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运”红薯渣——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孙文龙的故事

燕福彬

<p class="ql-block"> “贩运”红薯渣</p><p class="ql-block"> 阳城连续三年大旱,1973年全县严重缺粮。饿极了的群众顾不了全国粮食统购统销,严禁私自贩运粮食的政策,纷纷下山到河南偷担“粮食”。其实这些“粮食”,只不过是河南人用来喂猪的红薯渣。</p><p class="ql-block">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孙文龙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决定亲自带人下河南去了解情况。这一去不得了,真的发现了大问题,而且比别人向他反映的情况更严重。有一个人担的铁锅被没收了,没办法只好卖血,拿卖血的钱又买了点红薯渣,却没想到连山都没上来,就在路上断了气。</p><p class="ql-block"> 孙文龙沉痛地对同行的人说:“罪过呀!我们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了。”返回阳城后,孙文龙立即向县委汇报了情况,提出由政府出面到河南购买红薯渣分给群众。</p><p class="ql-block"> 听完孙文龙的汇报,在座的同事们好半天没人吭声。大家都清楚由政府出面意味着什么,往小处说是违反政策,往大处说是否定当时“大好形势”,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孙文龙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不能再含糊了,必须采取行</p><p class="ql-block">动。”</p><p class="ql-block"> 当天晚上,孙文龙主持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对公社干部说:“我们再不能让老百姓自己下河南担红薯渣了。吃饭的问题,县里解决,我保证三天之内把红薯渣送到!”</p><p class="ql-block"> 就这样,由孙文龙亲自批条签字,拨出专款,组织车辆到河南购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渡过了饥荒。</p><p class="ql-block"> 因为买红薯渣的事,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面对调查组,孙文龙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能救老百姓的命,就算撤我的职、判我的刑,我都心甘情愿,反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饿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