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传媒】第241期·长沙抗日:解锁长衡大会战 历史背景

凤凰传媒·周刊

　　为拍摄电影《张德能将军》，编剧曾阳漾，再次和制片人梁庭辉第二次深入湖南长沙、衡阳，调研大会战时的历史背景。

长沙市，和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深谈，再到长沙、衡阳抗日历史纪念馆，寻觅简要而悲壮的粤军抗日的背景资料，包括张德能将军抗战的历史过程。

长衡会战往事

　　长衡会战，从1944年5月26日战役开始，至6月18日，日军完成对长沙的合围。

18日，日军4个师团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并施放毒气，猛攻长沙，守城的张德能第四军顽强抗击后，因为我薛岳的“天炉战法”失效，国民党部队，粤军和中央军关系失衡。迫不得已，残部向湘乡、永丰撤退，长沙失陷。

之后，日军又乘机南下，进攻方先觉守衡阳的第十军。至7月初，各路日军完成对衡阳的战略合围。

中国军队，迫不得已，在衡阳外围与日军展开争夺战，时进时退，未解衡阳之围。守城的第十军喋血苦战，伤亡惨重。

8月8日，军长方先觉眼看“补剂”未到，含泪下令投降，衡阳失陷。长衡会战历经3个多月，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统计，国军伤亡9万多人，日军伤亡6.6万多人。

这是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之间震惊世界的一战，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去年11月到长沙考查历史，右起：政协张振敏、编剧曾阳漾、制片人梁庭辉

长衡会战要图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第九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共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共约40万人。

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

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制片人梁庭辉与长沙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唐智轩先生，深谈长沙大会战内幕和过程。

　　时间，回到1944年的长沙保卫战，当时薛岳挑起大梁，数次挫败日军，让敌人兵锋止步于长沙城下。然而，此时已经是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似乎已经搞懂了薛岳的打法，这一次日军志在必得。

在开打之前，薛岳依旧很自信，他派出自己的心腹爱将张德能率领第四军守卫长沙，试图重新复刻之前的“天炉战法”消耗日军。

　　制片人梁庭辉、编剧曾阳漾和唐智轩先生，在抗日文化研究会门前合影纪念。

　　张德能将军，为什么会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下呢？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在开战之前，国军内部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薛岳虽然能征善战，但也有时候听不进建议，继续“天炉战法”。

蒋介石曾下令：让早做准备提防日军将会再犯长沙，但他认为日军暂时不敢前来；等到日军大量集结后，参谋长赵子立劝说薛岳重心放在衡阳决战，薛岳也没有听从，他坚持要在长沙继续“天炉战法”。

如此一来，还未开打，薛岳就与蒋介石有分歧，而且和参谋长赵子立存在龃龉，这也是当时国军领导层的一个缩影，他们各有所想，意见不统一，所以很多事情便做不好。

　　张德能的第4军，下辖第59、90和102师三个师，由于第4军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嫡系部队，所以在人员和武器上都是比较先进的，部队战斗力也比较强悍。

第9战区炮兵部队，还拥有榴弹炮、野战炮等50多门火炮，火力强大。然而，当日军推进到长沙附近时，薛岳却转移到离长沙80公里的朱亭，临走时并没有确定长沙守卫战的最高指挥。

致使第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第9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互不统属，造成多头指挥现象，使部队协调不力，指挥混乱，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长沙麓山忠烈祠

　　军队在部署上，张德能让第59、102师守卫长沙城区，第90师守卫岳麓山一线；炮兵部队听从王若卿的指挥，把小口径、射程近的火炮部署在长沙城附近协助步兵防守城区，大口径、射程远的火炮，则部署于岳麓山阵地。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6月15日晚下达命令，于16日开始总攻。事先专门进行步、炮、空协同作战训练的第34师团，负责进攻岳麓山阵地，压制岳麓山炮兵火力；专门受过城市巷战训练的58师团，则负责攻击长沙城的守军。

　　由于，战前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城区，日军进攻部队又准备充分，第90师以一师之力难以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在飞机掩护下的猛攻。

