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人们

孤烟

　　初入我们村时，夜幕宛如一块沉甸甸的黑色绸缎，早已严严实实地笼罩大地多时。回想起那天，从学校出发之际，时针已然慢悠悠地指向上午十点多。一辆辆货车如等待检阅的士兵般整齐排列，承载着满怀着憧憬与忐忑的我们这群下乡知识青年，缓缓从五一路校门口启程。

车队恰似一条蜿蜒游动的长龙，以游街般的阵势，在市区的街道上缓缓前行。街边的人们纷纷投来目光，或好奇，或感慨。仿佛要让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见证知识青年响应伟大号召奔赴农村的宏大场景，去深刻体悟毛爷爷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中所蕴含的磅礴力量。那力量，如同滚滚春雷，唤醒了我们心中的理想，激励着我们踏上这段未知的征程。

随后，我们乘坐汽车来到江边，江水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仿佛无数细碎的银片在舞动。我们搭乘轮渡，缓缓驶向对岸。轮渡破浪前行，江面泛起层层涟漪，如同岁月的皱纹，记录着这一特殊的时刻。

然而，在弥市镇，行程却意外耽搁了许久。终于，车子将我们送至改口公社。当生产队派人来接我们时，天色已然黑得浓稠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黑暗吞噬。

队里安排了人用板车来拖运我们的行李，大家沿着蜿蜒曲折的小道，小心翼翼地向生产队走去。一路上，四周漆黑如渊，黑暗如同一头巨兽，将我们紧紧包裹。唯有脚下高低不平的土路，在摸索中时隐时现，仿佛在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偶尔路过几户人家，那昏黄如豆的煤油灯光，宛如夜空中最微弱的星辰，从狭小的窗口艰难地透出来，在无尽的黑暗中显得格外孤寂。而那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尖锐而急促，仿佛在黑暗中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危险，每一声都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击在我们的心弦上，让人心瞬间提到嗓子眼，胆战心惊。

也不知在这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多久，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只听拖车的人终于用带着一丝疲惫的声音说了声：“到了。”我们紧绷的神经这才像松开的弓弦，稍稍放松，不约而同地长舒了一口气。

隐约间，有人影在昏暗中晃动。农户屋内透出的灯光下，有人兴奋地高声喊道：“来了，来了！”这时，我们在那如豆的煤油灯光晕里，渐渐看清了农户堂屋的模样。一张四方桌稳稳地摆在屋子中央，像是一位沉稳的老者，静静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在昏黄灯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那是家的味道，是温暖的召唤。

我们一迈进屋内，队里的人便热情地张罗起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眼神中满是真诚与欢迎。一边招呼我们赶紧坐下，一边手脚麻利地为我们盛上酒饭。此时，饥肠辘辘的我们，哪还顾得上什么面子，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起来。饭菜的香气在口中散开，每一口都充满了满足。这便是我们初到生产队的第一餐饭，后来在我们的笑谈中，它被亲切地称作“入户饭”，成为了那段难忘岁月里最温暖的回忆。

　　“入户饭”吃完后，我们五位知青便在生产队为我们安排的仓库安了家。仓库虽简陋，却从此成了我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栖息之所。

某一天夜幕降临，静谧的村庄被打破，一场特别的欢迎会在我们的住处热热闹闹地开场了。那晚，村里的男女老少如同被温暖的磁石吸引，纷纷赶来。老人们，带着岁月沉淀的慈祥，缓缓地倚靠着床榻坐下，那床榻仿佛承载着他们半生的故事；壮年人们姿态各异，有的笔直地站着，透着质朴的沉稳，有的则蹲着，手中夹着烟，袅袅青烟在他们身边缭绕，模糊了他们被生活磨砺的脸庞；而年轻人，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热情，显得格外开放。男青年们随意地坐着，女青年们竟大大方方地被男青年们抱坐在腿上，如此亲昵的场景，对于我们这几个初出茅庐、刚踏入社会的知青来说，实在是有些“辣眼睛”，我们羞涩地低下头，不敢多看。

