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 串 联”！

折磨你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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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陈英超，原籍河南唐河，1966年唐河19中毕业，1976年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机专业毕业，分配到机械工业部洛阳拖拉机研究所工作。后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现已退休，居住北京。

原题

作者：陈英超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猝然爆发。

首先在北京，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大字报、大辩论风起云涌。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红卫兵。从此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从1966年8月18日起，到这年的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前后八次检阅接见红卫兵约1200万人。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这年暑假，我们基本没有放假，正值初中毕业的我们等待考高中却遥遥无期。只能安下心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

9月，我们县里接上级指示，选派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学校分到一个名额，由当时学校革委会学生代表，我校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张明忠当选。

张明忠和我同班，比我们年龄稍大，膀乍腰圆，根红苗正，文笔很好。他在学校写出第一张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后，威望直线上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接见后回学校，受到师生们的高看。1966年冬天部队招兵，他把握时机积极报名，光荣入伍，成为众多同学羡慕的偶像。他参军之后和大家没有什么联系，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

大街上，天天游行队伍络绎不绝

随着文革初期的狂热，“红五类”学生在学校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我的家庭出身为中农，不能进入“红五类”，但是，我也不能进入“黑五类”，因此，初期的红卫兵组织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当时学校所谓权力组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红五类”学生可以推选别人和推选自己成为红卫兵，“黑五类”学生无权推选别人更不能推选自己为红卫兵，我们这些“非红非黑”学生（即使红五类学生中有“黑五类”亲属或亲戚者也被剔除在“红五类”之外，归属到 “非红非黑”之列）实际上占据了很大比例。

1966年9月之后，随着北京大张旗鼓地批判谭立夫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进展，所谓“黑五类”学生仍然畏手畏脚，而所谓“非红非黑”学生却逐渐放开手脚，几个月来积压的怨气慢慢形成派性的萌芽。

此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大约在1966年10月中旬，我们学校在县教育局安排下，分批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这一批大概20人左右，在学校老师带领下，从学校所在地河南唐河县城租长途汽车到达驻马店，当晚从驻马店乘坐火车赶往郑州。

那天晚上，在昏黄的驻马店火车站灯光下，我们等了许久的火车终于喘着粗气进站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火车，这庞然大物着实令我们感到新奇。

我们当夜好不容易爬上火车，满车厢的人拥挤不堪，一直到次日早晨才到达郑州，先前到达郑州的县教育局干部在车站通知我们，郑州市红卫兵接待总站已经把我们这批人安排在郑州市食品公司红卫兵接待站，由那里安排我们的食宿（当时全国统一接待标准是每餐3两粮票1角钱，吃饭不限量），让我们等待去北京的日期。

郑州市食品公司距离二七广场不远，那时的二七纪念堂就是1923年的普乐园，为纪念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普乐园改名为二七纪念堂。二七纪念塔好像是木质的，也不高，比较简陋。我们那几天的活动也就局限在二七广场周围。

在郑州大约三四天时间，每天就是上街看大字报，抄写大字报消息，看游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到二七纪念堂参加批斗走资派大会。当时我们对游斗走资派比较有兴趣，因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比如时任河南省省长文敏生、河南省委副书记纪登奎、书记处书记戴苏理、省委秘书长张耀东等人。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几天后，我们接到通知说由于北京去人太多，接待困难，让我们回到学校另行安排时间，就这样我们又从郑州回到了学校。此时的学校已经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高年级同学大部分出去串联去了，我们也开始筹备长征队准备出去串联。经过酝酿，长征队取名“卫东彪”（捍卫毛泽东林彪之意），人员有剧正有、剧宗明、王友三、秦保国、郭新奇、李荣恒和我共七人。

大约11月中旬从唐河县城出发，每人背有衣服被子的背包，一路步行到湖北枣阳，然后沿枣阳至汉口的铁路线步行，经枣阳、随县、安陆、云梦到孝感。由于我们负重前行，每天行进速度有限，唐河到孝感约有250公里，我们走了大约两个星期。