18日日军攻上岳麓山山顶，控制了第9战区炮兵阵地，致使数十门大炮被遗弃，这些可都是大口径的大炮，火力损失非常惨重。

日本指挥官横山勇。

　　岳麓山阵地危机时，张德能才意识到岳麓山阵地的重要性，慌忙让59师、102师主力趁夜渡江增援岳麓山，由于抽调命令是夜间下达，部队没有做好动员准备，士兵以为退却，慌忙中不等接防部队到达，就涌向江边。

结果，渡江场面十分混乱，坠入江中淹死的士兵竟然不下千余，士兵很多武器丢失，天亮后日军猛烈袭击渡江部队，场面更加混乱。

失去指挥控制的部队，没有进入新阵地支援岳麓山，纷纷向衡阳方向逃去。

衡阳孤城血战

　　去年11月长沙考察，我们（张振敏、梁庭辉、曾阳漾）和唐智轩先生，在翻阅长沙大会战的历史资料。

　　方先觉的第十军在衡阳战事开始前，名义上辖3个师（第三、第一九零、预备第十）共9个团，尽管上级给补充了友军的3个炮兵连，但由于刚刚经过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未及补充，两个团基本没有兵员，因此实际上只有7个团实编；

此后又补充了一个担负机场警卫的暂编师（第五十四）所属1团（暂五十四师在当时实际兵力为一个团），加起来勉强8个团17600余人。

日军进攻衡阳的兵力，最初有两个师团（68、116），此后随着战事进行，先后有第40、58师团的3个联队、2个旅团加入围攻。日军先后进攻衡阳的兵力约在7万人左右，加上外围阻援的部队，共约11万人。

中国方面统计，第十军阵亡约4700人、因伤病亡约2900人。约8000人不同程度负伤（约6000为重伤员）。

衡阳城战前近30万人口，经过疏散，战时留在城中还有约23000余人。中国平民约有3174人丧生。

　　第十军主要将领被日军囚禁在衡阳南郊的天主教堂。

图左起：饶少伟、周庆祥、方先觉、葛先才、容有略。最右侧站立者是日军士兵。一段时间后，日军按第十军各个师番号将其官兵分别关押管理。

共产党与长衡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发动湖南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来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任驻湘代表，王凌波任通讯处主任。

年底，通讯处正式成立，初设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家祠堂，次年2月迁至寿星街2号。通讯处建立后，广泛发动民众、团结社会各界，募集抗日物资，促进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

　　长沙大会战中，徐特立和叶挺将军在驻湘通讯处。

　　寿星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位于今开福区寿星街。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发动湖南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来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任驻湘代表，王凌波任通讯处主任。

年底，通讯处正式成立，初设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家祠堂，次年2月迁至寿星街2号。通讯处，建立后，广泛发动民众、团结社会各界，募集抗日物资，促进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长沙，曾居住寿星街通讯处机关。这是一栋曾经做过旅社的二层楼房，外有大门和围墙，当时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就住在楼上。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点左右，长沙城文夕起火，很快蔓延至全城。因事发突然，又是深夜，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全城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文夕大火”前，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道，正在长沙领导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此时，日军攻入湖南，岳阳失陷，长沙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国民党湖南省当局接到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计划纵火焚城。

　　编剧曾阳漾的背景，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历史。

衡阳抗战纪念馆

　　衡阳抗战纪念馆，坐落于风景如画的岳屏公园内，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是为纪念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英烈而建，主要由衡阳抗战纪念城碑、纪念堂、抗战牌坊、记功亭、忠勇亭、和平钟、抗日文化墙、衡阳保卫战铜铸群雕像等纪念设施组成。

2002年，被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曾阳漾和梁庭辉，在衡山抗战纪念馆大堂。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衡阳的日子里，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地方干部。当时，“衡阳通讯处”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举办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是龙潜。徐特立、曹瑛等人也担任过干训班的领导工作。学员大多是地方党团骨干，学习两三个月后，即被派往各地，开展抗日宣传。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第一期南岳游干班中共方学员即将结业，周恩来、叶剑英等特地在衡阳东郊干训班驻地， 与大家一块会餐。

当时生活十分艰苦，餐桌上没有准备什么好吃的，只有一份牛肉和几样素菜。

饭前，周恩来给大家作了讲话，其大意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国民党方面存在着投降、分裂的危险，同志们不要把抗日战争的希望着眼于国民党上层，要争取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权，要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工作主要着眼于战区，着眼于敌后。