满屋子弥漫着烟草的烟雾，昏黄的煤油灯在微风中摇曳闪烁，光影在墙壁上舞动，仿佛在诉说着神秘的故事。就在这略显杂乱的氛围中，一个洪亮而沉稳的声音如洪钟般响起，瞬间打破了乱哄哄的场面，整个会场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立刻安静下来。那是谭队长的声音，他清了清嗓子，带着真挚的笑容，开始了那套饱含热情的欢迎辞。他的话语，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我们的心。谭队长详细地介绍着本村的情况，从肥沃的土地到独特的风土人情，从古老的传说到当下的发展，每一个细节都描绘得生动鲜活。接着，队里的其他领导也纷纷发言，他们的话语中满是对我们的期待与关怀。

在这满是烟火气与温情的夜晚，在谭队长和各位领导的讲述中，我仿佛看到了这个村庄未来的画卷，也在心底与这片土地悄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一晚起，这个陌生的村庄，在我心中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成了我第二故乡的模样。

　　在这个温馨质朴的村子里，最早与我们频繁打交道的，便是谭队长一家。谭队长刚过五十，身材高大挺拔，一举一动都透着典型村干部的稳重与干练。早年，他曾在大队担任书记，即便如今职务有所变动，大伙在各种场合，依旧亲切地唤他“谭书记”。

谭书记思维敏捷，思路如丝线般清晰，语言组织能力更是出众。无论站在怎样的场合，他一开口，便能凭借那沉稳有力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掌控全场，仿佛自带一种无形却强大的气场，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谭书记一家来自湖南安乡，他们一开口，那浓浓的湖南乡音便如潺潺溪流，带着家乡独特的韵味。谭书记的爱人，身材不高，可那一双眼睛却透着灵动，整个人看起来满目精灵模样。他们家坐落在村子的中部，那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小院。

谭书记家有三个儿子，各有各的特点。大儿子明强，由于自幼耳朵残疾，说话时总带着些含糊不清的劲儿。但他心灵手巧，不知从哪儿学来了一手精湛的木匠手艺，从此，队里的木工活便几乎都由他一人包揽。明强已然年过三十，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些许痕迹，可他的终身大事却仍无着落，每每看到他专注于木工活的身影，总让人忍不住心生一丝怜惜。

二儿子明高，正值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身形瘦瘦的，脸上星星点点的雀斑，非但没有影响他的精气神，反而增添了几分质朴与俏皮。他机灵聪慧，做事干练利落，年纪轻轻便担任了队里的财经队长，掌管着生产队的经济大权，是队里公认的得力干将。明高还是本村修机的好手，村里的水泵，柴油机都是由他掌控和维修的。小伙子聪明干练，是一把好手。明高的媳妇是本村宫家的女儿，模样清秀，性格却十分腼腆，一见到生人，那白皙的脸庞瞬间就泛起红晕，宛如熟透的苹果。他们二人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才不过几岁，像个活泼的小精灵，为这个家增添了无尽的欢声笑语。

小儿子明新，是从弥市中学回乡的知识青年。他模样清清爽爽，透着一股书卷气，只是性格有些腼腆，平日里话语不多。但或许是因为同样身为知青的缘故，我们相处起来格外融洽，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默契将我们紧紧相连。后来明新参军入伍了，相信这小伙子一定有好的前程。

谭队长一家，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尤其是谭婆婆，她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关怀备至，就像对待自家孩子一般。她烧得一手好菜，腌制的各种腌菜更是一绝，特别是那腌洋姜，味道独特，咸香适中，爽脆可口。谭婆婆总是担心我们吃不惯这里的饭菜，多次热情地给我们送来各种腌菜。当我们品尝着那美味的腌菜，赞美的话语便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那一刻，心中满是对谭婆婆的感激与温暖。在这陌生的异乡，谭队长一家的关怀，就像冬日里的炉火，温暖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渐渐有了家的感觉。

