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一）

桂增

今天好不容易约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冷天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不到约定的时间不让进。不过还好60岁以上的有专用通道，避免了排长长的队。 远古时期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珍品。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 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水流形成的一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 1958年征集，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牙雕凤鸟匕形器，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这件匕形器用象牙圆雕成鸟形，形象生动，制作精巧，是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匕是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羹匙。牙雕凤鸟匕形器在外观上与匕很相似，却不是匕，扁舌形的鸟尾无论是盛汤还是盛饭都不大实用。从其腹背的钻孔看，它应该是穿系起来使用的，很可能是在原始信仰活动中使用的仪式用具或装饰品。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哂鱼网的情景。这些水上生活场面是远古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捕鱼的真实写照。 夏商西周时期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觚、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覲公”青铜簋，周成王时期，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侯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青铜鼎、青铜斝(jia) ，约公元前15世纪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南无术工时制9736年河南安阳殷埃奶好喜出土。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纪)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责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这件青铜方鼎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 “召”青铜卣，西周早期，召卣的内壁铸制铭文，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该篇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 “后母戊”青铜方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捉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青铜斝(jia)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瓿(bu)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甗，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卣(yu)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青铜爵，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觥，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璧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锏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玉簋，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玉人，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 1959年河南洛阳东郊出土 石牛，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虎、玉马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龙，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凤，商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凤的质地为青玉，间有沁斑。凤的整体呈侧身回首姿态，喙、冠轮廓分明，短翅长尾，尾翎分叉。玉凤的纹样雕琢工艺与同时期的阴刻手法不大相同，而采用阳线来表现紋样主题，即通过将纹样以外的地面剔除，使其成为浅浮雕。玉凤的翅翎即采用这一琢玉技法。这种技法在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以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玉器中应用较多。加之这件玉凤的造型及雕琢工艺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河文化玉凤极为相似，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其是前代遗物。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出土，此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内容涉及土方、舌方入侵。 “蠡”青铜方彝"Li" ，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金方彝坯称西周青铜器的器楚之作，呈然器物体呈较小含的历史价值、艺术阶值。 “盞”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蠡两匹马驹。盋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蠡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盞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宜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赐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子血”背河身。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长思”青铜簋，周穆王时期，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禹”青铜鼎，周厉王时期，传1942年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钺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青铜尊，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觯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 青铜人首，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颐、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存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铜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辫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 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部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青铜面具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消意纪一家三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屋维出土，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 “王子午”青铜鼎，春秋·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土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鸟形铜匜，春秋·燕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青铜盏，春秋·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号楚墓出，铜盏是盛饭器，又称“盆腹敦”，是一种腹部如盆状的敦，与器盖相同扣合而成的圆形敦有所区别，但实际功能相同。敦和盏都是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食器，与西周时期的盂相似。这件铜盏最精美的地方是盖柄和器下三足，皆有复杂的镂空装饰，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湛，可能是比较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 “洹子孟姜”青铜壶，春秋·齐，青铜壶是一种酒器，是主要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件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侯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侯自愿服丧，但是有些环节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侯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鉴。鉴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楚高”青铜缶，战国·楚，1954年山东泰安采集，这件浴缶是水器，其口沿唇部有铭文5“右冶尹楚高”。 该缶出土于泰山南麓的一个以大石覆盖的长方形窖藏内，同出者共有6件铜缶和1件铁盘，其中包括本器在内的两件铜缶有相同的铭文。关于窖藏的性质，目前多认为属于祭祀泰山的遗存。 兽耳青铜壶，春秋·晋传山西侯马出土 “鲍子”青铜镈，春秋·齐传，1870年山西荣河出土，镈是一种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贵族用来象征其地位和财富的重要礼器。其有钮可悬挂，也被称为平口钟，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囷时期。这件铜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鲍子的祖父鲍叔牙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家封邑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祀自己的各位先人，祈求先祖保佑鲍家子孙健康长寿，也祈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这件镈是春秋晚期齐国鲍氏家族名为鲍子的人铸造而成的，他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鲍触叔牙因辅佐齐桓公、举荐管仲有功而被封赏，鲍家子孙也因此世代享受齐国的厚待。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复制品) ，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带钩是古人系腰带的挂钩，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玉等制成。