他说：湘南工作还需加强，要发动全体人民支援抗战。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衡山时任游干班副教育长。

　　叶剑英所在的南岳游干班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位于衡阳市南岳区祝融街道办事处衡岳居委会5组(橘盈圃)。

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南岳合作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训练和工作。

中共代表团驻地设在南岳古镇西街口外一栋叫做“橘盈圃”的私人庄园内。该庄园四周砌有围墙，前面是一片水塘，园内橘树成荫，与通往圣经学校的登山公路和山下的何键公馆都相距不过百余米。

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南岳期间，对同志们制定了六项原则，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不能影响党的形象。

游干班的学员主要来自全国各战区部队的军官和各地招考的青年学生。游干班使用的教材以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为主，叶剑英在游干班担任繁忙的教学领导工作，并主讲《游击概论》。叶剑英和中共教官特别强调“言传身教”、“知行合一”、“军民团结”，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比喻说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紧密依靠群众。

为动员全民抗日，叶剑英还非常注重发挥文艺宣传的鼓动激励作用，当时著名的作家郭沫若、戏剧家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人士都纷纷汇聚南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日本共产党鹿地亘也为游干班的学员们讲述了“对日本军阀的剖析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

　　去年11月长沙考察，抗日文化协会会长何誉军先生，告诉我们，共产党在长沙大会战中，设立联合抗日的联络站，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

　　曾宪植和龙潜等共产党人，在西郊廖家湾八办招待所。

　　长沙会战期间，国共和作，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叶挺、曾宪植、田汉等人，俱在长沙、衡阳，和粤军一起抗日。

　　梁庭辉观摩薛岳粤军，在长沙的布暑，和战斗情形。

飞虎队航空大战

　　衡阳血战，前无兵源、后无支援，方先觉军长见大势已去，以悲痛欲绝的心情，向军委会发出最后一电：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该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虽然方先觉决心以死报国，但是最后为了剩余的几千伤兵，方先觉选择放下武器停战。

8月7日晚，方先觉和日军的68师团长堤三树男正式进行了谈判，日方对第十军的坚韧战斗精神表示敬意，并完全接受了所有的条件。

　　1944年8月衡阳失陷后，其实当时日军的空中力量已经开始减弱，难怪飞虎队可以这样大摇大摆地深入虎穴，来去自如，似乎并没有遭遇到什么来自空中和地面的抵抗打击。

也就印证了传说中的陈纳德将军在这个时期，跟常凯申拍胸脯夸口，只要保障他的空中力量得到充足的供给和优良的武装，仅凭十四航空队就能“搞定”日军。

　　飞虎队，在抗战时期共击落日机2600余架，击沉或重创日军舰44艘，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2193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和882名中国籍飞虎队队员，长眠在中国。

当时，每名飞虎队队员走向战机时，都深知自己或许永不能返航。他们身上都带着写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血符”，这也是飞虎队队员与中国军民之间的生死契约。一旦发现有落难的美军飞行员，大家会不惜代价，全力救助。

团结一心，携手抗战。中国军民在建立防空情报网、提供生活和地勤服务等方面尽其所能，为飞虎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当年，为配合飞虎队作战，几十万中国军民在没有重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拉着石碾子等原始工具在最短时间内修建了28个机场。

　　长衡大战期间，演绎出来的和平环境，依然没有笑靥，似乎渴望一个没有飞机大炮攻略的无战争时刻。

　　背后，是浴血拼搏的战场，在我们心里，渴望一个无战争的和平年代，犹如凛冽的冬季，被春风和阳光遍洒大地。

　　衡阳沦陷后，共产党组织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和伞兵，收复了不少失地，为1945年日本鬼子的投降，铺下了和平栈道。

　　战争的硝烟，终于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斗志中，覆盖了战争硝烟…

　　日本鬼子1945年投降。

在去年11月的长沙考察中，何誉军会长告诉我们（张振敏、梁庭辉、曾阳漾），长衡大战后不久，日本鬼子就在芷江投降。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放送协会正式对外广播天皇裕仁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宣告了日本的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14年抗战的胜利。

一纸降书落芷江，今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成为了当时中日洽降的地点，是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开端。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受降现场的中方代表席，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下令日军代表今井武夫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