　　在那段下乡的岁月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阶级斗争的弦在每个人心中都被紧紧地绷着，丝毫不敢松懈。哪怕是我们所处的这片穷乡僻壤，也未能在这浪潮中置身事外。在这儿，地主成分倒是没有，可老杨家的富农身份，却让他们成为了队里特殊的存在。

在那个唯成分论大行其道的年代，老杨家毫无悬念地沦为了队里唯一的专政对象。每次生产队召开阶级斗争会，老杨总是低垂着脑袋，神情落寞，一声不吭地站在村民的对面，默默承受着那如潮水般的控诉与斗争。他那瘦弱的身躯，在众人的注视下显得愈发渺小，仿佛被时代的巨轮无情碾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老杨渐渐增多的接触中，我却发现他并非如想象中那般可怕。他身材瘦削，典型的老农体格，常年的劳作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但只要一干起活来，他便像换了个人似的，动作干净利落，着实是个干活的好手。他那平日里面无表情的脸上，偶尔也会闪过一丝掩不住的机灵劲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解放前，老杨凭借着自己的机灵与勤劳肯干，一点一滴积攒，陆陆续续买下了一些土地，也正因如此，解放后的阶级定性，他被划定为富农成分。自此，在历次运动中，他都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专政对象，命运的坎坷，让老杨着实够倒霉的。

老杨的老婆，总是一副让人看了就心生怜悯的可怜模样。她仿佛整日都活在恐惧之中，那颤颤惊惊的神态，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岁月的沧桑在她脸上刻下了无尽的皱纹，每一道纹路里，似乎都藏着说不尽的无奈与心酸。

老杨家清一色生的都是儿子，大儿子都已三十好几了，却依旧没能找到媳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分问题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谁又愿意踏进富农家的门，成为他们家的媳妇呢？

其实，在我心里，老杨一家人都挺不错的。记得有一年，我们种的几分地红薯获得了丰收。看着那一堆堆饱满的红薯，村民们纷纷建议我们将这些红薯窖藏起来，这样来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好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四处打听，得知老杨家有地窖，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拜托他帮忙窖藏红薯。没想到，老杨二话不说，满脸热情地答应了下来。他认真地将红薯一个个摆放整齐，还细心地做了防潮处理。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到了第二年春天。当我们再次找到老杨，准备取出红薯时，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大为感动。那些红薯竟然一斤未损，就像当初窖藏时一样完好。老杨站在一旁，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仿佛在守护着一份珍贵的宝藏。不仅如此，平日里在田间地头，老杨干农活的本事那可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无论多复杂的农活，到了他手里，都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净利索的动作，无不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老农的娴熟与专业。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老杨一家虽因成分问题饱受磨难，但他们的善良与勤劳，却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让我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坚韧。

　　我们村，总共二十八户人家，沿着村西边那条潺潺流淌的水渠，自南向北依次错落而居。水渠的中部，一座小桥横跨其上，那是村子通往公社的要道，仿佛一条纽带，连接着村庄与外面的世界。村子里，旱地约一百多亩，水田也有一百多亩，这几百亩田地，便是全村一百多口人的生活倚仗，默默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

旱地里，遵循着季节的节律，冬种小麦，春种棉花，它们是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到收获时节，金黄的麦浪、雪白的棉花，都承载着村民们一年的希望。而水田，则承担着全村人的口粮重担，为大家提供粮食自给。

那时，土地归集体所有，劳动也是集体行动。农闲时分，男劳力每日辛勤劳作一天，记一个工分；女劳力则稍逊一筹，工作一天记八分工分。到了农忙，田间地头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男劳力即便加上打早工和晚工，也只有一个半工分，女劳力则仅有一个工分。一年到头，收成总额除以总工分数，便是每个工分的单价。村民们个人按照总工分数乘以单价来分红，不过，这到手的红利，还得扣除粮食等各项支出。记得我们队的工价，每工分六毛多一点。队里的长辈们总爱念叨：“你们别嫌这工价低，咱公社有的队工价能到一块伍角多，可邻县西斋那边，还有九分多钱一个工的呢。人要知足哇，‘别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的’，六毛多一个工分，该知足啦。”

