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古代中国展（三）春秋战国时期

杨萍

春秋战国时期是继殷商之后，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甚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系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沿袭而来的礼仪制度分崩瓦解，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形成，也使得人们的思想有了极大的改进。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短短的五百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战争不仅缔造了无数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广为流传的历史典故，也造就了中国独有的文化历史。很多人认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便可以概述这一段历史，其实不然。在强国林立的周边，还存在着诸多小国，如宋、郑、鲁国等等，这些弱小的国家直到战国中后期才逐渐被吞并。说到这里，就给大家附上两张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势图，这样更有助于大家了解当时的背景与时局。纷乱的春秋战国，国与国之间时有征战，虽然战争很残酷，但也促使诸国之间产生了良性的竞争。同时，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也标志着华夏民族主体的形成。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 春秋·楚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土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监。监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洹子孟姜”青铜壶春秋·齐青铜壶是一种酒器，是主要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件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候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候自愿服丧，但是有些环节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候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 青铜盏春秋·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铜盏是盛饭器，又称“盆腹敦”，是一种腹部如盆状的敦，与器盖相同扣合而成的圆形敦有所区别，但实际功能相同。敦和盏都是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食器，与西周时期的盂相似。这件铜盏最精美的地方是盖柄和器下三足，皆有复杂的镂空装饰，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湛，可能是比较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 鸟形青铜匜春秋·燕1952年河北唐山贸各庄出土 “秦公”青铜簋 (guï)春秋·秦传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青铜篱是盛食器，一般是用作祭祀的礼器。这件簋盖内有铭文54字、器内有铭文51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还有秦汉时期后刻的铭文各8字，记录了此簋在秦汉时为西县官物，曾被当作容器使用。 熊悍鼎战国·楚1933年安徹寿县朱家集出土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鲍子”青铜镈春秋·齐传1870年山西荣河出土镈是一种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贵族用来象征其地位和财富的重要礼器。其有钮可悬挂，也被称为平口钟，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件铜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鲍子的祖父鲍权牙有功于齐，齐候鹦子鲍家封色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把自己的各位先人，析求先祖保佑鮑家子孙健康长寿，也折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这件镈是春秋晚期齐国鲍氏家族名为鲍子的人铸造而成的，他是齐国政治家鲍权牙的孙子。鲍权牙因辅佐齐植公、举花管仲有功面被封货，她家子孙也因此世代享受齐国的厚待。 “楚高”青铜缶战国·楚1954年山东泰安采集这件浴出是水器，其口沿唇部有铭文5字“右治尹楚高”。该缶出土于秦山南能的一个以大石覆盖的长方形客藏内，同出者共有6件铜缶和1件铁盘，其中包括本器在内的两件铜缶有相同的铭文。关于客藏的性质，目前多认为属于祭祀秦山的遗存。 曾耳青铜壶春秋·晋传山西侯马出土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青铜牺尊1956年词谢三门映上村的山土这件尊整体呈售形，古称“犀存”，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的號国嘉地，国属即为锁。这类动物形存从商代到春致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致以后期比较少见。 虎钮青铜罍(léi)春秋·郑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杞伯”青铜(gui)春秋杞1959年孙鼎先生捐杞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都杞（今河南杞县），公元前445年为楚国所灭。 龙梁原始瓷盉战国1955年浙江绍兴漓渚出土 “齐侯子行”青铜匜(yi)春秋·齐1977年山东临朐出土此器是齐侯之子行所作。 针刻人物楼阁青铜匜(yi)战国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人形青铜灯（附勺）战国·齐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这件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另外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铜勺，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战国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为烛灯；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这件人形铜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而油灯使用的油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陈侯”青铜壶春秋·陈1963年山东肥城出土此器是陈侯为其女儿妫橹所作的陪嫁器。 “王命传”青铜虎节战国·楚传安徽寿县出土此节是出入关驿的一种凭证。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䡇是车辕的前顶端装饰。这件精美铜较呈马首形，其头部和颈部用错金银的工艺装饰卷毛纹和鳞纹，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魏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一个大贵族，后来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威烈王封为诸候。魏的疆城在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里、吴起、西门豹等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有名的强国。这件䡇出土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此墓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因此出土的器物多工艺考究，精美绝伦。这件错金银铜䡇代表了魏国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华丽与奢靡。 