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孤胆英雄汪振东》合辑

亢有生

视频剪辑：汪振东传奇

‍ （来源于内蒙古卫视）

作者简介

冯春生，男，汉族，1960年正月生，内蒙古杭锦旗锡尼镇人，中共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退休。

弓生淖尔布，男，蒙古族，1956年10月生，内蒙古杭锦旗呼和木独镇人，中共党员，197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杭锦旗蒙古族中学、杭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杭锦旗地方志办公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民委和鄂尔多斯市纪委派驻市粮食局纪检组等部门和单位工作，现为鄂尔多斯研究会专家、鄂尔多斯市档案史志馆特聘中共党史专家。

《孤胆英雄汪振东》连载

‍第一辑

汪振东，原名齐维翰，蒙古名字道尔吉旺楚克，俄罗斯名字巴达玛耶夫。1904年出生于当时的热河省隶属喀喇沁中旗大城子下五家村的一个蒙古族家庭。1922年入北平蒙藏学校。1925年春经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推荐汪振东与奎壁、佛鼎、赵诚等12人远赴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学习。1927年，他在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师范学校被光荣吸收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1929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转为正式党员； 1931年，他接受第三国际东方局的派遣，隐蔽真实身份到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地区秘密开展工作。

汪振东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部署，力图整顿伊克昭盟各旗的“独贵龙”组织，开展“独贵龙”运动，做好各旗之间的团结工作，为各旗各族人民争取民权，开展民主斗争。他们以巴图斯仁家为主要活动据点开展秘密活动。

他们以团结各旗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揭露日寇入侵阴谋为宗旨，办了一份刊物《蒙旗旬刊》在群众中散发，为开展工作大造舆论。因经费困难，这份刊物只出了5期，但却在乌审旗和其他各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汪振东写的《“独贵龙”简章》内容残存有：

一、 加强和健全“独贵龙”组织。

二、 反对国民党开垦移民富边政策和各旗王爷出卖牧场。

三、揭露边商高利盘剥，吮吸牧民膏脂的罪恶。

此外，汪振东和乌审旗进步人士还做了以下事情：

一、在军队中，进行了推翻反动头目孟克乌力吉的工作。

二、消除孟克乌力吉制造的东、西乌审旗的矛盾。

三、派人去鄂托克旗、杭锦旗联络，以加强乌审旗和其他旗的团结。

四、拟定“独贵龙”组织条例，发展完善“独贵龙”组织。

五、为开辟内外蒙国际交通线曾三次派出代表到蒙古国。

1933年夏，以乌审旗王府名义派汪振东到杭锦旗西巴格（即当时杭锦旗的河套地区）大臣董全寿处。董全寿当时是杭锦旗王府的东梅令，西巴格大臣，是杭锦旗后套的地方官员。

汪振东从董全寿处领回由阿拉善旗边境管理机构移交给杭锦旗的从蒙古国回来的宝彦德力格尔（即巴图色楞的父亲）和那逊瓦其尔两位同志，借此机会汪振东与董全寿拉上了朋友关系。后来，为了开辟交通线，汪振东来到杭锦旗北部的河套地区，以记账先生的名义，栖身董全寿家。董全寿发现汪振东蒙汉语文兼通，能说会道，会写会画，才能非凡，就向杭锦旗王府推荐，汪振东从此开始进入杭锦旗王府工作。

日寇占领归绥、包头后，日伪、地方军阀、国民党各派势力纷纷涌向伊克昭盟，使伊克昭盟形势更加复杂、动乱。当时伊克昭盟王爷中有影响的是扎萨克旗的王爷兼盟长沙格德尔扎布和杭锦旗王爷阿拉腾敖其尔。扎萨克旗王爷在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持中立态度。为便于与榆林国民党驻军联系，杭锦旗王爷阿拉腾敖其尔曾派汪振东和杭锦旗的西梅林诺尔布桑为驻榆林代表。

受第三国际指示，1937年11月汪振东借驻榆林的机会第一次与延安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赵通儒取得联系。

