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台缝纫机——老家烙印之一(文:薛志民)

无忧无虑

　　我家有台缝纫机，大上海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这在全村也为数不多，犹如挂了“千顷牌”，是件十分荣耀和骄傲的事情。其实，我家并不富有，能让缝纫机轮子率先转动起来，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我大姑父是供销社会计，能搞到紧缺物资指标。他家上房从地基到窗户，全部用三四尺长的红石条砌成，坚固而又美观。这些石条都是大队派石匠从山上凿下来，再锻得有角有棱、有模有样，一车车送上门的。大队还提前不敢吱声，吱声了怕被他拒之门外。这都是他能给大队批化肥、氨水等农资的缘故。

大姑父下决心要帮我家搞台缝纫机，主要是因为我父亲姊妹四个，三个姑姑都不会踏缝纫机，老老少少的穿戴全是一针一针剜出来的，既费工又不美观。偏偏我娘会踏缝纫机，“放着河水不洗船”不也可惜？

我娘为啥会踏缝纫机？我娘是在她娘家学的。外公家并非大富大贵，只是中农成分。但外公爱赶潮流，蜜蜂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双狮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都先后被他抱回家中、握在手中。尤其是别人家都还没有缝纫机时，他家那台就已磨成了黑棍。外婆高瞻远瞩，从小就教我娘先学会上机器缝纫，再学会用布块剪裁。

　　我娘到我家后，这把手艺一直派不上用场。等缝纫机买回来了，屋子又不行，窄窄的门，小小的窗，黑咕隆咚，不见阳光，根本做不成缝纫机活。我家又努了十二分力，把我娘住的外间改成平房，装上两扇玻璃窗。缝纫机往窗台下一放，我娘往机器前一坐，明媚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缝纫机上，也照在我娘身上，我娘和缝纫机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缝纫机由三部分组成，机头、机架和传动。黑色的机头，仿佛少女的乌发，油光可鉴；金色的机标，宛如展翅的“蝴蝶”，翩翩欲飞；那排“上海缝纫机厂制造”的字样，金光灿灿，让人不由对大上海这个中国工业的天堂产生无尽的遐想。

机架由两条铸铁机腿和一面木制板台组成。板台是紫红色的，有半米多宽、一米多长，又称缝纫机板，相当于操作台。缝纫机板下面用细木板包成圆弧状，俗称缝纫机肚子。如果平常顾不上做针线活，可以把机头一歪，装进缝纫机肚子里，让它安安稳稳地休养生息。再用块花斜纹布往台面上一搭，缝纫机转身成了小桌子，成了我们姊妹几个争抢着做作业的好地方。

最下面是脚踏板，双脚一踏，一侧的大轮子就转动起来，并通过一根细皮带，带动机头上的小轮子，小轮子一转，针头就“嗒嗒嗒”地行走起来。缝纫机就是这样传动的。机头外侧有个离合器，将手柄向下轻轻一放，压板就压紧布块，针头便走出均均匀匀的针脚。把手柄往上缓缓一扳，针头与布块就自然分离。

时光让很多过往都变得依稀不清，我家那台缝纫机，以及我娘在缝纫机前埋头做活的模样，却坚定不移地固守在那儿。

　　平常，除了三个姑姑家的针线活外，我娘还有一大堆应酬。乡亲们谁家扯块布，添身新衣裳，我娘从没有让话掉到地上过。先是给人家量身子，臂长，肩宽，腿长，腰围……用铅笔一一记在纸片上。要是大人，得把尺子拉紧点，有多大尺寸记多大尺寸，讲究一个合身；要是小孩儿，就把尺子放松点，琢磨着得有二三年的余地。从我娘那里，我懂得了量体裁衣的含义。

身体量好了，还得丈量布块。先把上衣的前后襟、裤子的两条腿等大件，用粉笔在布块上画下来，然后“咔嚓咔嚓”地剪下去。再从挖下来的碎布中，丈量着做成衣领、口袋、裤鼻儿等。总之，要想方设法，尽量把所有的布都吃干榨净、一点不剩。

这是我娘作为裁缝的匠心所在，也是个人品行使然。因为乡亲们通常把剩余的布块和胶线留下来，作为对我娘的回报，我娘怎能让人家剩下很大的布块？末了，她总是把多少还有点价值的零碎布都叠起来，卷在新衣裳里，嘱托人家“万一以后烂了，留块布做补丁”，她留下的都是些几乎不堪再用的边角废料。

我上学后，娘把积攒多时的碎布头，裁成统一的小三角形，两个三角形拼成一个正方形，再拼成个书包，又绣上四个字“天天向上”。我就是背着这个书包，在天天向上中，一直走到今天。我想，这许是娘帮乡亲们裁缝衣裳的最大报偿。

　　年根里是添新衣的旺季，今天这家送来一块布，明天那家送来一块布，摞得像小山一样。娘性子急，生怕做不出来，过年了新衣裳还穿不到身上，总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往前撵。时间长了，眼睛过度疲劳，几乎要趴在缝纫机头上，才能艰难地做活，像个高度近视的学生在读一本字号很小的书。

那年，二表姐要出嫁，毫无疑问，所有的嫁衣都是娘的事。父亲又给娘布置个任务，给他外甥女再绣一堆花红柳绿的东西。娘先画图，再用复写纸把图印到白的确良布上，用圆形的撑子把布撑起来，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线，在缝纫机上绣出“百鸟朝凤”“鸳鸯戏水”“喜鹊报春”“花开富贵”“锦鲤游泳”等图案，而后做成围在床边的床围子，挂在门上的门帘子，搭在被子上的小搭子，还有一摞大小不一的鞋垫子……

那鞋垫子要绣上花鸟虫鱼，还要再窄窄地圆上一道边，就像办黑板报，不仅要把内容写好，还要给它装饰上美丽的花边。一个鞋垫子绣得再好看，踩在脚底下谁能看见？可是父亲这个监工苛刻而又专业，再加上绣花是个慢活儿，我娘每天丢下饭碗，就上机器，一坐大半天，前前后后忙碌个把月，终于把我父亲和二表姐打发得喜笑颜开、心满意足。

　　后来，我娘得了眼病，在县医院看一个多月不见轻，只好远赴省医院，诊断结果是“干燥症”，从此一种叫“人工泪”的眼药伴随了她一生。我们都说，她这病是做缝纫机活累的，娘不愿听这话，一听见就发火“别瞎说，人的命天注定，该得啥病只得啥病”。我们知道她这话的言外之意，便不再提及。

如今，只有大妹从娘那里学会了踏缝纫机，但这一手已很少派上用场，大妹便把那台缝纫机像宝物一样收藏着…

本文作者薛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