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博物馆巡礼（五）夏加尔·下

星辰

这次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办马克·夏加尔特展《漂浮在黑暗时代》，共展出了他的一百幅作品，我将我拍摄的其中半数以上作品分为两部分，分上下两份美篇发表，以他离开俄罗斯为界。

1922年夏，夏加尔带着妻子蓓拉和女儿依达离开俄罗斯到了柏林，然后又到巴黎。

离开俄罗斯的原因，一方面出于经济拮据，另一方面是革命政府所营造的艺术气氛使夏加尔感到不安。好像斯大林说过：“牛为什么是绿的？”，伟人的话，有时是灾难的信号。

这幅《利勒亚当的风景》（Landschaft bei L'Isle-Adam，1925）画的是法国小镇。

夏加尔很喜欢法国巴黎，他第一次到那儿是求学，通过卖画和一份小额奖学金，时间是1911年至1914年。

作为艺术家，夏加尔这么赞美巴黎：“艺术需要巴黎，就象树木需要水。”（夏加尔传记）

二战中因为避祸，他举家离开巴黎去了纽约，1947年又回到那里；他的艺术需要巴黎，他这棵大树需要水。

星辰，2025.01.09 於波鸿

乡村生活，安祥快活，身心健康。

《农民生活》（Bäuerliches Leben，1925）给的就是这份感觉。

《双面新娘》（Die Braut mit zwei Gesichtern，1927），是夏加尔画的蓓拉。

无论单面双面，蓓拉永远是新娘，有鲜花，有音乐相伴（见之后《婚礼之光》）。

《板橙上的提琴手》（Der Geiger auf der Bank，1924/1925），或许也是回忆，回忆童年，回忆故乡，回忆多半是犹太人的维捷布斯克。

家中的画册里有一幅夏加尔创作于1912/1913年的《提琴手》，画面丰富些，也是画的故乡；那时他也在巴黎。

1931年，夏加尔去了巴勒斯坦参观宗教圣城耶路撒冷。这之后，他画了一系列与犹太历史相关的作品。

比如这幅《孤独》（Einsamkeit，1933），一个孤独的犹太人抱着希伯来圣经《托拉》，目光低垂，他身后是俄罗斯的乡村，他身旁的牛、提琴、和空中的天使，有着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受迫害被驱赶遭隔绝的象征意义：（无归属的）故乡、精神与灵魂的折磨、以及渺茫的希望。

这幅《采法特一座犹太教堂内》（Inneres einer Synagoge in Safed，1931）也是其中之一。

通过对犹太教的了解，离开了故乡的夏加尔，找回了他犹太的根。

《哭墙》（Die Klagemauer，1931/1932）也是，也是哭诉犹太人的苦难：就在1929年，就在这堵哭墙下，阿拉伯穆斯林攻击和杀害了犹太平民，继而烧毁了众多房屋及犹太教堂。

1938年后，“受难”（Kreuzigung）成为夏加尔的画题，那是个多么黑暗的时代，尤其是犹太民族的苦难命运。

夏加尔一家在纽约避难七年，直到1947年才又回到巴黎。

《河岸边的复活》（Auferstehung am Flussufer，1947）画于纽约，绝对的象征画作：大红色调，熟悉的画面元素合成：存在与命运，过渡与改变，短暂与永恒，生与死。

《恋人》（Liebespaar，1937）和花束，夏加尔画过许多幅，各种构图；对他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味和纪念：1915年他的生日那天，蓓拉捧着一束花来看他。

随后的近三十年，特别是他的生日，他一定会画，画恋人，画新娘，画中一定有鲜花，画中一定是蓓拉。

这是一幅夏加尔离开故乡俄罗斯到西方后就开始画的作品，却在二十几年后才在纽约完成；这中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犹太民族离乡背井逃避迫害而大批被冤死于集中营或许是创作的大背景。

《坠落的天使》（Der Engelsturz，1923-1933-1947）犹如世界末日。

文艺复兴时期时期荷兰名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r Ältere，～1525/30-1569）有过一幅作品《叛逆天使的坠落》（Der Sturz der rebellierenden Engel，1562），构图也复杂，也惊心动魄。

《新人和雄鸡》（ Brautpaar mit Hahn，1939-1947）。

不去探究雄鸡在夏加尔画中的象征意义，但一定是美好和温情。夏加尔画过许多幅雄鸡和恋人，而恋人便是夏加尔和蓓拉。

《拉提琴的小丑》（Geigenspielender Clown，1941/1942）

1944年，蓓拉因病毒感染在纽约突然亡故，这幅《婚礼之光》（Die Lichter der Hochzeit，1945）是夏加尔对他生活中最美好时光的回忆，是他对爱妻的追念。

