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一）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的性情中人——更能让人记住的《文苑》才子（下）

平民

如果将逆境中绽放异彩的大才子徐渭比作茶饮境界中的“苦口师”，轻啜时苦涩盈口，细品后却是滋味清沁脾胃，受益良多，那么还有一类才子则如缥缈峰巅处的茶中上品之“云华”，看似扶摇云端，有如风在流动，得“风流”雅号，但骨子里他们却依然不失“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的纯正，即便有一些过失细愆，也只是新沏的茶汤在清酽之外，多了些许花香而已。若以“风流”的印象和影响论，此类才子的佼佼者，当以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四才子”为折桂者。然而，《明史·文苑》中的他们，与戏说传闻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以致修《明史》的清代学者在《唐寅传》中，特意加了一句话，“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荡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意在从历史真实出发，还他们以本来面目。不过与徐渭相比，他们确实是人生及文化成就更加开放豪放且色彩绚丽的另一类人。

明朝是一个特别喜欢以地域划分或积聚人群的朝代，哪怕是建国元勋，亦有一武一文的淮西与浙东之分。就是以“天下为公”和“君子群而不党”为道德遵循的文官集团，后来也因朝廷政治腐败而分崩离析，万历中期以后，更是堂而皇之出现以权力利益和出生地籍为纽带的各种政治派系，掀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残酷党争，直至将大明王朝送上万劫不复的不归路。而同样以“地域”命名的“江南四才子”，则显然是另一回事。他们既非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政治派别，也不是推进文学变革“前后七子”那样的学术派别，四人所以同列，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大致在同一个历史时段出现、是“同一方水土”养育生成的“同一方人”。对于他们，所谓“同一方水土”，最早指的是“吴中”。其四人，祝允明即祝枝山和文徵明为长洲（今苏州）人，徐祯卿按《明史》说法为吴县人，（另说从常熟迁住吴县），唐寅在《明史》中未有籍贯交代，但从其出生于吴县吴趋里看，他应与徐祯卿同乡，都是吴县人，四人都是吴文化核心区即吴中人，以“吴中”或“吴门”笼而括之，自在情理之中。至于后来冠以“江南”，虽有坊间传言惯有的夸张成分，但亦并非无中生有，依据就是唐寅曾在南直隶应天府乡试位居“解元”，清顺治改明南直隶为江南省，“吴中”便变成了“江南”，明时的“吴中四才子”，自然就成了名声更加响亮的“江南四大才子”。

至于“养一方人”，原因更加简单，唐寅等四人所以并为一类，以才子同称，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所代表和所创造的都与以吴地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一个年代，区域文化潮流中风格气质相近的代表人物。

四位才子虽然是同乡，有过交结和交往，但他们彼此客观存在的年龄差距以及时空概念上人生轨迹的差异，却让他们很难形成深度交往的有利条件。祝允明生于天顺四年，年岁最长，比同年出生的唐寅、文徵明大十岁，而年纪最小的徐祯卿则生于成化十五年，比唐、文二位又小了九岁。按人之常情，未成年及青涩时期，十到二十岁的年龄，差不多就是前后两代人的人际隔离，即便沾亲搭故，彼此之间也大多存在明显的“代沟”，很难像年龄相仿者那样平等顺畅地交流交往。 事实上，他们在学术上也并没有太多的协作探讨，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棱角分明、无可替换的“单一个体”，即使有殊途同归的共性，也至多是秉性品质和对生活理解的耦合互应而已。《文苑》卷中的他们，各有各的人生，亦各有各的风流精彩。

在《明史》中，“吴中四才子”个人传排在第一的，却是年纪最小的徐祯卿。古人有言，“天命之人，异于常人”，凡成大事者，必有常人不及的心志品德和智慧能力，这是形而上的优长，但往往也会同时在形而下的层面伴生明显的短处与不足。徐祯卿就是如此，其字昌毂，论才智，他“资颖特”，“特”到何种程度，《明史》给了一个少见的描述，“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所有的“书”及书中的知识内容，都被他装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学问做到这个程度，世上应该没几人能与之“PK”。他最大的文才优势是善作诗，为诸生时，即“工诗歌”，并经同乡里人唐寅等人推介传播而名声大噪，誉满天下。上则因“情深”的诗文风骨，位列明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 的第三名，下亦以“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年少时即与前辈兄长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然而，命运之神也给徐祯卿的人生制造了不小麻烦。虽然绝顶聪明，可他的科考之路却并不平坦，乡试、会试皆遇“不第”之挫，直到二十七岁，才以殿试二甲第九十三名获“进士出身”。而“其貌不扬”的丑陋，却让他在“馆选”时失去担任近侍皇帝的翰林职位机会，“授大理左寺副”，又因“坐失囚，贬国子博士”，仕途就是这么坎坷崎岖。其实，徐祯卿之“貌寝”，并没有十分不堪，按《明史》描述，只是“体癯”，可就是“瘦”，他还有“神清”撑着，而真正让他仕途受困的，主要还是其冲天的才气，在文人相轻氛围中引发的羡慕嫉妒恨。唐朝中期浪漫主义大诗人李贺，也曾面对过与徐祯卿类似的“瘦鬼”霉运，并且和徐祯卿一样，遭天妒英才，英年早逝，离世时，李贺二十七，徐祯卿也只有三十三。让人费解的是，《明史》为徐祯卿立传时，还给他减了十年阳寿，白纸黑字将他的终年写成“二十有三”。在“四才子”中，徐祯卿“岁虽不永”，但并不妨碍他“名满士林”，就凭王阳明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就足以证明他的声望影响非同寻常。可就是这样，还是因为他的“丑”，多事之人还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虚构一个周文宾，将“吴中四才子”中的他替换掉。

