等课程，我最喜爱的学课是语文和历史，一次以历史为引子的作文还被老师看中登抄在全年级五个班的黑扳报上作为示范作文呢。

（2003年我与同学张妙法重返初中时的母校）

　　在我读小学到1959年初中毕业期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突然凋败走向突然兴旺。

　　1956年国家开始停止人口自由流动，严谨了户籍制度，我们虽然全家取得了上海户籍，但在填写的表格中也暴露了慈溪沈师橋的原籍。经查后，父親被戴上了“逃亡地主"的帽子而判“管制三年"，从而也失去了他在“联合诊所"工作，虽然位于老西门地段的联合诊所是我父親组织並成立的，但至此也只能黯然离去，独自到中药房坐堂开方，以谋一家生计。

（过去无力自开诊所的私家中医就在中药店坐堂）

　　但似乎冥冥之中是有定数，不是常人所能预测。在一次偶然之中，父親得知抗日战争时期 与他交往较频繁的共产党原慈溪县长谢仁安现就在上海任笫二军医大学政委（即党委书记），求见后，他证明父親曾为抗战出力，多次上山救治新四军浙东纵队伤病员，也是当时共产党的外围人员，並写了书面材料。因此在管制半年后很快予以撤销，並按置到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工作。由于父親医技精湛，並自创了对风湿性心脏病的特殊医疗方法，为此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写稿刊登了《一个大胆创新的医生》的报导。父親声望日大，就先后调至市笫六人民医院和紧临华东医院的市公费医疗医院，之后又被指定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主要领导的特约中医师，兼做他们的中医保健工作。

（这是1956年我父親撤销管制后拍的全家福）

　　到了1958年5月，我家从南市乔家路搬入卢汇区的淮海路与端金一路交汇处的卜鄰公寓，这是一幢配备有煤气和独立卫生室的高档住所，每三个月发下地腊给地扳打腊，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优越的生活並不是好事，却使我心生惰性，原本我一心想通过好好学习将来改善家境的想法松弛了下来，成绩开始下滑，以至于1959年初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心仪的重点中学，而被略逊一筹的比乐中学录取。也有一说我心仪的学校对政治要求比较严格，我在填写学生表格的家庭出身写的是“地主"，而实际上解放前我家的主要生活来原是靠父亲做医生的收入，故应是“自由职业"。这一硬伤也可能是我在中学时期审请入团受阻的原因之一吧。

（我读高中时的母校，校址在淮海中路，因地段太佳，学校已搬至他处，现在这里成了买高档用品的商场）

　　在就读高中的三年中，由于家境优越，自感无后顾之忧，未能好好学习，只知玩要，所以成绩始终在中等和中下之间徘徊。即使在高考前一天还打乒乓弄得满头大汗，以至以二分之差与上海中医学院失之交臂。现在回想，对于孩子来说，如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未必就是坏事，它更能促发上进之心。当我家生活条件一改善，我就生惰性，如此作为，现在返思，确是太不应该了。

（汪习麟老师和我）

　　在高中受学的三年中，由于我喜好文学，所以我最敬仰的老师就是语文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了，他教学生动，对每篇课文的立意、写作分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只是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聪慧並不比其他同学少，但却未能好好学习，最终没有考上大学，辜负了他的期望，很是惭愧。在分别半个世纪后，我去他家看望，他精神矍铄，还是十分健谈，我们一起拍照留念。

上海公费医疗医院（现在是华东医院南楼）

　　1962年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后，经上海卫生局备案，以父親为导师，進入市公费医疗医院作中医学徒，並以此身份進入名老中医继承班学习，为期六年，並于结业后作为大专生仍回原医院以正式偏制参加工作。在此条件下我不再沮伤，高高兴兴地进入人生新历程。

（中医班同学在桂林公园踏春，笫二排左一是我）

　　自1962年10月进入中医班后，我吸取了中学时代懒散的教训，努力学习各课知识，数年间综合成绩始终保持在笫二、三名之间，最差一次也是第四名。但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同学有的去各地串联鬧革命，有的因家庭问题寓在家中，中医班瘫痪了……

我家進行了二次抄家。下面是我后来撰写回忆父親去世前的一段文字，至今读来，仍浸沉在不能释怀的悲痛之中：

//第一次抄家是父親单位里的革委会成员，态度尚属温和，只是抄去一些字画和所谓四旧的古籍书籍。笫二次来了一帮革命小将，后来知道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他们抄家后，将我父親叫到书房，而母親和我留在卧室。

“我不清楚，我只负责看病"，这是爸爸的声音，很轻，因关着门。

“……，…”，听不清楚，是一个男生的声音。

“陈书记生活很扑素，在他家里有时看到他夏天穿的汗衫还有小破洞……谢志诚（市委书记的妻子）的穿着虽然很整洁，但也没有见到她戴过什么首饰”，又是爸爸的声音。

“还不老实，还为走资派隐满，要给他们陪葬吗？"一个女的声音，很尖，接着传来“拍"的一声，似乎是打人的声音……

这些人走后，父親始终一声不吭。夜里，父親对母親说：“你到乡下道善家（母亲的表弟）去住一些时候吧，其他红卫兵也会到家里来的，你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担惊受怕"。

母親离开上海一周后，一天，父親回来得很晚，神情有些愤怒，也有些悲怆，他对我说：“阿波，你去乡下看看你妈妈吧，我有些放心不下她"，说着交给我一张到宁波的轮船票。

想不到，我这一走，竟成永别。过了几日，父親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子夜，自杀身亡，那是1968年农历三月十四日。//

现在回思，抄家受辱后，父親先后迁散身边最親的两个家人，可能已有自杀的想法，只是我自小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下，故虽然已有二十多岁，但仍然不谙世事，竟然轻易地离开父親，以造成终生遗憾，如我能坚守在他身边，报以父子温情，或许爸爸能挺过这一关，这是我此生最悔恨的，也是最不能原谅自己的。

　　父视去世后近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初）中医班学员开始分配工作，工作组定下的基调是：面向全国各地，上海一个不留。但卫生局取消了我结业后进入市公费医疗医院的原定分配方案的同时，负责具体分配工作的一个副手，因她原来是我父親的一个病人，私下建议我以“肝炎未愈"的原因暂缓分配，待其他同学分配完毕赴工作地后再另作按排，但对于上海这个伤心之地，自父親去世后我一刻也不想待了，因此我婉拒了她的好意，並写了一首《卜算子》词相赠：

野山生幽兰，临风傲牡丹。

君子欲採置書案，时时展华翰。

奈何巨风中，盆破难重裁。

愿凭英主收残香，系魂归青山。

此后半月，各位学员的分配地公佈了，我在其他同学还想留在上海不走时，取好了大专生工作分配解绍函，匆匆地离开沪城，独自奔赴新的安身之地一一安徽省歙县。

别了，上海；走了，上海！

（待续）

药芝 202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