1938年春，日伪蒙古军队500余人突然侵入杭锦旗，来到杭锦旗王府，杭锦旗王爷阿拉腾敖其尔随日本人前往包头伪伊克昭盟公署，被委任了副盟长，企图驾驭杭锦旗及其他各旗。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不但不以打退日伪军，解救杭锦旗为己任，反而以杭锦旗投敌为名，向该旗的北部进军，大肆烧、杀、抢掠，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紧急关头，汪振东几次闯过占领杭锦旗的敌人封锁线，往返于陕坝、榆林之间，进行斡旋。汪振东到榆林北路副总指挥邓宝珊、五原骑兵七师门炳岳处，声明杭锦旗并没有投日，而且再三叮嘱他们，如再不收敛，贸然侵犯杭锦旗，势必造成将杭锦旗官兵推向敌人一边的局面，这样才阻止了国民党进军入侵杭锦旗的行动。之后，又把被日伪匪军强行命令集中于王府的本旗官兵，使用各种办法逐次遣散回家，缩小了日伪军的活动范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桃力民自卫军和国民党军队孟文仲旅的围剿下，使日伪蒙军一败而逃，离开了杭锦旗，日寇侵略杭锦旗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9年，汪振东利用新三师白海风的势力，以在杭锦旗地区组织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为目的，在该师成立了一个骑兵补充团（即第9团）。为掩国民党的耳目，汪振东与白海风师长商量，选择董全寿任团长，此人在河套地区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一个地方官员，便于招兵买马。

1939年夏，汪振东在任骑兵补充团中校副团长时，写秘信给赵通儒同志，要求派同志协助工作，在骑兵补充团建立共产党支部。赵通儒先后派共产党员李健等同志到骑兵补充团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1941年夏，新三师离开伊克昭盟向甘肃省西进。因工作需要，伊克昭盟工委负责人之一李维新同志，要汪振东继续留在伊克昭盟工作，并指示汪振东打入伪蒙三青团筹备处作掩护。

1942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也是一年一度纪念成吉思汗的日子）中午，汪振东家的小院子，里里外外都站满了手枪队的人，伊克昭盟警备司令部把汪振东扣捕了。

汪振东被捕后，他妻子四处奔波，设法营救汪振东。她只身一人骑着马到距成吉思汗陵30多里的蒙政会。她首先给新三师白海风师长打电报，请求帮助营救汪振东，又去扎萨克旗王府请求帮助。白海风师长接到汪振东妻子的电报后，给陈长捷打电报说：“要保证汪振东的人身安全，请不要杀害他。”陈长捷把汪振东从札萨克旗押到东胜，本来是准备枪杀的，他看在白海风师长的面子上，手下留情，决定把汪振东押解到陕坝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军法处关押审讯。汪振东由札萨克旗到东胜，又由东胜到陕坝，都是被军警徒步押送的。路途中，汪振东戴着手铐，行程千里。在炎热的夏季，横跨荒无人烟、干旱缺水的百里库布其大沙漠，汪振东历经20余日的艰难跋涉才到了陕坝监狱。

妻子得知汪振东被押解到陕坝监狱后，依靠一匹马和一头毛驴作交通工具，从伊金霍洛出发，一路艰辛历时半个多月，终于到达了陕坝城北面的大顺城，在孩子的舅舅家落了脚。

到陕坝的第二天，汪振东妻子就抱着儿子，领着大女儿齐良，去傅长官部军法处的监狱里探望了汪振东。

敌人经过多次审讯，没有从汪振东那里得到什么，就派人让汪振东妻子领着孩子，去规劝汪振东承认是共产党人，并说只要汪振东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家，前途无量，云云。妻子信以为真，便领着孩子到监狱去劝说汪振东，哭哭啼啼地把敌人的意思说了一遍，结果被汪振东痛斥一顿。几年的关押，敌人机关算尽，软硬兼施，汪振东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