客观地讲，在“四才子”中，与传统的文人雅士标准最接近的就数徐祯卿，因而在《明史·文苑》中，他得以居“正传”行列，而行为与学术同称风流的祝允明、唐寅则降一等，于徐祯卿正传后，以“附传”存史。

祝允明年长，清人为其立传，言不足三百，与其坎坷且不凡的人生相比，实在有点寒碜。祝允明，字希哲，而他更响亮的名号，则是含有自嘲味道的“枝山”。祝枝山生于官宦人家，祖父祝显精于《易经》，进士出身，官至山西布政司参议，为人正直有贤名。《明史》记载他在及第时，“内侍传旨试能文者四人，显与焉，入掖门，知欲令教小内竖也，不试而出”，抗旨不遵，只为奉行太祖帝“内侍毋许识字”戒令，忠贞和勇气，令人敬佩。而其外祖父徐有贞更为了得，进士及第的他精明过人，博学多才，仕途坎坷却凭经营官至内阁首辅，既得治理黄河的一世之功，亦因在“夺门之变”中主谋杀害民族英雄、大忠臣于谦而遗臭万年。这两位祖父对祝允明的影响颇深，尤其是书法，但却没有给他的科考仕途带来好运气。他虽然“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但在考场上，他的命运却像其右手天生六指（亦即“枝山”得名由来）主“多舛”一样，波折连连。十九岁考取“秀才”尚属正常，之后五次乡试不举，直到三十三岁方才得“举人”功名，则多有差强人意的艰涩，而之后七次会试落第，第八次与儿子同科应试，儿子进士及第，可他却又一次名落孙山。年逾五旬，身心俱疲的他，从此断了科举称雄念头，以“举人”功名赴京候选，得官广东兴宁知县，在任七年，做了不少实事，《明史》说他“捕戮盗魁三十馀，邑以无警”，因政绩优异，花甲之年的他升任应天府通判，一年后“谢病归”。一年任职，为他留下了另一雅号“祝京兆”。

祝允明虽一直不停地“科考”，但他并没有沉溺其中，生性豁达的他活得异常“自我”和任性。“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如此行径，与出自书香门第的书生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往好里讲，是“风流倜傥”，而从坏处论，就是“放浪形骸”。可就是这一性情，却成就了他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其之书法，早年工于楷书，得前辈古雅之气和潇洒之风，之后由行而草，再到晚年狂草，则在“理”与“性”的融合中，以变化多致、巧拙相生的艺术气概，创造出容众家之长、奇险狂放而不失雅致宽博的独特风格，既在当时“名动海内”，亦承前启后，在后世留下巨大影响。就艺术美感而言，祝允明与徐渭可谓伯仲，而我以为，祝允明似乎更突出那么一点。

四才子中，与祝枝山书法相提并论的，是唐伯虎的“画”，不仅如此，若以世俗“风流”标准衡量，唐伯虎的“风流”则明显要“艳”于祝枝山。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前者“伯虎”与出生有关，表明他是寅虎年出生的大老虎，意在虎虎有生气。后者则表明其之一生必须要有所敬畏，否则将会给有才华的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和障碍。而这两个字号，恰恰是他才华横溢而放荡不羁五十四年人生的逼真写照。

