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16江口会议与分编——血染的征程

鲁冰花茶园

血染的征程16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

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十五章

江口会议与分编

赣州战役被迫结束后，红军主力并没有走远——只是向东北转移了十余公里而已，主要集中在江口圩以西及以南地区。这个江口圩位于赣县的东部，平江和桃江两条支流在这一带汇入贡水，缓缓流向西南方的赣州城。这里距离赣州城虽然近在咫尺——只有区区二十余公里，但早已是红（苏）区的范围。

红军主力没有远走的事实说明，中革军委似乎还未完全放弃打赣州的企图，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纷纷赶来江口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毛泽东大约是6日下山，半道换水路乘船，于8日上午赶到江口圩附近的军委前线指挥部。

据此时间推算，早走一天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应在7日抵达江口圩左近，并于第二天做出暂时停止攻打赣州的决定。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决定召开扩大到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局会议，检讨赣州战役并着重讨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史称的“江口会议”。

可能是因这次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既未留下明确的会议（文字）记录，而且连会议的起止时间都无准确的记载——只是笼统地记载为3月中旬。

好在因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关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陆陆续续地被披露出来。

争论的焦点是对赣州战役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认为强行攻打赣州城是错误的，而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中央派下来的大员们，不但拒不承认打赣州的失败，甚至还提出要继续攻打赣州。

据说在会上与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除了项英就是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兼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了！

笔者猜测，攻打赣州之前说“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很可能就是这个顾作霖。

据说这俩人在此次会议上，不但激烈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还时不时地进行讽刺和挖苦！

他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到底有多恶劣，看看郭化若回忆中的描写就可有所了解——在之前举行的总结第三次反“围剿”的会议上，“有人指着鼻子骂毛泽东同志是‘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我记录都记不下去了，……”（注1）

任弼时、王稼祥等说话讲政治且原则性比较强，项英虽口无遮拦但毕竟文化水平有限，比起时年只有二十四岁、上过大学满口马列的顾作霖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大约是说不出什么“富农路线”及“狭隘的经验论”之类的词语。

红军时期的顾作霖

　　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彭德怀！按理说对于赣州战役的失败他应当深有感触，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依然毫不悔改地站在项英等“左派”一边——主张再打赣州！

如果说，其时中央局的那帮大员们没上过战场，对数千红军将士的伤亡没有深切感受的话，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对红三军团的损失，不会不感到切肤之痛！

根据《王稼祥年谱》中的记载，代表各军团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之外，还有滕代远、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赵博生、刘伯坚、何长工、左权等。

由于彭德怀一味固执地支持项英、顾作霖等的错误观点，林彪（其时还不是红一军团总指挥）和赵博生未见有明确发言的记载，所以毛泽东不仅在会上势单力薄，而且简直成了成了孤家寡人！

如此一来，毛泽东试图通过对赣州战役的战略失误提出批评，以便扭转“左倾冒险主义”的意图付之东流。

对于此事，多年后彭德怀方回忆说：“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注1）对于无任支持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人的原因解释为：“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的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注2）

可其时彭德怀的态度，不仅使对赣州战役唯一作出正确判断的毛泽东难有作为，反而使拒不认错的项英、顾作霖等成了正确的。会议最后，以“红军这次攻赣，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作为赣州战役的最终结论。

当会议开始研究第二个议题——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发展时，坚持“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攻占一二个中心城市就成为理所当然——多数苏区中央局的成员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各中心城市。彭德怀也放了一炮，提议红军主力开到湖南去。

毛泽东对这些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红军主力应撤回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他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苏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的联络，使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扩大与巩固。

但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人不但顽固坚持“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左倾错误方针，“反而批评说这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注4）认为下一步红军主力应夹赣江而下，“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尽快将赣江两岸苏区联成一片，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升的首先胜利。

　　3月17日，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不但拒不承认赣州战役的失败是方针策略的失误，而且不点名地变相批判毛泽东。

赣州战役失利后，除紧急召开“江口会议”之外，中革军委还做出一项突如其来的重大决定，那就是要将红五军团拆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五军团分编。五军团三个军分开，以十四军编入三军团，十五军与四军编一军团，十三军与三军编五军团。”（注5）

