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在一次一起参加的地方文化活动现场,张文杰先生把他带的他的文集《岁月脚印》送给我,当时我只是粗粗翻了一下,一直到了昨天,一个暖和的安静的周日,我才有空坐下来,认真地阅读《岁月脚印》。我觉得不能再拖了,就好像欠着人家一份债,按照民间的习惯,是不能欠过年的。</p><p class="ql-block">张文杰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黄岩西部山乡茅畲人,他这辈子就没有走出过茅畲,他爱家乡,他的笔也写了一辈子的家乡。他是一位立足乡土的文学爱好者,文史爱好者,新闻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又是古体诗词创作的多产作者。这本文集就体现了张先生多方面的才华,收入其中的,不仅有民间故事、小说、散文游记,还有大量的新闻作品(除了消息,他写了更多的新闻评论),配文使用的美图,都来自他自己的摄影作品。除了古体诗词作品没有收入之外,几十年来他比较活跃的新闻文化领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在集中了。</p> <p class="ql-block">读张先生的作品,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在他的文中,我经常碰到一些熟悉的人和事,以及我所熟悉的场景。虽然我的老家不在茅畲,但我跟茅畲还是有一些渊源。比如,1991年春天,我作为一名新党员,就是在茅畲中心小学屋檐下宣誓入党的。同一批宣誓的有十多名新党员,我很荣幸,被机关党委列为领誓人。而为什么要到茅畲中心小学宣誓入党呢?黄岩人都知道,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以林泗斋为书记的中共黄岩县委机关就设在茅畲中心小学内,这是黄岩现代史上第一个中共黄岩县委机关,当时林泗斋的公开身份正是茅畲中心小学的校长。林泗斋充分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氛围,以茅畲为中心,开展了形式多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培养了很多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并把他们送到延安或江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其中牟决鸣和妹妹牟桂芳就是最典型的人物。牟决鸣被送到了延安,后来她随周恩来来到重庆红岩,成为在周恩来身边战斗、工作的一名文化战士。而妹妹牟桂芳则被送到了苏南新四军,成为了随新四军转战的医护人员。就地潜伏的阳澄湖(沙家浜)新四军伤员,其中的随护人员中,就有牟桂芳。我在沙家浜新四军纪念馆参观时,还看到过牟桂芳穿着新四军军服的照片。所以山乡茅畲当年就有“江南小延安”之称。这是中共历史留给茅畲的最珍贵的红色资源。可喜的是,当年的茅畲中心小学的院子和房子,以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至今保存完好,这就为茅畲中心小学成为黄岩乃至台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了坚实的条件。</p><p class="ql-block">这样,在张文杰先生的新闻通讯员生涯中,茅畲中心小学自然就成为了他重点关注的对象。他历年来为茅畲中心小学写过很多报道,我仅列举其中的一些题目:《茅畲小学党员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茅畲小学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茅畲小学开展学生交通安全知识教育》《茅畲小学大力推进乡土文化进校园》《茅畲小学举行“心向党”现场绘画活动》《茅畲小学举行2012新队员入队仪式》《茅畲小学举办科技文化节》等,这些报道都在台州市或黄岩区的重要媒体刊播过,说明了当年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出来的强烈光芒。这是茅畲小学的荣耀,也是张文杰先生的劳绩。</p> <p class="ql-block">茅畲乡作为革命老区乡,在改革开放年代穷则思变,没有躺平“等靠要”,而是奋勇走出去闯天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村民先来到当年辽阔的上海浦东地区种西瓜,然后牵亲带友,到浦东种西瓜的乡亲越来越多。上海市民吃的西瓜,好大一部分都是茅畲农民种的。茅畲全乡只有一万六千多人,出外种西瓜的农民,就有三千多人。