有着千年武官家世传承，虽然他的父亲已沦为酒馆业主，唐寅因此而沾染不少诸如玩世不恭等世俗之气，但他却依然保持着家族颖利异常、敢作敢为的优异品质，因而在不少关键时刻出现亦正亦谐的戏剧场面。早年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这个“张灵”，不仅与唐寅同乡同窗，而且同样画技了得，尤其善于画人物，名气直逼唐寅，志趣才情相投的他们经常在一起纵酒作乐，荒废学业，幸亏有“祝允明规之”，唐寅方才迷途知返，“闭户浃岁”，苦心读书，终于在十六岁时，以排名第一的成绩，夺得苏州府学岁考头名，“四海惊称之”。小有名气之后，他又多了恃才自傲的坏毛病，行为亦回归放浪，没有把主要心思用在科考的应试准备上，一直到他的父母、妹妹、儿子相继在一年时间内先后离世，家道迅速败落，他才又一次听从祝允明规劝，用心备考，接着参加乡试并一举夺得应天府乡试第一名，人称“唐解元”。“座主（乡试主考官）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陈敏政，敏政亦奇之”，如此一来，唐寅声名大振，与当时的朝廷高级官员有了较多往来，并因此而卷入一桩离奇的会试舞弊大案之中。《明史》这般记述，“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关于这桩舞弊案，说法颇多，出于正史的这段记述对“舞弊”持认定态度，但对唐寅则以受牵连的受害者对待。这桩案件的处理，主持会试的内阁大臣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被革职，勒令退休。徐经、唐寅被判终生不许参加科考，并对唐寅给了他一个“浙藩小吏”的安排，唐寅视以为耻，“不就，归家益放浪”。而与他同案的徐经尤心有不甘，一番折腾，八年后客死京师，年仅三十有五，至于其五世孙辈出了一个徐霞客，那也只是一段后话而已。

一场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唐寅的人生轨迹，此后的唐伯虎，就像柳永诗句描述的那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心只在“姑苏城外一茅屋”，但内心仍期待“万树梅花月满天”。十五年后，还真让他等到了一个机会，“宁王宸濠厚币聘之”，他亦欣然应聘前往宁王府中，但他很快就发现朱宸濠心存异志，便“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回”。可见，在大是大非面前，唐伯虎并不糊涂，绝非势利之徒。此事过后，唐寅彻底断了仕途念头，将所有的心思全都用在自己热爱且擅长的诗文书画上，成就斐然。其中水准最高的当数绘画，他的画不仅人文情怀和哲理思考远在一般文人画之上，而且其技法融南北之长，笔触到处无不张扬着清新自由、追求艺术美韵的鲜明风格。在绘画上，他可以与其他人同列，但很难与其他人同归一类。 在我看来，唐伯虎的画，最大的特点在雅俗共赏，阳春白雪者可以从中领略高雅和精致，下里巴人们亦可从中获得自然美的情趣和陶冶。就像他写诗，总是会用普通人喜欢或能够知晓的方式去表达或描述一个深奥道理和复杂的感情、微妙的情绪。譬如他为雄鸡作诗，“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读了之后，你会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不是“鸡”，而是“写鸡”或“画鸡”的那个人。他表达情感，既可隽永深沉，如“松间草阁依岩开，阁下幽花绕露台。谁叩荆扉惊鹤梦，月明千里故人来”那般淡雅，也可直露胸臆，象“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样的直率。他虽然一生桀骜自大，但并没有玩弄生活、气势凌人的纨绔轻浮习气，随性率性有如童贞无邪。他的人生虽有大起大落，但却照样光彩照人，成就硕然，即便是五十四岁离世，连《明史》也是把他置于“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的洒脱自如之中。只是唐伯虎怎么也不会想到，其后半生靠卖字画为生，虽不拮据也未见有多富裕，但他留下的字画在五百年后，昂贵者价值连城，一副《庐山观瀑图》，竟拍出三十六亿人民币的天价。只可惜这些增益，与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是一个“想不到”，另一个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明明是一介正人君子，就是“放浪”，也不过是酒喝得多一些和自傲失度而已，却偏偏被好事者平添许多风月韵事，画猫为虎，以讹传讹，本真形象被扭曲戏弄到这等程度，怎么说都是一种无奈与悲哀。

唐寅之后，与之同龄的文徵明则与徐祯卿一般，以“正传”列于《文苑》之中。无论是在明代文苑比较，还是就“吴中四才子”而论，文徵明都是特别的存在。他“原名璧”，可他这块“璧”，最初却是被石皮包裹、不漏痕迹的“璞玉”。出生官宦人家的他，“幼不慧”倒也罢了，偏八岁不语，到十一岁才开口说话，同里邻居多视其为“白痴”，只有父亲坚定地认为他是“大器晚成”的一类人。明明一生书法艺术绝伦，兼善诸体，更以行书和小楷一骑绝尘，但他十九岁参加岁试，却以字迹不佳被判三等，失去乡试资格。后来引领吴地文化潮流近四十年的他，亦同样创造了自二十六岁至五十三岁屡次乡试不中的惨淡记录。就连他自己也无奈地叹息，“散人廿载盗虚声，敢谓从前少宦情。补衮铭钟群彦在，功名原不到书生”。然而，这些波折并没有妨碍他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即使在“吴中四才子”中，他也以诗文书画“四绝全才”而独领风骚。