一路上，我们看到有不少长征的红卫兵坐了火车，当时还嘲笑他们投机取巧，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我们到达孝感后已经疲惫不堪，体力减弱，在孝感休整期间，遇到了一件奇葩事，孝感的两大派别为了争夺《孝感日报》的领导权，其中夺取政权的一派在印刷报纸时将“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句话漏印一个字，成了“无阶级革命派”，遭到对立派的强烈反应，我们看到《孝感日报》大院里满地撕碎的报纸，夺权的这一派因为办错了事，所有办公室跑的空无一人。对立派趁机抢占了报社办公室，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孝感进行两天休整之后，我们商议买票坐火车吧。就这样我们6人花了大约一元三角钱买了孝感到汉口的火车票，把长征队的队旗打进背包里，旗杆扔掉上了火车，此时的火车上还是比较有秩序的。

我们不敢去车厢里边，只敢坐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把背包当作座位，还不时听到车上旅客的非议：红卫兵长征还坐车？我们低头一概不理。

到达汉口，经武汉市红卫兵接待总站的安排，把我们这几人安排到武汉财政学校接待站，武汉财政学校在汉阳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不远。在这里我们整整呆了一个月, 尽管社会上表面很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字标题“大动乱是大好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我们凭着接待站发的免费乘车证，在武汉的汉口、汉阳、武昌三区公交车、电车、轮渡上畅通无阻。

车站广场，到处都是疲惫不堪的红卫兵

有趣的是，那时的书店里很难买到毛主席像，因为所有书店一旦来了毛主席像很快销售一空。在武汉我们有幸遇到了，那天我们走到一家书店，门口正在售卖毛主席画像，我排队抢购了两张，要寄回家乡，当时只需用纸卷起在上面写上“主席像，勿损伤，XX红卫兵接待站寄”，竟然免费完好无损地安全寄到家，这种情况现在是无法想象的。

在武汉的一个月时间，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听演讲。最有印象的是1967年1月2日，在武汉体育场参加批斗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此时的王任重穿一件军大衣，在主席台上被两人架着接受批斗。

由于元旦前夕武汉下了大雪，武汉体育场满地泥泞，为了近前能看到王任重，我们拼命向前挤，膝盖以下的棉裤全是泥巴。

此前在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说王任重1959年陪同毛主席去韶山，毛主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到韶山》，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留言簿题词：“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说他暗讽毛主席还乡炫耀。我们在大街上还看到大卡车上游斗的湖北省长张体学，张体学是个硬汉，游斗时昂首挺胸。他说过：天上有九头鸟，地 上有湖北佬，我就是九头鸟，我就是湖北佬！

人们在新华书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画像

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离开武汉南下，不再步行，扒上南下的货车，装满木材煤炭的车厢上面满是串联的红卫兵，货车开出武汉不久就不开了，铁路部门恐怕出意外，那时红卫兵出现意外可是了不得。

就这样， 在凌厉的寒风中，我们在装满货物的货车上不吃不喝，与铁路部门从上午僵持到下午。这时忽然听到有人用高音喇叭高喊让大家下车，他们调度了两节封闭的货车车厢给大家。大家以为是骗人，恐怕下车后火车开走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呆在这里就麻烦了。直到有人背着背包跑着喊道：快下来，是真的！我们才下车，此时下来浑身已经冻得麻木，手脚不听使唤，但还要坚持向前跑。

我们坐进这种闷罐车后，尽管人挤人难以活动，感到好受多了。就这样货车开开停停，直到夜晚开到岳阳，幸好车站旁边有卖熟鸭蛋的，一角钱一个熟鸭蛋，虽然贵些，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一顿饭三两粮票一角钱）。

我们上车后竟然在人挤人的闷罐车上昏昏沉沉睡着了，车上人挤人，根本不用担心摔倒，直到天亮了，有人喊着长沙到了，我们打起精神下了车，谁知一 问这是捞刀河车站，距离长沙还有好几十里路呢，火车不再向前开了，我们无奈随着下车的人群步行赶往长沙。

我们在长沙火车站外挤上红卫兵接待站的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单位接待站，这个接待站虽然小一些，接待人员服务很周到，每餐都是米饭，北方的面食基本没有了，在武汉时还能吃上馒头和面条。接待站湖南菜做的不错，我们在长沙呆了一个星期，参观了毛主席当年就读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和其它一些大专院校，还有毛主席当年讲学的船山学社、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等。