茅畲乡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把劳务输出种西瓜列为老区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现在叫乡村振兴)的第一大政策,动员各方力量支援、支持瓜农外出种瓜。现在茅畲瓜农早已不局限于上海了,而是走向全国各地,北至内蒙甘肃,南至海南云南,都有茅畲瓜农的忙碌身影。我还在黄岩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曾经带着一个摄制组,随着当时的茅畲乡党委书记杨仙标率领的帮扶瓜农团队来到浦东的乡野大地,由茅畲瓜农种植的瓜田一望无际。我们看了几处的西瓜种植园,深深体会到了瓜农种瓜的辛苦和科技种瓜给瓜农带来的效益,正是这些可观的效益抵消了他们付出时的辛劳,使得他们不仅在外地扎下根种瓜,还一年比一年扩大种植规模。记得我们回来后制作了一部电视纪录片《五月瓜正红》,这部片子后来还获了奖。</p><p class="ql-block">种瓜成为了茅畲人和茅畲社会的经济命脉,理所当然也是张文杰先生聚焦的重点。这里也列举几年来张先生相关文章和报道的题目,以斑窥豹:《茅畲山区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黄岩西部山区茅畲瓜农“备战”忙》《茅畲信用社积极为瓜农筹措资金》《茅畲瓜农还贷忙》《茅畲瓜农买橘忙》。这后两条新闻我觉得挺有意思,到了每年的九十月份,是瓜农们的农闲时节,但是他们并没有闲着,他们纷纷去信用社还贷,这是他们对信用社也是对国家的信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中国民间的信用观。这也是茅畲信用社一年中最忙的时节,他们和瓜农共同分享着一年劳作后收获的喜悦。</p><p class="ql-block">九十月份正好是他们家乡的黄岩蜜橘成熟上市的时节,他们利用瓜田采收完毕时的闲暇(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农闲”),做起了季节性的柑橘买卖。他们利用熟悉上海等大城市的有利条件,把橘农们的橘子收上来,销出去,在他们,把农闲又变成了农忙,同时又解决了橘农橘子的采后销售问题,又让城市居民及时吃上了驰名千年的黄岩蜜橘。待到柑橘旺销季节一过,又该到了新一年瓜田备种的时候了。这篇报道说明了张文杰有着很敏锐的新闻触觉。</p> <p class="ql-block">西瓜让革命老区乡群众走上了致富路。富裕起来的茅畲《鸟儿叫 兔子跑 树成林 草如茵》(这是张文杰的一篇小通讯);《山区老农真潇洒 乘坐飞机游北京》和《老年骑游队 家乡赏风光》(这是张文杰的两篇特写作品,反映了茅畲村民现在的幸福生活)。</p><p class="ql-block">我最喜欢的是《茅畲瓜农出钞票 乡亲看戏乐淘淘》,这篇通讯不仅反映了种瓜致富后山乡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反映了黄岩民间浓厚的戏俗文化。刚好前天中国戏曲研究专家、著名作家、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郭梅来到黄岩讲座,讲座结束后,我给郭教授发了一篇写于上半年的散文《大姐办戏饭》,说明黄岩有办戏饭的民俗。大姐所在村是因为村里新的大戏台落成请了戏班来演戏,而茅畲则是瓜农利用秋季短暂的农闲回乡时,请戏班与留守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同欢。总之,黄岩(不仅是茅畲)城乡各地,村舍里只要有了好事,无论是赚钱丰收了或别的什么喜事,用以表达欢乐的方式就是请戏班来演戏。张文杰的这篇报道是“中国越剧在浙江 浙江越剧看台州”的又一重要例证。</p> <p class="ql-block">一直生活在茅畲这块血地上的张文杰,热爱着并用心留意着、开掘着家乡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积淀。访问并记录整理民间故事,就是他从事乡土文化的一个着力点。《岁月脚印》收入了他十多篇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地名传说,也有少数是人物传说。这些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民间故事,彰显了民间的是非观,道德观,价值观。我最喜欢的是《茅畲温州岭的传说》《千古烈女牟则娘》。温州岭是茅畲通往温州的一条山道,山道旁有一块响岩石,传说是当地一位年轻人张勤褚的化身,而山道两边盛开的黄栀花,则是金凤凰的化身。传说茅畲山乡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即将颗粒无收。