依照总政治部3月11日下达给各军团政治委员关于分编问题的指示信以及中革军委12日即下达分编问题的训令推断，此事应在赣州战役刚结束就开始酝酿了！兹事体大，须经请示苏区中央局并获得批准后，中革军委方可在11日政治下发关于分编问题的指示信！此外，有关江口会议的史料记载中，并无任何有关分编红五军团的内容及信息。

从时间上分析推测，这件事显然与红五军团在赣州战役中的表现有关系，否则为何早不分晚不分，偏偏战斗结束第三天就正式下达分编的命令呢？！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非要将红五军团拆散呢？难道红五军团在赣州战役中表现得不好嘛？

通过上一章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知晓，若非及时将红五军团调上来参战——尤其是红十五军所部的主动援助，红三军团很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既然如此，苏区中央局为何要强行将红五军团拆散呢？这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进一步回顾苏区中央领导在宁都起义前后，苏区中央局某些领导对红军及起义部队（红五军团）的基本态度以及采取的处置和整编方针政策，这对于准确理解苏区中央局某些中央领导有意编散五军团是大有裨益。

　　在宁都起义之前的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南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案》，在涉及有关红军的建设方面，“虽然承认‘红军确实获得了伟大成绩’，却又指责毛泽东没有建立真正的红军。”因此“他们主张从两个方面‘改造’红军，一是红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应当继续肃清，干部应是工人的，贫农的；二是‘要坚决的增进军事技能，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等技能，要坚决反对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义的经验论’。”（注6）毋庸置疑，这个决议的主要精神，针对的是“朱毛”红军。那某些苏区中央大员们，对红五军团的疑虑会是什么呢？

恐怕只能是怀疑季振同等人，到底是真起义，还是假道红区伺机返回北方。根据史料记载，在红三军团攻打赣州的过程中，有两个人阵前投敌！这两个人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其中一人还是连指导员——这也是“江口会议”总结出失败的原因之一！故苏区中央的某些“左倾”领导，难免对所谓“阶级异己分子”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和不安。

赣州战役之所以没有一败涂地，当然是因为红五军团被调上来增援的缘故——其主要作用的是红十三军，但一锤定音的却是红十五军抽调的那支部队！但该军抽兵援救红三军团的行动，事前并未向中革军委报告并得到批准或同意！他们感到后怕的是，如果该军不是前来救援而是阵前倒戈，其可怕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考虑到前后这些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何中革军委的江口重编，是为了削弱红五军团和针对季振同的红十五军了。

周恩来

　　那么，笔者的这个推论成立吗？这还可从中革军委另外两个令人瞠目的举措，得到强有力的旁证。

根据一些老红军的回忆，中革军委从红五军团调出大量武器——主要是驳壳枪，理由是红军老部队大部分排级干部——包括相当部分连级干部，手中持的都是步枪或马步枪。按照正规军史中的说法，宁都起义部队一万七千多人带过来两万多件武器——也就是说，红五军团有相当一部分手持两件武器。

阅读过前文的大都晓得，原宁都起义的部队中，只有季振同的那个旅、即红五军团的十五军是由手枪旅改编的，几乎每个士兵都是步枪（冲锋枪）、手枪和大刀三大件武器。其它五个旅只有一个手枪队——至多相当于营的编制，所以红十三和红十四军至多各有不到两个营的手枪部队。

从军事常识讲，短兵相接时大刀对步枪枪刺，靠的是谁更能熟练运用自身手中武器，况且当时的十一师装备的是汉阳造和三八式步枪，这两种步枪加枪刺约有近一米七十公分长。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肉搏时要看人的胆量、力量和技术等综合因素。这就是赣州战役时，为何红十三军反击时无法一举击败敌军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只是手持大刀进行肉搏。

但红十五军反击时就大不一样了！士兵们一手挥舞大刀、另一手持驳壳枪，只要需要随时都会来上一枪。而手持步枪的士兵则很难开枪，一是步枪子弹穿透力强，容易误伤自己人；二是其时的步枪都是手动上子弹，打出一发子弹需要拉开枪栓退出弹壳才能将第二发推进枪膛；三是刺杀时，右手（后面的握枪把的手）必须五指紧握枪把——如果食指放在扳机上，必然会影响突刺时的发力。