国民党的监牢，真是人间地狱，多少人挤在一起，有时接纳的犯人多了，到晚上只能曲着身子互相靠着、挤着睡，大小便都在屋里，整天满屋臭气冲天。吃的是发了霉的食物，清水菜汤。残酷的折磨，恶劣的环境，低劣的饭菜，终于使汪振东得了斑疹伤寒，浑身浮肿，奄奄一息。妻子焦急万分设法到处求医，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妻子想到了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曹大夫，他是陕坝街上药店的老板。妻子见到这位长者之后哭着说明来意。曹大夫当即就随同妻子前往军法处看望汪振东。曹大夫看完汪振东的病后，立即找到军法处的长官说：此人在这里若不抓紧给予治疗，会很快死去的。最终军法处同意保释，汪振东出了监狱，在曹大夫的精心治疗下，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以及在邻居的帮助下，随着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的改变，汪振东的病情也慢慢有了好转。就这样，汪振东保住了一条性命。

‍（未完，待续）

《孤胆英雄汪振东》连载

‍第二辑

1943年夏天，汪振东经过半年的休养，身体刚刚恢复过来，又被军法处收回监狱。

当汪振东返回监狱之后，家里生活陷于绝境，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汪振东向军法处提出，要他们结案，给自己恢复自由。敌人虽然抓不住能说明汪振东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却又不肯放掉他。因有白海风师长的关照，敌人也不敢轻易杀掉他。汪振东被捕后，有些国民党上层人物为营救汪振东也做了不少努力，特别是一些蒙旗王爷，如扎萨克旗王爷、杭锦旗代理札萨克色登多尔济、还有西公旗（乌拉特前旗）的女司令奇俊峰等，都多次向傅作义要人。

最终由白海风、奇俊峰及李隽卿保释成功，释放了汪振东。

1945年初，汪振东结束了监狱生活。由董全寿给他们雇了一个拉骆驼的人，把他们全家4口人送到杭锦旗。汪振东妻子在国立小学教书。

汪振东一家到杭锦旗后，他仍然不能自由行动，由绥远省副长官部，把汪振东送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在那儿绥远省特务头子张庆恩成立了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党、政纵队训练班里进行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情况，汪振东在阿拉庙委托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的军训喇嘛，给住在城川的赵诚带去了一封信，大意是：几年的狱中生活我虽然身体受了折磨，但精神意志仍很旺盛。希来信。不久伊盟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受命与他取得了联系，但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汪振东又用左手又给盟工委书记赵通儒写了一封信（保密的需要）。过了几天，周仁山拿着赵通儒的回信，在阿拉庙与汪振东接头，赵通儒在信上要求，让汪振东最好回到三边根据地。当时汪振东考虑，如果现在回去，对个人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那就会使在伊克昭盟十几年来所做的工作全部废弃，付诸东流。不如坚持留在杭锦旗工作，还能推动其他各旗的工作。周仁山同志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指示，这次回去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队中，准备迎接伊克昭盟解放。

汪振东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能够与组织取得联系、见到自己的同志，尽早摆脱敌人，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因此，在会见了周仁山同志接受了任务之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阿拉庙，去新召向伪专员办事处请假，称家中有急事，回到了杭锦旗，在杭锦旗国立小学当了教员。汪振东坚持留在杭锦旗工作的原因，是因为该旗的西官府色登多尔济，他不但为人忠厚，而且是一个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开明人士，但他又忠于封建王爷。正因为如此，他在全旗上下，甚至在全盟都有很高的威望。抗战初期，汪振东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汪振东看准了，若在伊克昭盟开展工作，只有利用色登多尔济，争取他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而色登多尔济通过8年抗战的考验，他清楚地看到汪振东是全心全意地为伊克昭盟人民的，汪振东的所作所为，使色登多尔济不得不佩服和信赖他。色登多尔济在政治上也是一个比较精明干练的人士。杭锦旗王爷阿拉腾敖其尔投靠日本鬼子之后，他就代理了王爷，色登多尔济与汪振东一方面奋力抗战，一方面同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使杭锦旗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多次进剿。

王爷阿拉腾敖其尔复位后，特别尊重色登多尔济，遇有重大的事件非得请色登多尔济拿主意不可。然而，色登多尔济碰到什么要办的事情，只要汪振东在杭锦旗，他总要同汪振东商量，特别是一些重大、疑难的问题要处理，他更是离不开汪振东。因此王爷阿拉腾敖其尔及其他仕官也就对汪振东很信任了。这样，汪振东在杭锦旗结交了不少朋友，这对汪振东留在杭锦旗继续开展工作十分有利，是其他人所难以达到的。