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艰难年代，队里的记工员，那可是掌握着每个人“生杀大权”般的存在。

我们队的记工员，名叫邹士清。他身材矮瘦，一对三角眼，透着几分精明和诡异。由于小时候是兔唇，虽经修复，却仍在面容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邹士清的母亲同样是兔唇，因面容丑陋，总是窝在家里操持家务，极少出门。而他的父亲，六十来岁，身板倒还硬朗结实。邹士清的媳妇，模样年轻，只是生性腼腆，言语不多，与队里其他妇女相处时，常成为被打趣嘲笑的对象。

邹士清因略通文墨，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手中有了那么点权力，便不自觉地摆起了架子，平日里总爱披件衣裳，佯装出一副干部模样，在队里耀武扬威。他还是个爱搬弄是非的主儿，时常神秘兮兮地找某个人私下谈话，可往往没过多久，村民间便会无端生出矛盾，争吵不休。我们刚到队里时，他也故技重施，找我们中的某人谈话，意图让其汇报我们其他人的情况。这般行径，实在让人厌恶。队里还时不时传出他家公公与儿媳有不伦之事的流言，只是不知真假。但无论如何，对于邹士清这人，大家都心怀戒备，防之又防。

　　在谭队长家的正对面，有一座高高隆起的台子，台子上错落有致地住着赵氏家族的几户人家。赵姓，可是我们村里响当当的大姓。

台子的北头，并排矗立着赵氏两兄弟的房子，挨得那叫一个近，仿佛在诉说着兄弟间的亲密。弟弟赵文雄的房子偏北，哥哥赵文彪的房子紧邻其南。虽说这二人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可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都犹如天壤之别，不知情的人，打死都不会相信他们流淌着相同的血脉。

弟弟赵文雄，身材敦实得像一座小山，皮肤透着健康的黝黑，仿佛是被阳光亲吻过无数次。那一双浓眉大眼，犹如深邃的湖水，透着憨厚与质朴，让人一看就觉得踏实可靠。他平日里言语极少，每次和生人说话，脸颊都会瞬间泛起红晕，带着满脸的羞涩，仿佛未经世事的孩童。但他为人实诚得如同脚下的土地，记得我们初来乍到的那个冬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整个世界仿佛被白色的幕布所覆盖。文雄担心我们这些外来人没菜吃，天还没亮透，就在家中忙碌起来，精心挑选了一只肥美的鸡，熟练地宰杀收拾干净，早早地给我们送了过来。那只还带着他体温的鸡，让我们感动了好一阵子，心里暖烘烘的，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照进了心窝。文雄的媳妇，也是个实诚老实的人，连他家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透着一股黑黑的、墩实的劲儿，为人处事沉稳内敛，小小年纪就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实在。

而哥哥赵文彪，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模样。他身材清瘦，脸庞白皙，眉眼间透着一股灵动的精气，仿佛藏着无数的点子。据说，他是大队里的水利干部，因此很少在队里露面。平日里，他总是头戴一顶干部帽，将呢子长大衣敞着披在身上，颇有几分潇洒的意味。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长围巾，随着他的走动轻轻摆动，仿佛是他独特的标识。他走起路来不紧不慢，每一步都仿佛带着一种笃定与从容，活脱脱一副乡村干部的派头。文彪的妻子，和丈夫一样，浑身透着一种乡村“精灵”般的气息。她身形瘦瘦的，脸上时常挂着一种狡黠的神态，仿佛藏着许多小秘密。每当她开口说话，那一二颗金牙便会从唇间露出来，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而且她讲起话来就像开机关枪似的，噼里啪啦，喋喋不休，让人插不上嘴。他们的一儿一女当时都还在上小学，长相和性格与母亲如出一辙，伶牙俐齿，说起话来条理清晰又毫不相让，让人不禁心生畏惧。