尽管红十五军冲过去援助的部队虽然人数不会很多，但有不少是手持冲锋枪（花机关）的，一梭子下去就能撂倒三个五个！冲锋枪子弹打完后，还有驳壳枪和大刀片，其作战效果和对敌军造成的心理震慑不难想象！这就是红十五军能够一锤定音的的基本原因。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红三军团红一师和红二师老同志的回忆，都对红十五军的援救没齿难忘，但战史上的记载却只有红十三军。所以想必中革军委和某些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对红五军团、尤其是红十五军每人两支枪恐怕也是印象深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有力证明，赣州战役时红五军团手枪部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战士们手中的驳壳枪，其时的确尚未被大批调出。

据说江口整编后，红五军被抽调出的驳壳枪，就达三千多支之巨！这个举措不用说也会明白，必然会大大削弱红五军团、尤其是红十五军的战斗力！这还不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第二个举措，中革军委居然做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强制性决定：要求红五军团将大刀片融化掉，全部改制成步枪的刺刀！

　　众所周知，原来的西北军在火力上无法与中央军相比，唯一的优势就是肉搏时的大刀战术。现在让红五军团把大刀销毁改成枪刺，这对红五军团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原来训练有素的大刀对枪刺不能用了，士兵们得重新去操练步枪拼刺的技术！

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红五军团将多年练就的作战技术扔掉，这让红五军团的将领们怎么想？红五军团的士兵们又会怎么想？

更为可叹的是，由于苏区没有可靠的冶炼设备和技术，用回炉的大刀片锻造出的枪刺大都偏软——根本就不能用！也幸好这样，最终红五军团被回炉锻造的大刀片，大部分得以保留。

苏区中央局领导采取的这一系列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措施和手段到底出于何种考虑，外人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我们今天大可设身处地的为季振同等红五军团的将领想象一下，到底会产生何种负面认识和看法？！

所以，在下发的《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中，专门列出了五点重要意义加以说明！

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估计只要是思维正常的人，都很难得出这是为红五军团好、有利于部队建设与发展的看法与结论！

实际对于这点上面也是心知肚明——“这个决定是有伟大的意义，各级指挥员与各级政治部必须照下面的文件在一、三、五军士兵群众作广大宣传与解说工作，尤其是要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能够起领导作用，向士兵做更大［多］的解说，使士兵彻底明了这种分辨的意义。解说方法除开会和集合讲话外，还须开共产党的干部会议。”（注7）这段话怎么看，也给人留下说不出的感觉。

从时间上可以清晰看出，针对红五军团的分编十分突然——11日进行动员（下达《指示信》），紧接着就于第二天（12日）直接下达分编的《训令》——“着各军团、各军务于三月二十号以前编制完毕，……。”（注8）

这种不容分说的强硬语气，对刚在赣州战役大显身手的红五军团而言，不啻为兜头一盆冷水！

苏区中央局领导采取的这一系列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措施到底出于何种考虑，外人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我们今天可设身处地的为季振同等人想象一下，他们到底会对这突兀起来的分编产生什么样的认识和看法？！

更为离谱的是，居然将红五军团的主力红十五军调走！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个调动似乎是专门针对的是季振同和红十五军！虽然季振同还是红五军团总指挥，但董振堂是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而且该军又主要是由原董振堂所部组成，是以季振同难免会产生被架空的感觉。

因此在江口重编之后的不久，季振同就（不得不）违心地向中革军委提出，离开红五军团、前往苏联学习的要求（申请）。

时至3月18日，中革军委依照“江口会议”的决议，下达训令：升任林彪为红一军团总指挥，聂荣臻由总政副主任调任军团政治委员，统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中路军（红十四军另有任务）和西路军在赣江东、西两岸活动，以便逐次夺取赣州、吉安、樟树等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革命首先在江西省胜利的任务。