1946年3月，汪振东先在国立小学任教，后逐步参与杭锦旗的军政、王爷府的各种议事活动。但是根据当时王府体制，外旗人不能担任王府任何职务，所以，色登多尔旗等人极力推荐汪振东在国民党中任职，一方面能让汪振东继续给他出主意，另一方面也解决汪振东家庭生活。七八月间，绥蒙党部给汪振东寄来一个杭锦旗党部书记的指令。经过反复考虑，为了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汪振东接受了这个委任。

1947年3月，绥蒙国民党部派伊金霍洛区党部书记叶春来杭锦旗，叫汪振东到包头去开会。汪振东到达包头之后，被绥蒙国民党党部书记陈建荣叫去说：这次叫你来包头，不是开会，而是有人告你有共产党嫌疑，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许你出党部的门，听候处理。

在审查中敌人提出了种种问题，汪振东都机敏的应对过去了，敌人没有抓到什么线索。经过半年的调查，没查到确凿的证据，不得不恢复汪振东的自由。

12月份，绥蒙国民党部把汪振东派回杭锦旗继续任杭锦旗国民党党部书记。

1948年3月，汪振东代表杭锦旗和鄂托克旗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会议，在会议期间，汪振东一方面由于多年没有出去了，这次到南京，正好了解一下全国的形势，另一方面在会议期间，利用可能的机会为伊克昭盟今后的发展鼓动呼吁。

5月份，汪振东从南京回到杭锦旗，他切身感受到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对此，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些事情。他把在南京耳闻目睹的情况，利用各种机会在杭锦旗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内幕，宣传了共产党即将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即将彻底完蛋的结局。使杭锦旗上下对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增添了信心。

1948年冬，蒙奸德穆楚克栋鲁亲王（简称“德王”）纠集了一小撮蒙奸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在美蒋支持下，盘踞于阿拉善旗，成立了伪“西蒙自治政府”。他们为了操纵伊克昭盟各旗，扩大反动势力，阻止我军进入伊克昭盟，同军阀马鸿奎勾结，派专车来杭锦旗邀请阿拉腾敖其尔去阿拉善旗，“共商复兴蒙古的大业”。

汪振东劝告王爷阿拉腾敖其尔不能去，给他讲了许多道理来说服他，但是王爷阿拉腾敖其尔对汪振东的说服总是听不进去。原来蒙奸德王给阿王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我愿把西蒙自治政府委员长一职务让给阿王，我本人去广州见李代总统，为阿王奔走。王爷阿拉腾敖其尔见到信后，眼看有个委员长可当，就下决心要走。在走之前他急切地想见汪振东一面，一方面想把这次走后旗里的事与汪振东商量安排一下，另一方面他的两个幼子在汪振东的学校念书，托付汪振东照顾。王爷阿拉腾敖其尔驱车到了汪振东所在的国民党党部，汪振东觉得很突然。王爷阿拉腾敖其尔向汪振东说明来意，汪振东听后，极力反对他西行，给他讲明了全国的形势，现在东北大部，华北的很多地区都已被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的军队已剩下不多了，不要轻举妄动，如果王爷真要走，那将会给杭锦旗的老百姓带来莫大的灾难，必定会出现动乱的局面。另外，这样做会使王爷本人和部下，也走向绝路的。在汪振东再次坚决反对下，王爷阿拉腾敖其尔又一次感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就在这时，王爷阿拉腾敖其尔突发心肌梗塞或脑溢血(因为当时旗里也没有一个好大夫诊断)， 突然倒地，很快就气绝身亡了。当时是1949年3月20日（农历2月21日）。这样，蒙奸德王的的阴谋归于失败。

1949年5月中旬，一个人走进汪振东的办公室，见没有旁人，便用暗语说明他是伊克昭盟工委派来的，边说边拆开缝合的裤腿边，从里面拿出一个纸条，递到汪振东手里，汪振东一看是周仁山的来信，惊喜万分。原来来者名叫沙克亚。