我时常暗自思忖，同样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二人，为何差别竟如此之大呢？这世间的人和事，真是充满了无尽的奇妙与未知。

　　在生产队的时光悠悠流淌，日子久了，我就像熟悉自家物件般，对村里形形色色的人有了清晰印象。

村里的人，大致可分为几类。首先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的沟壑，每一道纹路都仿佛藏着一段故事。他们总是慢悠悠地坐在墙角晒太阳，或是叼着旱烟袋，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过去的时光。

正值壮年的成年人，则是生产队的顶梁柱。他们挽起袖子，扛起锄头，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用有力的臂膀撑起家庭，也为生产队的发展默默奉献。

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更是让我印象深刻。谭队长的儿子明新，身材挺拔，眼神中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仿佛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遇到事情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去。许队长的儿子许勇奇，性格豪爽，笑声爽朗，不管何时见到他，嘴角总是挂着热情的笑容，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邹志新呢，总喜欢戴一顶帽子，那帽子仿佛是他的标志，遮住了他微微卷曲的头发，有却遮不住他眼中的沉稳与内敛。尹家的尹志民，胖胖敦敦的，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他那圆滚滚的身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让人看着就觉得亲切。

当然，还有高老汉的女儿，她性格外向，像只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给周围带来无尽活力。陈木匠的女儿则腼腆些，总是轻声细语，笑起来脸颊上会浮现两个浅浅的酒窝，犹如春日里悄然绽放的花朵。

这些年轻人，性格或外向，或腼腆，但都有着一颗朴实而真诚的心。和他们相处，就像在温暖的阳光下漫步，轻松又愉快，让人打心底里感到惬意。

还有一群仿若春日里欢快小鸟般的小孩们，像小尾巴似的，紧紧跟着我们屁股后面。他们跑动起来，小身子一颠一颤，嘴里叽叽喳喳叫嚷不停，那股子天真烂漫的劲儿，任谁瞧了都忍不住心生欢喜。

这群孩子里，有尚在学龄前的奶娃娃，粉雕玉琢的脸蛋儿，眼睛像黑葡萄般水汪汪的，懵懂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一切。他们走路还不稳当，却非要跌跌撞撞追在我们身后，嘴里咿咿呀呀说着只有自己才懂的“婴语”。

也有正在上小学的学生，背着小书包，胸前红领巾随风飘动。他们活力满满，一路蹦蹦跳跳，时而讨论着课堂上老师讲的趣事，时而好奇地询问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们总喜欢和他们开开玩笑，或是讲些童趣十足的笑话，孩子们听后，先是一愣，紧接着爆发出一阵银铃般清脆的笑声，那笑声仿佛能驱散所有阴霾，回荡在整个村子里，确是有趣极了。

　　在队里待的日子久了，诸多事情愈发让人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仅有二十八户人家、人口不过百来号的小村子，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呢？村民们碰面打招呼，常常只喊官名，不叫姓名。我听得最多的便是：谭书记、刘队长、许队长、崔队长、文队长、赵主任、雷主任等等，这让初来乍到的我们一头雾水。日子长了才明白，这些称呼里，有的是现任，有的是前任。只要当过官，这官衔就像长在身上一样，怎么也甩不掉。

拿刘队长来说，他前些年当过队长，时至今日，大家仍叫他刘队长。每次村民碰见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刘队长还不到五十岁，住在赵家两兄弟的北边，他家房子没筑土台，就那么平实的建在地面上。他身形瘦削，中等个头，脸上皱纹如刻，满头花白头发，整个人透着一股落寞与孤寂。他的妻子倒是体态丰腴，时常抱着他们的女儿在村子里转悠。刘队长平日里话不多，除了在生产队干活，很少出来闲逛。