大概是周恩来的主意，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

19日，中路军所部根据军委命令，开始向宁都集中。

据《朱德年谱》介绍：20日，红五军团政委肖劲光与副军团长董振堂电告军委：称红三军已进驻小汾，但军团部与红十三军因道路狭窄，是日方抵达大坪、罗家渡一带，明日可进驻小溪、金沙江一带，22日方可进抵小汾与红三军会合。建议红十五军等尽量留在后方，免遭无意损失。这段记叙证明季振同没有跟随军团活动，红十五军也还未与红一军团会合。

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对中革军委的这个夹江而下的战略深感忧虑，其时赣州城已由粤军接防，其第一、二、四师及独二旅占据大庾之赣州一线；吉安一带除陈诚的第十八军所部外，又增调第二十八、第五十四及第五十九师——此时国民党军在袁水以南的赣江两岸，共有十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

　　因此，毛泽东在同红一军团（主要是红四军）北上宁都途中，向林、聂二人力陈应改向东——向闽西方向发展的主张，强调抢在国民党军尚未发动新的“围剿”，打开新的局面并为反围剿做准备。

21日，林彪和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应采取毛泽东向东发展的意见。朱德等当日收到林、聂的电报后，也根据敌情变化感到有必要做出调整，就将林、聂的建议上报给苏区中央局。

3月27—28日，周恩来在瑞金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同意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入闽作战，首先打击闽敌和进入闽西的粤敌，筹集到物资经费等之后，再集中全力争夺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但西路军的任务不变，继续西渡赣江，进入上犹、崇义地区活动。

　　红军时期聂荣臻（图片取自《聂荣臻回忆录》）

　　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利有弊，由于国民党军向赣江一带增兵，必然出现其它地区军力被相应削弱的后果。赣东北一带广阔的地区，国民党军只剩五个师的部队。而紧靠苏区东边的福建方面，闽北地区有两个多师，闽粤边境地区有三个师，但闽南地区仅有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及地方保安部队。

随右（东）路军活动的毛泽东，根据福建方面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骑兵第一师，远在福州、延平(今南平)和清流、归化(今明溪)，而粤军主力仍在平远、蕉岭、大浦地区，龙岩、漳州仅有张贞第49师等情报，以及漳州易攻难守，攻占漳州政治影响大，筹款较容易等情况，于3月30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等：

“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做。同时漳州地形易攻难守，于我有利。顾虑的是粤敌从大浦出龙岩，威胁我后路，所以希望在赣南信丰的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注9）同时建议红五军团迅速由赣入闽，以集中兵力击敌。

鉴于事关重大，周恩来由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后再次接受毛泽东建议，并留驻长汀亲自统筹安排。

4月2日，红一军团所部东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作动员报告时强调：红军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余地，国民党军大本营就在南昌；向南则势必与粤军顶牛；西去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便；唯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苏区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注10）

4月3日，红五军团由信丰东部的新田，经天心、筠门岭、上杭，一路向龙岩快速行进。毛泽东之所以急着将红五军团调到龙岩，主要是考虑攻打漳州时，红一军团必须全力以赴！如果遇到困难，无法在短时间内拿下漳州，驻扎在梅州、大埔一带的粤军必然会赶来支援——用不了五天便可威胁红一军团的后路。兵贵神速！获悉红五军团的确切出发时间后，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的第四、十五两个军2日就离开长汀地域，一路沿长汀——河田——涂坊通往龙岩的公路，于4月7日抵达龙岩城西面的白砂。

从后来的作战过程推断，毛泽东的意图是第一步先拿下龙岩，扫清南下漳州作战的障碍。部队在龙岩进行补充和休整，等候红五军团的到来——消除后顾之忧，再继续南下，实现攻打漳州的战略目的。

　　4月8日，红一军团全军进入到龙岩城西面的大池圩，这里虽然距离龙岩只有二十五公里之遥，但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红一军团一边在这儿隐蔽休息，一边派小分队对龙岩城进行侦查和查看四周的地形。

当毛泽东、林彪等获悉防守龙岩城的，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第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民团，决定以红十五军为先头，红四军跟进，10日拂晓乘敌不备，向龙岩城发起攻击。

注释：

注1：见《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注2、3：见《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83页。

注4：见《中区风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第182页。

注5：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5、286页。

注6：见《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史》，第175、176页。

注7：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6页。

注8：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9页。

注9：见《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史》，第183页。

注10 ：《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史》，第304页。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