离开长沙时，我们的目标是毛主席家乡韶山。我们询问了当地人，又看了地图，如果不走湘潭，从长沙穿越岳麓山，经湘潭锰矿去韶山会近一些。我们商议后决定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从长沙步行到韶山。

就这样我们披星戴月，顺着山中公路历时两天到了湘潭锰矿。

湘潭锰矿地处大山之中，来此串联的人很少，当我们到达这里时，很受欢迎。我们在此休整了一天，继续前行走出大山，汇合进湘潭到韶山的公路上。湘韶公路上，红卫兵的队伍络绎不绝，四面八方南腔北调，甚是壮观。晚上和衣睡在路边，虽是寒冬却不觉寒冷。

1967年1月20日上午，我们到达了韶山，被接待站安排在韶山学校休息。当时规定只能在教室里休息4个小时，后边一拨一拨地排队等待轮休。实际上，我们只能留下一人看管行李，其他人则分别去排队代领纪念章和其它纪念品。我们换班看管行李，充分利用这四个小时，分别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韶山毛主席纪念馆。

毛主席故居韶山冲

韶山，是全国人民心中的圣地。那时的韶山，远比现在简朴得多，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农村风貌，毛主席故居前面的池塘，依然鹅鸭成群，莲藕茂盛。故居周围，还散落着三三两两的农家小院。这里也有全国各地都有的大字报专栏，内容除了我们在各地都能看到的 “北京来电”，似曾相识的打倒XXX，XXX.....不同的是，还有当地不同派别组织相互攻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耸人听闻：XXX的祖辈解放前是如何攻击迫害毛主席的家人及亲戚，解放后又是如何的不满现实，等等，眼花缭乱，不一而足。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倒是对这些大字报兴趣不大，他们都想利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实地多参观一些具体的实物及展览，领会我们的伟大领袖当 年是怀着怎样的志向如何走出这个山村的。短短四个小时瞬间即过，我们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地离开韶山，然后沿着湘韶公路继续步行向湘潭行进。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来往韶山都必须要走湘韶公路似的，整个湘韶公路，除了不多的车辆之外，都是来来往往的红卫兵的队伍，红旗飘飘，歌声嘹亮，日以继夜，川流不息。

到达湘潭后，大家商议各自自由行动，队伍就地解散。

当日，我和王友三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到汉口转车时，发现车站的红卫兵接待站已经空无 一人。听说武汉此时派性斗争激烈，社会一片混乱，接待站已经无人接待，红卫兵的食宿无人照应。我们匆匆在车站旁边买了点吃的东西，然后返回站内准备继续北上。

火车站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串联的红卫兵

此时的汉口车站内外人山人海，见不到服务人员，向北去停留在这趟火车上的人特别多，不知道这车何时停在这里又准备何时开走。车上过道里、货架上、座位下都是人，挤拥不动，车上也看不到服务人员，不知过 了多长时间，车终于开动了，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是这车开的很慢，开开停停，有时停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我们想到郑州后是否会好一些，若有人接待想在郑州停留休息一下。

这一夜过去 了，到达郑州时又是一个夜晚，刚出郑州车站，看到车站旁边楼顶上飘动的长条白布大标语：打倒刘邓陶！火烧刘建勋！油炸何运洪！刘邓陶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何运洪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刘建勋兼任)。郑州火车站同样一片混乱，不同派别的人们互相指责，进行言语攻击。一位年轻人塞给我们一张红卫兵小报，我看到小报大字标题是：红旗指豫西，活捉金少英。金少英时任洛阳地委书记。

看来，河南地方上也已经大乱了。我们连夜上车，一路向西，第二天上午到达西安，王友三没下车直奔兰州。我刚出西安车站就看到数辆大卡车，车上坐满军人和学生模样的人，第一辆卡车车头上架有机枪，第二辆卡车前面有一人上身仅仅穿着白衬衣，下身军绿裤子，左右被人架着胳膊，此人身材魁梧，器宇轩昂，脖子上挂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三反分子成钧！成钧时任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黄军衣、军帽是当时最时髦的穿戴，一衣一帽难求