不过，村民们最怕和刘队长一起喝酒。记得我们刚到村子那会儿，有个村民请我们五个知青吃饭，按照惯例，叫了几个人作陪，其中就有刘队长。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了些醉意，刘队长更是醉得厉害。借着酒劲，他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把自己在任时村子里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一股脑全倒了出来。大家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脸色也变得很难看，赶忙起身扶着他往家走。可一路上，刘队长还是不停地说着，嘴里嘟囔着旁人听不懂的话。从那以后，村民们都对和他一起喝酒这件事避之不及。

在众多干部中，崔队长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崔队长五十岁上下，身材干瘦，脸上一道道皱纹，仿佛是岁月亲手书写的沧桑史书。平日里，总能看到他打着赤脚，裤腿高高卷起，肩上扛着一把锄头，穿梭在田间地头。他沿着田边小路，仔细地巡查着庄稼的长势，目光如炬，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走到水田边，他会沿着田埂慢慢踱步，眼睛紧紧盯着水田的水况和秧苗的生长情况。要是发现哪里有问题，他二话不说，立刻抡起锄头开始修理，直到一切都妥当，才继续朝着下一处走去。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让人打心底里佩服。

记得那年五六月，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崔队长特意邀请我们去他家打桃子吃。那天，他早早地就在门口等着，远远看见我们，脸上立刻绽放出热情的笑容，一边招手一边大声呼喊着我们。走进他家院子，只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崔队长手脚麻利地爬上树，挑选着最大最甜的桃子，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扔下来，还不停地叮嘱我们小心别被砸到，那热情的模样，让我们心里暖烘烘的 。

　　在村里的时光，悠悠然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们竟已生活了一年有余。这段日子里，村民们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无论是鬓角斑白的长辈，还是朝气蓬勃的同龄年轻人，都与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宛如一家人。我们也始终秉持本心，从未在村里惹出任何麻烦，一心融入这片质朴的乡土。

村里人的朴实善良，就像山间澄澈的溪流，毫无保留地淌进我的心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这份纯粹的美好，如同明亮的灯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往后的漫漫人生之路。

记得离开村子四年后的某一天，我和伯韧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思念，那是对村子深深的眷恋。于是，我们毅然决定一起骑车返回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一路上，微风轻拂面庞，带着对重逢的期待。当村子的轮廓渐渐映入眼帘，心中的激动愈发难以抑制。

时隔多年，村里的人和村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晚，我们住在谭明强家。他家那张古朴的宁波床，静静伫立在角落，散发着岁月的韵味。躺在这张床上，我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深刻地感悟着村子的变迁。曾经，大家集体劳作，上工和下工的钟声准时响起，那声音仿佛是村子生活的节奏鼓点。而如今，村里的田地已经分到了各家各户，人们各自精心打理着自家的田地，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村里的年轻人，也踏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背上行囊，奔赴远方的城市打工，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有的披上嫁衣，嫁往他乡，开启新的生活。然而，在这诸多变化中，也有令人痛心的消息。陈家那可爱的女儿，竟因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回想起当年，她是个十分腼腆的女孩，总是笑意盈盈，脸上泛着红扑扑的光彩，仿佛春日里盛开的花朵。可谁能想到，命运如此残酷，在她如花般的年纪，便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还有那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村边水渠，它曾经又宽又大，水波荡漾，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环绕着村庄。可如今，竟被村民隔成了一段段的小方塘。看着它失去了往日那漂亮的模样，我满心都是惋惜。那曾经潺潺流淌的水流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可眼前的景象却如此令人怅惘。

第二日，离别之际，我与伯韧满怀着不舍，与村民们一一告别。望着他们熟悉又亲切的面容，心中五味杂陈。我们缓缓骑上自行车，离开了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村子。谁能想到，这一去，之后的岁月里竟再也没有回去过。

时光流转，如今的我虽身处远方，但村子的模样、村民的笑脸，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是如此地想念我们的村子，想念那些善良朴实的老乡们。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我都会在心底默默地为他们祝福，愿他们的生活幸福美满，日子越过越好 。

作者: 吴 林 2025年元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