这件带钩是魏国王室用品，银质鎏金，钩两端铸成浮雕式的兽首，钩两侧为长尾鸟。钩身正面嵌饰3块白玉玦，玉玦中心各嵌一粒半球形蜻蜓眼琉璃珠，钩头为白玉琢成的雁首状，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十分精湛，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甘斿”银匜，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 传河南省洛阳市金村出土，匜是水器。这件匜是锤楪技术打制而成的纯银器皿，底部刻有“甘斿”二字，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银制器皿。这件银器可能出自1928年被盗掘的洛阳金村古墓葬，这座古墓大部分出土文物被贩至国外，所出器物精美绝伦，学者推测此墓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室的墓葬。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秋·曾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铜方壶是一种高等级的酒器，多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而且一般成对出现。这件铜壶器盖内和器内壁各铸有铭文12字，表明壶为曾仲斿父所作。该器出土时为一对，另一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同出的器物还有九鼎七簋，说明墓主级别很高。曾仲斿父，另有鼎铭作“曾侯仲子斿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 “蔡侯申”青铜方壶，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 青铜缶，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玩，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抏是车辕的前顶端装饰。这件精美铜抏呈马首形，其头部和颈部用错金银的工艺装饰卷毛纹和鳞纹，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件玩出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此墓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因此出土的器物多工艺考究，精美绝伦。这件错金银铜阮代表了魏国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华丽与奢靡。 虎钮青铜罍(1lei) ，春秋·郑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青铜牺尊，春秋·虢，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岭虢国墓地，国属即为虢。这类动物形尊从商代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则比较少见。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战国·楚，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节是一种凭证。“鄂君启”青铜书一共有5件，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这里是其中的一件舟节和一件车节。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每件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记录了此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字子皙，楚怀王之子，其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文中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同时还记录了从“鄂” 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王命传” 青铜虎节，战国·楚传安徽寿县出土此节是出入关驿的一种凭证。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陈侯”青铜壶，春秋·陈，1963年山东肥城出土，此器是陈侯为其女儿妫櫓所作的陪嫁器。 兽钮青铜镈，春秋·郑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错银卧牛青铜镇，战国·楚，1956年安徽寿县出，古人习惯跪坐于地、床、榻之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住。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多动物造型，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这件卧牛造型的铜镇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大府是王室府库的官员，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 人形青铜灯(附勺) ，战国·齐，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这件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拆卸，另外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铜勺，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战国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为烛灯: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这件人形铜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而油灯使用的油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铜手钳，战国·秦，1979年陕西凤翔出土 《庄子》明刊本，《庄子》是道家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只有一部分为庄子本人的作品。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思想家。庄子主张“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与价值观，强调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 青铜编钟(13件) ，战国·楚，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敭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 石编磬，战国·魏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狼噬牛纹金牌饰，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 ，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登出土，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画面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野性的氛围，而对称布局的画面则又带有中原艺术风格。 嵌宝石金牌饰，战国，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 三轮青铜盘，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年) 1957年江苏武进出土，盘出现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在两周时期比较流行，其腹部均较浅，有耳或无耳、有圈足或无圈足，有的圈足下设三足。但像三轮铜盘这样造型独特的铜盘，比较少见。此盘出于江苏省武进县，当时为东夷或昊人聚居区，无论其形制、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长角鹿形铜饰件，战国，196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踞马形青饰件，战国，196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鹦鹉头青铜车饰，战国，1955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青铜提梁卣(you) ，春秋，湖南湘潭出土 秦汉时期 陶俑，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 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 金缕玉柙，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有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级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莫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龙纹玉璧，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玉为青绿色，体扁平。圆形，中心有一圆孔，两面纹饰相同。肉内区雕琢蒲纹，外区雕琢四组夔龙纹，内外区用一周绳索纹相隔。玉璧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是沿续时间最长的玉器之一。汉代，玉璧常作为礼仪器，主要用于祭天、祭川，还可用于朝聘、纳聘、馈赠以及贡献的礼品，也用于随葬。花纹精致的玉璧多为墓主生前使用过，出土时多位于墓主的胸部和背部。有的玉璧放于棺椁中间，有敛尸作用。 鎏金青铜尊，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此尊呈筩形，盖上有环和三飞鸟，器身有一对铺首衔环，器底嵌银铭文，三熊形足。通体鎏金。在汉代，酒一般贮藏在瓮、楂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在尊里，再用勺酌于耳杯中饮用。当时的酒尊分盆形和筩形两大类，盆形尊自铭“酒尊”，筩形尊自铭“温酒尊”。在汉代，“温酒”即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 彩绘雁鱼青铜釭(gang)灯，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金籥(yue)青铜戈、青铜鳟(zun) ，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1978-1980年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此戈长胡三穿，援微曲。内上近胡处贯穿一简形金籥，顶饰一只回首鸳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几乎占据了国土的大部分，大的诸侯王国甚至“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中央直辖的仅有十五郡。这些王国的官制同汉中央官制相同或相似。其国王在用人方面有很大的权力，有较为独立的司法权，还有权发兵，拥有能够为自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山东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生动写照。 陶车，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这种带卷篷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 2024.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