就在这个时候,张勤褚梦中得到了仙人给的一管箫,他吹起箫来,引起一只金凤凰从天边飞来,凤凰又引得百鸟来,成群的鸟儿飞来,它们消灭了漫山遍野的蝗虫,保护了老百姓的庄稼。为了守护百姓富足安宁的生活,金凤凰和张勤褚就落地化身,不走了。</p><p class="ql-block">而牟则娘则是宋元之交时茅畲的一位大家闺秀。在黄岩的历史上,茅畲牟大昌起兵抗元是浓墨重彩书写的大事件。但牟大昌组织的民兵怎么抵抗得住元兵阵势浩大的铁骑,包括首领牟大昌在内的义士们都在阵前牺牲,元兵锋头所向,直插茅畲,义士们的家乡和百姓,惨遭屠戮。牟则娘慌忙逃乱,但女子的两条小腿,怎逃得过元兵骁勇的铁蹄?为了免遭敌手的羞辱,牟则娘不求苟免,毅然赴死。</p><p class="ql-block">牟则娘不是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典范,朝廷并没有给她颁贞节牌坊,但她临难不苟的节烈感动世人,众口相传,金牌银匾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则传颂至今的故事就是对牟则娘最高的褒奖。</p> <p class="ql-block">在几十年的乡土写作中,张文杰还留下了很多优秀畲川儿女的事迹和形象。在《多做善事人长寿——访北洋镇西岑村百姓老人牟锡河》一文中,张文杰详细记述了当年(2008年)已经105岁的牟锡河老先生还在为村民们看病的场景。牟锡河老人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义务诊病和助人为乐,是贯穿始终的。就像张文杰文中所说的,他做的好事不胜枚举。给困难户捐款捐物是常事,给四面八方乡亲义务看病更是家常便饭。如果要问老人何以长寿,其秘诀就只有四个字:常做好事。</p><p class="ql-block">常做好事的还有《关心山区村民的建筑企业家》,这位企业家叫牟锡明,他的建筑公司办在遥远的北方齐齐哈尔,他在回乡过年的时候看到,许多乡亲这些年到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种西瓜,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可是,还有一些乡亲苦于没有资金,难以到外地种西瓜,他就主动拿出50多万元,支持牟华明、徐沛明、张朝桂等十几人到上海等地种西瓜。目前,这些受他资助的新瓜农,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一些资金,同时扩大了西瓜种植规模,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p> <p class="ql-block">(虞敏行先生在发言)</p> <p class="ql-block">在张文杰的文字中,我经常与我熟悉的人相遇。比如,《虞敏行:接山乡地气的文化工作者》,老虞和张文杰,都是黄岩西乡杰出的乡土文化人。老虞写的《茅畲史话》《千年茅畲》和《寸草心集》都很有影响。但我对老虞并没有太深的交往,但在张文杰这篇关于老虞的通讯中,我读到第一节“让乡村出更多的画家和诗人”。这里说的画家就是黄伟雄,伟雄是我的好朋友,可惜英年早逝。原来在部队里就开始在书画创作上小有名声的黄伟雄,就是当年因为老虞的力荐,退伍后才进入茅畲的邻乡平田乡文化站当文化员的,从此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p><p class="ql-block">而题中的“诗人”,就是周鸣。周鸣与我同是九龙文学院的“院士”。周鸣以其在诗歌创作上丰硕的成果和别具一格的风格,早就成为了中国作协的会员,但我从张文杰的这篇报道中才知道,他在当初踏入诗歌之门的时候,受到了虞敏行先生精心的栽培。文中说:早年,头陀区溪头乡分水村的周鸣高中毕业后喜欢写诗,他经常把自己写的诗集交给虞敏行要求帮助修改。虞敏行耐心地给他指导,逐字逐句、逐行逐段精心修改,使周鸣的诗歌表现艺术不断取得突破提高。</p> <p class="ql-block">(张文杰先生在义务输血)</p> <p class="ql-block">我为老朋友黄伟雄和周鸣感到高兴,他们在年轻时习艺初期就有贵人相助。虞敏行其良师乎!</p><p class="ql-block">如果把中国当代的文化譬作万紫千红的百花园的话,像虞敏行和张文杰这样的一辈子活跃在乡僻一隅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或许只能算是青青草色的一片草叶,他们不像百花一样鲜艳招摇,但如果没有这些作为底色的草叶,文艺百花园里的景色是会减却很多表现力的。这就是我要为张文杰先生的《岁月脚印》写这篇读后感的原因。</p><p class="ql-block">2025.1.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