这次周仁山命他来杭锦旗，是做和平解放杭锦旗的准备工作，沙克亚同志谈了伊克昭盟工委的意图，指示汪振东要同官府协商和平解放杭锦旗。汪振东也把这里的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并让他向伊克昭盟工委转达。在他走以前，汪振东领他去见了色登多尔济。色登多尔济见到沙克亚同志，对伊克昭盟工委提出的有关杭锦旗前途的商讨，以及对沙克亚本人的到来都表示欢迎。

不几日，沙克亚同志回到了伊克昭盟工委，汇报了汪振东在杭锦旗的工作情况，认为汪振东这些年来在杭锦旗的工作，完全符合伊盟工委的意图，特别是对阻止阿王西去表示赞赏。从此，沙克亚同志承担了杭锦旗与伊克昭盟工委通信联络工作。1949年，整个一个春天，汪振东通过个别商谈，召集会议商讨，经过多方面细致地工作，使以色登多尔济为首的王爷府主要官员们一致同意和平解放杭锦旗。但是，他们毕竟是封建王公贵族，就连色登多尔济在内也不例外，要改变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解放杭锦旗意味着封建王公贵族统治的结束，奴役广大贫苦农牧民的政权彻底瓦解。过去是王公贵族骑在人民头上，人民和土地都属于他们。农民交租纳粮，牧民们都被他们奴役，属于哪个官员的奴隶、佃户，每年都要按时、按月做无偿的劳动，谁要迟到或有事来不了的就要被罚羊、马、牛、骆驼，或是财物，若拿不出钱物者，要罚打几十大板。现在，要使贫苦的农牧民与这些王公贵族平等了，土地、畜群都要属于人民自己，再没有压迫和剥削、奴隶制度将要永远消失，人民政府将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行使权利。因此，汪振东说服他们能够接受这种历史的巨变是相当艰难的，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权益的较量，其难度与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6月份，沙克亚同志又来了，这次来是伊克昭盟工委根据汪振东汇报的情况作出指示，要汪振东和沙克亚同志，协同旗王府官员，将住在杭锦旗司令部的国民党特务史昭亭逮捕，押送到伊克昭盟工委，以此表明杭锦旗政府的态度。汪振东立即执行伊克昭盟工委指示让色登多尔济逮捕了史昭亭，让司令部的官兵严加看守，准备第二天启程，将史昭亭押送到伊克昭盟工委所在地鄂托克旗的三段地。可是当天晚上，史昭亭被旗保安师连长张宝峰偷偷地放走了。史昭亭一逃走，汪振东他们怕驻在桃力民一带的地主武装部队进行报复，引起杭锦旗的骚乱，急忙跑到色登多尔济那儿，把发生的情况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最后决定，让汪振东他们暂且离开，否则，桃力民的驻军肯定会来抓汪振东和沙克亚同志，来骚扰杭锦旗。而汪振东他们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敢轻举妄动来得罪色登多尔济。

汪振东、沙克亚、贺元勋、陈正义等一行6人，各带双枪，骑马从家里起身连夜赶往伊克昭盟工委驻地三段地，随解放军解放鄂托克旗去了。一直到1949年11月底，汪振东给色登多尔济写信，让他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军。色登多尔济见信后，命旗衙门各部，把所有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炒米、奶茶、肉食等等食品全都准备好了。

‍（未完，待续）

　　《孤胆英雄汪振东》连载

‍ 第三辑

1949年底伊克昭盟形势好转后，沙克亚再次来到杭锦旗找到汪振东，传达伊盟工委的指示，汪振东和沙克亚一起与色登多尔济商谈杭锦旗和平解放事宜，色登多尔济对沙克亚表示，他已通过汪振东了解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蒙古民族要想得到真正的进步和繁荣，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和希望。国民党的倒台已成定局，搞蒙古独立和民族分裂更是没有出路，必将遭到世人的唾骂，在历史上，也将遗臭万年。