在维捷布斯克的村庄，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婚庆由三个村庄音乐人陪伴，营造着欢乐气氛。夏加尔将画面分为两部分：明与暗，欢乐与悲伤，两个完全对立的“存在”层面。

爱妻蓓拉在他的回忆和追念中复活。

又是一幅《雄鸡》（Der Hahn，1947），仔细看，捧着鲜花的像蓓拉，虽然那时陪伴着他的是维吉尼亚（Virginia Haggard McNeil，1915-2005），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女儿。

1946年，他们有了儿子大卫；1952年，维吉尼亚离开了夏加尔。

夏加尔是一个色彩大师。蓝色，在他的画作中，是多种情绪交织多种技法并存的典范，比如这幅《蓝色风景》（Blaue Landschaft，1949）：忧郁、温情、浪漫、梦幻，象征、表现、现实与超现实。

难怪毕加索会如此赞誉：马蒂斯之后唯一理解色彩的艺术家。

1950年，夏加尔得到一个伦敦政府的项目，为伦敦的水门剧院（Watergate Theatre in London，1949-1956）做装饰。夏加尔为此创作了一对两幅作品：《蓝色马戏团》（Der blaue Zirkus，1950-1952）和《舞蹈》（Der Tanz，1950-1952），两幅作品色彩绚丽和谐，艺术家以他生动活泼的画面元素，创造出轻灵的动感和强烈的热情。

在《蓝色马戏团》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海天中浮游；而作为对称，《舞蹈》火焰般的活力，用艺术家的语言诠释世俗（生活）和宗教（精神）的结合。

这是《舞蹈》，可惜这个项目没有实施，伦敦水门剧院也只存在几年。

《摩西接收律法表》（Moses empfängt die Gesetzestafel，1950-1952），这是一幅犹太宗教历史画作，

这幅也是。

《大卫王》（König David，1951），公园前1040-公元前970，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任国王。

1952年4月，夏加尔和瓦伦蒂娜·勃罗茨基（Valentina Brodsky，1905-1993）结婚，夏加尔称瓦伦蒂娜为娃娃（Vava）。

瓦伦蒂娜是通过夏加尔的女儿依达和夏加尔相识，先为秘书，进而妻子。

这三幅都是巴㴝风光：

《两岸中的巴黎》（Paris zwischen zwei Ulfern，1953-1956），恋人、音乐人、《双面新娘》，

和《塞纳河上的桥》（Die Seinebrücken，1954）。

《战神广场》（Marsfeld，1954/1955），位于埃菲尔铁塔东南。

现在的画面里，画风依然，色彩依然，然而新娘恋人，已游离于蓓拉和娃娃之间……

看这幅《恋人和红雄鸡》（Liebespaar mit rotem Hahn，1956-1965），比较先前的《新人和雄鸡》，是不是有区别？

《锦葵色裸体》（Malvenfarbener Akt，1967），这幅后期作品比较难读：裸女鲜花，小丑马戏，教堂月亮，都漂浮在红瓦之上。

画题是《锦葵色裸体》，我读成红瓦上的诗。

自从夏加尔孩童时在故乡维捷布斯克看了街头马戏团的表演，在他一生的画作中，马戏团作为画题便时常出现。

在“马戏团”画作中，他不光作为画家，他作为艺术家，作为音乐人，作为魔术人、作为喜剧表演者或者甚至作为小丑出现，看这幅《黑色背景中的马戏团》（Zirkus auf schwarzem Hintergrund，1967）。

《画前》（Vor dem Bild，1968/1971），作为作品的创作者，夏加尔刻意清晰地划出两个平行世界：他的绘画创作世界和基督教会的精神世界。

在这幅画中，有他的双自画像：画架前执画板的牛和画架上画中十字架上的他。

通过自我献身，夏加尔将自己和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连接成一体。

画中有他的故乡，有他的父母，也有天使在天上，恋人在地上……

又一张美丽的诗画。

《熟睡中的女人和花》（Schlafende mit Blumen，1972），就象在梦里，一束巨大的鲜花像棵树，树旁一个熟睡着做梦的美人；画面右方，一个女体和神话动物漂浮天上。

画面的背景是丘陵起伏的法国南部滨海小镇旺斯（Vence），夏加尔自1966年起居住这里。

夏加尔说：“我就像一个堂吉诃德找寻着理想，也似乎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小丑，哭泣着梦想着人世间的爱。”

《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1974），这儿首要的不是文学角色，夏加尔在这里直接将自己比作“无望”的英雄，把寻找理想实现幻想当作现实。

画面中，大师自己在右下画架前，熟悉的形体如提琴手鲜花女以及亲人父母围绕，中央是堂吉诃德立于世界：我要寻找真相，我生命的目的是赢得光芒。