然而，《明史》的纂修者们更高看一眼的，却是他终生不渝的品德高尚和文士风骨。十六岁时，其父文林在温州知府任上病逝，当地吏民感念其父为官清正廉明，体恤百姓， “醵千金为赙”，资助理丧，表达敬意，文徵明“悉却之”，毫厘不取，为此，温州民众特意修复华盖山“却金亭”，纪念彰扬文氏父子这一贤良美德。成名之后，因久试不第，文徵明不时处于生机无着的困顿之中，正在苏杭一带治水的“巡抚俞谏欲遗之金”，予以接济，派人礼请文徵明到府衙茶叙，为不使文徵明难堪，余谏借题指着文徵明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文徵明知其用心，“佯不喻，曰：‘遭雨敝耳’”，余谏知其谢绝之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他亦辞病不赴。可见，他绝非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

正德朝末年，巡抚李充嗣向朝廷举荐文徵明，因此嘉靖二年他得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官职俸禄与进士无异。在职三年有余，“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然而他并不适应官场生态，不堪忍受“大礼仪之争”文官内噬倾轧的血腥气息，“意不自得”，竟“连岁乞归”。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名声在外的他，竟也成了权贵人物的重点笼络对象。“大礼仪之争”中深得明世宗宠信的内阁大学士张璁与文徵明父亲早年相识，便借此“讽征明附之”，而文徵明“辞不就”。不久，文徵明父亲的又一位故交杨一清奉召“入阁”，每次相遇，文徵明皆有意退后避让。杨一清欲将他收归己用，便对他说，“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文徵明正色以对，言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绵中藏针的回答，弄得杨一清一脸尘土，好没面子。如果心术稍微浑浊一点，都不会如此行事，能与皇帝宠信的内阁大臣扯上关系，进入其圈子，在很多人包括一些胸怀大志的正人君子眼中，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重大机遇，而在文徵明的视野中，这些什么都不是。嘉靖五年，年未花甲的他终于离开官场，致仕返乡，潜心享受于他所热爱的文化生活，而他的诗文书画也随着生活历练而进入炉火纯青的新境界。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两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一个是断绝官场羁绊，自定“三不为”戒律，“不为阉宦”，“不为诸侯王”，“不为外夷”作诗文。其暮年，“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另一个举动是他文笔遍天下时，纵使“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的大度与宽容。仔细想来，他这样做，绝不是向假冒投机低头的姑息养奸，而是他深知，在书画市场交易的背景中，“有价”就“有假”，在金钱利益驱动下，彻底禁止“伪作侵权”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真正这样做的，可能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自己的同道人，对他们施以狠手，赶尽杀绝，多少总有点于良心良知有违，于心不忍。宽容一点看，这种“赝作”“伪品”，又何尝不是既有发展成果一种变形的普及推广，对于社会文化整体发展而言，未必就一无是处，客观地看，还是可以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所有这些，已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界定，对于一个人，能持之以恒，兼而得之，绝对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外兼修的道德自觉和精神境界，是一种见于风骨的大德。孔子有言，“大德者，必得其寿”，文徵明同样如此，不仅享寿九十，而且还获得很健康自如，离世前一年，八十九岁的他还能用精致灵动的蝇头小楷通篇书写《前赤壁赋》，堪称化境。普天下，如此者，能有几何！

从徐渭到“吴中四才子”，研读下来，大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尽管都归入《文苑》，但他们以及苑中的其他人，都是个性独特、少有雷同的“那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他们都是自由和进步的实践者和探路人，他们都比较少地被传统束缚而更多为新生和未来所吸引；在道德领域，他们大多具有超然物外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真善美的坚贞意志，在他们中，尽管有很多学术性或地域性的群体划分，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些群体却很少有政治利益的纠葛，即使后来有“东林学派”向“东林党”的流变，那也是极少数的个别和例外。那时的才子之间，很少彼此倾轧的门户斗争，更多地是不同风格的平等相处和互鉴交融。在实践中，这些才子都有扎实厚重的学习基础和知识积累，博学多才者甚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尤其擅长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新事物、新知识和新现象，善于在博采众长、继往开来的基础上推动文化文学的进步、繁荣与创新。尽管他们比较普遍地存在应对世故人情的“情商有限”的缺陷，但这何尝不是秉持正道、推动进步的必须和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才怀隋和，行若由夷”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流德性传统的话，那么在明代“文苑”中滋生蔓延的“这些性情”，对于面向未来的文明进步，应该更具实际意义和行动价值。

2025.01.09.于洋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