沙克亚同志对色登多尔济的意见表示了赞同，保证答应他的要求，并希望他尽快做出安排，派人到木肯淖与共产党组织具体商谈和平解放一事。色登多尔济立即做出了果断的决定：派汪振东为首席代表，带领王府秘书图门格什格、参领陶德比力格和通信员等四人到木肯淖进行商谈。由于双方都抱着诚意，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为了及时向伊盟工委汇报他们的谈判成果，得到伊盟工委的认可和批准。次日双方代表去了扎萨克旗会见工委主要领导，伊盟工委高增培、周仁山等同志接见了杭锦旗衙门派来的全体代表。并听取了和平解放方案。高增培他们都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杭锦旗的做法比较稳妥，色登多尔济先生的态度十分明朗、诚恳、坚定，值得其他旗县效仿。接着，他向王府方面的代表指出，由于目前战争还比较紧，杭锦旗方面我们暂时不派军队去，只由杭锦旗工委6个人前去开展工作，希望色登多尔济先生和王府各位人士做到：第一、要诚心搞好合作，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第二、要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第三、不要搞小动作，有事大家协商解决；第四、原来属于王府掌管的军队和地方政权，一律维持现状不动，由色登多尔济先生统一指挥和调动；第五、军队的整编和地方政权改革的事，待条件成熟后，再行协商研究。上述五条，均已写到了和平协议上面，王府方面的汪振东等代表表示，坚决遵照执行。

1949年12月4日，共产党杭锦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乔桂章、组织部长王子义、沙克亚、通讯员肖玉友以及伊盟工委派去帮助杭锦旗工委工作的二位同志共6个人，从扎萨克旗出发奔赴杭锦旗。经过3天的紧张行军，于12月6日到达了杭锦旗王府所在地贝勒庙（即今锡尼镇）。工委同志们的到来，对杭锦旗工作的正式接管，标志着封建王公制度在杭锦旗的统治结束，人民政权从此建立。

1949年，在伊克昭盟复杂的环境下，其他旗县大大小小都发生过一些叛乱、骚动。唯独杭锦旗没有动一兵一卒，没响一声枪声，把一个旗完完整整地交给了共产党。

12月8日在贝勒庙召开了欢迎旗工委和庆祝杭锦旗和平解放大会。在杭锦旗旧衙门大门上高高升起了五星红旗。参加大会的有王府的王公仕官，旗王府衙门人员，保安师官兵，贝勒庙的几十个喇嘛。以及附近的牧民，总共约二百余人。会议由色登多尔济主持。色登多尔济致了欢迎词，发表了庆祝杭锦旗解放为内容的讲话。汪振东蒙汉皆通，他既是共产党方面进入杭锦旗的代表，也是色登多尔济的参谋。这种身份对工委的工作更有利。随后，乔桂章代表中国共产党杭锦旗工作委员会讲了话，主要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新区政策和宗教政策，庆祝杭锦旗的新生，要求各族各界人民安居乐业，加强团结，共同把杭锦旗建设好。刚刚接管政权之后，杭锦旗有许多工作都要由汪振东安排，他昼夜忙碌，联系地方各方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乔桂章虽然被任命为杭锦旗工委副书记，但他是外地人，旧职人员对一个陌生人是很有戒心的，色登多尔济更是这样。他们在感情上不能马上融洽，更不会顺利地配合工作。对于乔桂章本人来说，他初来乍到，对杭锦旗的情况不了解。色登多尔济和汪振东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尤其是通过解放杭锦旗的这一重要时期，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色登多尔济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汪振东的意见，反过来，他又给了汪振东的工作大力的支持、帮助和保护，汪振东对他一直很敬重。但是汪振东也明白，色登多尔济毕竟还是一个封建上层人物，代表着封建王公贵族、旧官员、喇嘛的利益。他的开明态度及正直作为，在全旗甚至在全盟影响很大。所以这个时期，汪振东在许多问题的考虑上，既要符合全国形势的发展，又要遵循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旧观念对旗里的一切事情负有责任的实际，在处理各种重大事情上做好他的工作特别重要。乔桂章他们进驻杭锦旗首先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稍有疏忽或是操之过急，都会造成不良影响。首先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消除长期以来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民族矛盾。乔桂章他们这次来的干部大多数是汉族同志，汪振东要很快地使这些旧官吏们与乔桂章等人从思想上消除一切障碍，使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携手做好杭锦旗的工作。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汪振东多方面的努力，乔桂章等人在杭锦旗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了。