我到达西安之后，自行前往西北工业大学红卫兵接待站。此时西安也是 一片混乱，游行队伍以及游斗走资派的卡车司空见惯。西安和平门边的城墙上，很大的字写着：红色恐怖万岁！这个口号是我出来串联到的几个城市中首次看到的。西北工业大学的运动也是轰轰烈烈，他们和西安交通大学是两个对立的派别，左右着陕西省的文革动向。少有的是，这两个学校内部表面上还是观点一致，团结对外的。

由于临近1967年的春节，我想从西安回河南的途中，路过观音堂煤矿稍事休息，我哥哥在这个煤矿工作。由于坐的是慢车，整整一天，火车到了观音堂车站已是晚上。下车问去煤矿的路，路人说顺着这条路，远处有灯光的地方就是。

1921年秋，辛亥革命元老张钫与友人王光庆，决定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创办观音堂民生煤矿公司（现观音堂煤业前身），自主经营，中国第一个民族煤矿由此而生。

我顺着路人的指引，在昏暗中向前行走。此时，我忽然想起了杜甫写的名篇《石壕吏》中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千多年前，伟大诗人杜甫路过这里的凄凉景象浮现眼前。

此时暗夜昏沉，远处黝黑的村庄偶尔传出几声狗叫。路边的高音喇叭正在实况转播批斗时任观音堂煤矿矿长陈浩的嘈杂声，给夜行人壮胆。那声音由远及近，直到我到达矿上还没结束。

当时，《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人手都有，随身携带

到达观音堂煤矿第二天，我就住进煤矿红卫兵接待站。

此时临近春节, 接待站仅有一人住在那里，他自我介绍是陕县一高的学生，叫王军旺，他的家实际就在煤矿旁边的村里。他家住的是窑洞，后来我还跟他一起到过他家。他力主我在接待站住下来跟他作伴。

我们白天在矿上看大字报，晚上住在接待站。我有时在兄嫂家吃饭，有时在接待站吃饭。

当时矿上有两个群众组织，分别叫“矿工造反总部”和“矿区造反总部”，双方对立互不相容，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由于兄嫂属于“矿工造反总部”的，所以王军旺受到我的影响，我们两个的立场无形中站在“矿工造反总部”一边。

观音堂煤矿工人俱乐部周围是当时人们活动的中心，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辩论的人群络绎不绝，甚是热闹。路边经常看到下班的工人三三两两到小吃店买上几毛钱猪头肉，几个烧饼，用草纸摊开，用茶缸买点“一毛烧”酒，就在路边吆五喝六地干了起来。说实在话，我当时很羡慕这种豪放无忧的生活。

那时我们正是年少多惹事的年纪，几天后我们两人忽发奇想，想这观音堂煤矿地处山峦之中，交通不便，古往今来多是土匪出没之处，旁边的石壕村（那时叫甘壕）是当年唐朝诗人杜甫夜宿此地，写下千古名篇《石壕吏》的地方，我们也想在此地搞出一些动静，也不枉来此一趟。

于是还嫌乱的不够，由王军旺准备纸笔，我们写了一张署名为“外地两小兵”的支持“矿工造反总部”的大字报，趁夜深人静之时贴在工人俱乐部门口右侧显眼的地方。我们原想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响。

谁知第二天上午，“矿区造反总部”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要“揪出外地两小兵”，“外地两小兵是别有用心的人假冒”，“外地两小兵做贼心虚”！紧接着，王军旺随即又写了一张，“毛主席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还怕留名吗！我们是陕县一高王军旺、唐河中陈英超！”

暴露了身份，我立马觉得此地不可久留，匆匆告别王军旺，回去和兄嫂说了，尽管兄嫂说这不算啥事，我还是决定当天回家乡。

60年代的观音堂煤矿俱乐部，我们的大字报就贴在图中的红圈处

就这样，我背上行李匆匆奔向观音堂火车站，随便上了东去的火车（那时有学生证火车免费），经郑州转车到驻马店。驻马店到唐河没有火车，汽车是不免费的，为了节省点钱，我花了4天时间，独自从驻马店步行回到我的家乡陈岗村。

就这样，我在外面闯荡了3个多月时间，结束了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后最有意义的一场锻炼，真正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经风雨、见世面、开眼界”。

这段经历，对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影响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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