鹦鹉头青铜车饰战国1955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长角鹿形青铜饰件战国196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卧鹿形青铜饰件战国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出土 青铜武士像战国·赵195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青铜缶战国·蜀（公元前403年-221年）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青铜提梁卣(yǒu)春秋湖南湘潭出土 青铜瓿(bù)春秋 青铜錞于春秋淳于是一种打击乐器，与鼓相和，或与钲并用，多见于南方地区。 三轮青铜盘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年）1957年江苏武进出土盘出现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在两周时期比较流行，其腹部均较浅，有耳或无耳、有圈足或无圈足，有的圈足下设三足。但像三轮铜盘这样造型独特的铜盘，比较少见。此盘出于江苏省武进县，当时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无论其形制、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兽钮青铜镈春秋·郑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青铜釜甑战国·蜀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虎钮青铜罍(léi)春秋·郑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青铜缶年代：战国简介：此缶盖上有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3匝蟠虺纹，颈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铜缶，也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铜器。这件青铜缶采用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曾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战国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国，与楚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侯“乙”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53年-前433年，被称为曾国的“中兴之君”。 蛙蛇纹青铜尊春秋百越1971年广西恭城出土 狼嘴牛纹金牌饰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登出土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画面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野性的氛围，而对称布局的画面则又带有中原艺术风格。战国时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林胡、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密切，金属制品的纹饰风格深受其影响，如虎噬牛纹样即是比较典型的中亚草原艺术风格。同时这些民族又与中原文明接触较多其艺术风格又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这件器物从制作工艺到纹饰风格，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嵌宝石金牌饰战国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 青铜套杯战国·秦1979年陕西凤翔出土 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战国·巴1954年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巴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商代已见称于世。从商至西周，巴立国于汉水上游。战国时期，巴文化南移至长江三峡今川东鄂西地区，战国中后期至川东，直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巴国文化可以以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和涪陵小田溪墓葬出土文物作为典型的巴式器物，均为晚期巴国文化之物。这件带钩惟妙惟肖的造型和精美的错金银工艺，表现了巴人具有和中原不相上下的金属工艺水平。 漆耳杯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耳杯是战国漆器中十分流行的一种饮食器，其椭圆形带双耳的造型独特而时尚。战国时期，漆器手工业发达，生产出来的漆器种类丰富，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漆器的胎骨包括木胎、夹纻胎和竹胎三种，木胎占绝大多数，其制法有研制、旋制、卷制和雕刻4种，耳杯就是用斫制法研削出器型的。在用色上，用黑色与朱、黄两色相配，隐含了古人“天玄地黄”的观念，给人一种幽深而沉静的美感。 十六联弧三兽纹青铜镜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此铜镜为以菱格状云雷纹衬底，装饰三条长卷尾顾首的神兽，镜缘内侧由等长的弧线连成16个凸面内向联弧，主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铜镜是一种照面饰容用具，在玻璃镜出现之前，一直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铜镜的铸造和使用范围扩大。如今战国铜镜有大量出土，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蟠螭纹镜、联弧纹镜、金银错纹镜等类型。 六山纹青铜镜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山”字纹是战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铜镜装饰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几种，统称为山字镜。从北方的燕国到南方的楚国，都出产山字镜，但以楚墓出土的最多，可作为楚镜的代表作。山字镜以四山镜最多，其次是五山镜、三山镜、六山镜，像此镜这样大型的六山镜十分罕见。 “宋公栾”青铜戈春秋·宋传1936年安徽寿县出土 “甘斿”银匜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传河南省洛阳市金村出土 错银卧牛青铜镇战国·楚1956年安徽寿县出土古人习惯跪坐于地、床、榻之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住。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多动物造型，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这件卧牛造型的铜镇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大府是王室府库的官员，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 云兽纹青玉璜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复制品）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郢cheng战国·楚 1979年安徽寿县出土这是一种纯金的长方形版状货币，上用印凿打钤印文“郢cheng”。“郢”是地名，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附近。“cheng”是称量的意思，表示此货币在使用时切剖成小块称量计算，郢cheng是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之一 纵观历史的洪流，不难发现，在那个持续动荡与交融的环境中，不仅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独有的文化特质，也诞生了很多伟大且影响后世的思想家，譬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等等。 2024.12.24手机拍摄（文字来源于展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