在伊克昭盟解放的过程中，共产党从王爷手中接管乌审旗、鄂托克旗、杭锦旗的政权，汪振东都是参与者；郡王旗、扎萨克旗的和平解放，也有汪振东的工作付出。

汪振东同志早期为革命洪流所裹挟，远赴异国他乡，为追求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贡献出了他的韶华英年，谱写了他光晖的奋斗人生。革命斗争中多少次的逆境险恶，两度身陷囹圄，生活的困顿，丧子之痛，一个亲弟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后追认为革命烈士），同事的误解，文革的冤屈，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把真实身份深深隐藏起来，把根深深扎在广阔的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大草原。为抗击日寇侵略和敌伪阴谋，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他置生死于度外，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吃尽苦头、受尽磨难。他曾与外敌内奸、特务叛徒斗智斗勇，周旋于王爷贵族之间；也曾蹲过敌人的大牢，被敌人追捕暗杀；还曾堂而皇之的当过国大代表，坐上国民党旗党部书记的“宝座”，甚至和王爷贵族推杯换盏，和国民党将领称兄道弟……以孤注一掷的勇气，小心谨慎的步伐，面具背后的赤诚，坚毅勇敢的心，为实现坚定的信仰。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刀风剑雨，还是面对自己人的误解，他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民族解放大业和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痴心不改、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战斗不止。他虽然没有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投入到特殊的战斗中去，这种“无我”“忘我”的革命精神、昂扬的斗志，守住了自己的初心也感动了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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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的汪振东：

1949 年 12 月汪振东增补为盟政会委员，并担任伊克昭盟第一任教育处处长兼杭锦旗副旗长。他曾主持召开杭锦旗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从准备到主持召开，一直是汪振东在具体负责。在盟里，汪振东虽是教育处处长，但是对政府的工作兼顾不少，如代表伊克昭盟政府大会讲话、翻译，做统 一 战 线 工 作 等 等 。

因 为 刚 解放，有文化的人不多，汪振东忙得不可开交。1951 年秋，正当汪振东全力以赴开展伊盟教育事业时，被组织调自治区民族委员会工作，从此离开了战斗、工作过的伊克昭盟。汪振东调到自治区民委会后，他因被国民党监禁、释放和特定条件下打入国

民党内担任职务的历史，被错误定性，受到降职安排。他没有在意，毫无怨言，因为在他心里没有忘记自己当初革命的决心，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不论在哪里工作，始终坚守岗位，不折不扣地服从组织安排。他的心里是不舒服的，源于他本心无愧，即使受到了委屈，但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真相终会大白，组织会作出正确决定的。

汪振东的革命经历有几个阶段：

1924 年在北平蒙藏学校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逐渐认识共产主义思想。

1925 年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派遣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

1925 年 —1931 年 10 月 在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国 、 苏 联 学

习，工作，1927 年加入苏共党。

1931 年 10 月-1937 年 11 月在第三国际领导下工作。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1937 年 11 月在榆林与延安共产党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蒙民部长赵通儒取得联系后开始接受共产党领导。直至 1949 年 12 月杭锦旗和平解放。

1957 年，汪振东弃政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在内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工作，为研究员。在他的主持下，于 1964 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蒙汉词典》，同时用俄文、蒙文翻译了不少的作品。

1975 年12 月 12 日，汪振东由于“文G”中肝部被打破的后遗症而致死。

“文G”结束后，汪振东子女将他的历史申诉材料上交中组部和自治区党委，后受中央、自治区党委委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1988 年 5 月 26 日作出对汪振东同志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

1989 年 3 月 3日，经自治区党委同意，汪振东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确定为 1925 年春，即从 1925 年春被李大钊同志派遣到苏联

东方大学学习时算起。虽然是迟到的平反，但对于汪振东同志来说，也可告慰其在天之灵。与汪振东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妻子雍静一，在离世前终于看到了组织的平反决定，一颗苍老的心灵也得到了慰籍。

历史不会忘记，也必将永远记住这些红色英雄、秘战忠魂。回望峥嵘岁月，信仰的力量令人动容，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芒也必将指引更多的后来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踏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去为祖国的繁荣强盛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和奉献。

‍（连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